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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华已披 夕秀方振

2009-01-08周建忠施仲贞

文学评论 2009年5期
关键词:楚辞屈原研究

周建忠 施仲贞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楚辞学的形成因由”的探析来揭示楚辞学必然发生,进而通过对“楚辞学的发展态势”的预测来把握楚辞学未来走向。本文认为,楚辞研究之所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楚辞学,主要是政治上两种理念的较量、文学上两种力量的碰撞、学术上两种类型的交叉、阐释上两种视域的叠合、民俗上两种内涵的渗透等因素共同作用所致;而楚辞学的未来走向,主要是围绕传统文献、出土文献、海外文献、学术史深化、信息化工程等方面来研究。

楚辞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现象。两千年来,关于屈原、楚辞的研究一直薪尽火传,绵延不绝,现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楚辞学。目前,楚辞学的各个方面、层次都取得了极其丰硕的研究成果,可谓“俨乎若高山”,令人叹为观止。然而即使在科技与实证手段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依然无法完全把握楚辞的历史原貌。的确,要想走进“楚辞的世界”,是令人神往,又颇费心力的。那么,楚辞研究是否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未来,楚辞学将会以怎样的面貌出现在世人的眼前?本文拟通过对“楚辞学的形成因由”的探析来揭示楚辞学必然发生,进而通过对“楚辞学的发展态势”的预测来把握楚辞学未来走向。

一楚辞学的形成因由

早在1978年,饶宗颐就提议建立“楚辞学”。1986年,薛威霆、王季深又提议建立“屈原学”。其实,楚辞研究的历史应追溯到西汉初年。从汉代开始,就有人研究屈原并从事对楚辞作品的辑集、考订、注释、评论工作,其后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著作日益增多,并逐渐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专门学科——楚辞学。然而,学术界时有一些学者认为楚辞研究已经陷入困境、走上绝路。我们以为,如果不是危言耸听,不是有意诋毁,那就是对楚辞学的形成因由缺乏真正的了解。概而言之,楚辞学的形成因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上两种理念的较量

一些学者常常指责由于政治理念的介入而导致学术研究出现庸俗化、功利化的现象。然而,不同政治理念的较量有时恰恰会反过来推动学术研究。回顾楚辞学史,我们不难发现历代学者往往由于政治上两种理念的不断较量而对楚辞产生不同的解读,并从楚辞中汲取了各自时代所需要的养料,以期达到改造不良时俗、树立崇高精神之目的,从而促进了楚辞学的形成。

早在汉代,学者就因为各自政治理念不同。而对“忠君”思想作出两种解读,也因此对屈原思想作出两极评价:或肯定,或否定。司马迁继承刘安的观点,高度赞赏屈原的“忠君”思想,云:“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他认为屈原之所以“怨君”,是因为“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以达到“存君兴国”之目的。然而,班固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既然“忠君”就不应当“怨君”,而屈原“责数怀王”更有“露才扬己”之嫌,于是予以否定,云:“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后来,王逸则对班固的观点深表不满,极力推崇屈原的“忠君”思想,云:“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

到了宋代,民族矛盾尤为尖锐,学者在政治理念上也已分成主战、主和两派。此时,若仅仅强调屈原的“忠君”思想就显得过于狭隘,已难以顺应时代精神的新要求。于是,他们在“忠君”思想的基础上突出“爱国”思想。洪兴祖较早地指出屈原的“忧国”思想,云:“屈原之忧,忧国也。”后来,朱熹更是明确地用“爱国”来评价屈原,云:“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实际上,洪、朱两人都力图通过评注楚辞来表明他们“主战”的政治立场,也借此来批判朝廷上的主和派。

