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伟林，李 聪

(1.长江师范学院 管理学院，重庆 涪陵 408100； 2.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就在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云南、贵州、广西和陕西等省区开展了系列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以解决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根据《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十三五”期间，将有近1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进行易地扶贫搬迁，另有600多万非建档立卡人口实施同步搬迁。易地扶贫搬迁是一个涉及社会、经济、文化、资源与环境等多方面问题的系统工程。易地搬迁安置之后，农户的生计是否可持续直接关系着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和基础。从目前有关搬迁安置实践的一些研究来看，农户搬迁安置之后长时间不能适应新的环境里的生产生活，生计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恢复发展，出现了返迁或生计长期陷入贫困的现象。(1)Cernea M M, Kai S S，Poverty Risks and National Parks: Policy Issues in Conservation and Resettlement. World Development,2006,34(10):1808-1830.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实现“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脱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要求，避免易地搬迁之后农户生计恶化或再度陷入贫困就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生计策略与生计后果是直接相关的，因此易地扶贫搬迁之后农户生计恢复策略的选择就显得非常重要，关系着农户搬迁之后生计能否可持续发展。

实践表明，搬迁前后农户家庭的生产生活方式、生计类型、经济收入和能源类型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李芬，张林波，陈利军：《三江源区生态移民生计转型与路径探索——以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为例》，《农村经济》2014年第11期。贾国平研究发现，搬迁安置时间对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搬迁农户通过调整生计策略来适应搬迁之后的新的生计环境，生计逐步实现了由单一化向非农化、多样化转变，优化了农户的生计结构。(3)贾国平，朱志玲，王晓涛等：《移民生计策略变迁及其生态效应研究——以宁夏红寺堡区为例》，《农业现代化研究》2016年第3期。李聪的研究表明，移民搬迁工程显著提高了农户的外出务工的生计选择，集中安置方式降低了农户对传统的农林种植和畜禽养殖生计活动的依赖。(4)李聪，柳玮，冯伟林等：《移民搬迁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基于陕南安康地区的调查》，《中国农村观察》2013年第6期。隋艺研究发现，宏观经济情况、不同搬迁安置模式以及村中社会精英的引领作用都在影响着搬迁农户如何选择生计恢复方式。(5)隋艺，陈绍军：《社会行动理论视角下移民的生计恢复与可持续发展——以青海省海西地区移民村落为例》，《青海民族研究》2012年第4期。综上，相关学者对搬迁农户的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取得了具有借鉴意义的成果。但是，该问题的研究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是对不同生计资本特征的农户在搬迁之后所选择的生计恢复策略及其影响因素识别问题还较少关注；二是搬迁农户不同生计策略之间发生转化的影响因素缺乏足够的研究与讨论。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系统地探讨生计资本中的哪些因素对搬迁农户的生计恢复策略选择及其转化发挥作用，据此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搬迁农户生计恢复发展的规律，对具有不同生计资本特征的搬迁农户进行精准帮扶，进而实现生计顺利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理论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

在搬迁之后生计恢复的背景下，冲击、生计资本和生计恢复策略是特别相关的。生计资本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处于核心，是农户开展生计活动，进行生计安排的基础。参照可持续生计框架，我们将农户的生计资本区分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五种类型。(6)Chambers R, Conway GR,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 Brighton: IDS Discussion Paper 296, 1992.(7)Scoones I,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IDS Working Paper 72). Brighton, UK: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1998.生计策略是农户家庭在拥有或可以利用的生计资本的基础上对生计活动进行选择性参与，在参与生计活动的基础上获取相应生计所需的物质和精神资料以实现生计的可持续。生计策略分单一的生计和多样的生计，单一的生计就是农户家庭主要从事一种生计活动，多样的生计活动就是农户家庭多种系列生计活动。在不同的生计资本水平和结构条件下，不同的生计活动的相互结合可以有助于生计策略的最终实现。(8)杨世龙，赵文娟，徐蕊等：《元江干热河谷地区农户生计策略选择机制分析——以新平县为例》，《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7期。农户拥有或可供利用的生计资本不但影响生计活动开展，更影响着如何选择和实施生计策略。(9)赵雪雁：《生计资本对农牧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甘南高原为例》，《地理研究》2011年第4期。生计资本对农户从事农业为主的生计、非农为主的生计还是多样化的生计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农户选择和实施生计策略不是不受约束的自由选择，而是深受包括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资产条件的约束，因为家庭拥有或可以利用的物质、人力和社会等资产会时刻受到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的调节。以往有研究证明，拥有较多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家庭一般从事农业为主型生计活动；拥有较多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农户家庭倾向于从事非农为主型的生计策略。所以，农户所拥有的经济、物质和社会资产共同决定了在实际的生计活动中可以选择和实施的策略类型。

