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斌，周骥腾

(1.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2.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一、引言

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与功能单位，家庭代际关系和养老模式的变迁是家庭社会学和老年社会学研究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而家庭的代际经济关系是其中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维度。在发达国家，代际经济关系以父母对子女的单向流动为主，父母退休后主要依靠退休金及退休前的财富积累满足个人生活需要，经济上很少依靠子女的供养。(1)Yashiro N, Oishi A S.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Savings-investment Balance in Japan [M]//The Economic Effects of Ag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59-87.(2)Olivera J. The Division of Inter-vivos Parental Transfers in Europe [J]. The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Ageing, 2017, 9: 41-51.而在发展中国家，来自子女的支持仍然是父母养老的重要来源，这使得老年人即使在缺乏养老金时，仍然能够得以维持晚年基本生活。(3)Joseph A E, Phillips D R. Ageing in Rural China: Impacts of Increasing Diversity in Family and Community Resources [J].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1999, 14(2): 153-168.(4)Uppal S, Sarma S. Aging, Health and Labour Market Activity: the Case of India [J]. World Health & Population, 2007, 9(4): 79-97.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和人口转变的重要转型时期，随着家庭结构的变迁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人家庭的数量在急剧增加，中国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受两千多年儒家孝文化的影响，赡养父母被认为是子女的内在责任；另一方面，市场化的进程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使传统家庭养老的部分功能逐渐被社会养老所取代。那么在这种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背景下，当代中国老年人家庭内部的代际经济关系的现实状况如何？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所伴随着的文化变迁和家庭结构因素如何影响中国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关系？市场化的进程和现代养老保障体系的发展又会对传统家庭养老的经济供养能力产生什么影响？现有的研究难以充分回答这些问题，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国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关系的现实状况，并基于转型社会的视角从微观机制和宏观背景出发进一步分析其背后的影响机制。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研究的述评

在西方社会的研究中，考德维尔提出了“财富流”理论，最早开启了对代际经济支持模式变迁机制的研究，他认为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因生产单位和财富积累模式的转变，家庭代际财富流动方向从子代向父代的“向上流动”变为“向下流动”，进而导致了总和生育率的下降。(5)Caldwell J C. Toward a Restatement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 [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76: 321-366.而在中国转型社会的现实背景和传统家庭孝文化的影响下，中国的家庭代际关系呈现出与西方家庭不同的特征。(6)黄庆波,杜鹏,陈功:《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间代际关系的类型》，《人口学刊》2017年第4期。费孝通基于本土经验，认为中国的代际关系与西方单向的“接力模式”不同，而是双向的“反馈模式”，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和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在家庭生命历程中形成了互惠的世代均衡。(7)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王跃生指出，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并非只有费孝通所提出的“抚养-赡养”模式一种，而是呈现出“抚养-赡养”模式与“代际交换”模式并存的状态，“抚养-赡养”模式侧重的是代际关系的纵向反馈，而“代际交换”模式更关注代际间同时发生的交换关系。(8)王跃生：《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理论分析》，《人口研究》2008年第4期。更进一步地，学界对中国代际经济流动模式进行了更精细的测量与分类，展现了中国家庭代际经济关系复杂交融的现实状况。郭志刚用净供养量和净抚养量将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划分为抚养关系、供养关系和非供养关系非抚养关系三类，(9)郭志刚：《老年人家庭的代际经济流动分析》，《中国老年学杂志》1996年第5期。夏传玲和麻凤利以调查时间段内代际之间是否发生经济往来为标准将家庭代际经济关系划分为游离型、供养型、抚养型、互惠型。(10)夏传玲,麻凤利：《子女数对家庭养老功能的影响》,《人口研究》1995年第1期。本文把研究对象界定为老年人家庭，并将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定义为在一定时期内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家庭中父母与其子女所发生的经济流动的状态。在进一步操作化的过程中将其分为游离型、供养型、抚养型、互惠型四类。

现有研究对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的类型、测量和影响因素做出了一定的分析，但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存在一定不足。首先，学界关于中国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的探讨，往往要么只关注子代对父代的赡养或父代对子代的抚养的单向流动模式，要么沿着不同类型、不同方向的支持模式的路径分别进行分析，(11)刘汶蓉：《反馈模式的延续与变迁》，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而忽视了父母与子女之间双向的经济往来，对代际经济支持的动态性和整体性特征关注不足。其次，既有的关注多维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研究时间较早、描述性研究较多且所用的多为区域性的数据，(12)张航空,李双全：《城市老年人口家庭经济流动类型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为例》，《南方人口》2008年第4期。难以反映当代中国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关系的现实状况。同时，对于在此基础上进行影响机制分析的少量定量研究往往局限于微观视角，(13)伍海霞：《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亲子代际经济流动分析》，《人口与发展》2018年第5期。很少在实际研究中考虑到市场化的进程和现代养老保障体系等宏观背景对于传统家庭养老中经济关系的影响。

