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昊，李 强

(山东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

随着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双重深入，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演变。(1)刘二鹏,张奇林：《失能老人子女照料的变动趋势与照料效果分析》，《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6期。其中，当属人口老龄化以及由此带来的长寿风险尤为显著。预计到二十一世纪中叶，我国将有超过4亿的老年人口，人口占比将冲破30%，与此同时，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总量将扩张到8000万，大约每4名老年人就有一位高龄老人。(2)穆光宗:《银发中国——从全面二孩到成功老龄化》，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但长寿并不等于健康，寿命延长与自理能力下降并存。(3)姜向群,魏蒙：《中国高龄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及其变化情况分析》，《人口与发展》2015年第2期。调查显示，失能、半失能状态老年人的规模已达4063万人。(4)全国老龄工作办公室：《三部门发布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成果》，http://www.cncaprc.gov. cn/cont ents/2/177118.html.依照CHARLS2015年的数据测算，农村老年人失能率为10.96%，高于城市老年人的5.56%，这说明农村老年人失能问题比城市更为突出。伴随着失能老年人身体机能逐渐衰退的是认知障碍和抑郁等心理问题的频发。世卫组织研究发现，认知障碍会急剧降低中老年人生活水平，精神抑郁是致使老年人ADL能力下降的关键缘由。(5)Lei X,Sun X,Strauss J,et al.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ES among the Mid- aged and Elderly in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National Baseline.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4,120(11):224-232.我国精神健康医疗服务体系尚不健全，村落“空壳化”、家庭“空巢化”等现象进一步凸显了农村失能老年人的精神健康问题，由此导致的老年人走失、自杀等现象不停冲击着社会对“老龄化”的认知，(6)王武林：《中国老年人口自杀问题研究》，《人口与发展》2013年第1期。农村失能老年人的精神健康问题值得关注。

由于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尚未成熟，大多数失能老年人仍需要家庭成员提供非正式照料。有照料需求的老年人中有92.71%主要由家庭成员提供照料。(7)孙意乔,高丽,李树茁：《农村老年人子女提供日常照料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调查》，《中国农村观察》2019年第1期。但是由于老年人配偶的身体状况随着年龄增长每况愈下，特别是对于丧偶或离异的老年人，配偶照料与子女照料的替代关系明显，在依子而归思想浓厚的农村地区尤其如此。(8)刘亚飞,胡静：《谁来照顾老年父母?——机会成本视角下的家庭分工》，《人口学刊》2017年第5期。代际关系处于核心位置，子女支持奠定了亲情关系的基础。(9)姚远：《非正式支持理论与研究综述》，《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1期。子女在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的同时，还肩负着抚慰心灵和加强亲密关系等多重属性，与宏观层面的老龄福利指标相比，农村失能老年人对子女照料有着更为直观的感受。在倡导居家养老、就地养老的背景下，子女照料的作用尤为突出。现有关子女照料的研究，大多围绕子女照料意愿、照料机会成本、照料效果等方面展开，其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有何影响，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以自评健康为代表的老年人身体健康问题备受关注，(10)刘宏,高松,王俊:《养老模式对健康的影响》，《经济研究》2011年第4期。(11)刘亚飞：《童年饥饿经历会影响老年健康吗?》，《经济评论》2018年第6期。(12)温兴祥：《相对剥夺对农村中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18年第6期。但现有文献针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专项研究不足。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控制老年人以往的精神健康状况，采用OLS回归、倾向得分匹配、分样本检验等方法，在处理内生性问题的前提下较为稳健的识别出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揭示了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作用机理，为促进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提出对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目前，我国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严重不足，(13)乐章，刘二鹏：《医疗服务对农村老人失能状况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CLHLS数据的经验分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其日常照料主要由家庭来承担，(14)Giles J,Wang D，Zhao C.Can China’s Rural Elderly Count on Support from Adult Children Implications of Rural-to-urban Migration.Journal of Population Ageing,2010,3(3-4):183-204.成年子女和配偶是主要照料者。(15)姜向群：《家庭养老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其面临的挑战》，《人口学刊》1997年第2期。国际上有八成以上的老人将子女照料列为自身无法自理时的首要选择。一项针对美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调查表明，有超过一半的依赖型老人希望可以居家养老，既能享受来自家庭成员的情感慰藉，又可在熟人环境中接受专业化照料。在学术界，关于子女照料对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尚未达成共识，归纳起来分为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个方面。

