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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欧阳修的散文》的投稿与发表

2022-05-11张占杰

名作欣赏 2022年5期
关键词:孙犁

关键词:佚简 稿签 孙犁 纪鹏 解放军文艺

最近网上晒出一封孙犁写给纪鹏的短信,从字迹看,确系孙犁手笔,写作年份不详,并未收入《孙犁全集》(修订版)和《孙犁文集》(补订版),属于佚信。与《致纪鹏》同时出现的,还有一张关于孙犁《欧阳修的散文》的稿签,对我们判断此信的写作时间有一定的帮助。先将短信照录如下:

纪鹏同志:

前接来示,敬悉。

兹寄上文稿一篇,收到后望赐一短信,因系原稿,如不合用。仍希寄还。

专此

敬礼

孙犁

六、十五

通讯处:天津多伦道216号

纪鹏(1927-2006),吉林九台人,1942年开始发表作品,有长诗《铁马骑士》、诗集《蓝色的海疆》、散文诗集《淡色的花束》等名于世,另外还有诗论《诗林漫步》等著作,是一位在诗歌创作、评论方面卓有成就的老诗人和研究者。20世纪80年代任《解放军文艺》编辑组长。孙犁信中说“寄上文稿一篇”,没有说明是什么内容,但可推断是写给《解放军文艺》的。

所发现的稿签属于“解放军文艺社”,表格式,前面几栏分别记录了稿件名称:欧阳修的散文;作者:孙犁;字数:2700;通讯处:天津多伦道216号。下面编辑意见一览共有三位编辑填写,照录如下:

谈欧阳修的散文,兼及欧阳修的经历、为人,主张道德和文章的统一,为人和为文的风格统一。不甚新,但文笔有功力,读来有启迪,特别是对当前创作所作分析,是中肯有见地的。这类东西和者寡,但为话题品种亦在可用之列。是转评论组,还是由我们送审,请纪组长定。

小陶

19/6

两三年来,我们曾以组的名义向孙约稿,每次都得到他的复信,还曾寄来一篇《远(千里)的怀念》,因故未用。可能他听到《天津日报》文艺副刊日前来约稿同志谈及津市解放初期,我们住津时听过方纪、孙犁、陈荒煤、周巍峙、鲁藜等文学辅导事,回津后传达给孙,他才写信给我。近见《散文》及几个刊物发孙谈我国古典散文的文章,颇有见地,是有助于散文作者、读者的,这篇也好,似可一用。发时放在哪个栏里,关系不大。明早审以后复告作者。

19/6”

同意发,恐怕归到评论一类为当,请老纪先付一信致谢。

吴 6.26”。

孙犁在《解放军文艺》共发表过三篇文章,分别是《关于散文》《创新的准备》和《欧阳修的散文》。《关于散文》写于1977年10月25日,当年第12期发表;《创新的准备》写于1977年12月19日,1978年第3期发表。《致纪鹏》写于6月份,从时间上看显然与这两篇无关,剩下的就是《欧阳修的散文》了,此文写于1980年5月,发表在当年第8期,与孙犁短信写作时间不冲突。

在当时的《解放军文艺》,编辑中姓纪的就一个纪鹏,因此可以肯定,稿签中署名“纪”的就是纪鹏,“小陶”意见中“请纪组长定”一句也印证了纪鹏的身份。稿签中另外两个人的身份也比较容易找到,“小陶”,本名陶泰忠,山东淄博人,1969年应征入伍,历任蓬莱守备区工兵连战士、文书,内长山要塞区政治部创作员、宣传处干事,1971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小说《扬帆千里》《兄弟兵》、報告文学《从零点到十二点》等,此时是《解放军文艺》散文诗歌组一位年轻的编辑。“吴”,则是时任解放军文艺社副社长、分管《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工作的吴金峰。

纪鹏在意见中谈到,近两三年中编辑部约稿,孙犁都是每信必复。纪鹏还提到,《远的怀念》“因故未用”,直到孙犁听说与纪鹏等人有过的一段“师生之谊”,才又主动投稿。这样,孙犁短信的来龙去脉以及《欧阳修的散文》的发表经过就清楚了:5月份孙犁写完《欧阳修的散文》,6月15日投稿给《解放军文艺》并随稿附上致纪鹏的短信,6月17日编辑“小陶”提交初审意见,19日编辑组长纪鹏写出编辑部意见,26日分管《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工作的解放军文艺社副社长吴金峰给出最终意见。审稿期十天,从投稿到发表用时一个半月。

