胡传志

摘要：元好问先后在内乡、镇平、南阳三地担任县令，最初可能得到杨云翼等人的推荐，累计三年左右。在内乡，他关心民众，劝课农桑，不忍催逼租税。工作之余，与来访的诗友把酒论诗。在镇平代理县令，时间短暂，情绪低落。在南阳，精神大振，打算大展身手，南阳期间所作的《南阳县令题名记》《宛丘叹》体现了他作为县令的民生情怀。

关键词：元好问 县令 内乡 南阳

元好问曾在河南内乡、镇平、南阳三地担任县令，相关文献记载有矛盾之处，本文采纳狄宝心先生《元好问年谱新编》的观点，其县令经历大体如下：正大四年（1227）春，元好问从嵩山走马上任内乡县令，次年秋，因母亲去世而离职;正大六年（1229）冬，丁忧期间代理镇平县令，次年春离职，原因不明;正大八年（1231）春，守孝期满，元好问出任南阳县令，七月末即调任尚书省掾。三地县令，断断续续，累计三年左右，时间有限，却是很好的人生历练，始终体现出他关念民生的情怀。

当时，金王朝推行辟举制，进士及第后，需要由三品以上的官员推荐方可授任官职，推荐者要为当事人的德能负责。金末国土收缩，职务岗位减少，元好问出任掌管一方的县令并非易事，一定是得到了別人的鼎力推荐。会是谁推荐元好问？最大可能是赵秉文、杨云翼。元好问对他们都感恩戴德，念念不忘。赵秉文是他的座师，关心和提携元好问，自当感激，那杨云翼呢？正大五年（1228）八月，杨云翼去世，元好问正在内乡县令任上，写诗悼念，称“受恩知己无从报，独为斯文泣至公”（《杨之美尚书挽章》）。“至公”可做两种理解：一是泛指，称赞他最为公正;二是专指科举主考官。后者与杨云翼的履歷不符。元好问受恩于他，主要不是科考之事，而应该与官职任命有关。他推荐元好问，是出乎至公之心。天兴元年（1232），元好问在尚书省有关部门的档案中看见赵秉文、杨云翼和雷渊十七份“荐引”他的奏章（《赵闲闲真赞》），令他感动不已。他们推荐元好问去哪？权国史院编修官，元好问有些不屑;尚书省掾，那是杨云翼去世之后的事。所以，最大可能是杨云翼推荐元好问出任县令。

怎样当县令，或者说是当一个怎样的县令？元好问早有思考。历史上大概有两种地方官：一种是深得民心、载入史册、备受史官称赞的循吏，一种是不顾民众死活、唯上是从、政绩至上的能吏或酷吏。在金末，由于战争等因素，导致税赋增加，民生更加艰难，有些官吏为了迎合上峰，不惜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压榨百姓，以便交出优秀的成绩单，作为个人晋升的资本。其时这种人大行其道。王若虚曾语重心长地叮嘱即将赴任的门人张仲杰：“民之憔悴久矣，纵弗能救，又忍加暴乎！君子有德政而无异政，史不传能吏而传循吏。若夫趋上而虐下，借众命以易一身，流血刻骨，而求干济之誉，今之所谓能吏，古之所谓民贼也。”（《答张仲杰书》）借众命以易一身，就是用成千上万黎民百姓的血汗来换得自己的乌纱帽，这种受官方认可的所谓“能吏”，实际上是戕害百姓的“民贼”。王若虚的话反映了士大夫的道德良心。元好问闲居嵩山期间，对登封县令薛居中有所观察和了解，兴定三年（1219），薛居中离任，百姓挽留，元好问特意作《登封县令薛侯去思颂》和《薛明府去思口号七首》，大力表彰薛县令“退悍吏，并冗吏，决留务，释滞狱”等方面的成效，肯定他“贷逋赋以宽流亡，假闲田以业单贫”的举措，称赞他“仁心以为质”的执政原则，可以说薛居中已经成了元好问心目中的县令楷模。