在积极影响方面，国外研究主要从是否与子女共同居住等居住模式的视角分析子女照料对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老年人通过与子女等其他亲属共同生活，收获照料支持、社会资本和情感支持，以弥补正式婚姻的缺失，而这些是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的保护因素。(16)Joung I M A,Mheen H V D,et al.Differences in Self-reported Morbidity by Marital Status and by Living Arrangemen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1994,23(1):91-97.(17)Ross C E.Reconceptualizing Marital Status as A Continuum of Social Attachment.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1995,57(1):129-140.如Zunzunegui等研究表明，控制个体特征因素之后，丧偶后与子女合住的人，要比丧偶后独居的人精神健康状况更好。(18)Zunzunegui M V,Béland F，Otero A.Support from Children, Living Arrangements, Self-rated Health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of Older People in Spai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2001,30(5):1090-1099.子女照料过程中与父母的言语互动与沟通，有助于缓解老年人的心理焦虑，(19)Cong Z，Silverstein M.International Time-for-money Exchanges in Rural China: Does Reciprocity Reduce Depressive Symptoms of Olders Grandparents?.Journal of Research in Human Development,2008,5(1):6-25.并能增加老年人社会支持，从而有利于其精神健康。(20)Moeini B,Barati M,Farhadian M,et al.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Happiness among Elderly in Iran.Korean Journal of Family Medicine,2018,39(4):260-265.Sun认为子女的照料支持会为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提供生活保障和物质帮助，给予老年人“老有所养”的心理预期，使其优化自我老化态度。(21)Sun R.Worry About Medical Care, Family Support, and Depression of the Elders in Urban China.Research on aging: An International Bimonthly Journal,2004,26(5):559-585.较多国内学者研究发现子女照料对老年人以生活满意度、抑郁程度为代表的精神健康指标存在积极影响，(22)高敏,李延宇：《家庭照料对老年人健康水平影响的效应分析研究》，《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23)孙金明：《子女代际支持行为对老年人自我老化态度的影响——基于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人口与发展》2017年第4期。(24)聂建亮：《子女越多农村老人越幸福吗?——兼论代际支持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其中，刘亚飞等分析了特殊群体的精神健康，二者基于CHARLS2013年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非正式照料能够显著改善失能老人的抑郁程度和生活满意度。(25)刘亚飞,张敬云：《非正式照料会改善失能老人的心理健康吗?——基于CHARLS 2013的实证研究》，《南方人口》2017年第6期。

也有部分学者提出子女照料会对老年人精神健康产生消极影响。健康状况较好的老年人更崇尚自力更生，而子女过多的照料支持会破坏他们生活的独立性，从而不利于老年人精神健康。(26)Blieszner R，Mancini J A.Enduring Ties:Older Adults,Parental Role and Responsibilities.Family Relations,1987,36(2):176-180.“用进废退”理论认为高密度的子女照料会增加老年人的失能概率，亦会影响老年人的自信心和认知能力，可能会形成其对社会支持的路径依赖。(27)Seeman T E，Berkman L F.Structual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Network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Social Support in the Elderly: Who Provides Support.Social Science & Medicine,1996,26(26):737-749.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生活满意度的视角，一些研究发现子女照料会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28)任强,唐启明：《中国老年人的居住安排与情感健康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14年第4期。一则，在获得子女照料的同时，或多或少的侵犯了老年人的私密空间；二则，老年人因照料刚需与子女生活的居住模式体现了一种内部分工，其会承担一定的家务劳动作为对子代支持的“回馈”。(29)Ma S，Wen F.Who Coresides with Parents An Analysis Based on Sibl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Demography,2016,53(3):623-647.但失能老年人由于活动能力有限，使其无法通过承担家务等方式反馈子女，由此产生的内疚感可能会降低生活满意度。

