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东新 姚立帅

摘要：元好问小说研究主要集中在《续夷坚志》的文献整理、小说思想与艺术的整体研究，以及民族文化融合视野下的研究等方面，总的看来显得寂寥、单薄，研究队伍近20人，成果30余篇（部），大体处在一种基础性研究的阶段。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学人关注元氏小说，更希望学界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引入民族史、文化史、美学史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借鉴文化人类学、文学地理学等相关研究成果，立足“中华文学共同体”的理论和视野，深入推进研究。所以，深化、开拓、创新是元好问小说研究的未来方向。

关键词：元好问小说 研究史 未来展望

元好问是金、元时代著名的诗人、词家、文学理论家，而且他还是小说家。著有志怪类小说集《续夷坚志》四卷，计有207篇（其中包括4篇有目无文，以及1篇残篇）小说，这在金、元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在我国古代小说史上亦占有一席之位。可是，与元好问诗词、文论研究的繁盛局面不同，元氏小说研究显得寂寥、单薄。20世纪前半期，与元好问小说有关的成果只有郭绍虞的《元好问文选》一种，该书除收录34篇散文之外，还收录了《续夷坚志》17篇。迨至新中国建立，一直到改革开放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思想大解放，元好问小说才有人关注。具体的研究面貌，可做如下概括：

《续夷坚志》文献整理研究

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常振国标点的《续夷坚志》。按，《续夷坚志》版本有抄本与刻本两个系统。最早的抄本，当是元宁宗至顺三年（1332）吴中王东的抄本，四卷，其中有宋无、石岩的跋文。王氏抄本后归夏侯芥甫。至正二十三年（1363），华亭孙道明曾向夏侯氏借录，并改称“二卷”。刻本系统则是清代后期据抄本所刊刻。嘉庆十三年（1808），杭郡余集得荣筠圃读易楼所藏之二卷抄本，刊于大梁书院。可能因宋无、王东皆云“四卷”，故余集将此二卷重新析为四卷。道光十年（1830），荣筠圃之子荣誉将大梁书院本重新校正，刻人《得月簃丛书》。其后诸本均从此二刻衍出。常振国校点本即以《得月簃丛书》本为底本，参校大梁书院本和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并“加了几条简略的校语。原书没有目录，为方便读者，补列目录于前”。这是目前所见第一部今人校点的《续夷坚志》，所以，王晓清赞其“细密寻勘，用力甚勤”。并且，王晓清从周密《癸辛杂识》所征引《续夷坚志》之六事中，考辨认为其中的“褚承亮不就试”“凤凰见”“武城蝗”“绵上火禁”四事，“是元遗山《续夷坚志》原本佚文”，应予补录。1999年，山西大学李正民教授出版了《续夷坚志评注》。该书以光绪七年《元遗山先生集》（读书山房本）为底本，参校姚奠中《元好问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共收录小说207篇，在每篇后酌加注释，并附以评语。所附评语“力求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以现代科学眼光作审视，以文学批评方法论小说艺术”。为便于读者阅读，该书改变了原书篇章顺序，按内容厘为六类以编排，即“異人异事类”“史料类一生理医药类一文物类一动植物类”，以及“自然现象类”等，而55篇“史料类”小说，又依事件发生前后为序加以排列。再有，书后还附录了相关资料和人名、地名的现代汉语拼音索引。这是20世纪学界关于元好问小说文本整理、校注的重要成果。刘达科认为其优长有四：首先是评注者在梳理、鉴别、使用史料时表现出极强的洞察力和广阔的视野。“对《续夷坚志》中凡能补正史载之缺谬和涉及历史人物、掌故、地理、官制、典章制度的词语都做了笺释。所使用的材料，除来自古人的总集、別集、正史、别史、笔记、杂撰、政书、类书乃至当代人的各种著述及报纸、期刊等外，不少地方还征引国外的资料以论证、考实自己的观点。”其次，评注者是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资深专家，在注释和简评中流露出自己多年来所关注学术问题的思考，多有识见。再次，评注者把研究与赏析结合起来，集校勘、评注、导读于一体。最后，“此书比较成功地尝试了在古籍整理领域探索一种新的模式，评注者选用迄今人们认为最完善的本子做底本，又增补了新发现的三則记述，并做了详细的校订。故《续夷坚志评注》为研究者和一般读者提供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版本”。