元好问出任县令的第一站是内乡。说起内乡，现代人大约会立刻联想到气势恢宏、保存完好的内乡县衙，以为内乡古代就非常富裕，其实那是明清历代官员大兴土木的产物，是典型的穷县富衙门。内乡处于山区，土地贫瘠，交通不便，人口较少，元好问来到内乡时，县治在西峡口，冷清而凋敝，“孤城郁郁山四周，外人乍到如累囚”（《半山亭招仲梁饮》），可以想见，条件简陋艰苦，工作纷繁复杂。他到任三个月后，仍然未能造福当地民众，“惠利无毫厘”，不免有些着急，恰巧遇见一群百姓，随即展开调研问政：

汝乡之单贫，宁为豪右欺？聚讼几何人，健斗复是谁？官人一耳目，百里安能知。东州长官清，白直下村稀。我虽禁吏出，将无夜叩扉？教汝子若孙，努力逃寒饥。军租星火急，期会切勿违。期会不可违，鞭扑伤汝肌。伤肌尚云可，夭阏令人悲。（《宿菊潭》）

这段话包含三层内容。第一层是元好问随机询问几个问题：孤寡贫困之人是否受到当地豪强黑恶势力的欺压？有哪些人喜欢聚众闹事？哪些人经常打架斗殴？其核心是基层社会治安问题。第二层是元好问的自我解释。“东州长官”疑指在内乡东边叶县担任县令的刘从益，他为政清廉，管理有方，差吏很少下乡骚扰百姓。元好问说他虽然也禁止差吏上门骚扰百姓，但也不知道能否杜绝夜晚上门逼租的现象。第三层是劝谕百姓，要努力解决温饱，要按时交纳租税，否则轻则被鞭打受伤，重则死亡，那就太不幸了。所有这些，处处都透露出元好问关切同情的口吻，以及自己无力救助的矛盾心理。

在农耕时代，安抚流民、劝课农桑往往是地方官的基本工作。元好问也不例外。内乡一带自然条件恶劣，水利设施欠缺，往往“一旱千里赤，一雨垣屋败”（《浙江观涨》）。他常常为旱涝天气而揪心。当看到农民春耕、桑树抽条、麦苗青秀时，他由衷地高兴，“老眼不随花柳转，一犁春事最关情”（《乙卯二月二十一日，归自汴梁，二十五日夜，久旱而雨，偶记内乡一诗，追录于此，今三十年矣》），以致无意欣赏春天美景。只是提高农业生产是一项常抓不懈的基础性工作，远非一蹴而就。

地方官员另一项必须限期完成的工作，也是最重要、最头疼的工作，就是要完成税收任务。盛唐诗人高适担任封丘县尉，都不免经历“鞭挞黎庶令人悲”（《封丘作》）的痛苦;南宋徐似道担任太和县令，更加悲催，为了收租，对百姓一方面下狠手，一方面寄予同情，感到无比痛心：“一鞭加尔肤，万刃划吾腹。”（《装太和米纲》）元好问亦为此烦恼，某天在县衙值夜班，想到这项棘手的工作，就焦虑不安，写下了《内乡县斋书事》一诗：

吏散公庭夜已分，寸心牢落百忧薰。催科无政堪书考，出粟何人与佐军。饥鼠绕床如欲语，惊乌啼月不堪闻。扁舟未得沧浪去，惭愧舂陵老仗君。

牢落是孤寂无依的样子。夜深人静时，百忧交集，无法入眠。困扰元好问的有两大陇愁：一是催收租科不力，没有这方面的政绩用来应对将来的任期考核;一是没有人愿意捐出粮食，支持军队。出粟佐军，是金末以卖官来改善财政的一项政策，元好问在《通奉大夫礼部尚书赵公神道碑》中有记载。大概内乡很少有这样的富农，愿意花钱（粮）买官，元好问也未能通过卖官来减缓租税压力。思来想去，又不能驾一叶扁舟归隐江湖，觉得实在是愧对他的老祖先一唐代道州刺史元结。

