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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物兄》给文学史留下了怎样一根骨头(上)

2020-06-28王尧郜元宝文贵良毛尖王光东何言宏张均丛治辰张涛

名作欣赏 2020年3期
关键词:知识分子小说

王尧 郜元宝 文贵良 毛尖 王光东 何言宏 张均 丛治辰 张涛

《应物兄》是作家李洱的最新长篇小说,首发于2018年《收获)杂志(长篇专号秋、冬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8年12月出版了单行本(上下册)。著名批评家孟繁华认为,长久以来,我们祝愿祈祷中国文学能有一部足以让世人刮目相看的小说,能够有一部不负我们伟大文学传统、不负我们百年来对中外文学经验积累的小说,经过如此漫长的等待,现在它终于如期而至。

所以,《应物兄》问世后,在创作界和评论界引起了“海啸般的震动”,先后获“2018年度《收获》长篇小说排行榜”第一名,“2018年度《扬子江评论》长篇小说排行榜”第一名,“2018年度《当代》长篇小说高峰论坛排行榜”第一名,“新浪网2018年度长篇小说排行榜”第一名,“《南方周末》虚构类作品排行榜”第一名,“春风悦读榜。小说排行榜”第一名,“名人堂·小说排行榜”第一名。作家李洱也因《应物兄》获“第十七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杰出作家奖”“《中华读书报》2019年度作家奖”“《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度作家奖”等。2019年8月,《应物兄》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伴随着巨大荣誉,《应物兄》也在部分读者当中引起争论。

2019年12月8日,“无常以应物为功,有常以执道为本——李洱<应物兄>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研讨会由著名作家、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孙甘露主持。著名批评家罗岗教授和毛尖教授分别主持了上下半场的研讨。孙甘露在开场白中说:“季洱的写作既回应了现实主义传统,又是对20世纪以来现代主义发展非常微妙的反应。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比如文学史意义、知识分子小说的意义、学院小说的意义、反思性写作等角度去探讨这部作品。有人提出拿《红楼梦》做映照,当然这不是从夸张或者宣传的意义上说,而是从作品内部探讨《应物兄》在中国小说传统继承上有哪些可讨论的空间。”孙甘露认为,这一段时间的沉淀,让我们能更从容、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

下面即是研讨会实录(篇幅原因,有部分删减)。

王尧(苏州大学文学院):

谢谢能有机会表达我对《应物兄》的理解。我比较早地读到《应物兄》,也关注了关于《应物兄》的评论,包括对《应物兄》的批评意见。评论界很长时间没有就一部小说有如此大规模的讨论了。前些日子我和孙甘露在杭州师大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做了发言,其中就讲到《应物兄》。他是非常有水准的学者,也是一位小说家。他认为这是一部好小说,应该授予茅盾文学奖,但他也从古典文学研究者的角度说了一些小说里值得推敲的地方,包括“掉书袋”问题。这涉及一个话题,究竟是知识还是思想构成李洱小说的文本?很多人说是知识,但是我认为这是思想构成的小说文本。关于这部小说要讨论的话题挺多,围绕李洱小说的讨论,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不可否认,有一些非学术因素干扰着我们对李洱作品的评价。我本人也给李洱打过电话,认为哪几处哪些人物可能比较敏感。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李洱在内心深处是非常有抱负的人,他也知道创造性写作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危险。李洱这样的写法,挑战了小说既定的法则。作为一个很成熟的小说家,李洱不需要批评家指点如何写小说,我们只能就小说本身发表意见。

有批评家说这部小说像《红楼梦》。我觉得讨论当代小说,不要轻易什么都往《红楼梦》上靠。我不赞成这样的小说批评修辞。也有人说《应物兄》像当代的《儒林外史》。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像《儒林外史》的《儒林外史》。我提醒我和我的同仁,不要轻易拿《红楼梦》这样的古典小说做评判参照或批評的标准,这只会给小说家带来很大的困境。我们要向李洱致敬,不需要抬出《红楼梦》和《儒林外史》。