1949年以后,国内政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已成为那个时代迫切的政治诉求。反映在楚辞研究上,学者一般就不再提及屈原的“忠君”思想,除了保留“爱国”外,又力图深入挖掘屈原思想中的“人民性”。当时,一些学者由于政治理念的不同,对屈原作品的主题思想是否具有“人民性”作出了不同的理解。195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楚辞研究论文集》所收的文章主要就是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以郭沫若、陆侃如、孙作云、褚斌杰等为代表,就一致认为屈原作品的主题思想就是“人民性”。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闻一多反驳孙次舟时就称屈原为“人民的诗人”,说:“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然而,在当时的学术氛围中,仍有学者不予苟同,认为屈原作品的主题思想并无“人民性”,作出了辩证、客观、冷静的分析,显得难能可贵。何其芳云:“我们对于古代的文学作品的人民性也必须反对一种狭隘的庸俗的了解。这种了解以为只有在作品里面找到一些描写人民,同情人民的话才算是有人民性,而不知道古代的作品的人民性常常表现得比较复杂,比较曲折”,“在屈原的作品里面,虽然并不是完全找不到描写人民,同情人民的地方,但这究竟不是它们的主要内容。林庚认为《离骚》之“民”即“人”,云:“作为‘人解,文通字顺;作为‘人民解,无一是处”。

(二)文学上两种力量的碰撞

历史证明,“《楚辞》的注解和研究是否发达,与文学创作是否常常使用《楚辞》中的有关材料,是有一定关系的。”可以说,文学上两种力量的碰撞是楚辞学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一是屈原抒情模式本身的传承魅力,一是后代文人对屈赋传统的自觉再现和积极扩张。故陆侃如云:“凡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尤其研究古代文学的人——都不可不从屈、宋下手。”

屈原抒情模式本身具有非凡的传承魅力。作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大诗人,屈原是一座跨越时空的丰碑,也是一个丰富、复杂的“模式”载体。他是一位失败的政治家,却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型诗人。屈原追求的忠君爱国、独立不迁,上下求索、好修为常的人格境界,汉代刘安就认为“可与日月争光”。屈原影响于后人的,主要是他的爱国行为与品行操守。可以说,屈原的伟大之处与悲剧之源,就是对故乡、故国的过分眷恋,对人格美的过分珍惜。屈原至死没有离开楚国,用生命殉祭了自己的理想,用毕生追求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从而对民族传统、伦理意识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古老而文明的华夏大地,好好梳理每寸土地上那些鲜活生命的前世今生,就会发现:无论是在风云变幻的乱世,还是在风调雨顺的盛世,屈骚精神都能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承传与升华,正所谓“喜读之可以佐歌,悲读之可以当哭”。梁启超云:“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郭沫若云:“由楚所产生出的屈原,

由屈原所产生出的《楚辞》,无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国统一着的。中国人如果不灭种,中国文如果不消灭,《楚辞》没有消灭的一天。”

同时,司马迁、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曹雪芹等后代文人的作品都自觉再现和积极扩张屈赋传统,正如沈约所言“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原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漫长而封闭的封建社会给他们提供了相似的生活环境、人生遭遇与价值取向、追求方式。他们是以政治仕途为生命第一要义的,所以他们既崇仰屈原积极进取的精神,又有和屈原一样自负、失意、孤独、压抑的深切感受,从而身不由己地像滚雪球似地选择屈原的消释模式。在艺术形式方面,他们也对屈原“香草美人”的抒情模式加以移植、加工、再现、扩张,“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来表达他们自己在这个“怪圈”中的矛盾、怀疑、怨恨、契合、抚慰、寄托、宣泄等复杂情感。刘师培云:“屈、宋楚辞,忧深思远,上承风雅之遗,下启词章之体,亦中国文章之祖也。”姜亮夫云:“要是没有屈原的作品,就不会有我们后代文学的这个发展,或者说我们后代文学的发展不会是我们现在走的这个路子,象汉乐府、唐人律诗,宋以后的词曲等,可能是另外的一个路子。”

(三)学术上两种类型的交叉

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学术取向,但学术研究本身又有其传承性。楚辞,作为评判作品价值的标准,始终是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方重镇。同时,历代学者也往往通过对楚辞的研究来激扬文思,调节心境。由此可见,楚辞学之所以形成的另一大要素是学术上两种类型的交叉:一是借注骚以寄寓自己情思,一是借评骚来确立评鉴尺度。