内乡工作之余，元好问的一大快乐是与诗友们的往来。张澄、麻革、杜仁杰、高永、李汾、王渥、杨弘道等人先后来访，元好问与他们把酒论诗。《麻杜张诸人诗评》则是内乡期间的一篇经典诗论。文中将麻革、杜仁杰、张澄三人放在一起加以比較，突出其个性，借战争喻诗，做出独到精要的点评。如评价杜仁杰的诗歌“如偏将军将突骑，利在速战，屈于迟久，故不大胜则大败”，大概杜诗喜欢走偏锋，成败都很快表现出来。评价张澄的诗歌“守有余，而攻战不足，故胜负略相当”，大概张诗偏于保守，创新不足，胜负相当。评价麻革的诗歌“如六国合从，利在同盟，而敝于不相统一，有连鸡不俱栖之势。虽人自为战，而号令无适从，故胜负未可知”，大概麻诗有些散漫，不够集中。在元好问看来，他们都没有像李光弼指挥郭子仪部队那样，让旧阵营重现精彩，或许他们原本就没打算效仿郭子仪吧！

元好问在内乡因母亲去世而离职守孝。在丁忧期间，他被调到镇平，代理镇平县令。这是他出任县令的第二站。镇平与内乡相邻，是个比内乡还小的山区县。元好问的情绪相对低落。如《镇平书事》诗：“劝农冠盖已归休，了却逋悬百不忧。可是诸人哀老子，半窗红曰拥黄纳。”前两句写劝农归来，工作结束，拖欠的租税也已了却，理应高兴才是，但后两句却很散淡。他说，大概是别人同情他吧，让他能够享受一下清闲，红日映照窗户时，还傭懒地躺在床上。另一首《镇平县斋感怀》中的情绪要激烈许多：“四十头颅半白生，静中身世两关情。书空咄咄知谁解，击缶呜呜却自惊。老计渐思乘款段，壮怀空拟漫峥嵘。西窗一夕无人语，挑尽寒灯坐不明。”想到自己这样光阴虚度，壮志蹉跎而无人理解，只好独自书空击缶，默想未来。

正大八年（1231）春，元好问丁忧结束，到了出任县令的第三站——南阳。南阳是历史文化名城，是经济、文化、人口大县，元好问此前就多次游历南阳，如今来此主政，实际上是得到了重用。他精神大振，准备大展身手，好造福一方，青史留名。只可惜刚到任几个月就被调回京城，他的才干远没有得到充分展示。值得庆幸的是，元好问在南阳县令任上留下两篇奇特的作品，从中可以见出他作为县令的抱负和情怀。

一篇是《南阳县令题名记》，应该是到任不久时所作。县令题名记起源于何时，尚无定论，北宋前期陈珪有篇《县宰题名记》，作于任职新昌期间，他在天圣年间（1023-1031）曾担任过江阴县尉，担任新昌县令当在这之后，具体写作时间失考，应该是较早的县令题名记，但流传不广，仅保存于清同治年间的《新昌县志》。庆历年间，苏颂担任江宁县令，有民众因土地纠纷打官司，牵涉前几任县令的裁决，但大家都记不清前任县令的姓名及任职时间，后来费了很大力气，“捃摭数十年簿书，始见其令之官氏”，为上告者找到了原始依据，争回了土地。有感于此，苏颂在即将离任之际，弄清了从南唐灭国以来到庆历六年（97-1046）70年间38位县令的基本情况，加上他自己，共39位县令，将其姓名、任职时间、主要作为一一刻在石上，立于厅事堂壁间，既“警于来者”，又用以“自警”。他因此而写下《江宁县令题名记》。苏颂在文章开头说“县令题名，旧无其传”，大概他不知道陈珪那篇《县宰题名记》。苏颂后来官居宰相，成为一代名臣和在多个领域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他的这篇县令题名记影响远大于陈作。后来，县令题名记渐渐多了起来，如程颢《晋城县令题名记》、黄庭坚《吉州庐陵县令题名记》、金代王炎《福山县令题名记》等。这些县令题名记各有差异，但写作目的都是记载这些县令姓名，以便传之久远。元好问《南阳县令题名记》对此动机以及如何治理地方做了进一步的思考。为了更好地理解该文，这里不避辞费，征引全文如下：