关于《续夷坚志》文献整理，新世纪以来产生了颜庆余《<续夷坚志>辑佚》、王勇《<续夷坚志辑佚杂识》等论文成果。颜文认为：“《续夷坚志》原本为四卷，在长期的传抄过程中已经脱佚了其中的两卷……现存的只有原本的一半内容。”为此，他寻绎相关文献，提出除《癸辛杂识》中的4则佚文以外，在元明典籍中，即元王恽《玉堂嘉话》（《守山阁丛书》本）卷四，明彭大翼《山堂肆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一八，明陈耀文《天中记》（明万历二十三年刻本）卷八、卷二一、卷四〇中又辑出5则《续夷坚志》佚文。但王勇文提出：“《续夷坚志》诸题跋尚未见有人进行系统考证。此书在流传过程中，存在后人妄加填补的现象。其版本源流、亡佚情况，也需要深入讨论。今天所谓的辑佚，有一些并不可靠。”为此，它首先对《续夷坚志》版本、题跋、亡佚等情况进行了梳理，指出：“今本《续夷坚志》，若上溯其源头之元刻本，可确定为分《前集》《后集》之刻本。王（东）起善自称‘四册，宋无跋语称‘四卷，二氏所见应同，故此刻本应为四卷本，即《前集》二卷、《后集》二卷”，而“王起善抄本为四册，当为影抄本，装订样式当同原刻，据此则原刻亦当为四册。后经孙道明转抄时，抄本被装订为二册，每集一册。孙道明跋中所谓之‘二卷，当系就其所抄成之本而言，实即四卷”。所以，“认为《续夷坚志》二卷已亡佚，与事实不符，其说不可信”。其次，他还讨论了抄本系统中的“空格”问题，“盖是初刻本中墨丁等或空缺的提示标记。后经王起善影抄，亦相应留出空格，以示有缺，孙抄转录同之。这些空缺的痕迹，笔者目前发现有二十六处”。对待此问题，不同抄本有不同处理方法，“有些在抄写中删去空格，有些则增添词句，以使句意完整”。尤其后者，“由于不知道元好问原本如何，无疑有篡改元好问本意的嫌疑”。最后，从语言、区域、时间、文献资料等多种角度，王勇认为《续夷坚志》的某些辑佚不可靠，如颜庆余《<续夷坚志>辑佚》所提出的“明人陈耀文的《天中记》补辑《长人》《革宋命》《冰合》三则均非《续夷坚志》之佚文”。显然，在新世纪为数不多的遗山小说文献整理研究的成果中，该文是值得注意的。

元氏小说思想与艺术的整体研究

最早对遗山小说内容与艺术技巧进行全面探究的是李正民教授。他于1986年发表了《试论元好问的<续夷坚志>》，指出：“《续夷坚志》是元好问写的史料性、杂记体小说集。”“所记之事上起金世宗大定年间（1161-1189），下讫蒙古宪宗元年（1251），前后达九十年左右。”其内容有五方面：一是反剥削、反压迫、反掠夺的故事，如《王增寿外力》《包女得嫁》;二是不怕鬼的故事，如《隶州学鬼父》《胡公去狐》;三是歌颂人民优良品德的故事，如《溺死鬼》《王叟阴德》;四是爱情故事，仅有一篇《京娘墓》，但却是全书中写得最好的，也是极少数“长篇”之一;五是其他作品，多是记异人、异事、异物的，所涉甚广。论文认为，从写作技巧看，《续夷坚志》有其独到之处，比如《天赐夫人》，“堪称描叙委曲”;《老赵后身》采取了倒叙法，“也是‘有意为小说一例”。并且与宋代志怪小说相比，《续夷坚志》基本上避免了宋志怪小说“失六朝志怪之‘古质”“无唐人传奇之缠绵”“欲以可信见长”的三大弱点。李先生还从历史的角度提出，《续夷坚志》具有金代史料性质，是元好问“以小说存史”，是“赖君大笔记完颜”的组成部分。——虽然该文尚有推介普及的特点，却是对元氏小说的第一次正面观照。