综上，现有关于精神健康的研究中很少以失能老年人作为研究主体，零星的文献也并未单独针对农村地区。其次，精神健康指的是个体能够保持良好心理状态和自我评价，应包含与精神疾患相对应的认知状况和被等同于心理健康的抑郁程度或生活满意度两个维度，大多学者却在选取评估老年人精神健康状况指标时只侧重某一方面如抑郁程度，却忽略了认知状况这一重要维度，有限的关于认知状况的研究仅探讨了老年人生活习惯或社会经济条件等方面对其的影响，(30)温兴祥,程超：《贫困是否影响农村中老年人的精神健康——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南方经济》2017年第12期。(31)温兴祥,文凤,叶林祥：《社会资本对农村中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17年第4期。(32)Ge S,Wei Z,Liu T T,et al.Alcohol Use and Cognitive Functioning among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in China: Findings of the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Baseline Survey.Alcoholism: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2018,42(10):2054-2060.缺乏从代际支持角度的研究。再次，国内外学者关于子女照料对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尚无定论，缺乏依靠理论支撑的推测性论断。为此，本文以农村失能老年人为研究对象，从抑郁程度和认知状况两个方面构建精神健康指标，基于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说，验证子女照料会对农村失能老年人产生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Grossman的“健康资本模型”和Cobb的“社会支持理论”是研究子女照料影响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理论基础。(33)Grossman M.On the Concept of Health Capital and the Demand for Heal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2,80(2):223-255.(34)Cobb S.Social Support as A Moderator of Life Stress.Psychosomatic Medicine, 1976,38(5):300-314.精神健康作为评价个体整体健康的重要指标，同样适用于“健康资本模型”。该模型认为，个体健康的决定因素有很多方面，包括工作环境、性别和医疗资源投入等。因为健康资本折旧随年龄增长，老龄个体健康资本供给日趋下降，健康投资的需求与日俱增，(35)王俊,龚强,王威：《“老龄健康”的经济学研究》，《经济研究》2012年第1期。所以需调整个人、家庭、社会的资源配置以满足“健康老龄化”要求。“老龄健康”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将个体健康水平作为健康资本函数中的被解释变量时，“老龄健康”资本函数的解释变量与普通健康资本函数不同，例如子女照料等因素就是影响“老龄健康”的重要变量。基于此思路本文将重点关注子女照料对“老龄健康”的影响。

社会支持理论认为，社会支持指弱势群体所接受到的来自社会网络成员的物质和精神资源的行为总和及与之相伴的信息。社会支持对任一社会人摆脱现存不利处境都起着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李强将各项支持划分为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农村失能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对以子女支持为代表的非正式支持的依赖程度更强。(36)李强：《社会支持与个体心理健康》，《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这种非正式支持通过主效应模型或缓冲器模型作用于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在中国农村语境下，笔者更倾向于强调普遍增益效果的主效应模型。因为对于社会资源相对欠缺、个人生活状态相对弱势的中国农村失能老年人来说，无论其是否发生压力事件，客观存在的非正式支持总是以一种看不见的、安静的状态发生作用。让接受者清楚感知到其背后的非正式支持带来的安全感与平和感，进而有助于其精神健康。综上所述，两种理论均为研究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提供了设计思路，一方面，将传统“健康资本模型”在“健康老龄化”视域下进行有益扩展，关注子女照料，以适应“老龄健康”研究需要。另一方面，由社会支持理论可知，非正式支持通过主效应模型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产生有益影响。

中国农村家庭强烈的男孩偏好以及在情感依赖、健康风险、家庭角色等方面的性别差异可能导致老年父母对子女照料不一致的认同程度。不同经济社会水平地区间由于养老基础施设建设和公共服务发展不平衡，农村失能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可能存在一定差异，从而出现对子女依赖程度的异同。照料强度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子女照料过程中所付出的显性和隐性成本，不同强度的照料会导致老年人对子女照料满足程度的差异。

基于以上理论并结合中国特有社会背景，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子女照料能改善中国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

H2：子女照料对中国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效果存在地区和性别差异。

H3：子女照料的不同强度对中国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

(二)计量模型

1.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

本文构建以下OLS模型，用以研究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

mental_healthi15=β0+β1mental_healthi13+β2child_carei+β3Xi+Darea+εi

(1)