“稿签”的三个意见尽管简单,但也透露了编辑们当时对孙犁不同的理解,为我们提供了孙犁阐释史中一个较为典型、详细的个案。

以陶泰忠、纪鹏、吴金锋三人的阅历与文学修养,当然知道孙犁的重要性,对孙犁的为人、为文更是感佩有加,这从纪鹏的简短回忆与吴金锋拍板发表后不忘嘱咐纪鹏“先付一信致谢”可以看出。以对《欧阳修的散文》的认可、理解而言,陶泰忠着眼于本文的价值,认为它“特别是对当前创作所作分析,是中肯有见地的”,对作为欧阳修研究的文本而言,则直言“不甚新”,不能说陶泰忠说的没道理,但对孙犁的阅读确实流于表面,没有深追孙犁此时谈欧阳修的深意。相对而言,纪鹏要敏感得多,他不但肯定《欧阳修的散文》,还联系一段时间以来孙犁写的古代名家名作系列阅读随笔,认为“颇有见地,

是有助于散文作者、读者的”,这一评价涉及对孙犁系列随笔写作深意的理解。吴金锋最后确定以评论定位此文,也是三人的一致意见,可谓恰如其分。

20世纪80年代,孙犁除了回忆性散文之外,他更多的是以一个有着强烈历史责任感的评论家的姿态关注当前文学的发展。除了写作“读作品记”系列评论,接见《文艺报》记者,总结自己“文学和生活的路”,回应当前关于“人道主义”“现实主义”“流派”等问题的争论,他还抽出大量时间读古书,写作《耕堂读书记》,工作看似零散,但将这些文章放在一起,我们会发现,他在以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对一些亟待解决的文学问题展开自己的思考:致力于恢复被扭曲的现实主义精神,强调现实主义的精髓在于真情实感;以寻找历史源流和辩体的方式,为散文等文体正名;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恢复”与“接续”被中断的优秀的文学传统;提出应当正视文学创作中作家的主体地位问题。所有这些,目的在于正本清源,理清几十年来被扭曲的文学观念。

正像纪鹏所看到的,“颇有见地”的《欧阳修的散文》和《耕堂读书记》(一)(二)(三)等系列随笔,只是孙犁文学批评的一个侧面,他以“以古观今”的方式介入当前思潮,着重梳理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现实主义”“散文传统”“作家、评论家的修养”等问题。在《欧阳修的散文》中,孙犁概括古代散文的特点:“取胜之处,从不在于诗,而在于理。它从具体事物写起,然后引申出一种见解,一种道理。这种见解和道理,因为是从实际出发的,就为人所承认、信服,如此形成这篇散文的生命。”欧阳修的散文在这方面也堪称楷模,他的散文“常常是从平易近人处出发,从入情入理的具体事物出发,从极平凡的道理出发”,“所见者大,所记者实,所论者正中要害”。孙犁所言之“理”,虽极其平凡,却必须是“真知灼见”,是作家日常生活中的独到发现,这才构成了“散文的生命”。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没有自己的思想,惯于当传声筒,或人云亦云,那么他的散文就没有生命。作家没有独立人格,创作中没有“主体性”,其写作怎么可能“真实”,他又怎么可能成为一个“严格的现实主义者?”因此,孙犁以一贯的道德中心主义视角,强调作家创作应当是“道德文章的统一,为人与为文的风格统一,才能成为一代文章的模范”。借此,孙犁笔锋一转,直指长期以来散文创作的最大的弊端:“内容脱离社会实际,多作者主观幻想之言。”简而言之,这是对长期以来文学创作紧跟政治潮流,假大空盛行,尤其是十七年散文“杨朔模式”的坚决否定。