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表明农户是其复杂生计资产组合的战略管理者，Anderson和Woodrow在农户应对灾害能力的研究中肯定了农户进行生计资产组合的决定作用，发现农户根据灾害情景通过调整组合自己所拥有的各种生计资产，有效提升了农户处理灾害冲击的能力。(10)Anderson，M.B.，P. J. Woodrow, Rising from the Ashe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Times of Disaster.London: Intermediate Technology Publications,1998.农户的迁移行为一定会导致农户家庭的生计资本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农户能够在搬迁之后依然运用恰当的生计手段来维持生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运用他们的生计资产的替代和重新组合来应对处理由于搬迁带来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压力和冲击。在冲击或压力背景下，生计资产替代和生计资本结构重组对农户生计重建或恢复发挥着关键作用。一些学者也证明现有的生计资产能被其他形式的资产所替代，农户能够依赖其他形式的资产去进行他们的生计恢复与适应策略，从而获得可持续生计，这也部分地支持了生计资产的变化不是必然地恶化生计结果的思想。(11)Fang Y P, Fan J, Shen M Y, et al, Sensitivity of Livelihood Strategy to Livelihood Capital in Mountain Areas: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Different Settlement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Minjiang River,China, Ecological Indicators,2014, 38(3):225-235.(12)Prado D S, Seixas C S, Berkes F. Looking Back and Looking Forward: Exploring Livelihood Change and Resilience Building in a Brazilian Coastal Community, 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2015,113:29-37.(13)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London: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00.农户摆脱贫困、不至于陷入贫困的能力依赖于他们搬迁安置后的生计资产组合，其应对策略也依赖于家庭生计资产，并且这些策略也会产生不同的生计后果。(14)Thi Minh Hang Bui, Pepijn Schreinemachers, Resettling Farm Households in Northwestern Vietnam: Livelihood Change and Adapt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2011,27:769-785.(15)Bui T M H, Schreinemachers P, Berger T, Hydropower Development in Vietnam: Involuntary Resettlement and Factors Enabling Rehabilitation, Land Use Policy,2013, 31:536-544.

多样化生计对于农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研究中对这种意义的具体形式仍然存在争论。非农活动是生计多样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事非农活动意味着非专业农户资本被用到与农业无关的生产活动，这也代表着农户较高层次的生计形式。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地区，土地相对不足，劳动力过剩，非农活动既是农户的重要收入来源，也是其风险规避的一个重要手段。构建农户的生计多样化能力，对于提升生计安全，增加农户收入等有着积极作用。(16)丁士军，张银银，马志雄：《被征地农户生计能力变化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改进》，《农业经济问题》2016年第6期。多样化生计策略既可能是农户基于一定经济条件的主动选择，也可能是对于脆弱性环境的被动适应。(17)Gautam Y, Andersen P, Rural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and Household Well-being: Insights from Humla, Nepal,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16, 44:239-249.大量的实证研究关注着资本对农户多样性生计行为的作用，如资本匮乏对农户的农业多样性能力的限制。(18)刘婧，郭圣乾：《可持续生计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信息熵法的实证》，《统计与决策》2012年第17期。资本的匮乏限制了农户的生产多样性行为，不能够参与高回报率的非农经营活动，不能享有与资本丰裕主体一样的发展机会。缺乏教育和培训常常限制了农户的高获利的非农就业，限制了人力资本较低的农户成员在城市就业中寻找机会；而金融资本缺乏限制了农户对高回报商业机会的把握，受限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与自有资金的贫乏，只有少部分农户从事本地非农经营活动；技术门槛使得风险规避的农户不敢尝试新兴的非农活动。这些农户能够从事非农活动的“能力变量”就包含了各种资本。技术和金融门槛将资本匮乏的农户阻止在收益较高的非农生计活动之外。农户家庭的技艺技能、储蓄以及信用水平都在显著影响着生计活动的选择。