式(1)中mental_healthi15是调查样本2015年的精神健康变量；child_carei为子女照料变量；Xi是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家庭人均年收入、受教育水平、年龄、婚姻状况、是否与子女同住、性别、午休时间，还有反映受访者失能严重程度的指标，如：轻度ADL障碍数量、 严重ADL障碍数量、 轻度IADL障碍数量、 严重IADL障碍数量。(37)轻度障碍是指受访者完成某项行为存在困难，需要帮助；严重障碍是指受访者完全无法完成某项行为。mental_healthi13是受访者2013年的精神健康变量，Darea是地区虚拟变量，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为得到更加真实的估计结果，二者同样作为控制变量。εi为随机扰动项。

为证实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影响的稳健性，本文采取了倾向得分匹配估计、分样本估计和照料强度分析方法做更深入的分析。

2.稳健性检验

(1)倾向得分匹配。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是一种统计方法，由Rosenbaum and Rubin于1983年首次提出，目前被广泛应用于因果推断的“项目效应评估”。在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可忽略性假设”下，可以消除组别之间的干扰因素，使匹配后的估计结果能够反映真实的处理效应。该方法的基本路线较为明晰，首先，运用Logit模型估计农村失能老年人接受子女照料的倾向得分，具体公式如下：

(2)

然后，根据倾向得分进行匹配，本文分别采取了核匹配、卡尺匹配和k近邻匹配三种方法。匹配之后，通过对处理组和控制组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状况的差异进行加权平均，(38)吴培材：《照料孙子女对城乡中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18年第4期。估计出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影响的净效应，即参与者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ATT)。

(2)分样本估计。尽管倾向得分匹配估计可通过解决可观测变量导致的内生性偏误，从一定程度上说明OLS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但不能解决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偏误问题，容易使人怀疑子女照料行为的选择性致使子女照料与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之间的相关性。由于现实生活中子女是否提供照料很难根据不同农村失能老年人的具体精神健康状况准确实施，如果子女照料与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状况之间的相关性主要是子女照料行为的选择性所致，那么，对于不同类型的农村失能老年人，这种相关性会有类似的表现。而如果这种相关性主要是子女照料影响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因果关系，鉴于不同类型农村失能老年人接受子女照料的强度、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这种相关性会有不同的表现。为此，本文通过比较子女照料变量在各个分样本估计中的回归结果，进一步证实子女照料影响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稳健性。

(3)子女照料强度分析。子女照料如果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会产生稳健影响，那以不同指标度量子女照料，其估计结果应与前文类似。本文以子女照料强度作为子女照料的替代变量，构建式(3)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子女照料作用于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稳健性：

mental_healthi15=γ0+γ1mental_healthi13+γ2Days1+γ3Days2+γ4Xi+Darea+εi

(3)

其中，Days1和Days2分别表示过去一个月内全部子女的照料天数之和在“1～30天”“30天以上”的虚拟变量。其他变量的含义与式(1)相同。

(三)数据与变量

1.数据

本文数据来源为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最新可获得的2013年和2015年两期跟踪调查，该项调查涵盖了全国28个省份150个县(区、市)的12073个家庭。2013年数据主要用于控制农村失能老年人以往的精神健康变量以及倾向得分匹配估计。除个体信息和家庭信息等基础模块外，该调查还询问了受访者健康状况和功能等方面的充分信息，为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开展分析提供了数据支撑。本文仅保留农村户籍、年龄在60岁以上的2013年和2015年两期都为受访者的失能老年人作为研究样本，并剔除无在世子女、抑郁认知模块由别人代答、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为保留更多信息，本文并未将所有控制变量缺失的样本剔除，最终保留3215个样本。

