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强

“中庸鲜能”与“从容中道”

在此基础上，再去思考孔子何以会发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的感叹，感觉会大不一样。打开《中庸》，不难发现，前两章分別说“中和”与“中庸”，紧接着第三章便感叹“中庸鲜能”：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这与《论语》所载大同小异，唯多了一“能”字。联系到孔子曾对子路说：“由，知德者鲜矣。”（《卫灵公》）则这里的“民鲜能”，盖有二义：一是鲜能知，二是鲜能行。类似的感叹《论语》中反复出现：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

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雍也》）

子路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

很显然，这里的“道”正是“中庸”之道。为什么“道不行”呢？且看《中庸》紧接着的两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第五章）

对此，朱子解释说：“道者，天理之当然，中而已矣。知愚贤不肖之过不及，则生禀之异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过，既以道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过，既以道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由不明，故不行。”“中庸”之所以“鲜能”，正是人性有偏失，或“过”或“不及”;同时，还有“知行”不易的问题。颜回之所以能“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就因为其“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周易·系辞传下》），所以他才能“不迁怒，不贰过”。此即所谓“择善而固执”——“择善”是“道之明”，“固执”是“道之行”。

《中庸》接下来的六、七、八三章前文已引，分别从智、仁两方面谈“择乎中庸”的重要性。似乎给了我们一点希望，但第九章突然又说：

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天下、辞爵禄，蹈白刃，三者皆世上极难之事，但只要有智、仁、勇三德，亦未尝不可办到，唯“中庸”之道，因为至高至善，几乎“不可能”也！由“中庸鲜能”到“中庸不可能”，简直将进德人道的门径给堵死了！紧接着第十章论“强”：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子路好勇，所以“问强”。这里，孔子又对“强”做了南北之分，南方之强柔，北方之强刚，刚则“过”，柔则“不及”，唯有“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之“强”，才是合乎中道的君子之强。如何才能做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呢？《中庸》第十一章给出了答案：

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朱熹《中庸章句》注称：“素，按《汉书》当作索，盖字之误也。索隐行怪，言深求隐僻之理，而过为诡异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后世或有称述之者。”很显然，“索隐行怪”，便是“过”;“半途而废”，则是“不及”;孔子遵道而行，力避二者之失，便是“无过无不及”。君子“依乎中庸”，一往无前，即便隐居避世而不为人知，也绝不后悔，这就是圣人的境界了！《周易·文言传》子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云云，正与此妙合无间。此又可知，“中庸”之道者，实即“圣人”之道，也即贯通天、地、神、人的“天人合一”之道也。

“中庸之道”为什么“鲜能”甚至“不可能”呢？就因为其不仅是“人之道”（所谓“三达德”“五达道”），同时亦是“天之道”。很多人以为儒家只谈“人道”，道家才谈“天道”。实则大谬不然。《易经。系辞下》就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中庸》第二十章也说：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者也。

儒家不仅谈天道，而且赋予天道以极高的道德内涵。一个“诚”字，就打通了“天人之际”的阻隔，这显然比道家的“虚静”“无为”“蔽于天而不知人”的自然主义天道观，更具人文价值和信仰境界。在讲“诚敬之道”时，我们已经说过，“四书”中，最具形上价值和宗教品位的《中庸》，出现频率最高的不是“中庸”二字，而是一个“诚”字。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庸》就是一部“诚之书”。因为“天道”“人道”皆须“诚”字彻上彻下，一以贯之，故唯有“至诚”之圣人才能达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的“天人合一”境界。《中庸》第二十一章说：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正好与首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相呼应。联系《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的说法，可知“诚明之性”即人之“善性”，“率性之道”即人之“善道”，“明诚之教”即人之“善教”。如此一来，则中庸之道，实即诚善之道也。《中庸》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三章，分別谈“至诚尽性”“至诚能化”“至诚如神”，即所谓“至诚三境”，前已有说，此不赘论。再看第二十五章：