总体而言，基于资本禀赋的生计策略反映了农户与其环境之间的结合，资本禀赋本身决定了农户的生计策略，包括对信用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利用等，因为资本禀赋在农户层面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农户生计类型的差异。不同资本状态的易地扶贫搬迁农户会选择不同的生计恢复策略，并且随着其生计资本的结构和水平的变化，生计类型之间会发生相应的转化，比如从农业为主型向非农为主型或者生计多样型转化。向生计多样型转化被认为是一种积极有效的应对风险和冲击的策略，但是向非农为主型转化是否一定能够增强农户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有不同的结论。有研究也表明，农户搬迁安置以后将生计活动从农业经营转向非农经营，收入主要来源由农业为主转向非农收入为主，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农户现在比安置以前更富裕。比如他们必须花费收入的大部分去购买粮食，那么其富有成效的资产替代能力将会被限制，并且粮食安全问题也得不到保证。

三、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资料来自于西安交通大学农户生计与环境课题组在陕西省安康市所开展的移民搬迁和农户生计专项入户调查。安康市地处秦巴山集中连片贫困区，是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属于限制开发的生态功能区，有国土面积2.34万平方公里，户籍人口303万人，管辖的10个区(县)均为贫困县。该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地质灾害频发，为改善农户的生计环境，陕西省统一规划实施移民搬迁工程，截止2017年底，已累计搬迁90.1万人。课题组选择了安康市5个区(县)为样本调查点，共调查了15个乡镇里所属的25个村。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1404份，其中当地农户有996份，搬迁农户有408份，基于研究的需要，剔除了其他类型的搬迁户，剩余296户扶贫搬迁户。入户调查问卷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家庭基本信息、生计资本情况、家庭生计情况、扶贫与移民搬迁。

(二)变量及其说明

本文的因变量是搬迁农户的生计恢复策略，该变量是一个多元变量，是指搬迁农户在安置地新的生计环境中配置拥有或可供利用的资产，选择合适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实现生计恢复和发展的目标。其中包括劳动力的时间分配、资产的投资策略、生产经营活动的组合和外出打工安排等。在对样本区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基于现在已有的关于农户生计类型划分的成果，结合搬迁农户的生计活动组合方式、生计收入的主要来源、各项生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和劳动力在生计活动中的分配等因素，将样本区搬迁农户的生计恢复策略归纳为四种基本类型：农业为主型、外出务工为主型、非农自营经营为主型和生计多样型的生计策略。具体而言，农业为主型生计策略主要是指农户的生计行为以种植玉米、小麦、大豆、蔬菜、烟叶、核桃和养殖猪、羊、牛、蜜蜂、蚕等为主，总体上属于大农业范畴。外出务工为主型是指农户的家庭收入主要以外出务工为主要来源，虽然会有农业生计，但比重很小。非农自营经营为主型是指农户主要以自主经营生活用品商店、开餐馆或经营其他商品为主要生计来源。生计多样型是指家庭的主要生计来源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式。虽然农户的某些生产经营过程并不能产生经济收益，但是这些生产经营活动在维持着生计。因此，农户的生计多样化既在收入多元方面体现，也在农户生计活动类型的多样性上体现。