2.变量

(1)精神健康变量。本文从认知状况和抑郁状况两个维度来衡量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其中认知状况使用情景记忆得分和精神状态得分来反映，(39)Wei J,Yin X,Liu Q,et al.Association between Hypertension and Cognitive Function: 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People over 45 Years Old in China.J Clin Hypertens,2018,20:1575-1583.(40)Luo Y,Pan X，Zhang Z M.Productive Activities and Cognitive Decline among Older Adult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18,2:48-49.(41)张兰,韩业坤,石寿森：《中国农村老年人认知功能及影响因素研究》，《现代预防医学》2018年第21期。抑郁状况利用CHARLS里的抑郁症流行病学研究中心自评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Depression，CES-D)得分来反映。(42)Luo H Q,Li J J,Zhang Q,et al.Obesity and the Onset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CHARLS.BMC Public Health,2018,18(1):909.①情景记忆得分：CHARLS通过受访者在不同时间重复访员所读10个词语的正确数量来衡量短期记忆得分和延时记忆得分，本文将二者相加除以2得到情景记忆得分，取值介于 0 至 10 之间。②精神状态得分：依次询问受访者一连串关于作图、算数、彼时的年月日和星期几等的问题，受访者回答错误不加分，每回答正确一次加一分，由此得到取值介于0至12之间的精神状态得分。(43)Lei X,Hu Y,Mcardle J,et al.Gender Differences in Cognition among Older Adults in China.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2012,47(4):951-971.③CES-D得分：CES-D量表中10道问题都是有关受访者上周的感受及行为，受访者从表示发生频率的四个选项中做出选择。对“我对未来充满希望”和“我很愉快”两道问题的选项号反向计分，使每一问题的选项号都同向反映受访者的抑郁程度。将10道问题的选项号求和得到CES-D得分，取值介于10至40之间。此外，为更好地理解农村失能老年人的抑郁情况，本文根据受访者CES-D量表中“我感到孤独”和“我因一些小事而烦恼”两道问题的回答情况构建两个辅助抑郁变量，二者取值越大，说明农村失能老年人越抑郁。情景记忆得分和精神状态得分越高，表示认知状况越好；CES-D 得分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深。

(2)子女照料变量。①子女照料：CHALRS针对失能老年人询问了日常行为的照护者，根据照护者的身份构建子女照料虚拟变量。如果照护者是子女，该变量取值为1，反之为0。②照料强度：以老年人全部子女在过去一个月照料天数之和作为照料强度变量。(44)CHARLS中会询问每一位照料者在过去一个月内的照料天数。将照料强度变量划分为两个时间段，分别构建了“1～30天”和“30天以上”二个虚拟变量，并以“0天”为对照组。

3.描述性统计

全样本中，女性占62.7%，平均年龄为69.85岁。74.0%的农村失能老年人处于同居或已婚状态，剩下的为未婚、分居、离异、丧偶。受教育水平在小学及以下的约占92.3%，与子女同住的占比为35.0%。详见表1。

表1 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4.子女照料与精神健康

表2PanelA显示，在全体样本中仅有约26.4%老年人接受到子女照料，子女照料强度在1～30天之间和30天以上的分别占样本的10.8%和15.4%。PanelB为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其中，全体样本情景记忆得分平均值为1.993，而精神状态得分平均值为5.040。两者样本均值都未达到一半，说明农村失能老年人的情景记忆和精神状态较差，但通过均值与满分比值可知，精神状态略优于情景记忆。CES-D的平均得分为19.627分，以CES-D得分超过20即患有抑郁症的国际标准来判断，2015年我国农村失能老年人接近半数患有一定程度的精神抑郁。

表2 子女照料与精神健康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本结果分析

表3汇报了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影响的实证结果。在模型(1)和模型(2)中，子女照料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分别通过了10%和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在控制了样本个体以往精神健康水平和其余控制变量后，子女照料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失能老年人的情景记忆得分和精神状态得分，即子女照料有利于提升农村失能老年人的认知状况。在模型(3)-模型(5)中，子女照料的系数均为负，模型(3)系数在10%的统计水平上拒绝零假设，模型(4)和模型(5)的系数则均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子女照料能显著降低农村失能老年人抑郁水平。