孙犁1938年参加革命,伴随着抗战的隆隆炮声开始文学活动。人们熟悉他的小说作品,岂不知,他的文学评论与他的创作字数相当,在晋察冀边区,他是响当当的文学评论家和编辑。在新时期后二十年的文学生活中,他也一直没有放弃评论工作,文学界新潮的涌动,都会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反映在孙犁的文字中。《耕堂读书记》使许多人产生误解,以为他没能逃出中国传统文人的定律,不满现实就将自己埋于故纸堆中,甚至产生“幻灭感”,但仔细阅读就会深切地感到,在历史的咀嚼与个人生命的体验中,他对文学的理解,冷静中凸显理性,有着更强的历史穿透力,阅历、学养、识见、激情,使孙犁的评论在当时独树一帜,这也是《解放军文艺》的编辑们有所共鸣并特别看重的吧。

纪鹏还提到一件往事:《远的怀念》最初投给了《解放军文艺》,但编辑部“因故未用”。这篇散文是孙犁为纪念老战友远千里而写,也是他复出后的第一篇作品。现在看来,这篇酝酿于1973年、完成于1976年12月7日的作品未得采用的原因,孙犁与纪鹏都没有明说,但在《删去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删去的文字》所指《伙伴的回忆》,分两部分,一是《忆侯金镜》,一是《忆郭小川》,写于1977年1月,与《远的怀念》同时期。侯金镜是晋察冀时期的战友,郭小川解放初期曾担任过《天津日报》文艺部部长,是孙犁的上级,关系非常好。文章写好后,孙犁寄给北京一家杂志,被退回,给出的理由是“关于他们,决定只发遗作,不发纪念文章”。又寄给一家大学学报,编辑是朋友,给他点明了北京大杂志不发的原因:“就是个纪念规格问题。”远千里抗戰时在冀中地区是有名的诗人、剧作家,解放后官至河北省宣传部副部长,“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1979年方得平反。从个人成就、职务级别以及遭遇上看,远千里与侯金镜、郭小川相仿,由此可以断定,拒稿并非完全是艺术水平问题,还有其他考虑。这篇稿子直到1979年远千里平反,才发表于当年《人民文学》第9期。《解放军文艺》因此错过了孙犁复出后首登作品的殊荣。

稿件被拒除当时的政治气候不适宜外,也有散文认识方面的原因。这一时期孙犁怀人散文多,由于经历关系,孙犁故去的朋友,多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正如孙犁所说,那个特殊的年代,“在这些同志身上,丛集了无数无稽的污蔑之辞。当这些同志,一旦得到昭雪,有人马上转过脸来,要求写他们的‘高大形象’”,但在孙犁看来,他的朋友“只是平凡的人,普通的战士,并不是什么高大的形象、绝对化了的人”。他的作品“不是追悼会上的悼词,也不是组织部给他们做的结论,甚至也不是一时舆论的归结或摘要”,他谈到他们的一些优点,也提到他们的一些缺点,他觉得,不管生前死后,朋友同志之间,都应该如此。他所写的,只是战友留给他的简单印象,他用自己的诚实的感情和想法纪念他们。在当时特殊的文学背景下,宏大叙事外的个人性表达是不被允许的,一些文章虽然发表了,但编辑的删减不可避免,有时会越过孙犁的容忍底线,如1978年的《伙伴的回忆》,删减了几百字,占到全文的三分之一,孙犁第二年写了《删掉的文字》一文,描述了彼时个性让位于政治的文学生态,向社会诠释了至情至性、平等看待朋友的“五四”人道主义文学传统和不语乱力怪神的古代散文传统。

从拒稿到看重孙犁系列文章的价值,编辑也有一个转换的过程。每个时代的重要作家及其作品之所以举足轻重,是因为他们从来不随波逐流,往往以自己独特而深刻的思想对现有秩序产生极大的冲击,改变人们的旧有观念,拨乱反正或引领新潮。作家、批评家的工作又与文学编辑密不可分,好的编辑敏感于作品思想的突破性,也敏感于前沿思潮,有意识地培育包容的文学生态,甚至以作品编发的方式引领思潮。陶泰忠、纪鹏、吴金锋等对孙犁的重视,对包括《欧阳修的散文》在内的“古典重读”的关注,使孙犁作为获得解放的老作家群体中的一员,言论成为不容忽视的一股批评力量,引起人们强烈的共鸣,影响日远,这是值得纪念的。

作者:张占杰,石家庄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暨孙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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