在历代注骚者看来,楚辞不仅是开展研究的对象,也是寄寓自己情思的载体。他们往往能根据自己的特殊身世和经历,基本把握住楚辞的某种精神与风格。早在汉代,司马迁在为屈原立传时就有所寄寓,不禁大发感叹,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其实,在文网密罗、动辄得咎的封建时代,学者平时无法直言内心的真实情愫,惟有通过“借他人之酒杯,以浇自己心中块垒”的方法来自由挥洒笔墨。在楚辞学史上,我们几乎随处可见此种现象。黄文焕的《楚辞听直》是他在狱中所写的,云:“朱子因受伪学之斥,始注《离骚》,余因钩党之祸为镇抚司所罗织,亦坐以平日与黄石斋前辈,讲学立伪。下狱经年,始了《骚》注。”可见,此书的本意应该是借注骚来替黄道周和自己辩冤,正所谓“盖借屈原以寓感”。王夫之认为自己“生于屈子之乡,而遘闵戢志,有过于屈者”,在隐居时引屈原为知音,写了《楚辞通释》,以寄寓对自己不幸的悲叹、对故国沦亡的哀思。此等“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的注骚之作未必完全符合楚辞原意,但它们又的的确确从不同角度给后人提供了许多独到而有价值的见解。

屈原之后,后人的作品一般都受到过楚辞的浸染,不论是在精神内核还是在艺术形式。因此,学者往往借评骚来确立评鉴尺度,换句话说,也就是看一部作品是否有价值就取决于它是否具有楚辞传统,正如蒋翚所言“诗文有不从《楚辞》出者,纵传弗贵也。能于《楚辞》出者,愈玩愈佳”(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引)。可见,楚辞已潜移默化在一些学者的精神血脉中,如盐入水,失其形而存其用,并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文艺观(包括诗、赋、词等)。就论赋而言,司马迁较早地运用屈原作品作为标准来评鉴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的创作得失,认为他们虽得屈原之形(言辞)而失屈原之神(直谏),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此后,扬雄更是利用楚辞这把尺度,将辞赋分为“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前者“丽以则”,而后者则“丽以淫”。就论诗而言,一些学者直言诗歌创作当以熟读楚辞为前提。苏轼云:“熟读《毛诗·国风》、《离骚》,曲折尽在是矣。”严羽云:“先须熟读《楚词》,

朝夕讽咏以为之本;……此乃是从顶预上做来,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就论词而言,清代以张惠言、周济等为代表常州词派提出作词应继承屈骚传统的主张,此后很多词学家在论词时就采用楚辞的标准,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就多次提到楚辞、屈原、《离骚》。可以说,这种以楚辞为评鉴尺度的确立,也常常会阶段性地刺激、加强了人们对楚辞本体的回眸、体悟与把握。

(四)阐释上两种视域的叠合

楚辞作为产生于南方的新诗体,带有明显的楚国方言和地域色彩;且在漫长的时间变迁中,其语言的内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楚辞文本自身就具有阐释的开放性。同时,读者在阐释楚辞时,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学识和时代的需要而做出不同的理解。由此可见,阐释上两种视域的叠合——文本的开放性与读者的再创造性,是导致楚辞学史上各呈臆说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阐释学来看,任何一部优秀的作品都具有开放性。事实上,楚辞之所以能对不同时期不同背景的人具有不同的价值,就在于楚辞文本自身具有开放性,即允许不同的人根据各自的理解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两千年来的楚辞学史已经表明,读者往往认为自己对屈原、楚辞的阐释才是“近真的屈原”、“近真的楚辞”,而力驳他说,因为只有打出“作者原意”的旗号才能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但实际上,只要在历史所允许。社会所认可和文本所容纳的前提下,每一种阐释皆可成立。可以说,楚辞学之所以得以延续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与楚辞文本的开放性密不可分。单就《离骚》而言,关于“离骚”题义的阐释,历代学者不断驳旧说、立新论,其“参与率”之高不禁让人惊叹,主要有刘安的“离忧”、班固的“遭忧”、王逸的“别愁”、戴震的“离隔扰动”、游国恩的“曲名”、钱钟书的“与愁告别说”等二十余说,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于“求女”喻义,亦是异说歧解甚多,大致有王逸的“求贤臣”、朱熹的“求贤君”、赵南星的“求贤妃”、潘啸龙的“知音”等十余说,似乎已成不解之谜。