这部小说是不是写大学?当然是写大学,但是重点不是写大学,是借大学写当代诸子百家,写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如果是写大学的话,小说与现实中大学的差距太大了,现在一些批评家认为这部小说不像当代大学,确实是不像的,但这是李洱小说中的大学。像不像,不是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他是写当代的诸子百家,包括写海外儒学,写思想,写人物。写当代诸子百家是非常需要功力的,所以不写知识是不行的,我认为知识在小说中只是思想的载体。知识如何进入小说是非常大的问题,我认为它是思想文化小说,而不是知识小说。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也拿不定主意。李洱即使写市井也是在写书斋,写书斋也是在写市井。今天的文化秩序就是书斋和市井混合的秩序,在这个意义上《应物兄》受到了《金瓶梅》和《红楼梦》的影响。李洱在小说中可以非常高雅,也可以把社会底层的东西讲得头头是道。

然后说到文体。我们读大学时,图书馆都有小抽屉,一张张卡片串在一起,用于图书检索。李洱的小说就是这样的结构,一张张的卡片连接在一起,改变了过去宏大的叙事,是笔记体合成的方式。还有,李洱小说通过对话的方式推进小说往前走,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小说修辞方式。

我们不要被批评界不同的声音所左右,有一些东西可以再思考:知识的问题、对话的问题、结构的问题等。我主要就想说些。因为自从看到《应物兄》以后,我在各种场合讲话讲少了,讲得再多也讲不过李洱的“应物兄”。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

中国的文学读者过去习惯于接受强大的农村题材小说传统,后来又逐渐对都市文学产生某种期待,却唯独不太适应像《应物兄》这样书卷气十足、知识分子趣味浓厚的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李洱的新作是富于挑战性的。当代一些名家,尤其是知青作家这一代,起步阶段的语言与他们的生活是相配合的,他们在那个时代共同的语文氛围中,也可以说是在同时代平均值的语文水平上进人写作,问题不大。可是一旦进入自己不熟悉的新的领域,遭遇新的语言环境,首先在文字细节上就捉襟见肘,错误百出,作品也就缺乏起码的可信性和可读性。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应物兄》是经得起推敲的。

整体上,中国现代的南方作家对文学书面语的贡献高于北方作家。他们不像北方作家那样可以倚仗方言的便利,探索比较狭隘的“方言文学”,而是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方言,努力寻求共同语的表达。李洱放弃了北方方言的优势,跟南方作家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而且走得更远。他的书卷气特別浓,这在当代小说中是一个新的现象。我们一直讲语言要生活化。但除了生活化,还得要书卷气。书卷气是我们文学生活与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五四”新文学一百年的冲突,对书卷气语言的态度走了不少的弯路。在这个意义上,李洱的探索是值得充分注意的。

此外,《应物兄》确实有鲁迅所说的清末“以小说见才学”的那么一种倾向,但另一方面,李洱也是有意识地以思想、学术和围绕思想学术而展开的大学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为特殊素材,来探索长篇小说新的写法。在这一点上,《应物兄》比《花腔》走得更远。

王蒙曾呼吁中国作家要在一定程度上走向学者化,但王蒙似乎更强调一种综合的文化修养。其实在提高文化修养之外,还可以将学问本身设定为一种特殊的小说叙事的对象。当然在文学史上,这样的写法也并不鲜见,但至少在中国现当代的长篇小说领域,没有谁像李洱这样极端。李洱的探索有文学史的基础,我们要把他所引用的哲学、思想与小说的内涵、人物、情节构思真正关联起来,由此做出公允而如实的评价,这才对得起李洱的苦心。

《应物兄》与20世纪40年代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接近,后者也是一部涉及同时代各种类型知识分子日常生活及其思想学术变迁的奇特的长篇小说,问世至今仍然存在巨大的争议。我们要允许一些作家给文学史留下难啃的骨头。对当代读者来说,它们无疑要颇费咀嚼,但在文学史上必有回响,而这种回响似乎注定要始终伴随着争议。