1990年，钟婴在《文学遗产》上发表了《<续夷坚志>散论》，可看作是对李正民研究的深化。该文将《续夷坚志》的内容概括为四个方面：其一是“‘神州陆沉时的怪诞与悲怆——金末异闻奇事纪实”，即“作者亲历了金朝覆灭，哀帝自缢身亡的时代悲剧……正是国破家亡‘神州陆沉的巨变，使生活失去正常均衡感，而代之以异乎寻常的灾难感以至毁灭感，使作者注重了社会上反常的怪诞现象，着笔于记录逸闻奇事”;其二是“乱世人的虚幻意识——‘异兆‘谶言等对社会心态的写照”，即《续夷坚志》写乱世人的心态，是通过异事和怪诞来显现的，而“异兆”“谶言”式的故事就属于这一类;其三是“史海拾贝珍品时见——志怪笔墨中的珍贵史料”，比如有科技情况的记载、人物轶事、自然界异常现象以及文物的记录等;其四是“中原大地上的风情画卷——民间信仰与风土人情的记述”等。显然，钟氏强调了元氏小说志怪之背后记录现实性内容的特点。不仅如此，钟文还将《续夷坚志》的风格、文体归纳成“沉郁、奇幻、质朴”等。同年，张厚余作《传奇性与现实性的精粹熔铸——元好问笔记小说数则赏析》，文章通过对《续夷坚志》数则作品的分析，小中见大，提出元氏小说既以“志怪”为主，有很强的传奇性，所描绘的都是超凡的人物形象和超现实的生活画面，因此情节离奇曲折，但元氏小说“在传奇性与现实性方面达到了有机的统一”，提出：“元好问晚年作《续夷坚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时代影子，表现了当时社会某些本质方面的矛盾，同时也寄寓了作家的理想和期望、悲欢和忧乐。”——以上三文是整个20世纪元氏小说研究的理论成果，与热闹非凡的遗山诗词、文论研究相比，其冷清的情形可见一斑。

新世纪之初，学界继续对元氏小说的思想主旨进行解读，但大体上没有突破李、钟等人的范围，只是做得更细致而已。其中比较让人瞩目的，是李献芳的系列成果，其《试说元好问的（续夷坚志）》，对《续夷坚志》的性质、内容进行了归纳，认为它记叙了宋至金元的神怪故事，但“决非侈谈鬼怪、以娱心性的作品”，就内容而言，大致有三方面：一是“以小说存史，全面公正”，“从多方面描述一幅惶惶不可终日、战争动乱年代的悲惨景象，形象地再现了复杂历史现实”。二是“以儒治国，以佛治心”，小說写宗教的作品达70多篇，“多方面展现元初人们的精神风貌，反映元代宗教市俗化的趋势”。三是“以文会友，广结同志”。元好问在保护、发展中原传统文化中，提携和培养了一大批诗人，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这段经历，当晚年作《续夷坚志》时，不禁诉诸笔端。并且，“《续夷坚志》记叙文人行踪和轶事的故事数量不少……是一笔非常宝贵的金代文人交游资料”。对此，《元好问<续夷坚志）与金末元初的文坛》又做了深入探究，提出《续夷坚志》描写文人交往的有94篇之多，几乎占全书二分之一。“首先，《续夷坚志》叙写了有金一代文坛正史不载的奇闻轶事”;“其次，《续夷坚志》中有些作品通过交代故事的来龙去脉记载了作家们的相互交往情况”，保留了金代文人交往的重要资料。元好问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对金末元初文坛爱得太深，对南北民族的融合热切呼唤”。李献芳的另一篇论文《元好问<续夷坚志>与金末元初宗教》，指出小说描绘了金末元初宗教市俗化、多元化、兼容并蓄的特点，并探讨了形成此种特点的社会思想原因。认为正是受金末元初“三教合一”的影响，《续夷坚志》在艺术上呈现出丰富的想象力，使得小说叙事曲折，人物形象鲜明，同时还寄寓了作者的审美理想。“从元好问到蒲松龄极鬼神之变的描写是一脉相承的……在笔记小说、志怪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至于《元好问<续夷坚志>描写战争特点》，则从记录战争的角度，梳理《续夷坚志》历史与艺术的价值。李氏上述四文从不同侧面观照《续夷坚志》的内容与主旨，爬梳得较深入。