(二)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的影响机制研究

代际关系是个体能动与宏观结构互动和博弈的结果，(14)石金群：《转型期家庭代际关系流变:机制、逻辑与张力》，《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6期。现有的对中国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的影响机制研究亦沿着宏观—微观这一分析路径展开。

在微观层面，个体特征通过个体禀赋和文化观念两种机制影响了代际经济支持模式。个体禀赋方面，先赋与后赋因素、老年人本身特征都会对代际经济支持模式产生影响。此外，子代对父代的供养在中国是一种具有强大约束力的道德行为，而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15)陈皆明：《中国养老模式:传统文化、家庭边界和代际关系》,《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责任内化论认为儒家孝文化已经内化为中国人内在的责任要求和自主意识，(16)王跃生：《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维系、变动和趋向》，《江淮论坛》2011年第2期。传统的文化观念深刻影响着中国老年人家庭的代际经济关系。为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与传统的供养型相比，个体禀赋越高的老年人，其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为互惠型可能性更大。

假设2:与传统的供养型相比，文化观念越现代的老年人，其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为互惠型或游离型的可能更大。

家庭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假设是，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家庭结构将由联合家庭转变为核心家庭，同时会削弱家庭赡养老年人的功能，弱化家庭成员之间的纽带联系。(17)Goode W J. World Revolution and Family Patterns [J].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但这一影响具体过程十分复杂，既有考察家庭结构对代际关系影响的研究，主要关注子女数量、家庭类型和家庭网络三类因素。多数研究认为，子代数量与代际经济支持存在正相关关系，子女数量越多的家庭经济供养能力越强。(18)胡仕勇,李佳：《子代数量对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以亲子两代分居家庭为研究对象》，《人口与经济》2016年第5期。子女的居住距离对老年人经济支持有显著影响。(19)张海峰,林细细,张铭洪：《子女规模对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互相卸责or竞相示范》，《人口与经济》2018年第4期。在家庭网络方面，西尔弗斯坦认为家庭社会资本是一种潜在的关系资源，通过推(子女内化的孝道观念)和拉(父母的养老需求)两种作用机制被激活，社会资本增进代际团结，进而促进代际支持。(20)Silverstein M.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Transfers in Social Context [M]//Handbook of Ag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Sixth Edition). 2006: 165-180.刘汶蓉在对“啃老”问题的研究中发现，内化的责任伦理及家庭支持网络的可靠性和唯一性，强化了父母对子女的向下支持。(21)刘汶蓉：《转型期的家庭代际情感与团结——基于上海两类“啃老”家庭的比较》,《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4期。依据家庭现代化理论，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a：与其它类型相比，健在子女数量越多的老年人，其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为供养型的可能性更大。

假设3b：与传统的供养型相比，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其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为抚养型或互惠性的可能性更大。

假设3c：与传统的供养型相比，老年人的家庭网络得分越高，其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为互惠型的可能性更大，为游离型的可能性更小。

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对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学界对此观点不一，主要围绕社会保障的获得对代际经济支持的作用是促进还是阻碍进行讨论，形成了“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两种基本假设。(22)刘西国：《社会保障会“挤出”代际经济支持吗?——基于动机视角》,《人口与经济》2015年第3期。“挤出效应”是指，社会保障的获得可以降低老年人对子女赡养的依赖程度，代际经济支持和社会福利水平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与“挤出效应”相反，“挤入效应”认为社会保障的完善可以增加老年人可动用的资源，提高老年人的付出能力，也会加强代际之间的家庭团结，社会福利水平与代际经济支持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据此，本文提出一对竞争性的假设，即：

假设4a:与传统的供养型相比，老年人有社会保障，其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为互惠型可能性更大。

假设4b:与传统的供养型相比，老年人有社会保障，其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为互惠型可能性更小。

在转型社会的背景下，一方面中国家庭内部出现了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等家庭现代化的特征；另一方面家庭内部关系仍然受到儒家传统观念的持续影响，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并存、中西方冲突杂糅的复杂形态。(23)计迎春：《社会转型情境下的中国本土家庭理论构建初探》，《妇女研究论丛》2019年第5期。就代际关系而言,经验研究表明随着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国代际关系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基于孝道约束的子代赡养父代的单向流动模式逐渐被削弱，而互惠型的双向流动模式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24)许琪：《扶上马再送一程:父母的帮助及其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社会》2017年第2期。