为县难，为南阳尤难。由汉以来，千百年居是邦者，不知其几何人，独召杜有父母之称，其余则有问姓名而不知者，可谓尤难矣。

自功利之说行，王伯之辨兴，堕窳者得以容其奸，而振厉者无以尽其力，盖尝疑焉。仁人君子，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与夫安静之吏，悃幅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者，理诚有之。然唐虞之际，司空则平水土，后稷教民稼穑，司徒则敬敷五教在宽，士明于五刑，虞则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伯典礼，夔典乐，龙纳言。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君臣相敕，率作兴事，必于咸而后已。谓之不计其功也而可乎？汉宣帝之治，枢机密而品式具，上下相安，莫敢苟且，政平讼理，固出于良二千石德让之风。至于摘奸伏、击豪右、敢悍精敏，砉砉隽快，如刃之发于硎者亦多矣。三代之民治，汉之民亦治，孰王孰伯？必有能辨之者。

呜呼，道丧久矣。召、杜之政，岂人人能之？唯稍自振厉，不入于堕窳斯可矣。若夫碌碌自保，寂寥而无所闻，去之日，使人问姓名而不能知，虽居是邦，谓之未尝居是邦可也。年月日，某记。该文没有交代写作缘起。他们这次县令题名究竟包括多少南阳县令（太守），也不得而知。在元好问看来，这些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有口碑，能否被老百姓记住。所以，文章第一段就说，当县令难，当南阳县令尤其难，因为汉代之后千百年以来，被人们传颂的南阳地方官只有西汉的召信臣、东汉的杜诗两位太守，被人们尊为“召父杜母”，其他地方官虽然有姓名却不为老百姓知晓，与没有姓名何异？言外之意，县令题名只是形式而已，未必能决定某县令的名声能否传之后世。这种开头，审视县令题名刻石的动机，立意更高。第二段是对王、霸两种政治理念的思考，大量引用前代文献，今天读来，有点深奥。战国时儒家将以仁义治天下、以德服人的方略称为王道，将以武力或强制推行的政策方略称为霸道。历史上两者长期并存，难分高下。元好问的疑惑之处在于，一些懈怠不作为的地方官可以借王道之名而伪饰自己，一些奋发作为的地方官有所顾虑，不能放开手脚，施展才能。他认为，董仲舒所说的“仁人君子”，重道义，轻功利，汉章帝所说的“安静之吏”，朴实无华，积少成多，从理论上来说，这两种人都是存在的。但是，即使是传说中唐尧、虞舜那样的理想治世，那些大臣也都分工明确，亲力亲为，奖惩分明，难道他们没有功利的考量吗？即使是汉宣帝开创的孝宣之治，四夷宾服，富足安宁，固然与《汉书。循吏传》所标榜的“德让之风”有关，更与励精图治、果敢作为相关。谁能分得清唐虞、汉宣之治中何者为王，何者为霸？元好问这一段引经据典，核心是思考治政方略。王、霸本来就难以区分，二者之间，他似乎更倾向于王、霸兼用，更重视地方官的主动作为。第三段陈述自己的为政底线：即使难以成为“召父杜母”，也不能碌碌无为、懈惰怠慢，必须勤勉振作，励精图治;否则，有姓名而不为人所知，在南阳为官就像未在南阳为官一样，那么，题名勒石还有什么意义？这样结尾，就照应了文章的开头，反思如何才能做出政绩，真正能够传之久远，真正实现县令题名的初衷。实实在在的政绩才是题名刻石、流芳百世的基础。从这篇题名记来看，元好问高度重视南阳县令，对怎样当好南阳县令做出了深入的思考。