同时,历代读者又根据自己的学识和时代的需要,对楚辞进行再创造,做出旨趣迥异的阐释,以图挖掘其中的“微言大义”。谭献云:“作者之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正是由于不同时期的人对楚辞作出不同的阐释,楚辞的文本才不断地得以很好的传承,楚辞的内涵才不断得以完满的展现。如果没有这些学者的不同阐释,那么楚辞文本只不过是毫无生气的物质载体而已,终究难免逐步消亡的结局,而楚辞学的形成更是无从谈起。可以说,“一代代的研究者都在反驳、纠正或补充前人的说法;而他们自己又受到后代或同时代人的反驳、纠正或补充,从而不断地推进研究的深入”。以清代楚辞学为例,林云铭先是对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发难,云:“治骚者向称七十二家评本,大约惑于旧诂之传讹,随声附和。”由此出发,他又进而否定了两千年来的

研究成果,云:“二千年中读骚者悉困于旧诂迷阵。如长夜坐暗室,茫无所睹。”为了“求其大旨吻合,脉络分明,使读者洞如观火,还他一部有首有尾、有端有绪之文”,他写了《楚辞灯》。然而不久,朱冀就对“脍炙久矣”的林氏《楚辞灯》感到“疑义益多”,认为“大夫当日命意立言,未必尔尔”。出于“合我其谁”的学术责任感和追根究底的探寻勇气,他著成《离骚辩》,云:“旧注之背谬,林子业已摘之于前,而林说之背谬,不减于旧注者,计其最甚。盖有二端,予又焉能人云亦云,而不辩正之于后乎?”由于朱氏对作品整体把握的失误,王邦采《离骚汇订》又对他进行了批评,云:“林氏西仲,自谓可烛照无遗,而读之如闻梦呓。天闲氏力辟之,皆当。惜其拘牵臆凿诸病,更甚于前人。而才情横溢,又足以文其背谬,迷人心目。其诒误后学,尤非浅浅。”可见,读者在阐释时有很大的再创造性。

(五)民俗上两种内涵的渗透

端午节,作为我国重要的传统民俗,其原初内涵为“驱邪避灾”。后来,屈原选择在这一天自杀,而民众基于对其不幸遭遇的同情和对其崇高精神的敬仰,也选择在这一天纪念他。可以说,正由于民俗上两种内涵(“驱邪避灾”和“纪念屈原”)的渗透,才使得屈原、楚辞研究具有了超越地域的广泛性、跨越时代的久远性。

端午节是一个起源很早、传承悠久的节日。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中,其民俗内容亦不断更新,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戴德((大戴礼记》云:“(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也。”欧阳询《艺文类聚》引《夏小正》云:“此日(五月五日)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徐坚等《初学记》引周处《风土记》云:“仲夏端午,烹鹜角黍。”宗懔《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四民并蹋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又云:“是日,竞渡,采杂药。”可见,在端午节诸多的民俗活动中,无论是悬艾、食粽,还是竞渡、采药,均与其“驱邪避灾”的原初内涵有关。可以说,屈原之所以选择在“端午节”这个恶日自杀,是因为他充分了解了端午节的原初内涵:人们普遍具有对死亡的恐惧、对瘟疫五毒的恐惧,人们普遍关心每年的这一天发生了什么大的变故、事件。因此,他希望用自己的毁灭、死亡来唤醒麻木荒唐的君王。我们知道,端午节作为“一年一度”的民俗活动,始终延续了这个节日的持续性和群众性。而这种节日的“持续性”和“群众性”,,又无疑会给屈原研究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研究动力,从而使屈原研究也永远具有连续性和群众性、而得以世代传承,正如闻一多所言:“端午是一个人民的节日,屈原与端午的结合,便证明了过去屈原是与人民结合着的,也保证了未来屈原与人民还要永远结合着。”