本文的自变量为五大类型的生计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自然资本测量时使用的指标是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林地面积。根据样本区的实际情况，耕地包括自家拥有的以及从其他农户流转过来的旱地和水田等土地；林地包括农户家庭的退耕还林和生态公益林等。物质资本测量时使用的指标是住房情况和家庭生产和交通工具。在金融资本的测量方面，本文借鉴杨云彦等人对金融资本的划分和测量，主要包括现有的家庭收入和融资渠道两个方面。(19)杨云彦，赵锋：《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农户生计资本的调查与分析——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为例》，《农业经济问题》2009年第3期。人力资本通过家庭劳动力数量、劳均受教育程度，是否受过非农培训和具有手艺、劳均健康状况等四个方面进行测度。借鉴社会资本度量的相关研究成果，(20)周晔馨：《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吗？——基于中国农户收入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12年第7期。(21)Putnam， R. D.， R. Leonardi，R. Y. Nanetti,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本文从微观社会资本和宏观社会资本两个层面来对社会资本进行测度，微观社会资本用家庭社会关系网络支持和家庭通讯费用来测度，分别表示社会网络的质量与规模，家庭社会关系网络支持主要通过“亲戚中有无村干部及国家公务员”来作为代理变量测度；宏观社会资本主要从是否参加专业合作协会和参与集体事务两个方面来进行测度。

搬迁农户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变量取值方面，通过借鉴李小云等人在选取生计资本指标并对每个指标进行权重分配的基础上，结合调研地的实际情况，根据每种生计资本指标在当地农户生计当中的重要性，进行赋权，具体见表1。(22)李小云，董强，饶小龙等：《农户脆弱性分析方法及其本土化应用》，《中国农村经济》2007年第4期。由于上述测量的指标的量纲、数量级、变化幅度和数据类型都不一样，所以需要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之后才能进行加总。在本文，我们运用极差标准化的方法处理指标，进行处理之后的指标值均介于0-1之间。

运用上述指标和方法我们也得到了当地农户的生计资本状况(具体见表2)，可以发现：与当地农户相比，搬迁农户的自然资本比较差，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比较好。总体上来看，搬迁农户的生计资本要比当地农户好。样本区搬迁农户的生计资本得分为0.24，与生计资本的总分为1差距很大，可以证实搬迁农户的生计资本比较匮乏。

表1 自变量设置与描述统计

表2 搬迁农户与当地农户生计资本评价结果

注：***，p<0.01；**，p<0.05；*，p<0.1；ns，不显著。

(三)分析方法

在本文，我们探讨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生计资本对生计恢复策略的影响，主要是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项式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这一问题。一方面，为便于分析，将外出务工为主型和非农自营经营为主型两类生计恢复策略归纳为非农为主型，也就是将生计恢复策略分为农业为主型、非农为主型和生计多样型三类。分别以上述三种类型的生计恢复策略为因变量，以五大类型的生计资本作为自变量，运用二项Logistic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对每种类型的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影响效应。另一方面，为揭示搬迁农户的生计恢复策略由农业为主型向非农为主型、生计多样型转化的规律，将农业为主型、非农为主型和生计多样型分别赋值为0、1、2，以农业为主型生计策略作为参照，进行多项式Logistic回归分析。

四、结果与讨论

(一)生计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影响

从生计活动类型的分布情况(表3)来看，搬迁农户的生计恢复策略选择中，生计多样型的比例最高，非农为主型(外出务工+非农经营)的比例最低，但两者差别不大；当地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中，农业为主型的比例最高，接近50%，非农为主型(外出务工+非农经营)的比例最低。从搬迁农户与当地农户的对比来看，当地农户选择农业为主型策略大大高于搬迁农户的比例，搬迁农户选择生计多样型策略和非农为主型的比例高于当地农户。从中可以发现，当地农户还是以传统的农业为主型作为主要的生计策略，而搬迁农户的生计策略则更具多样性，这也反映出搬迁农户在生计受到搬迁冲击后根据生计资本选择的适应性策略。这些差异主要是因为搬迁农户和当地农户生计资本的结构和水平不同造成的，搬迁农户对所拥有的资本进行了替代和重新组合。搬迁农户的自然资本水平比当地农户低，而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这些有利于非农活动的资本水平相对较高。