而后，又产生了许多相类的成果。如马思思《金源人物风流散，易代臣搜普济方——<续夷坚志>的故国之思》、李瑞《浅析<续夷坚志>的史学价值》、刘倩倩《<续夷坚志>对<夷坚志）内容上的继承——以士人形象为例》、王泽媛《文化生态美学视野下的<续夷坚志>中的动物故事》、吴红琳《从<续夷坚志>看金中原地区的民间信仰》，以及王晓辉的学位论文《元好问<续夷坚志>研究》等。其中，刘倩倩文采用比较的视角，较有新意，认为“《续夷坚志》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夷坚志》的传统”。并以“士人形象”为观察点，对二者在内容上的联系予以讨论，认为二者的“士人”多数都“重视前程”“迷信鬼神”，且都存在少数“另类士人”不慕权贵、重视实现人生理想。王泽媛文则主要梳理《续夷坚志》中的动物故事，将其分三类：“人变动物”“石中动物”“动物异象”等，并分析了动物故事的内涵与价值，提出《续夷坚志》具有“因果报应的异化宗教思想”“生态和谐观念”等。而吴红琳的论文讨论的是《续夷坚志》所体现的金朝统治下中原地区的民间信仰问题，是一篇文化研究的论文，提出“金代中原地区的民间信仰并没有因为骤然的政权更替而自动消亡或者发生大的改变，而是延续了中原汉民族的民间信仰传统，并成为我国民间信仰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详细的讨论，还可见其硕士论文《金代中原地区民间信仰初探——以<续夷坚志>与<全金文>为中心的考察》。在上述成果中，首都师范大学王晓辉的学位论文《元好问<续夷坚志>研究》是一篇较全面梳理《续夷坚志》的成果。就思想意蕴而言，论文“通过分析元好问对洪迈小说观念的继承和发展，揭示《续夷坚志》所体现的元好问的精神世界”，具体的，一是具有“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思想”，即上天会通过祥瑞或灾异的现象来预示国家和个人的命运，人的精神和行为也可以感天。二是“儒家的仁、孝观念和佛家的果报思想”，小说写了许多劝善惩恶的道德规劝故事。三是“故国之思”，这包括对非正义战争的批判和对机智勇敢的劳动人民的歌颂、对勤政为民的金代官员形象的展示，以及对珍贵文物药方的保留。并且论文还以一章的篇幅讨论《续夷坚志》的叙事风格，认为其“继承了志怪小说的叙事传统，在叙事模式上采用第三人称客观叙事，在叙述方式上运用了预叙和追叙的手法，在叙事结构上采取一线贯通式”。并且，“在叙述中穿插诗歌，体现出诗歌抒情言志、刻画人物和总结全篇的叙事功能”。

与上述研究并行的，近十年以来，学界还关注《续夷坚志》的创作目的，使元氏小说内容的研究走向深化。如肖蓓《<续夷坚志>丧乱题材研究》、胡传志《<续夷坚志>：<夷坚志>的异域回响》，以及元伟《元好问<续夷坚志>“作意”辨正》等成果。肖文认为《续夷坚志》有“存史”“借书中惨烈故事劝化元蒙贵族推行仁政”“净化社会风气”的创作动机。而胡传志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续夷坚志》“别无寓意”，与“《夷坚志》契若符节，都记述奇闻轶事，都以遣兴娱乐为宗旨”。其立足于宋金文学交通与演进的视域，认为遗山小说是洪迈《夷坚志》“异域回响”，并胪列五条论据以证其“遣兴娱乐”说：“①洪迈《夷坚志》以消遣娱乐为主，鲜有寓意。其远播金源，影响元好问作《续志》;②《续志》序跋及后世学者所言‘存史‘劝惩等说，未必是元好问之原意、创作动机;③后世《续志》序跋，存在着拔高、片面和失察的问题，‘亡国妖孽说不能成立;④《续志》写实手法造成重史假象;⑤《续志》写作迟缓、篇幅小，折射出元好问不经意、以娱乐为主的小说观。”对此观点，元伟作《元好问<续夷坚志>“作意”辨正》提出质疑，其理由是：其一，“洪迈对志怪之事极度重视，纵有娱乐之心，但更多体现了一种笔耕不辍的鸠集之功”;其二，“《续志》序跋所言即使有偏差，但不至于信口开河”，并且“‘《续志》存史价值为附加值的观点因无切实论据，显得难以成立”，究其原因，是“预设了志怪小说难以为史的先念”;其三，“序跋之论似可看作一种印象之论，且古人对易代之际的杰出文人，往往身同此心，对挖掘其志怪寓意很感兴趣。虽有拔高、片面、失察等问题，但非无稽之谈”;其四，志怪写实笔法与史学传统并非迥异，而是存在“亲缘关联、渊源关系”;其五，《续志》篇幅短小、写作迟缓极可能为元好问“自我要求高，比较重视，因而下笔慎重的结果”。总之，元文的中心观点是：“《续夷坚志》却有‘存史寓意，但娱乐说有待商榷。”——上述争鸣，使得元氏小说的思想内涵研究现出活力，促使学界做出更深入的思考。

