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逵夫

关于屈原的《思美人》一诗，西汉末年刘向编定《楚辞》，在刘安所收集《离骚》之外几篇较短的骚体诗的基础上，加上《橘颂》和宋玉的《悲回风》，总名之曰“九章”，并写一“序”，言《九章》是“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所作。王逸《楚辞章句》中王逸所作注中看法与《九章序》的看法不同。《思美人》第一句下面注：“言己忧思，念怀王也。”认定为楚怀王时被放所作。因为据《史记。楚世家》和《屈原列传》，楚怀王受其少子子兰等人的怂恿而人秦，被秦人拘留不能回国，顷襄王才得以继位，放逐了屈原，此后屈原才有《涉江》《哀郢》《怀沙》之作。从这几首诗的内容可以知道顷襄王是放屈原于江南之野的。《思美人》与《抽思》一样所写为思念怀王，希望见到怀王有所陈说，则为怀王时所作无疑。

《思美人》的创作地点，明黄文焕《楚辞听直》说：“浮云喻楚之游宦汉北者”，“鸟喻贵幸有事归报朝廷者。皆急行而不顾”。解释其中喻意甚是。同时也意识到本诗是作于被放逐于汉北时。清初林云铭《楚辞灯》说：“此篇屈子思怀王所作。疏放之后，媒绝路阻，言不能达。然欲变节从俗，宁老死于外，亦不可为。”对诗的主题与创作的大体背景也有基本正确的认识，消除了此前很多注本以《思美人》作于被放江南之野，从顷襄王时被放沅湘之间来解读的错误。

《思美人》开头为：“思美人兮，揽涕而伫眙。媒绝路阻兮，言不可结而诒。蹇蹇之烦冤兮，陷滞而不发。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菀而莫达。”本诗是以篇首三字为题。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所做题解说：

此亦怀王时斥居汉北之辞，盖继《抽思》而作者也。“美人”，即《抽思》所欲陈词之美人，谓君也。……“擎”，“揽”，犹收也。“贮”，久立。“眙”，直视也。“蹇蹇”“烦冤”，皆见《抽思》。“发”，起也。陷滞不起，盖居汉北已久，下文“历年离愍”是也。“申旦”，犹言旦旦。“舒中情”，所谓“道思”也。

解释均是。“所谓‘道思”，是说同于《抽思》的“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蒋骥在林氏基础上，确定了创作时间与创作环境，指出在表现诗人心情方面同《抽思》的相近处，由开头两节，即说明本篇同《抽思》的关系。《山带阁注楚辞》在此篇的总论中又说：

此篇大旨承《抽思》立说。然《抽思》始欲“陈词美人”，终日“斯言谁告”，此篇始言“舒情莫达”，终欲以死谏君。夫乍困者气雄而渐沮，久淹者心郁而逾激，势固然也。两篇皆作于怀王时，与《骚经》皆以彭咸自命。

《骚经》即《离骚》。他通过一些诗句的对比说明《思美人》与《抽思》思想感情多相近，与《离骚》也有相通处。其总论中又说：“《抽思》之‘狂顾南行，《思美人》之‘茕茕南行，皆欲自汉北而至郢也。”这都是蒋氏不徒着眼于一篇，而能通观全部屈原之作，又联系当时历史，整体把握，做到融会贯通，突破旧说的束缚而有所推进。他考定《思美人》与《抽思》写于同一生活环境之中，所表现思想情绪同《离骚》一致，这些作品均为屈原被放汉北时所作，在《九章》各篇作时、创作背景的认识上给人以豁然开朗之感。

关于第二段末尾的“指皤冢之西隈兮，与壎黄以为期”二句，前人之解，多不得要领。蒋骥说：嶓冢，山名，汉水发源之处。……原居汉北，举汉水所出以立言也。

这同《抽思》的“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一样有提示创作地点的作用。这里提到“皤冢”，是因为它属于秦地之山，为秦人早期发祥地所在，诗中也用以代指秦。诗人的意思是：要面对强秦，进行政治改革，以统一全国。“与纁黄以为期”，即《抽思》中“昔君与我成言兮，约黄昏以为期”之意。蒋骥《楚辞余论》又说：“《抽思》《思美人》，与《骚经》语意相近。”