除了本文关心的子女照料，其余变量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如下：随着年龄的增大，认知状况逐渐变差，抑郁状况却逐渐好转；男性的抑郁程度更低、精神状态更好，但情景记忆却更差。通过比较不同受教育水平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大小发现，随着受教育程度提高老年人认知情况随之变好；婚姻状况正常对精神健康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家庭人均年收入的提高能显著改善情景记忆、精神状态，显著降低抑郁程度；就失能情况而言，无论是ADL还是IADL，障碍数量越多，老年人精神健康状况越差；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情景记忆得分更低，但抑郁情况会有所改善；午休时间有利于降低老年人抑郁程度。

表3 最小二乘估计结果

续表3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二)稳健性检验

1.倾向得分匹配

一般而言，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状况有影响，同时，精神健康状况的好坏对子女提供代际照料的可能性也有影响。由于自我选择问题导致无法满足随机分组的前提条件，将会产生样本选择偏差，为克服此内生性问题，本文将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一步探讨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进而验证结果的稳健性。首先，基于式(2)Logit模型估计农村失能老年人获得子女照料的倾向得分。估计结果表明：年龄较大、无配偶陪伴、ADL和IADL障碍数量较多、受教育水平低、与子女同住且与子女关系融洽、参加工作子女比例低的女性农村失能老年人更易获得子女照料。

在估计出倾向得分后，本文对共同取值范围的观测值进行匹配，以保证倾向得分匹配的平衡性。匹配结果显示，大部分变量匹配后标准化偏差均小于10%，除婚姻状况外，其余变量的t检验结果均不拒绝处理组与控制组无系统性差异的原假设，表明匹配结果较好地平衡了数据。(45)因篇幅所限，文中并未报告倾向得分估计和下一段中平衡性检验的结果。读者如有需要，可与本文作者联系。因为不同的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在进行估计时所产生的共同支撑区域会有差别，导致匹配个体的损失程度亦有不同，从而影响ATT的大小，因此本文分别报告了k近邻匹配、卡尺匹配和核匹配3种匹配方法的结果。由表4可知，情景记忆得分和精神状态得分的三种匹配估计结果与表3的估计结果有类似的显著性和符号表现。在三种匹配方法估计下，子女照料对CES-D得分影响的显著性有所提高，且感到孤单、因一些小事而烦恼的ATT绝对值相较于表3中的回归系数绝对值有所增加，说明未处理内生性的OLS估计低估了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抑郁程度的影响。总体而言，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表明，子女照料能显著降低抑郁程度并提高农村失能老年人认知能力，进而促进精神健康，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表3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4 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t统计量和标准误通过自助法(Bootstrap)获得，重复抽样次数为100次；观测值为有共同取值范围的观测值。

2.分样本检验

子女照料对不同群体的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可能存在异质性影响。考察异质性有助于我们更深层的理解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从而使分析结果更加稳健且有针对性。表5汇报了子女照料对不同性别和不同地区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

我国“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根深蒂固，相对而言女性老年人在社交领域处于劣势，而且女性感情较为细腻，其情感的输入和输出主要依靠家人。如果子女照料真实影响了农村失能老年人的精神健康，那子女照料的系数在不同性别的分样本估计中会表现出差别。PanelA结果表明，子女照料会显著促进农村女性失能老年人的精神健康，受到子女照料的女性老年人情景记忆得分和精神状态得分平均提高0.152分和0.274分，抑郁程度会平均降低0.924分。虽然子女照料对男性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估计系数与女性有相同的符号表现，但在统计上均不显著异于零，这也印证了上文存在性别差异的观点。

PanelB为不同地区样本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到，子女照料对东部地区的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没有显著影响。但却可以显著降低中部地区农村失能老年人的CES-D得分以及感到孤独和因一些小事烦恼的频率。就西部地区而言，受到子女照料的老年人相较于未受到子女照料的，其情景记忆得分平均高0.205分，因一些小事烦恼的频率平均低0.146。东部地区的适老化建设水平以及正式照护供给能力要高于中西部地区，这就使得东部地区老年人对于家庭成员的依赖程度会偏低，因此，非正式照护利用呈现明显的地区不平衡特征。社会化养老水平相对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失能老人非正式照护利用率较低，社会化养老发展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非正式照护利用率较高。基于此，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效应存在地区差异，中西部地区农村失能老年人更易受到子女照料的正向影响，从而改善精神健康状况。