文贵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王尧老师和郜元宝老师已经对《应物兄》做了很高的评价,无论从文学史还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我结合他们的话,谈一些感受。《应物兄》我是2018年年底就买了,前两天又专门请李洱考证这是第几版,考证出来是第一版,没有删减过的版本。我在寒假集中时间把《应物兄》读完了,并且在今年二三月份就把文章写出来了,也是从语言的角度谈自己的感受。刚才郜元宝老师讲到《应物兄》是最好的书面语,这个评论我是完全赞同的。我总的感受是,《应物兄》是一部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游戏之作。比如,《应物兄》里面充满命名的符号,到处都是精雕细琢的命名。主人公应物兄从“应小五”到“应物”到“应物兄”的变化,以及人物、动物包括宠物的命名都是很讲究的,所以我就由此想到李洱兄,“李洱”这个命名也是很有特色的,就是在老祖宗李耳的基础上加了三点水,这说明多少年前他就已经有计划了。李洱加了三点水,有水就有诗韵的感觉、灵动的感觉。《应物兄》的语言,包括书面语的灵活、机动,在当代文学里面是做到了高峰。

张均(中山大学中文系):

我有一个总的印象,这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应物兄》是当之无愧的一部。就初步的阅读印象而言,《应物兄》很会讲故事,小说中有很多言外有言、点到即止和举重若轻的处理。比如,有很多可以发展为重要情节的内容,如应物兄的婚姻、金或与副省长栾廷玉的关系,都可以处理为小说的主导线索,但李洱云淡风轻,点到即止。显然,《应物兄》虽然特别擅长讲故事,却不愿意或者不屑于像过去那样讲述一个流畅、曲折的故事。这部小说意在别处。这种叙述上的处理多多少少导致了《应物兄》在大众传播中的障碍。以我自己而言,我读到上册的三分之一的时候,仍感觉比较平淡,缺乏文学作品例常会有的故事魅力和情感介入力量。但再往下读的时候,我们或许就不再执着于这种常规的文学期待的满足,而更愿意随着作者的“野心”一同去领略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学术界的众声喧哗,以及思想的风景。也许,《应物兄》可以被当作众多精彩的学术随笔的集成。这一类型的作品,此前当代文学并非不曾出现,其实韩少功的《暗示》也是一部“反小说的小说”。当然,不是所有专业的和非专业的读者都愿意以一种知识性阅读的方式面对这种类型的作品。以此而论,我觉得《應物兄》是一部大书、奇书,也注定是一部长期处于争议之中的作品。

如果放在文学史的视野中,《应物兄》的价值也不仅在于“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呈现,其实也关联到中国古典的文学传统。在古典文学传统中,有一种属于士大夫系统的虚无主义的文学传统,《金瓶梅》《红楼梦》等作品都有典型的体现。格非前两年出版过一本书——《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专门谈这个问题。他的《春尽江南》《月落荒寺》等小说受这种传统的浸润甚深。这种传统最直接的表现是,以虚无作为世界和生命的底子,而将叙述大量倾注于声色之上。在这样的世界观中,没有事物是永驻或真正值得信任的,一切皆为虚空,所以士大夫感兴趣的,可能恰恰是一些和官方价值观不太吻合的“不相干的事情”,比如耽于声色,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就可以形成“虚无主义+物质主义”的叙事。一方面,作品弥漫着世界虚无的感受和理解;另一方面,叙述本身又活色生香,充满生机勃勃的细节,尤其是从现实主义眼光看来很“不相干”的细节。比如,几无节制地写吃,写穿,写节日游宴,写方外奇谈等。《应物兄》这部21世纪的作品,让我想到了这种古老的传统。我和李洱没有接触,但他有一句话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他说:这是一个故事消失的年代,一个“奇迹性故事”消失的年代。对这句话,我是这样理解的:可能过去的文学很具故事性,而这种故事性——他略略夸张为“奇迹性的”——的背后存在一套对世界的稳定的甚至古旧的看法。这套看法,李洱觉得已经不可以接受。所以,《应物兄》也就不再愿意像过去那样讲故事。以我看,在摆脱旧的故事学的同时,《应物兄》和传统建立了更内在的联系。声色与虚无的关系,在其中是明显存在的。这与格非的尝试是比较接近的。不过,二人区别也比较大。在格非那里,对“不相干的事物”的插入,是比较节制的,“相干的事情”和“不相干的事情”的比例关系比较协调。比较起来,《应物兄》的插入会更大胆、放任一些。当然,插入的“不相干的事情的内容也不同。《应物兄》插入的是学术、思想、风物、闲言、科学等。与此相关,《应物兄》在叙事发展上还有一个从盛到衰、从有到无的设计。小说中,应物兄受命筹办儒学研究院,不想进来的人都不是他想要的,研究院最后也办成了投资集团,而他自己,也在一场车祸中生死不明。这样的大结构与古典小说中盛衰、聚散的“冷热”结构存在明显的亲和关系。