为此，本文提出最后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5：与传统的供养型相比，市场化程度越高省份的老年人，其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为互惠型可能性更大。

(三)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的研究框架

基于上述文献梳理与理论综述，本文基于转型社会视角建立起一个综合型的研究框架(见图1)，尝试探讨影响中国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的具体机制。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 CLASS)。该调查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调查对象是60周岁及以上的中国老年人群，采用分层多阶段的概率抽样方法，调查范围覆盖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462个村/居委会。剔除无子女老年人和缺失情况严重的样本后，最终进入本文分析的样本数为8029个。

(二)变量操作

1.因变量：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

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的问卷主要通过付出和获得的现金、礼物、食品或物品的总价值来衡量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经济互动关系。在考虑子女和父母之间流向的基础之上，本文将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划分为游离型、供养型、抚养型、互惠型四类。如表1所示，中国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主要以供养型为主，占49.48%，其次为互惠型和游离型，分别占36.58%和9.78%，抚养型所占比例最小，仅为4.16%。

表1 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定义和分布

2.自变量：个体禀赋、文化观念、家庭结构、社会保障和市场化进程

结合本文研究框架，将自变量划分为两个类别。第一类是微观机制变量。主要包括个体禀赋、文化观念、家庭结构变量。个体禀赋变量包括受教育年限、个人年收入对数、自评健康状况及是否失能。文化观念变量主要通过老年人是否认可“养儿防老”进行测量，本文将认可此观念的老年人定义为传统型，反之定义为现代型。家庭结构变量包括健在子女数、居住方式和家庭网络。其中家庭网络变量主要根据鲁本等制定的6项精简版社会网络量表中的家庭网络量表，(25)Lubben J, Blozik E, Gillmann G, et al. Performance of an Abbreviated Version of the Lubben Social Network Scale among three European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Adult Populations[J]. The Gerontologist, 2006, 46(4): 503-513.信度系数为0.730，得分在0～15之间，得分越高表示老年人家庭网络资源越丰富。第二类是宏观结构变量，用市场化指数和是否有社会保障来测量。主要探讨市场化进程及现代社会养老保障对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关系的影响。

3.控制变量

根据以往文献，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户籍。具体变量构成见表2。

(三)分析方法

因变量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为无序离散型变量，因此本文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可以表示为：

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中因变量的某一类别被省略了，成为参照类别(这里取2)。在模型中pm和p2分别表示第m个类别和第2个类别的概率，Xi表示模型中自变量，Zj表示控制变量。

四、主要研究结果

(一)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描述性分析

表2呈现的是描述性统计结果。微观机制层面，在供养型中女性老年人的比例比男性低0.38%，而在互惠型和抚养型中男性老年人比例分别比女性老年人高7.32%和23.26%。在供养型中老年人的平均年龄最大，在抚养型中老年人的平均年龄最小。就婚姻状况而言，无配偶的老年人在供养型中的比例最高，在抚养型中的比例最低。就户籍而言，供养型中农村老年人的比例最高，抚养型中城市老年人的比例最高。在个体禀赋中，各类别老年人经济状况存在较大的差距。在抚养型中老年人个人年收入对数最高，其次为互惠型中的老年人，供养型中老年人的个人年收入对数最低。就受教育年限而言，在供养型中老年人受教育年限最低，抚养型中老年人受教育年限最高。在自评健康状况中，自评为不健康的老年人属于供养型的比例更高，自评为健康的老年人属于互惠型的比例明显更高。从自理能力来看，在供养型中失能老年人的比例较高，在抚养型中失能老年人比例最低。文化观念方面，传统型养老观念的老年人在供养型中比例最高，其次为互惠型。在家庭结构因素中，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在抚养型中比例最高，在供养型和互惠型中比例相对较低。供养型的老年人健在子女数量最多，而抚养型的老年人健在子女数量最少。互惠型老年人的家庭网络得分最高，游离型老年人家庭网络得分最低。宏观结构变量中，有社会保障老年人在抚养型和互惠型中比例相对较高，在供养型中比例相对较低。市场化指数得分在互惠型中得分相对较高，在游离型中相对较低。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

注：(1)括号内为标准差;(2)样本量为8029个。

(二)中国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的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转型社会背景下影响中国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的具体机制，本文以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作为因变量拟合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其中参照类别为供养型，具体回归结果见表3。