诚者自咸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咸己而已也，所以咸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这里又提到“时措之宜”，正“时中”之谓也。和道家的“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圣人不一样，儒家的“圣人”不仅“至诚”，而且“无息”，不仅“成己”，还要“成物”。西哲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儒家圣贤则认为，仅仅“认识你自己”还不够，今生今世，人最大的使命是“成就你自己”！不仅要成就人类自身，还要通过“知人”以“知命”，“尽性”以“配天”;通过“成己”以“成人”，“成物”以“配地”！《中庸》第二十六章云：

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咸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诗》云：“维天之伞，於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

这是将“天地之道”与“圣人之道”结合在一起，实则皆言“中庸”之道“至诚无息”、高明悠久、“纯亦不已”之效也。钱穆先生说：“老庄言自然而主虚无，《中庸》言诚者自成而道自道，自成自道，即自然也。然已为‘自然安上一‘诚字，安上一‘道字，则诚与道即是自然，而非虚无之谓也。故庄老以虚无言天道言自然，而《中庸》易之以诚字，此为《中庸》在思想上之大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庸之道，实天人相济之道也！非“自然”之道也，实“自为”之道也！

“博文约礼”与“止于至善”

既然“中庸”之道如此“鲜能”甚至“不可能”，“圣人之道”又非常人所能企及，是否其对于普通人就完全失去价值意义了呢？当然不是。我们在读经典时，要时时注意其表达方式的变化，比如经典讲到“君子”时，常以“小人”反衬，讲到“圣人”“仁者”时，又常以“贤人一君子”相辅。正如“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这分明便是古圣先贤循循善诱、接引我辈之“阶梯”。比如，孔子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怎么“上达”呢？孔子说：“下学而上达。”如何“下学”呢？且看《论语。雍也篇》：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畔”者，“叛”也。意思是：君子应该广博地学习文献，并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也就不至于离经叛道了！这里，“博文约礼”其实就是通往“上达”境界的“下学”之路！上引《中庸》第二十六章最后一句“文王之所以为文也”，显然是强调“文”的重要性，紧接着第二十七章就谈到“礼”：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此章由“人道”而体“天道”，由“至德”而弘“至道”，由“问学”而及“崇礼”，义理深湛，韵味悠长！尤其“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三句，真可谓黄钟大吕，振聋发聩！“温故而知新”是谈“学”，而“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敦厚以崇礼”则是谈“礼”。如果说，智、仁、勇这“三达德”乃“人道之门”，那么，“博文约礼”便是“人道之路”！进而言之，“博学于文”关乎“知”，“约之以礼”关乎“行”。《中庸》第二十章在“五达道”“三达德”之后，继而谈“知行”：

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这一章非常重要，后世“知行合一”之教于此呼之欲出！朱子注称：“以其分而言：则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于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则生知安行者知也，学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盖人性虽无不善，而气禀有不同者，故闻道有蚤莫，行道有难易，然能自强不息，则其至一也。”在此基础上，就不难理解下面的内容了：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学、问、思、辨、行，五者一线贯穿，精进不已，勇往直前，其愿力何其大也！《易傳》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可与此同参。如果说，“博学于文”可以治愚柔不肖之病，则“约之以礼”可以医过甚不及之疾。在《论语》中，对人之“不学”“无礼”所造成的弊端多有批评，如：

子曰：“……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

这些弊端或过或不及，正是前面所说的“畔”，也即背离中道的状态。《逸周书。武顺解》有云：“天道尚左，曰月西移;地道尚右，水道东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又说：“天道曰祥，地道曰义，人道曰礼。”这里，“人道尚中”与“人道曰礼”对举，分明是把“中”和“礼”作为“人道”之本了。因此才有“中礼”之说。《礼记·仲尼燕居》载：

仲尼燕居，子张子贡子游侍，纵言至于礼。子曰：“居！女（汝）三人者，吾语女礼，使女以礼周流，无不遍也。”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逆。”子曰：“给夺慈仁。”子曰：“师，尔过;而商也，不及。子产犹众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将何以为此中者也？”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

孔子“礼以制中”的思想可以说是“依乎中庸”的方便法门。荀子也说：“先王之道，人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荀子·儒效》）又《周礼·地官司徒》载：师氏“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郑玄注：“教之者，使识旧事也。中，中礼者也;失，失礼者也。”言下之意，“中礼”即“得中”，“失礼”即“失中”，此盖“礼以制中”之义也。可见“礼”与“中”的关系是何等密切！