后来,端午节被赋予了另一个内涵——纪念屈原。从现存史料上看,这种内涵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末年,《太平御览》引应劭《风俗通》日:“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又日:“亦因屈原。”可见,那时的端午节已隐含着“纪念屈原”的内涵。到南北朝时,民众已用屈原传说来解释端午节俗,从而赋予了端午节以全新的内涵——“纪念屈原”。于是,这种“纪念屈原”的民俗作为一个固定节日而沿袭下来,历代持续不衰,并逐渐淡化了或掩盖了端午节“驱邪避灾”的原初内涵。吴均《续齐谐记》云:“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栋叶五花丝,遗风也。”宗懔《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下凫,一自以为水车,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士人悉临水而观之。”可以说,民众之所以纪念屈原,是因为他们或同情屈原的不幸遭遇,或敬仰屈原的崇高精神,而屈原也就因此逐渐“成了民族精神的完美象征”。事实上,这种年复一年的纪念屈原的民俗活动,也不断激发着人们探究、诠释和继承屈原思想、人格的深层内涵,从而也推进了楚辞学的形成。1953年的端午节,我国民众为纪念屈原逝世2230周年而举行了盛大的活动,就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争鸣。

二楚辞学的发展态势

通过对“楚辞学的形成因由”的探析后,我们可以更从容地审视楚辞学的过去和现在,可以更乐观地展望楚辞学的未来。经过两千年来的发展,楚辞学已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自身体系却既不完备也不科学。那么,要想使楚辞研究走出困境,超越前人,并最终形成一个既完备又科学的学科体系,我们就必须对“楚辞学的发展态势”作微观的考察与宏观的把握。未来,楚辞研究应当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入手。

(一)传统文献与楚辞

在楚辞研究中,传统文献的积累和开掘对于推动学科发展和完善至关重要。当然,要想在传统文献研究方面超越前人,确实较为困难,但仍有相当大的研究空间。因为以前的研究范围较为狭窄,往往对一些重要的楚辞注本与评论不惜浓墨重彩,乃至重复劳动,而对一般的楚辞注本与评论则轻描淡写,甚至无人问津。因此,楚辞学未来将主要围绕以下两方面来研究。

其一,楚辞注本的研究。目前,已经整理出一些较为常见的古籍,对它们所做的研究力度和深度也是有目共睹的,如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陈洪绶、萧云从《楚辞图注》、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钱澄之《屈诂》、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戴震《屈原赋注》等。尽管这些注本学术价值较大,但毕竟所占的比例较小,而且未能完整地反映古代楚辞注本的研究成果,更谈不上满足新时代学术研究的需求。因此,仅仅局限于对这些注本的研究显然是不够的。未来,楚辞研究应当更加自觉地关注那些尚未被整理出版的注本,特别要首先加快对一些有创见的、有贡献的注本进行辑佚、校勘、考订、标点,如钱呆之《离骚集传》、吴仁杰《离骚草木疏》、陆时雍《楚辞疏》、黄文焕《楚辞听直》、周拱辰(《离骚草木史》、林云铭《楚辞灯》、朱冀《离骚辩》、王邦采《楚三间大夫赋》、屈复《楚辞新集注》、陈本礼《屈辞精义》、胡溶源《楚辞新注求碓》等,并注意从学术史上评判他们的得失。

其二,楚辞评论的研究。除了楚辞注本外,古代的文人别集、读书札记、诗话、赋话、词话内存有大量的楚辞评论资料,可谓“云蒸霞蔚”,不可胜数。目前,已有几本专门对古籍中楚辞评论资料加以结集的著作,如杨金鼎《楚辞评论资料选》、徐志啸《历代赋论辑要》、蔡守湘《历代诗话论<诗经><楚辞>》、周殿富《楚辞论:历代楚辞论评选》、李诚、熊良智((楚辞评论集览》等,但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故还有待于对它们进行补正。这些评论资料虽不乏精辟之处,但往往是点评式的、感悟式的,且缺乏科学、缜密的论述,故亟需对它们进行梳理、总结、补充和提高,以形成一个差强人意的楚辞学理论体系。近年来,从传统文艺理论的角度去研究楚辞已成为不少学者的自觉

追求。很多学者已不再仅仅研究几本人所共知的著作,如司马迁《史记》、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而是努力挖掘出那些易被忽视而颇具价值的资料,如李大明《宋诗话中楚辞评论》、朴永焕《南宋(诗话)中的评骚论点》、李青《唐宋词论中的楚辞话语》、徐志啸《论明代诗话<诗薮>之品评楚骚》瞄、施仲贞《刘熙载楚辞学研究》等,这些论文在不同程度上均有所创新和突破。因此,重新评估和积极利用古籍中的楚辞评论资料,既任重道远,又大有可为。