综上，本文分别基于不同性别和地区类型的农村失能老年人样本进行估计，得到了不同的估计系数。较之男性和东部地区的农村失能老年人，女性和中西部的农村失能老年人受到子女照料更易提高其精神健康水平。

表5 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分样本估计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控制变量包括以往精神健康水平以及表3中的其余控制变量。

3.不同强度的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

本文以子女照料强度作为子女照料的替代变量估计其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以便更使人信服的说明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从表6发现，照料天数“1～30天”和“30天以上”的估计系数在模型(1)-(5)均与表3的子女照料变量有一致的方向影响，且大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相较于没有接受子女照料的老年人，受到子女照料的老年人精神健康状况更好，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表3中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此外，比较两个时间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可知，“30天以上”的估计系数绝对值较之“1～30天”的在模型(1)和模型(4)中更大，但却在模型(2)、模型(3)和模型(5)中更小，即随着子女照料强度的增加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积极影响程度会有所变化。究其原因，一则，可能会因为老年人的依恋心理而强化其积极影响；二则，随着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不得已接受更多的子女照料，可能会增加老年人的心理负担，从而弱化积极影响。识别出具体原因，也有待于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讨论。综上，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状况表现出稳健的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会随照料强度的增加而有所变化。

表6 子女照料强度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控制变量包括以往精神健康水平、地区虚拟变量以及表3中的其余控制变量。

四、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作用机理分析

上文分析表明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但并未阐明这种作用产生的机制。基于现有数据，本文从社交网络、康复运动、亲子关系三个角度构建中介变量，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作用机理。

子女在常规照料之余可以带老人出去“透透气”，为老人们搭建更多参与社会活动的平台，而不是独处一隅。活动理论认为个体根据自身具体状况力所能及的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能够最大限度的刷新自我认知，降低自身与日新月异的社会之间的隔绝感，有助于融入社会，从而丰富老年人精神世界，改善精神健康状况。(46)Russell D W，Curtona C E.Social Support Stress,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the Elderly:Test of A Process Model.Psychology & Aging.1991,6(6):190-201.为此，本文根据老年人过去一个月参加社会活动的情况构建是否参与社会活动虚拟变量作为社交网络的度量。由于行动不便和安于现状的心理使然，部分失能老年人长年卧床，难以进行有效的康复训练。而在子女的劝说和帮扶下，老年人根据身体机能量力而行，可以进行一些如慢走、体操等简单的身体锻炼，防止肌肉发生废用性萎缩。已有研究表明，开展身体锻炼能促进老年人认知功能的维持与改善，能够起到抒发情感，缓解负性情绪的重要作用。(47)安涛：《体育锻炼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中国老年学杂志》2019年第3期。基于此，本文根据受访者通常每周是否进行运动构建是否进行身体锻炼虚拟变量作为康复运动的度量。子女陪伴在老人身边进行照料，传递对老人的关心和孝顺，促进亲子关系的融洽。而亲子关系与精神健康有着密切关系，亲子关系越好，老年人的孤独感越低，主观幸福感越高。(48)刘靓,徐慧兰,宋爽：《老年人孤独感与亲子支持、孝顺期待的关系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9年第5期。(49)陈晓惠,方明：《孝顺期待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亲子支持的中介作用》，《中国老年学杂志》2013年第23期。(50)马艳杰,冀云：《我国当代老年人的子女孝行观念调查研究》，《调研世界》2018年第5期。本文基于子女关系满意度构建是否对子女感到满意虚拟变量作为亲子关系的度量。