在《思美人》与《抽思》《离骚》写作时间关系上的看法，林云铭、蒋骥之说与这三篇作品所反映出的背景、内容、情感等方方面面相合。

据以上这些看，本篇中说：“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则应作于被放之第二年，即怀王二十五年（前304）。因经时稍久，主要是思念怀王，很想通过有关人员传递信息给怀王，希望消除误会，让怀王能认识大局，以免国家在怀王十七年一样受到大挫折。

在本篇同屈原其他作品的关系上，林云铭、蒋骥只是点到几例。下面再做一补充说明。

《抽思》云：“矫以遗夫美人。”《离骚》云：“恐美人之迟暮。”因当时国君是怀王，故以“美人”喻之，毕竟怀王早期曾扶持他，使他从一个没落贵族家青年一步步直至左徒的位置，而且有过支持他进行政治改革的历史。至于被放于江南之野时的作品，则变为以“美人”指贤臣了，如《哀郢》中说“美超远而逾迈”，就是指因君王不明、奸佞当道、难以立足而远走他国的屈景等人。《说苑·君道》载屈景远走燕国，大约就在屈原被放汉北之时（参拙著《屈原与他的时代》中《屈氏世系与屈原思想的形成》）。

“媒绝路阻兮，言不可结而诒”这个意思，也是《离骚》《抽思》《惜诵》都反复表现的。顷襄王朝被放江南之野时，因为诗人知道顷襄王及其掌有贵族特权的亲信都把他看作对立面，所以这时的作品，干脆没有对君王表白之类的意思。

明白了屈原作品创作的具体时间与历史环境，然后来读作品，才能深入体会到作品的深意和韵味。

如前所说，此篇作于《抽思》之后。因为“媒绝路阻兮，言不可结而诒”，及“愿寄言于浮云兮，遇丰隆而不将。因归鸟而致辞兮，羌迅高而难当”，正是经历了相当一段时间，在思君、念国之情与曰俱增的情况下所写。“思美人”便突出地表现出本篇的中心思想。

按内容与抒发情感的层次，全詩可分为四段。

从开头至“独历年而离（罹）愍兮，羌冯心犹未化。宁隐闵而寿考兮，何变易之可为”为第一段，写自己思念怀王，希望就君王因旧贵族的谗言而对自己形成的误解有所申说，但“媒绝路阻兮，言不可结而诒”。虽然如此，自己此前已确定的政治理想永不改变。

从“知前辙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车既覆而马颠兮，骞独怀此异路”一节至“与燻黄以为期”共三节为第二段，开头几句是回忆怀王十六年前草拟宪令，政治改革彻底失败的情况，以下说将重新考虑合作者，争取更得力的支持者（“勒骐骥而更驾兮，造父为我操之”），采取更谨慎的态度，等待时机（“迁逡次而勿驱兮，聊假曰以须时”），希望有一天君臣合作，完成大业。“指嶓冢之西隈”是表示记着威胁楚国发展的强秦，要坚持抗秦的政策，以富国强兵，完成统一全国的愿望。因当时诗人被放于汉北，故连带而以汉水的发源地“嶓冢”代指秦。

从“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至“登高吾不说（悦）兮，人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与而狐疑”六节为第三段，写在被放的第二年春天因惦念朝廷，沿汉水、夏水漫步消忧。诗人怀念古代有作为的贤臣，回想朝中奸党的丑恶面目，要汲取教训，但诗人既不会为返回朝廷而攀援显贵，也不会因此丢弃自己的人格。其中说：