表3 搬迁农户与当地农户生计活动类型分布

由表4可知，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两个变量对研究区搬迁农户选择和实施农业为主型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表明搬迁农户拥有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越丰富，其选择农业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的可能性越小。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因素对搬迁农户选择和实施非农为主型的生计恢复策略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人力资本为正向影响作用，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为负向影响作用，表明搬迁农户的人力资本越丰富，越倾向于选择非农为主型生计策略；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越丰富，选择非农为主型生计策略的可能性越小。究其原因，第一，当搬迁农户拥有更多的金融资本时，即拥有更多现金或者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融资，那么就比较容易脱离农业生计活动，转而依靠非农经营如从事家庭副业来获得更高回报的收入。也就是说，搬迁农户拥有的金融资本水平越高，就意味着越有能力从事农业生计之外的投资，用金融资本获取非农经营的设施和设备，实现生计多样化。第二，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意味着搬迁农户家庭可能有更多的劳动力、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接触和处理外界市场信息的能力更强，对从事一般农户所不熟悉的非农经营活动、外出打工活动有更好的基础和条件。第三，随着搬迁农户所拥有自然资本的增加，这些搬迁户就不会倾向于选择非农为主的生计恢复策略，而会将农业生产作为生计恢复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农作物种植或者林地资源开发利用中谋取更多的生计收入。因为耕地、林地等自然资本是广大搬迁农户最为依赖的生计资源，从事农业生产更为熟悉，生计风险也会相应下降。因此，当自然资本增加的时候，搬迁农户更倾向于通过农业生计活动来获得家庭收入。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四个变量对搬迁农户生计多样型生计恢复策略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

表4 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二元 Logistic回归分析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的显著性。

(二)生计恢复策略转化的影响因素

农业为主型向非农为主型转化的影响因素。由表5可知，搬迁农户的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由农业为主型向非农为主型转化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从不同资本类型对生计恢复策略的贡献率Exp(β)来看，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农业为主型向非农为主型转化的关键因素。自然资本对搬迁农户由农业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向非农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转化具有负向的显著影响效应，当其他自变量保持不变时，自然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搬迁农户由农业为主型向非农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的转化发生率就下降0.366倍；当其他自变量保持不变时，每增加一个单位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搬迁农户由农业为主型向非农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的转化发生率将分别扩大1.837、2.250倍。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搬迁农户由农业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向非农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转化的影响不显著。

表5 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多项式Logistic回归分析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的显著性。

由表6可知，在自然资本的具体指标中，N1是搬迁农户由农业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向非农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转化的显著影响因素。当其他自变量保持不变时，N1每增加一个单位，搬迁农户的生计恢复策略向非农为主型转化的发生率将降低0.377倍。物质资本的具体指标中，P1在生计恢复策略的转化中发挥着负向的显著影响效应，当其他自变量保持不变时，P1每增加一个单位，搬迁农户的生计恢复策略向非农为主型转化的发生率将降低0.732倍。金融资本中，F1、F2对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由农业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向非农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转化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尤以F1的影响显著。当其他自变量保持不变时，每增加一个单位的F1，搬迁农户由农业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向非农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转化的发生率将扩大2.447倍。人力资本指标中，H1对搬迁农户由农业为主型向非农为主型转化具有促进作用，即家庭整体劳动力越强，搬迁农户就越倾向于选择非农为主型的生计恢复策略。当其他自变量保持不变时，每增加一个单位的H1，搬迁农户的生计恢复策略向非农为主型转化的发生率将扩大2.069倍。

农业为主型向多样型转化的影响因素。由表5可知，通过提升搬迁农户所拥有的或可供利用的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水平，有利于其实现由农业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向生计多样型生计恢复策略转化。其中，农业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向生计多样型生计恢复策略转化的关键影响因素是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当其他自变量保持不变时，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搬迁农户由农业为主型向多样型转化的发生率将扩大2.252、2.565、1.769倍。