(二)出土文献与楚辞

陈寅恪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两千年来的楚辞学史亦表明,出土文献的发现,为楚辞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新材料”和重要的“突破口”;而出土文献的利用,不仅解决了那些“悬而未决”的旧问题,而且还提出了许多“前所未闻”的新问题。

目前,已有不少楚辞学者尝试利用出土文献做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总体上来看,尤其是与出土文献的丰富多彩相比,利用出土文献与考古成果研究屈原与楚辞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还处于探索、尝试阶段,了解与掌握考古信息还不够全面。因此,只能说有了一个好的开端,还有广阔的研究前景。未来,利用出土文献研究楚辞,将继续围绕以下三个结合来进行。

其一,考古学与历史学相结合。在利用出土文献研究楚辞时,要做到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相结合,这样既可以弄清楚辞的古史信息,又可考证楚辞的作品真伪l既可以再现古史之原貌,又可以纠正疑古之偏颇。前者,常为人称道的实例有,王国维从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发现了商先公王亥之名,并结合史料记载,在徐文靖、刘梦鹏等人的基础上,破解了《天问》中“该秉季德,厥父是臧”和“恒秉季德”的千古之谜,云:“案《楚辞·天问》云:‘该秉季德,厥父是臧,又云:‘恒秉季德,王亥即该,

则王恒即恒,

而卜辞之季之即冥,至是始得其证矣。”后者,比较著名的例子有,汤炳正根据安徽阜阳墓葬出土的汉简,其中有《离骚》残句4字、《涉江》残句5字,墓主为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并结合史料记载,由此断定《离骚》早在汉武帝让刘安作传之前就已存在且广为流传。

其二,考古学与文字学相结合。由于楚辞中的楚音楚语,以及流传所带来的文字错误,都会直接造成后人理解的歧义。因此,在利用出土文献时,尤其要注意在文字学上下功夫,否则很可能会“郢书燕说”。事实上。于省吾早就在《泽螺居楚辞新证·序言》中提出将考古学与文字学相结合来研究楚辞,云:“清代学者对于先秦典籍中文字、声韵、训诂的研究,基本上以《尔雅》、《说文》、《广雅》为主。由于近几十年来,有关商周时代的文字资料和物质资料的大量出土,我们就应该以清代和清代以前的考证成果为基础,进一步结合考古资料,以研究先秦典籍中的义训症结问题。换句话说,就是用同一时代或时代相近的地下所发现的文字和文物与典籍相证发。”单就出土文献的利用而言,有关的研究成果最为可观。如何剑熏利用考古新材料,来破释楚辞的文字疑难,如《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中“畹”,历代诸说纷纭,莫衷一是。何氏则引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孙子兵法》残简“八十步为畹,以百六十步为亩”等出土成果,证明“半亩为畹”。,从而使千年争讼一锤定音。黄灵庚根据楚汉简帛文字诠释屈宋辞赋,写成《楚辞简帛释证》,在文字笺注方面获得较大进展。

其三,考古学与文化学相结合。利用出土文献,要将考古学与文化学相结合,这样就可以使楚文化与楚辞双向互证,推动两个领域的共同发展。如今,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不可小觑。汤炳正根据随县曾侯乙墓的出土文物,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考证,认为此墓出土的曾侯乙墓棺画中的“神兽”实即《招魂》中的“土伯”。萧兵根据马王堆一、三号汉墓出土的帛画,从文化学的角度论证,认为“顾菟”是蟾蜍和兔,是“氏族社会蛙图腾、兔图腾崇拜的产物”。这些观点虽未获公认,但均足备一说,可资借鉴。

(三)海外文献与楚辞

姜亮夫云:“屈原在中国,楚辞学在世界。”在一千多年前,楚辞就流传到日本,继而又流传到韩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早为海外各界人士所熟知和传诵。因此,它不仅成为海外汉学界的研究对象,而且成为海外文学界的学习对象。如今,海外已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楚辞学文献。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从海外文献来研究楚辞将是一条十分可行而有效的新途径,这样不仅有利于中外学术的交流与争鸣,而且有助于了解海外楚辞学的研究现状与经验,正所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从而推动国内楚辞学的快速发展。