当然,我也不认为《应物兄》是一部完全虚无的作品。我记得此前有评论家说它是“温和的虚无”,这是一个很准确的概括。《应物兄》不像《红楼梦》或者《金瓶梅》那样深陷彻骨的悲哀。它更温和,尤其在结尾,它与现实采取和解的姿态,而不是对立。有些人物,譬如灯儿、双林院士、张子房等,是寄托了作家理想以及重建现实的看法的。这也是今天知识分子在这个“小时代”的位置和应对方式的反映。

毛尖(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

作为主持人,我不能多讲。我插一句,《应物兄》大于“茅奖”,是不需要讨论的。《应物兄》里的人和事,是我们这三十年的生活和对这段生活的反思,是狗血也是血的世界,是世纪末又是世纪初的人生,是我们既抒情又反讽的当代生活。李洱重新审视在今天可能并不讨好的知识分子议题,审视历史、话语和梦。他绵密的语法、大量的知识完全不讨好,在今天简直是向死而生。小说中有无数组对立的概念和对应关系,彼此响应或不应,彼此否定或肯定。他重新创造了结构,召唤了写作的勇气。李洱是才华非凡的人,浑身是宝。在骨子里,李洱有向小说宣战的勇气。他是碎片阅读时代的“李洱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李洱王”。

丛治辰(北京大学中文系):

关于《应物兄》我写过文章,那是我迄今为止写得最痛苦的一篇文章。如果说评论的写作过程就是批评家和作品的搏斗,那么跟《应物兄》搏斗真的是非常痛苦的过程,因为它太难对付了。我简单谈一下那篇文章的基本思路,然后谈一点文章里没能够容纳下的看法。

我那篇文章的题目叫《偶然、反讽与“团结”》,这是《应物兄》里提到过的罗蒂的书名,我借过来用,其实谈的是小说的细节、反讽、抒情等问题,及小说如何促成了某种共同体情感的产生。选择讨论这几个问题,一方面当然是有感而发——这是我阅读过程中感受较强烈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有的放矢,借这几个问题回应其他讨论者的一些看法。

首先,有些人对小说提出质疑,觉得《应物兄》基本由琐碎的细节构成,缺乏总体的叙述脉络,太过于混乱。针对这一看法,我在文章第一部分想要讨论的是,《应物兄》的确由大量细节构成,但这些细节不是杂乱无章,恰恰是“杂乱有序”,里面有着极为精致的结构设计,是相当自觉的艺术选择。其次,关于反讽,很多评论家都讨论过了,甚至可以说,讨论《应物兄》几乎绕不开反讽的问题。但是由此也产生了一些不同意见,一位朋友就跟我交流过,《应物兄》的确是写得特别好,特別精致,但那么精致的艺术技巧,那么多的反讽,是不是让这本书太过于理性了?他的阅读感受是,《应物兄》似乎缺乏一种抒情的力量。我跟他讲,奇怪了,我的感受跟你恰恰相反,我以为这部小说极为抒情,其中所有理性的部分、知识的部分、反讽的部分,最终都是为了抒情。《应物兄》有大量的反讽,但是小说中的反讽首先不是冲着别人,而是冲着自己来的。很多人讨论李洱和应物兄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我们不必把应物兄一定指认为李洱,但至少非常清楚的是,从成长和生活的时间、经历的年代和事件、知识构成和经验资源等多个方面,李洱和应物兄一定是一代人。李洱在小说中大量使用反讽的技术,反思的首先是他自己,他自己所属的这一代人。这就让李洱的反讽不可能是油滑的、恶意的,而是严肃的、痛切的,从这样的反讽中,产生了抒情,这种抒情不是个人的抒情,而是对一代人的抒情,对时代和历史的抒情。第三,还有人说,李洱这部书是虚无之书,是否定性的,对现实有不满的意思。我觉得对于这种看法还是有必要给予回应和澄清,所以我在文章里最后谈到了“团结”。《应物兄》以独特的抒情方式提供了知识分子共同体或者叫知识共同体重新聚合起来的可能性,知识、反讽和抒情,在这里成为一种建构性的力量,而没有像很多写知识分子的小说那样,成为否定性的、批判性的力量。