如表7所示，参考温忠麟等提出的多重中介模型设计模型(1)-(6)，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总效应由表3给出，此处不再赘述。(51)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心理学报》2004年第5期。以精神状态得分为例，模型(1)到模型(3)结果显示，子女照料对是否参与社会活动、是否对子女感到满意以及是否进行身体锻炼有显著影响。模型(5)中子女照料显著影响精神状态得分，但其系数小于表3中子女照料的系数，是否参与社会活动和是否对子女感到满意对精神状态得分均存在显著影响，由此证明参与社会活动和对子女感到满意在子女照料对老年人精神状态得分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是否进行身体锻炼对精神状态得分的影响并不显著，根据中介效应检验步骤并不能由此轻易下结论，由于本文的中介效应模型属于中介变量为类别变量、因变量为连续变量的类型，因此使用lacobucci提出的Zmediation统计量进行路径检验，经计算得Zmediation=1.158，P>0.1，说明进行身体锻炼在子女照料对老年人精神状态得分的影响中并没有显著的中介作用。(52)lacobucci D.Mediation Analysis and Categorical Variables: the Final Frontie.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2012,22(4):582-594.同理可证，参与社会活动、对子女感到满意和进行身体锻炼在子女照料对老年人情景记忆得分和CES-D得分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53)由于表7中模型(4)-模型(6)子女照料变量系数依然显著，所以此处均为部分中介效应。

综上，子女照料显著提高了农村失能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进行身体锻炼、对子女感到满意的可能性，从而拓宽老年人社交网络，提升身体机能延缓失能速度，促进亲子关系融洽，进而更好地改善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状况。

表7 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中介效应检验

注：模型(1)-(3)运用Logit模型进行估计；*、**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控制变量包括以往精神健康水平、地区虚拟变量以及表3中的其余控制变量。

五、结论与启示

当前，正式支持的照料体系尚未建立，以子女照料为代表的非正式支持承担了大部分照料失能父母的责任，失能老年人的精神健康也深受子女照料行为的影响，尤其在养老资源更加匮乏的农村地区。基于此，本文实证考察了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验证了影响效应的稳健性。

通过分析发现，子女照料有助于提高农村失能老年人认知能力，并能显著降低抑郁得分，从而改善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状况，且对女性和中西部的农村失能老年人影响更大。但随着照料强度的增加这种积极影响会有所变化，过去一个月所有子女照料时间累加超过30天以后，子女照料对情景记忆得分、感到孤独的积极影响有所强化，但却弱化了对精神状态得分、CES-D得分和因一些小事烦恼的积极影响。此外，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改善可通过增加其参加社会活动和进行身体锻炼的机会以及提高对子女的满意度来实现。

本文结论具有一定的现实启示。随着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城乡融合的发展以及人口流动的加剧，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已是不可逆转的社会事实。但新时代养老服务的社会化发展不应忽视家庭养老的重要作用，关键是构建以家庭照料为基础的多元供给服务体系，具体而言：从子女角度出发，子女的赡养观念应从个体本位向家庭本位转变，扎根于以“孝”为核心的伦理文化根基，树立敬老、爱老和孝老意识，主动承担起家庭养老的主要角色。同时，也应注意方式方法，避免过于激进的高强度照料给老年人造成“老无所用”的心理压力。从老年人自身角度出发，一方面可以尝试接受多维度的照料支持，例如代内的照顾互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给予子女时间上的缓冲，特别是对子女依赖程度更高的女性老年人，更应发挥参与主体的能动性；另一方面，也可根据本人意愿投靠子女落户城镇，以共同居住的方式消除空间限制导致的“照料赤字”。从政府角度出发，不仅应探索建立带薪照护假、“喘息照顾”等支持家庭养老的政策，为照顾老人的家庭成员提供养老服务技能培训和心理支持，对符合条件的按规定给予培训补贴，还应加快推广长期照护险制度。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地区，一方面要开展“孝心家庭”“十佳孝星”评选等表彰活动并惩治欺老虐老弃老现象，弘扬融洽亲子关系，充分重视家庭的精神慰藉等不可外移功能；另一方面应结合各地特色，开展形式多样的村级养老院“抱团养老”，依托村级平台增加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和身体锻炼的机会，纾解代际关系紧张。从社会角度出发，社会资本应充分把握乡村振兴建设机遇，通过公建民营、特许经营、民办公助等模式积极进入农村养老服务领域，将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有机融合，开展居家养老服务，针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增强助医助残、康复指导与心理慰藉的服务能力。第三方社会公益组织也要介入农村养老的自由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家人照看的精神压力，并促进家庭有效分配照料人力，建立“家庭—社会”共享共建的养老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