较早对楚辞在海外流传进行介绍的是闻宥《屈原作品在国外》,指出屈原主要作品均有翻译,其中以《离骚》居多,有的甚至还出现多个译本。20世纪80年代,马茂元主编了一套《楚辞研究集成》丛书,其第五编《楚辞资料海外编》是我国第一本全面译介海外楚辞研究论著的著作。这本书,对于国内学者的楚辞研究,走出国门,面向世界,起了很大的指引和推动作用。然而,海外文献基本上是用外文所写,而国内学者大都不能直接研读它们,加之所能见到的海外楚辞文献相对匮乏。故此项工作虽起步较早,但进展缓慢、成就有限。未来,从海外文献研究楚辞应当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其一,楚辞海外传播的研究。楚辞究竟何时流传到海外?怎样流传到海外?哪些版本流传到海外?海外刊刻了哪些版本?同一作者的海外版本与国内版本差异何在?这一系列问题都有待于我们做进一步考察。目前,学术界较偏重对海外楚辞版本的考订,这样不仅弄清海外刊刻的楚辞版本之概况,而且校补国内留存的楚辞古籍之讹误,还获知国内失传的楚辞古籍之馆藏地。竹治贞夫对日本的楚辞刊刻本进行全面的考述,指出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和林云铭《楚辞灯》等刊刻本在日本较为盛行。崔富章把藏于日本的《楚辞章句》庄本与夫容馆本相比照,云:“《离骚》正文,庄本与夫容馆本相较,除新古正俗文字差别外,有五处相异……夫容馆本源出宋本,庄本又据仿宋抄本校之,益精审。”。周建忠对大阪大学所藏的“楚辞百种”进行了考辨,并对“怀德堂”、“西村时彦”、“楚辞百种”作了全面研究,既见大阪大学藏“楚辞百种”之概况,又找到国内失传的楚辞古籍(清代陈大文《楚辞串解》、董鸥洲《楚辞翼》、方人杰《评辑楚辞读本》、江时中《楚辞心解》之馆藏地。

其二。楚辞海外影响的研究。楚辞在海外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流传,自然对海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过去,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由海外学者来做,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母体文学较为熟悉,且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日本。藤野岩友、西角井正庆指出,日本《万叶集》中的“反歌”就源于楚辞中的“乱辞”。藤野岩友指出,楚辞对日本奈良朝文学有很大的影响。石田博指出,

歌论、能乐论受到了楚辞的影响。近年来,此项研究取得新的进展,不仅国内学者开始关注于此,如王晓平《楚辞东渐与日本文学传统》等,而且研究地域也有所扩大,如徐在日《屈原与(楚辞>对韩国古典文学之影响》、杨万娟《韩国文化与楚文化渊源关系再探——兼谈氐羌、巴文化的渗入》。等。

其三,楚辞海外研究的研究。两千年来的楚辞学,其间源流变迁极为纷杂,非寝馈亲切者自不能言之纚纚。故海外学者的楚辞研究就难免隔靴搔痒,乃至“走火入魔”。但不可否认,他们又常常会采用独特的视角和科学的方法,给学术界带来新材料、新理论和新问题,如竹治贞夫、藤野岩友、冈村繁、海陶玮、史内德、托凯等著名汉学家。因此,有必要对楚辞海外研究进行再研究,从而更好地促进楚辞学的发展。目前,主要集中在日本、韩国的楚辞研究进行再研究,如竹治贞夫《本国学者对<楚辞>的研究》、徐志啸《日本楚辞研究论纲》、朴永焕《当代韩国楚辞学研究的现况与展望》等,而涉及其他国家甚少。

(四)学术史深化与楚辞

尽管前哲时贤未必已完全探明楚辞的真实原貌,但他们不屈不饶的探索精神和可圈可点的研究成果,却为我们开启了多姿多彩的抵达楚辞真实原貌的门径。当我们面对欣欣向荣、蔚为大观的《楚辞》研究,如果不去检索,继承发展,也许一生的努力都只能在前人的成果里兜圈子。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从事学术史研究的缘由。