以上是我那篇文章的大致梗概,听上去好像还挺清晰的,但是如果能够用这么简单的话就把文章说清楚,我何必还写两三万字呢?如果能够这么简单就把《应物兄》概括清楚,李洱又何必写上厚厚两大本呢?实际上在我撰写那篇文章的过程中,最为痛苦的就是如何取舍:《应物兄》几乎每一句话都非常耐人寻味,但是绝不可能全都纳入到我的论述逻辑当中去,我只好把其中无法纳入文章的内容,放进注释里去,但是还有大量内容注释都放不进去,只能不用。实际上,我的文章写了不到三万字,可是阅读笔记却有二十万字,这二十万字写的都是小说里有趣的有价值的“点”,但是不可能都塞进论文。因此我在文章中也提到,大概只有传统小说批点的方式,才有可能触及这部小说的全部价值。而这也意味着,《应物兄》真的是可以被反复阐释,关于它的研讨会可以反复开,关于它的论文可以不断写,每次开每次写都会有新的话题。围绕着《应物兄》,弄不好真会形成一门学问。

在此我只从没能写进论文的材料里随便拎出来一个谈一谈。我自己过两天打算就这个问题再写一篇文章,谈《应物兄》里面的动植物。《应物兄》里的动植物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说狗吧。小说第二节里就谈到狗,谈的是被阉割的狗。李洱写到,乔木先生养的那只木瓜,没阉割之前非常疯狂,自从被阉了之后就变得温情脉脉,行为优雅,像个君子。这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第一节里乔木对应物兄的教育:应物兄过去不也很疯狂吗?被乔木教育了之后,慢慢修炼,才懂得了收敛和斯文,温情脉脉,行为优雅,像个君子。这里的狗和知识分子之间,显然有某种促狭的隐喻关系。包括木瓜和金毛之间的冲突,金毛是洋狗,血统纯正,有身份证,有洋名字,好像就比木瓜这只串儿要高贵。这不能不让我们想到程济世,整部小说都在努力引进他,但是他的学问人品到底怎么样呢?我的那篇文章里分析过,好像不咋地。那么他好在哪儿呢?人家有洋名字,有洋经历,住在美国,在洋大学里任教——像不像金毛的那张身份证?除了狗之外,还有鸟,鸟也是隐喻知识分子的,不过鸟指涉的知识分子,似乎比狗指涉的知识分子,总体上好一些。比如,小颜是喜欢鸟的。他也把郏象愚说成是归化鸟类,但是郏象愚没弄明白这个比喻,把意思搞反了。如果说狗有一种驯服的气质,那么鸟似乎是自由的、高蹈的。但是呢,小說一开始,应物兄就写到,在他的——本来是葛校长的——办公室里有一个鸟的标本:“看上去还在引吭高歌,其实已经死透了。”这些地方,都特別有意味。当然这个话题的复杂性还远不止如此,而《应物兄》这本书当中类似的话题很多,值得大家反复去讨论研究。因此,我以为这次研讨会,绝不是对已经展开了将近一年的《应物兄》研究及奖励的一次总结,而是这项研究的一个开始——从这次会议开始,有关《应物兄》的研究一定还将继续,并且一定会更加细致和深入。

