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明

上世纪60至80年代，粮票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票证，如果需要买米面，必须出示粮票才成，后来甚至有人把粮票形容为“吃饭的护照”。粮票种类繁多，大致可分为全国粮票、军用粮票、地方粮票和划拨粮票四种。

1974年深秋，在中学执教的我，背个黄挎包，奉命去大山深处的金舟螃支农。临行前，我持介绍信和国家粮供应本，到粮店换了10斤湖南省粮票，这是我10天的口粮。那天，天灰蒙蒙的，与土墙灰瓦的村子构成一幅颓废的写意。金舟螃30户人家，守着十多亩薄田瘦地，靠国家救济粮度命。田间虽有几根苞谷秆子癞头般邋遢着，苞谷却软不啦叽地争不得一口气。按说晚稻刚收割，村民能吃上几顿饱饭，可是，“出工一窝蜂，做事磨洋工”，村民生产效率低，导致连年减产，每日只能喝粥了。那时，老牛拉车，拉着落后的农村，它的代名词叫贫穷，叫饥饿。过生日才奢侈地吃个鸡蛋，想闻到肉味，必须等过年。

作为下派干部的我（当时教师也作干部使用），吃派饭，30户人家，每户一餐，每餐付4两粮票1.2角钱。我正是“二十三十如烈马”的年龄，干农活儿总感觉特饿，农村又少油，每餐要消耗两海碗粥，就着一点辣椒拌芥菜，三下五除二便风卷残云般下肚了。农民没什么特权，唯一的优越性就是田边地角长野菜，几乎每天三餐，餐餐都有野菜充饥，垫底。野菜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得虔诚地感谢它，可这东西吃多了，腹胀得不行，两个小时后茅坑都跑不赢，而且吃的时间一长，人的脸上都是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