另一篇是诗歌《宛丘叹》。宛丘是陈州下属县，治在今河南省淮阳县。南阳与宛丘相隔两三百公里。根据诗下自注和康锡《按部南阳有赠》，正大八年七月，元好问陪同京南路司农丞康锡巡视南阳，到了秦阳陂一带看见大片无人耕种的荒地，引起元好问的一番感慨。按照常情，秦阳与宛丘毫无关系，题目应该叫《秦阳叹》或者《南阳叹》，但元好问却联想到两位家在宛丘的县令：一位是關爱百姓的模范县令刘从益，另一位是压榨百姓的反面典型李某。李某十年前曾担任南阳县令，正是李某推行的牛头税让百姓不堪租税的压迫，导致上万户百姓纷纷逃离南阳。一万户人家，相当于南阳三分之一的人口，南阳农业生产因此出现了大倒退。元好问坦然面对这一现实，将诗歌定名为《宛丘叹》，正是通过对比一正一反两位县令，反思历史缘由，寻思解决之道：

秦阳陂头人迹绝，荻花茫茫白于雪。当年万家河朔来，画出牛头入租帖。苍髯长官错料事，下考大笑阳城拙。至今三老背肿青，死为逋悬出膏血。君不见刘君宰叶海內称，饥摩寒拊哀孤悍。碑前千人万人泣，父老梦见如平生。冰霜纨挎渠有策，如我碌碌当何咸。荒田满眼人得耕，诏书已复三年征。早晚林间见鸡犬，一梨春雨麦青青。（髯李令南阳，配流民以牛头租，迫而逃者余万家;刘云卿御史宰叶，除逃户税三万斛，百姓为之立碑颂德。贤不肖用心相远如此。李之后十年，予为此县，大为逋悬所困。辛卯七月，农司檄予按秦阳陂田，感而赋诗。李与刘皆家宛丘，故以《宛丘叹》命篇。）

这位髯李是谁？元好问称髯李而不称其名，大概是为朋友讳，说明元好问认识他，甚至还比较熟悉。有两个人可能性最大：一是他的朋友李献能（119～1232），虽然比元好问年轻，但年少得志，贞祐三年（1215）状元及第，随后进入翰林院。据《归潜志》卷三记载，他“颇有髯”。元好问说他“谋事恨太锐，临断恨太迟。持论恨太高，徇俗恨太卑”（《送钦叔内翰并寄刘达卿郎中、白文举编修五首》其四），说明他的性格存在明显缺陷。但是，现存文献中，看不出他曾经出任南阳县令，也不见安家宛丘的记载。二是他的同年进士李国维的哥哥李国瑞。李国瑞的父亲李彦直曾担任宛丘令，“莅官刚严”，有可能在宛丘安家;李国瑞也曾任南阳县令，但元好问说他“以惠爱见称”（《沁州刺史李君神道碑》）。他是否有髯，也不可知。髯李是谁，一时难以确知，以俟方家再考。这位李大胡子政绩观严重扭曲，巧立名目，盘剥百姓，以租税来邀功。他还嘲笑唐代“催科政拙”的道州刺史阳城，阳城宁愿考核等次最低（下下等），也要体恤民众。与髯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叶县令刘从益，他为百姓免除租税三万斛，深受百姓爱戴。元好问“大为逋悬所困”，直接向刘从益学习，向朝廷申请减免三年租税的优惠政策，并获得诏许，这样就可以吸引流失人口返乡，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秦阳一带就可望恢复生机与活力。

康锡巡视结束，非常满意元好问的作为，写诗相赠：“鲁山佳政沾邻邑，白水欢谣见路人。县务清谈君自了，农郊夙驾我何勤。星河直上冰轮转，桃李前头玉树春。海寓疲民望他日，草堂那得遽移文。”（《按部南阳有赠》）康锡用元好问的先祖、唐代鲁山县令元德秀来指代元好问，予以褒扬，说明元好问到任不久，治理南阳已经初见成效，相信南阳百姓很陕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草堂那得遽移文”，用孔稚珪《北山移文》中“草堂之灵……勒移山庭”的典故，移文指代调令，意思是说，南阳百姓希望元好问不要调离南阳。康锡为何这么说？很可能他已经听到了一些风声。果不其然，元好问随即就收到调令，立即离开南阳。他的县令理想、执政规划突然中止，一切都随之落空。

这么快调回京城，肯定出乎元好问的意料。八月初六，他已经在京城上班，有《京居辛卯八月六日作》存世。更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等待他的将是金王朝灭亡这一天翻地覆的大事件，还有他一生中的至暗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