由表6可知，物质资本指标中，P1对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由农业为主型向多样型转化具有负向作用，即家庭的住房情况越好，搬迁农户选择多样型生计恢复策略的可能性越小。金融资本中，F1、F2对生计恢复策略由农业为主型向多样型转化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F1的影响最为显著，即搬迁农户选择和实施多样型生计恢复策略的关键影响因素是家庭现金收入。当其他自变量都保持不变时，F1每增加一个单位，生计恢复策略由农业为主型向多样型转化的发生率将扩大2.455倍。人力资本指标中，H2和 H3对搬迁农户由农业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向生计多样型生计恢复策略转化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效应，其中H2具有最大的影响效应。也就是说，搬迁农户家庭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倾向于选择生计多样型的生计恢复策略。当其他自变量保持不变时，每增加一个单位的H2，搬迁农户由农业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向生计多样型生计恢复策略转化发生率将扩大2.680倍；H3每增加一个单位时，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向多样型转变的发生率将扩大2.616倍。社会资本中，对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由农业为主型向生计多样型转化的显著影响因素是S1和S2，其中S1具有最大的影响效应。也即家庭社会关系网络支持水平越高，家庭的通讯费用越大，搬迁农户就越倾向于选择生计多样型生计恢复策略。当其他自变量都保持不变时，每增加一个单位的S1，搬迁农户由农业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向生计多样型生计恢复策略转化的发生率将扩大1.730倍；S2每增加一个单位，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向多样型转化的发生率将扩大1.418倍。家庭社会关系网络支持主要是由家庭中的村干部和国家公务员的人数、在急需一笔钱时可以帮助的户数来测定，家庭的通讯费用可以较好地测量家庭的社会网络规模。搬迁农户家庭社会支持水平和社会网络对其生计恢复策略向多样型转化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表6 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多项式Logistic回归分析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的显著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西安交通大学“农户生计与环境”课题组在陕西安康开展的移民搬迁与农户生计专项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分析了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生计资本对其生计恢复策略的影响特征。研究结论表明：(1)搬迁农户的生计恢复策略是根据生计资本变化进行替代和重组后而动态变化的。在不同的生计资产结构和水平下，生计活动呈现出多样性，并且相互结合起来呈现出不同的生计行为，形成对变化了的生产生活环境的适应性恢复策略。(2)搬迁农户的生计资本水平和结构不同，其最终选择的生计恢复策略就存在着较大差异。对搬迁农户选择农业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有显著负向影响效应的因素是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非农为主型的生计恢复策略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其中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发挥着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对搬迁农户选择生计多样型的生计恢复策略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效应的因素是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3)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影响搬迁农户由农业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向非农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发生转化的显著影响因素。具体来讲，人均实际耕地面积、住房情况、家庭现金收入、融资渠道和农户劳动能力等对农业为主型向非农为主型转化起到显著的影响作用，其中家庭现金收入、融资渠道和农户劳动能力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4)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影响搬迁农户由农业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向生计多样型生计恢复策略发生转化的显著影响因素。具体来讲，搬迁农户家庭住房情况、现金收入、融资渠道、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非农培训与手艺、社会关系网络支持和家庭通讯费用等对农业为主型向多样型生计恢复策略转化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家庭住房情况发挥着负向影响效应。

综上所述，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生计资本深刻影响着搬迁之后的生计恢复策略，为促使搬迁农户实现可持续生计目标，需要：(1)拓展金融资本来源，降低生计恢复的资金流动性约束。一方面，政府通过运用财政补贴、免交相关税费、提供低息和贴息贷款、免费提供市场服务等手段，增强搬迁农户的金融资本积累能力。另一方面，借助政府信用，成立公共性质的担保基金，建立风险代偿机制，拓展担保融资渠道，解决搬迁农户社会化融资中信用不足的问题。引导商业银行、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和民间金融机构提供搬迁农户生计发展专项贷款，扩充为搬迁农户提供金融信贷服务的主体，提升融资可及性，实现跨期收入转移来平滑生计风险。(2)加强搬迁农户家庭的人力资本建设。注重家庭成员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对成年劳动力进行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积极面向搬迁农户开展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包括当地农业生产技能培训、外出务工技能培训、个体经营技能培训等，充分重视培训在搬迁农户家庭经济恢复和发展中的作用。(3)加强搬迁农户家庭的社会资本建设。地方政府及社区需要通过多种途径支持搬迁农户重新构建被瓦解的社会网络。政府和社区组织可举办各种经济、文化、体育以及民俗交流等活动，让搬迁农户与周围人群可据此相互熟悉，增进信任，重新构建微观社会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