张涛(吉林大学文学院):

刚才张均老师讲《应物兄》体现的不是虚无,我是非常认同的。我感觉《应物兄》表达的是一种无奈。在与梁鸿的对谈中,李洱讲了一个看法,他认为,话语生活是知识分子存在的主要形态。知识分子是缺少行动力的。这是李洱对知识分子存在形态的一个总体判断,当然这个判断是很尷尬的,很悲观的。在一个存在形态的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应物兄》中,有那么多喋喋不休的对话、独语,这与李洱对于知识分子存在形态的指认有关,也与知识分子在行动力上的缺失有关。李洱是将各种话语置于小说当中,让这些话语互相辩驳,以展现话语生活的复杂性。《应物兄》中也有很多我们知道的关于文学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内容,这些内容往往在当时都带有一定的“新闻性”。李洱在《应物兄》中处理这些内容时,不是采用标签化、道德化等流俗的方式,而是尽可能地进行复杂化的处理。我想,李洱是在两个意义上写《应物兄》的。一个就是好多老师都谈到的,李洱的小说和伟大的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李洱对传统的疏离。

繁复而庞杂的知识频繁地出现在小说中,算是《应物兄》的一个特色。虽然这给我们在阅读上设置了一些障碍,但是读起来《应物兄》大体上还是我们所理解的“小说”,尽管这里面有很多“知识化”和“思辨性”的内容,但他们并不是纯粹的“知识论”问题。《应物兄》写的是大学生活,但是,从写实的意义上来看,《应物兄》并不够写实。济州大学里的那些“风雅”,是今天大学所缺失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从李洱的访谈中看出一些端倪。他反复提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是他们的“文学童年”,老先生们的风雅与风骨,历历在目;同时,我们在《应物兄》中,可以看到李洱对20世纪80年代的认同与怀想。对他来说,一些记忆是刻骨铭心的。还有很多老师谈到《应物兄》中的书面语言,我认为《应物兄》中的书面语不是我们理解的通常意义上的书面语。《应物兄》中的语言带有强烈的反讽性,这些语言是有着“声音”“语态”和“动作”的。只有理解了这一点儿,才能更好地理解《应物兄》中语言的反讽性。

王光东(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李洱的《应物兄》是新世纪以来非常重要的一篇长篇小说。从知识分子精神传统和应对世界的态度的方式来看,《应物兄》在一个新的历史语境下拓展了知识分子的表现领域,并为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提供了参照。我拿到《应物兄》这部作品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书名为什么叫“应物兄”?叫“格物兄”可以吗?“格物”和“应物”对于传统知识分子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从格物致知到知行合一是知识分子对于自身的要求。我理解“应物”就是应对世界的方式和方法。对读书人来讲要知道什么是善恶,并且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哪些是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如果应物是应对世界的一种方式,在应对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以“知行合一”的原则要求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李洱的这部作品为我们怎么理解传统,怎样在当下环境里理解知识分子的处境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文本。

李洱的《应物兄》里有很多地方在解释“应物”,“应物兄”的意思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应对事实变化的“我们”,是一个群体,而不是一个个人。如果说应物是应对世界的方式,在这个小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知识分子应对世界的方式变成了顺应世界的方式,应物变成顺应,这个变化使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存在的问题,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另外一个方面,这部作品如果仅仅理解为是知识分子小说也不合适,那样就把它的意义缩小了,因为在这部小说里面官场、商场、文化场,各个场域都在相互纠缠摩擦,如果说知识分子是“小世界”里的生活者,那么我们在这个小世界里面看到的是“大时代”。换一句话说,我们也在“大时代”里面看到了“小世界”。所以说,这部作品讲的是知识分子和世界的关系。我本来还想谈关于反讽和如何叙述知识分子的问题。反讽的艺术手法似乎成为许多知识分子小说的重要方法。如何叙述知识分子?除反讽之外,我们还应该探索叙述知识分子的更加多样化的方式。但是对这个问题,我有点困惑。

