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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

2020-05-20叶延滨

散文选刊·下半月 2020年4期
关键词:解放军文艺树干延安

叶延滨

新中国成立前十个月,我出生在哈尔滨,幸运地成为新中国的同龄人。

记得,读高中时,学校为迎国庆十五周年征文比赛,题目是《我和祖国一起成长》,我得了一等奖,奖品是刚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单行本。也许正是同龄,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扣,有阳光明媚,也有疾风暴雨,国家的转折常常改变个人的命运。回想一生经历,最重大的转折是国家决定实行改革开放,而我在走出校门十年之后,也终于赶上了恢复高考的人生机遇。

此前,我在延安农村插队当农民,部队军马场当牧工,工厂当工人,“文革”结束,我母亲平反,恢复工作,我调到她身边,安排在地委宣传部当新闻报道员。调令上.有四个字“以工代干”。什么意思?好的说法,工人中选拔出来做干部工作。差的意思,不是科班出身,虽坐办公室,身份是工人。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去找领导,要参加高考。部长听完我的话,瞪大了眼睛说,上大学干什么?学知识,学完干什么?还要回来工作!只是那时候,你现在的位子早叫别人占了!不就是“以工代干”嘛,好好干,过上一年半载,会给你转正的!部长是真心认为我脑子进水了。部长说话实在,像渔夫晒太阳寓言里的富翁。领导不批,只好照常上班。

那天,我骑着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午休后去机关上班。从家出来是条僻静的小巷,小巷斜坡,是机关和工厂的围墙隔出来的通道。我从家出来,一路飞快地滑行前进。自行車刚穿出巷口,就听得从头上传来一声恐怖而绝望的尖叫。我一抬头,有个男人在小巷边高高的白杨树上,锯下一根树干侧枝,树干在他的尖叫声中,从天而降。我本能地猛地捏紧自行车的双闸。眼前一黑,被弹到空中。等我睁开眼,被自己吓住了,树干从我的鼻梁刮过,满鼻子是血;树干从我的手臂刮过,手臂和手背都是血;树干从我的小腿刮过,腿上也是血。我被抛到车前一丈多远,浑身是血地躺在路上。回头看我的飞鸽车,三角大架被砸成“V”字,两个车轮还没倒,站立在树干两侧!救护车把我拉进了医院,经过检查,骨头和内脏都完好无损,碗口粗的树干,齐刷刷地刮掉我一层皮,从鼻梁到两只手臂再到两条腿。大夫说:悬!自行车再向前一厘米,一切都不需要了。那砍树人后来买了一副三脚架,把车给我送回来:“这三脚架是新的,三十多元,我一个月工资没有了。”我很同情他。

很快,我就把这个悲剧当成了正剧甚至喜剧来继续。领导以工作需要为理由,不批准我报考77届大学。这回批准在家养伤躺俩月,正好抽空补习迎接78届高考。躺在床上怎么补?借来一叠课本读。在床头贴了三张大图: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再加一张“中国历史年表”。“地理一大片,历史一条线”容易突击得高分。等到能下地走路,就走进78届考场。靠地理和历史得了高分,我成了地区文科第一名。有个插曲,虽然高考总分较高,大意失荆州,语文却最低。语文作文是将一篇长文章删成六百字的报道。一看到题目,乐了,这不就是我天天上班干的活儿嘛!用笔勾勾画画,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结果都清楚,就交上去了,没认真数一下多少字。心想,千军万马过高考,考官哪有工夫数多少字?天知道那时虽然没有计算机,招生办动员许多大学生当义工来数这六百字。多一字扣一分,于是,我的语文就扣成了68分。北京广播学院在这地区只招一名,这个68分,让总分第一没了硬核,悬了!我研究招生简章,发现其中有一句:“有特殊专长者优先。”打肿脸充胖子,我把自己在《解放军文艺》《诗刊》《北京文学》《陕西文艺》等报刊上发表的诗歌剪辑订册,送到招生办。这招灵,考上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分到文艺编辑专业。