为什么“礼”能“制中”呢？盖因“礼”之制作，本来就是对入之情欲的合理节制，故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而“中”“和”之间，仍有高下之分，体用之别，“中”是本体，“和”是末用。故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又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说明“和”也有不“中”的情况，必须“以礼节之”，才能恰到好处。这样一来，就把属于宇宙论的“天之道”下降到属于人类学和伦理学的“人之道”了，如此一来，“中庸”之道也就由“不可能”变为“可能”。西方近代哲学有“物自体”和“绝对理念”之说，陈义虽高，却极易陷入天人二元对立甚至不可知论。而儒家哲学则一方面认识到天道之高明悠久，也即“中庸不可能”;另一方面，又坚信天道与人道是上下贯通的，人是可以通过不懈努力，“博文约礼”，“下学上达”，尽性知命，最后达到“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圣人之境的。这是多么活泼泼的生命元气和道德智慧！

如果我们把前面所讲的做一番梳理，就会发现，中庸之道实在是含蕴深广，包罗万象，但又百虑一致，殊途同归。正如朱子论《中庸》所说：“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未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就其变通与权、与时偕行言，中庸之道与“易道”“义权”诸道相通，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时中”境界，乃是言其“智”;就其“和而不流”“中立不倚”“择善固执”“拳拳服膺而不失”言，中庸之道又与“为学”“修身”诸道相通，所谓“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乃是言其“勇”;就其“博文约礼”“以礼制中”“至诚尽性”“至诚能化”“至诚如神”言，中庸之道还与“仁爱”“诚敬”诸道相通，关乎中华文明的礼乐精神与天道信仰，乃是言其“仁”。所以，我们可一言以蔽之：中道者，即善道也！我的家乡河南，方言中必以“中”言“善”言“好”，正说明中道不唯指向生命智慧，更指向价值理想和审美境界！

职是之故，窃以为，《大学》开篇所谓“止于至善”，正是对“中庸”之道最高境界的完美表达。这四个字，满足了汉语所有的审美期待，凝聚了儒学所有的诠释能量，不仅有“语境”和“情境”，还有“意境”和“理境”，更指向“正在有意无意之间”的“道境”。以音乐为例，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又说《韶》乐“尽美矣，又尽善也”，正是“依乎中庸”而言之。故所谓“尽善尽美”，其实就是“止于至善”。尤其是“止”字，不仅富含哲理，而且颇有诗意。让人想起苏轼《文说》中“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的隽永名言。《说文解字》释“止”说：“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址，故以止为足。”孔颖达疏：“在止于至善者，言大学之道，在止处于至善之行。”古有“止足”之道。如老子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大学》也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知所先后，则近道矣。”這里的“知止”极为微妙，它是对“至善”境界的一种坚定信念、切身体证和时时“回向”。这个“止”不是“静止”，也非“停止”，而是不断地接近和一刹那的“达止”，因为时空人事无往而不在永恒的变化之中，故“至于至善”就永远是一高悬而不可固执的理想境界，必须“知所先后”，方能次第接近，“深造自得”。这就是为什么《大学》谈“大人之学”时，却从为人处世上立论，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里的“止于仁”“止于敬”“止于孝”“止于慈”“止于信”，正是从“人之道”的角度，去体察“天之道”。因为“天道远，人道迩”，故想要体贴“天道”，必须从“人道”开始。所谓“知所先后”，其实是先“近”后“远”，先“人”后“天”。

可以说，“止于至善”，描述的正是中庸“其至矣乎”的博厚、高明、悠久的“道境”，至大无外，至小无内，无远弗届，百世不惑！正是有了“止于至善”的“中庸”之道，才使“淡于宗教”的中华文明拥有了一种近乎“终极追问”的信仰境界和哲学高度，从而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鼎足而三，共同完成了“轴心时代”的“哲学突破”，得以数千年屹立于世界东方而不倒，虽历经千劫百难而终能化险为夷，一往无前，不绝如缕。

行文至此，不禁欲大声一呼：呜呼！善哉，中庸之为德也！美哉，中庸之为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