芳与泽其杂糅兮，羌芳华中出。

纷郁郁其远蒸兮，满内而外扬。

情与质信可保兮，居重蔽而闻章。

表现出对自己人格和改良主张、政治理想的自信。他认为只要自己保持纯正的思想感情，即使被重重遮蔽，人们也会看到他的品德，理解他正义的主张，并且会更加盼望和支持这种理想的实现。最后一段：

广遂前画兮，未改此度也。

命则处幽，吾将罢兮，愿及白日之未暮也。

独茕茕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这一段只有六句，而且打破了四句一节的格式;除倒数第二句之外句式也与此前各段不同，且各句间也有变化，又双句之末均带“也”。从这几点看，此实为乱辞，只是未标出，或者流传中丢掉了“乱曰”二字。其内容与开头照应，有总结全篇之意，表示希望有生之年能为国效力，实现自己进行改革的政治理想。

关于此篇在创作上的特征或者说艺术手法上的创新与推进，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更多地使用了“引类譬喻”的手法。比如：

“知前辙之不遂兮，未改此度”——比喻此前一些贤人、改革家（如吴起、商鞅等）都未能得到好的下场，但自己决不会因此而改变初衷。这同《离骚》中“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已、之可惩”的思想一致，只是这里用的是比喻手法。

“高辛之灵盛兮，遭玄鸟而致诒”——似乎是《离骚》中求女构思的萌芽。

“迁逡次而勿驱兮，聊假曰以须时”，“指皤冢之西隈兮，与纁黄以为期”——似乎是《离骚》中转道昆仑、指西海以为期一段描写的滥觞。同《抽思》比起来，《抽思》更多环境描写、细节写实和心理描写，其想象，也是通过梦境来表现，这主要是用写实的手法，或者说是心理写实的手法，同《诗经》中抒隋的手法一样，只是屈原的《抽思》更为细致动人。而本诗多用比喻象征的手法，显得更为含蓄，所以读起来更有韵味;不是直接说出，而是让读者去品味。

第二，王逸所说“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譬于君”的比喻系统，已见形成之端倪。如：

“令薜荔以为理”，“因芙蓉而为媒”——以“薛荔一芙蓉”喻争取可能成为替自己申辩的同僚、朋友。

“解篇薄与杂菜兮，备以为交佩”——比喻增强个人的知识与修养，为完成政治理想做好进一步的准备。这同《离骚》的“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如出一辙。

“揽大薄之芳萤兮，搴长洲之宿莽”——喻在失意情况下仍然努力积蓄各方面的知识和力量，希望有机会再施展改良政治的才能为国尽力。

第三，本篇也开始用打破时空界线，糅合历史、神话与幻想以表现思想愿望的手法。如：

愿寄言于浮云兮，遇丰隆而不将。

因归鸟而致辞兮，羌迅高而难当。

高辛之灵盛兮，遭玄鸟而致诒。

寄言浮云，本来只是抬头看到天空中飘浮的云朵而产生的联想，但诗人在此处又说到神话中的云神，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想象与构思的空间框架：在地上是现实世界，一上高空，便进入了幻想世界。这正是《离骚》中所写天上三日游，求见天帝，寻找知音等情节的滥觞。当然在本篇中还不像《离骚》中所写那样完整连贯，尚未与诗人的行为、思想活动完全融为一体，不是完整地得到体现。在有些方面似乎同《九歌》的情节表现有些相近。如“勒骐骥而更驾兮，造父为我操之”和“高辛之靈盛兮”，均摆脱了时间的束缚，将上古传说人物、传说故事，引入作者情感表现的需要中，这些同《九歌》中祭天神、地祇、人鬼的内容比较接近。由这些也可以看出屈原浪漫主义手法形成的过程和这种艺术思想产生的根源。

以上三个方面在《离骚》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奠定了我国古代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关于屈原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两千多年来无数的学者、诗人、赋家都反复谈过，近代以来的学者们更是从理论上做过多方面的阐述，然而却没有人能揭示出它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今读《抽思》《思美人》《惜诵》可知，它其实最早是发端于这几篇作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