随着楚辞研究的深入,学术史研究已不仅仅是总结历代研究成果来推进本体研究,而且是自觉专门的史学研究。目前,已有黄中模《现代楚辞批评史》、周建忠《当代楚辞研究论纲》、李中华、朱炳祥《楚辞学史》等楚辞学史专著。然而,随着新理论的运用与新材料的发现,楚辞学术史的研究必将不断得到深化,真正达到牢笼百态、贯通古今之境界。未来,楚辞学术史研究将继续围绕以下三个结合来推进。

其一,横向与纵向相结合。学术史研究,应该既有历时性的纵向叙述,又有共时性的横向评述。换句话说,一部学术史专著,不能写成像不同时代或不同时期的学者评传、专著评述的汇编,而应该对不同时代或不同时期的学者、专著之间的关系进行纵横交错的论述。就某种专题研究而言,我们要弄清此专题继承了哪些前辈的观点,又引起了哪些同辈的唱和与争鸣,还得到了哪些后辈的继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它进行全方位的审视,以免“各照隅隙,鲜观衢路”的弊端,从而更客观地评判它的学术价值。周建忠《屈原“爱国主义”研究的历史审视》就从两千年楚辞研究史着眼,对屈原“爱国主义”的专题进行了纵向勾勒和横向剖视。

其二,史料与理论相结合。学术史研究,要是没有史料的支撑就像“七宝楼台”,同样要是没有理论的统领则像“一盘散沙”。因此,只有将史料与理论巧妙地结合起来,才能既避免史料的堆积,又避免理论的空谈,从而使过去那一大堆缺乏统一、互不相干的材料复活起来而成为一个有机的体系,最终呈现出楚辞研究的演变历程与发展态势。事实上,楚辞研究缺乏的不是史料,而是理论。因此,理论研究已成为楚辞研究的重中之重,其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楚辞研究能否进一步突破与发展。为此,笔者长期关注和投身于楚辞的理论研究,并指出:“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史应该以‘文学发展史为背景,以‘文学传播史为参照,而以‘研究为主线。《楚辞学史》的建构,必须建立在基础研究之上,写学术史,不应回避该学科的当代研究进程。强调实证研究,注重研究史料的丰富性与可靠性,通过全方位的信息载体,提供实证研究的范例。”同时,我们对于楚辞学的传播、分期、分类等方面的理论构建,亦已基本上为楚辞学界所采用。

其三,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两千年来的楚辞学史,是由一代代学者、一部部专著、一点点资料所构成,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必须进行微观研究。但仅仅停留于此,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微观研究的视野比较狭隘,往往会使学者沉溺于对某个学者、某部专著、某种观点的评鉴而沾沾自喜,故难以把握和揭示楚辞学史的整体发展轨迹和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就必须做些宏观研究,以弥补微观研究之不足,从而更好地推动学术研究。周建忠《<楚辞>研究五题回顾及反思》、《<哀郢>作意研究史略》等论文,力图做到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从而勾勒出了某个专题的发展演变历程。

(五)信息化工程与楚辞

20世纪80年代末,有人提出了未来将用计算机检索来进行楚辞研究的设想。然而,楚辞研究在利用科技方面仍然相对滞后。目前,我们首创的楚辞研究专题网站(http://chluci.ntu.edu.cn)对此做了尝试与探索,主要是与计算机软件工程专家、图书馆专家学者组成团队,进行“楚辞知识库”跨学科研究与开发工作,建立楚辞知识库的概念集设计、词表设计、语义关联设计、抽词处理、分类体系、术语、实例、推理机制、语义检索系统,为楚辞研究提供文学领域语义知识库、知识检索的构建方法和具体构建成果,推动知识组织原理技术在文学领域的数字化、网络化研究。

未来,倘若建成知识库,必将为楚辞爱好者和学者提供个性化信息服务,以帮助他们品赏、研究楚辞,解决旧疑,发现新问题。同时,利用信息化工程来研究楚辞,必将会使楚辞学的学科分类更加规范,使楚辞学的知识体系更加完善,使楚辞学的未来走向更加明朗。

责任编辑: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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