何言宏(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特別有意思。从新时期之初的戴厚英,到后来的格非、李洱,还有朱志荣教授,存在着一个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写作传统,这无论是在中国的大学体系中,还是在文学界,都很独特。我阅读《应物兄》,感觉很好,读起来特別轻松、投入。其中有一个特別的原因,也是因为它的学院题材,特別是因为它具体写的又是大学里的学术建制,对于这些方面,作为一位学院中人,当然很熟悉,很有兴趣。再加上他小说叙述的轻松和反讽,感觉很好读。小说中有很多知识性的内容,我以为并不会构成阅读障碍。静下心来,再假以时日,我想读者不仅能够读进去,而且还会感到饶有兴味,会发现这部小说其实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如果有时间做充分的发掘与思考,应该有很多内容值得讨论。

我主要想谈谈它的世界性。《应物兄》的世界性,我以为首先就表现在,它在世界学院小说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独特性,因此也获得了它独特的世界性。我们知道,世界文学中,像英国的戴维。洛奇,美国的索尔·贝娄、菲立普。罗斯,还有库切等,都写过著名的学院小说,共同形成了学院小说这一重要类型与潮流,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方面的代表人物肖瓦尔特,还专门写过关于学院小说的专著《学院大厦》,足以见出世界文学中“学院小说”的影响力与重要性。我觉得李洱这部小说的学院题材与内容,它的突出的反讽风格,它的学院旨趣,它的精英性,它所写到的知识分子的自恋、学科化的生活方式,辛酸、悲凉,便体现出上述学院小说的典型特征。但它又是中国的。这部小说亦庄亦谐,书写了中国大学、中国知识界人们的精神与生存。李洱小说的主人公名为“应物兄”,这个名字有很多不同的说法。看到“应物”二字,我想起北岛《钟声》里的一个诗句——“万物正重新命名”。每一次巨大的历史变化,都会重新命名万物。历史中的个体,也都会重新面对万物,面对种种新的命名。“应物兄”这个名字,便喻示着应物兄这个人在面对各种事物、各种事情、各种力量的时候,在做种种应对,其中有很多折腾,也有很多精神回应。这种应对与回应,最主要的是他在筹建一个学术机构,建立一个叫作“儒学研究院”的建制。大学里经常有这种建制性、体制性的学术机构。

我们可以想一想,李洱为什么不选择道家,而是选择儒家?《应物兄》偏重写儒,有意地写“儒学研究院”这种学术建制,实际上意味深长,很有内涵。大家可以调查一下,这些年来,各个大学建立了多少家关于儒学的研究机构啊!比如山东,在这方面的所为就很有影响吧?在儒学方面做了很多文章。作为一种主流性的倡导,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强调,很多都侧重于儒学。这是体制方面非常提倡的。因此我觉得,李洱所写的建立儒学研究院,这种建制性的努力,起码象征和喻示着这样的倾向,这也体现出李洱试图去把握我们这个时代知识界的一种主要动向。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对社会历史转型或所面临的危机与困境各有回应,应物兄们的儒学,便是一种进路。但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回应甚至变成了扯淡性的东西,应物兄们忙来忙去,诸多折腾,最后的结果却很悲凉。所以,李洱的写作,有關切,也有寄托。《应物兄》最初由《收获》推出,正值2018年底;它随即就面临了2019年。2019年,正值“五四”一百周年。“五四”以来,如何处理我们与传统,特別是与儒家传统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非常重大和基本的问题。李洱的《应物兄》非常突出和明确地触及这一问题,特別是“儒学与时代”的焦点问题。

《应物兄》中有很多声音,也可以说是很多话语。但最主要的声音与话语,还是关于儒学的。关于儒学的声音和话语,伴之以中国从先秦以还,西方从柏拉图到罗蒂,种种,种种,形成了复杂的互文、对话、交响,庄谐并出,内容非常多,需要非常充分的时间才能有进一步挖掘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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