民族文化融合视角的元氏小说研究

显然，如果一直在传统文学的视野下，元氏小说思想与艺术的研究不免会陷入重复前人的尴尬境地，因此需要解放思想，开阔视野，转换视角，创新方法，如此，元氏小说研究才可能出现新的气象。这方面的探索，主要有上文提到的胡传志《<续夷坚志>：<夷坚志>的异域回响》，以及李献芳《语体与文体创新中的<续夷坚志>》《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下的<续夷坚志>》、王素敏《<续夷坚志>中女性人物之“草原风格”探析》等论文。胡传志于2013年出版《宋金文学的交融与演进》，他站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视域下，认为“中国文学始终伴随着民族融合的深化而演进”，“国家统一时，民族文化的交融促成了汉唐文学的高峰;南北分裂时，各民族文学的交流和联系也不曾中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正是在此学术理念下，他将《续夷坚志》与洪迈的《夷坚志》做对比研究，视野开阔，新人耳目。李献芳的《语体与文体创新中的<续夷坚志>》从小说史、宋金文学关系角度来讨论元氏小说的叙事艺术，提出：“《续夷坚志》文体与语体的变化是宋代文学变化的结晶”，认为其“虽为志怪小说，但弃其质而存其形，其语言渐趋通俗，叙事角度发生了变化，字里行间寄寓了美感”，“将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交融，显示了宋代到明清小说的转型，开启了文言小说创作的新风”。而《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下的<续夷坚志>》则是立足民族文化融合的语境，对《续夷坚志》的价值观念、美学内涵的转变及成因做了深入讨论。首先，从文学观念看，受民族文化影响，《续夷坚志》中下层市民如女巫、猎户、道士等成为小说主人公，“体现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从史传庙堂之高下移到通俗江湖之上的历史轨迹。其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不能不说是中国文言小说的一大变异，也不能不说是文学艺术相承相续、相互影响的结果”。其次，从美学内涵看，“《续夷坚志》虽为文言小说，但在南北文学的交融中，在雅俗文学交融中，小说的风格、语体追求美的意蘊都悄然发生了变化……向人们昭示着文言小说在金末元初可喜的进步”。最后，论文还从雅俗文学交融、南北文学交融、金末元初文学观念变化等三个角度讨论《续夷坚志》价值观念、美学内涵变化的原因：一是在说话艺术逐渐繁荣的北方金国，“元好问对通俗文学的了解和喜好，使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文人与通俗文学结合的典范”。二是“元好问纵观文坛南北文化的交融……《续夷坚志》实则已冲破洪迈《夷坚志》的文体，并将他艺术家的特殊感受和南北文坛小说变化融入其间，促进古体小说与近体小说文体的结合，使文学不仅改变了形体，也改变了神韵”。三是小说地位提升，“元好问纵观当时的文坛，提出‘以诚为本的理论，描写百姓日常的生活，关注语体变化，抒写作者心底感受”。显然这样的讨论，比那种中规中矩的文学本位研究，显得格局开阔。王素敏文则从草原文化的视角出发，分析《续夷坚志》女性人物的“勇女”形象：既有“性情刚烈、敢于直面淫威的勇女”，也有“果断自主、大胆追求爱情的勇女”，还有“机智过人、以谋略取胜的勇女”，认为《续夷坚志》的女性形象一改过去以“柔”为美的传统，表现出多种以“勇”取胜的性格。究其原因是草原文化深刻影响的结果。

综上，20世纪以来，无论研究队伍、研究规模，还是研究成果、学术视野，元好问小说研究都无法与元氏诗词、文论研究相比，其研究队伍不到20人，成果只有30余篇（部），所讨论的话题大体停留在一些基本内容、艺术层面的问题上，其单薄、寂寥的情形可见一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学人关注遗山小说，这既是元好问研究的薄弱点，也是生长点;更希望学界继续解放思想，不断更新学术观念，在做好文学本位研究的基础上，引人民族史、文化史、美学史、宗教史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借鉴文化人类学、文学地理学等相关研究成果，立足“中华文学共同体”的理论和视野，不断推进元氏小说研究。因此，深化、开拓、创新是元好问小说研究的未来方向。正如胡传志教授所展望的：“我们现在正处于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观念更新、技术手段的进步远非前代所比，我们有理由相信，元好问研究一定大有可为。”其实这话也同样适用于元好问的小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