在国家恢复高考的机会面前,我为了证明自己,上交了两份答卷,一份是高考卷,证明我曾经是个学习努力的学生;另一份是我写的那些作品,证明我在底层十年的努力…

1969年春节后,我到延安插队。我是“投亲靠友”去的延安。运动中父母都被批斗,环境艰难。他们当年投身革命曾在延安工作,抗战胜利之际奉命急调东北前线,只能将我三岁的姐姐延红送进“马背摇篮”延安保育院,将一岁的哥哥延光送给延安一户姓曹的农民。我那改姓曹的亲哥哥知道我的处境,办了手续让我到延安插队。哥哥在村里找一个可以接受我的穷房东,我住进生产队饲养员栗树昌老汉的家。他家境极穷,仅有一孔没有窗户的窑洞,关上木门就什么也看不见。窑洞靠里是老两口的一盘大炕,大炕上放一只大尿盆。靠外的门边给我新盘了一个小炕,放得下我和一只小尿盆。头一天躺在炕上,我就想:“真像一座坟啊!”我叫他俩干大、干妈,他俩直接叫我干儿。在和北京知青一起插队生活之前,我在这个家生活了一年,身上长满了虱子,学会了所有农活儿,唯一保持的学生习惯是睡觉前要在煤油灯前看一会儿书。我的枕头旁有两本从四川带去的书,《鲁迅全集(第二卷)》和《战争与和平》残本。这两本书是我所有的财产,滋养着长夜里的梦。

生活动荡不定,始终保持读书和写一点儿东西的习惯。看到写下的字,我想,只有手上这支笔可以撑着自信和梦想了。

1973年,在秦岭深处一家部队工厂政治处当“以工代干”的干事时,我开始向刚复刊的《解放军文艺》和《陕西文艺》(原《延河》)投稿。当时前者是全国唯一的文学刊物,后者是全省唯一的文学刊物。投稿不花钱,信封写好地址,剪去一角,邮局就会投递。投稿杳无信讯,我仍不断将稿件装进信封投进邮筒。当过农民让我知道,种不种在己,收不收靠天。年底,我收到从《解放军文艺》寄给我的厚厚的一个大信封,激动地打开信封,竟是整齐编号的一叠稿件,一年来寄去的稿件一件不少地退回,附赠一本《解放军文艺》的笔记本,还有一封编辑写的信。信的内容大意是说,我是他见到最努力的作者,相信会成功,没说写得怎么样,签名:雷抒雁。这是我投稿以来认识的第一个编辑,这个大信封是我得到的头一封退稿。这件事让我相信,我写下的作品真有人看了。

1974年春节后,我得到《陕西文艺》的邀请,参加陕西诗歌创作座谈会。我兴冲冲地赶到西安,到了会场才知道,我是与会者中唯一没发表过作品的诗人。在会上认识了梅绍静,她刚出一本写延安知青赤脚医生的长诗《兰珍子》。主编是老延安王丕祥老师,他介绍其他人,都说写了什么,写得怎样。介绍我时,他说:“这娃有生活,就不太知道写作规矩,让他来参加会,向大家学习,我们还要请他到编辑部来帮助工作。”说完了,又重复一句:“这是我们的延安娃,我看是个好娃!”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从零开始的文学活动。编辑部是老《延河》班底,主编王丕祥、副主编王绳武都是老延安,还有王汶石夫人高彬、杜鹏程夫人张文彬等。在这里我认识了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曹谷溪等作家朋友。我当了见习编辑后,可以凭主编的批条,到图书资料室借阅封存的资料,以便提高“批判水平”。每次可借出十本。在这段时间,我读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所有能读到的诗集。从贺敬之、郭小川、艾青到张志民,从但丁、普希金、惠特曼、聂鲁达到黄皮内部资料的梅热拉伊蒂斯的《人》。每次走进这个没有被付之一炬的图书资料室,我就想这是我的大学,我的文学圣地。

终于有机会交上两份答卷,让我在历史转折点,搭上为“老三届”开绿灯的恢复高考这班车。

我30岁才走进大学。四年里,我以考试成绩均在90分以上的全优,完成所有学业。感谢文学界老师让我在大学期间参加了首届《青春诗会》,作品获了全国奖。学校发给我毕业证书时,《诗刊》的邵燕祥先生让我填了一份中国作协入会申请书,随后收到一本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证。

我感恩艰难岁月那些让我走出人生困境的所有人。我感恩命运的一切,包括高考前那条小巷留给我的一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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