表3 中国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影响因素的多项Logistic回归结果

注：***p<0.001,**p<0.01,*p<0.05。

就控制变量而言，年龄、婚姻状况、户籍对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都有一定影响。具体而言，与互惠型相比，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为供养型的可能性更大。可能的解释是随着老年人年龄增长，给予子女支持的能力在下降，而对来自子女的支持的需求在增加。与互惠型和抚养型相比，无配偶的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为供养型的可能性更大。无配偶的老年人由于缺少夫妻之间的相互扶持，获取经济资源的能力可能较弱，在经济上更加需要子女的支持。与其它三种类型相比，农村老年人为供养型的可能性更大。相比城市，农村地区孝道观念的影响更为持久，传统的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更加牢固；同时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农村老年人经济状况相对较差。(26)王宇,陶涛：《“非收入”多维贫困的识别与影响因素探析——基于CLASS数据对农村老年妇女样本的考察》，《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27)Merz E M, Schulze H J, Schuengel C. Consequences of Filial Support for two Generations: A Narr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view [J].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010, 31(11): 1530-1554.

个体禀赋因素中，受教育年限、经济状况和健康状况都对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有显著的影响。这基本验证了假设1。与供养型相比，受教育年限越长的老年人其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为互惠型的可能性更大。个人年收入对数在不同模型中与供养型相比都呈现出显著的正效应。在“抚养型/供养型”中这种关系更强，“互惠型/供养型”中次之。这说明与供养型相比，经济状况越好的老年人为抚养型和互惠型的可能性更大。可能的解释是经济状况越好的老年人，在维持自己基本生活需要的同时，更有能力在经济上给予子代支持。健康状况对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有显著的影响。与未失能老年人相比，失能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为供养型的可能性更大，为互惠型和抚养型的可能性更小。且在“互惠型/供养型”中，自评为“健康”的老年人为互惠型可能性越大。总结而言，经济状况越好和受教育年限越长的老年人，在维持自己基本生活需要的同时，更有能力在经济上给予子代支持；而健康状况更差的老年人，则更需要子代的经济支持。

文化观念对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有显著的影响。在“互惠型/供养型”和“游离型/供养型”中，传统型养老观念的老年人为供养型的可能性更大，为互惠型和游离型的可能性更小。这表明在转型社会中传统的养老观念深刻影响着中国老年人家庭的代际经济流动。这充分验证了假设2。

就家庭结构而言，健在子女数量、居住方式和家庭网络都对代际经济支持模式有着一定显著影响。假设3得到验证。与供养型相比，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代际经济支持模式为游离型、抚养型和互惠型的可能性都在减小。这表明对于老年父母而言，子女数量的增加可能会分散他们向下的经济资源流动。这也就是所谓的“资源集中论”，即子女数量会分散父母的资源，规模较小的家庭父母对子女的向下经济支持会更加集中。(28)Henretta J C, Van Voorhis M F, Soldo B J. Cohort Differences in Parental Financial Help to Adult Children[J]. Demography, 2018: 1-16.居住模式方面，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为抚养型和互惠型的可能性都比为供养型的可能性更大。对这一结果可能的解释是，与父母同住的子女经济能力可能相对而言较弱，因而老年人更倾向于对子女向下支持。同时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子代与父代之间的经济类型更密切，更可能发生经济互动。在“互惠型/供养型”中，家庭网络得分越高的老年人代际经济支持模式为互惠型的可能性更大。在“游离型/供养型”中，家庭网络得分越高的老年人为游离型的倾向更小。社会网络是行动者之间连接而成的关系结构，是人们获得各种支持和资源的重要途径和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对于逐步退出工作领域的老年人来说，家庭网络支持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更强的家庭网络会加强代际之间的团结或约束，从而使得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倾向于互惠型，家庭网络的弱化可能会削弱代际之间的团结或约束，从而使代际经济支持模式更倾向于游离型。

在宏观层面因素中，社会保障和市场化指数对代际经济支持模式都有显著影响。与传统的供养型相比，有社会保障的老年人其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越倾向于互惠型。“挤入效应”(假设4a)得到验证，即现代化养老保障的发展可以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增加老年人的资源可得性，同时降低子女供养老人的负担，促进代际之间的团结，增强代际间进行互惠的意愿和能力。这意味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弱化的家庭养老功能，减轻家庭养老负担。市场化指数越高的省份的老年人为互惠型的可能性比供养型更大。这证实了假设5。随着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进程，家庭的代际经济关系会从传统的子代向父代“自下向上”的单向流动逐渐转变为子代向父代之间的双向流动。这也反映了当代中国在从传统到现代、从年轻型社会到老年型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关系的新特征。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转型社会视角，利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从微观机制与宏观结构两个维度出发，揭示了中国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关系的现实状况及其具体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当代中国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呈现多向并存的特征，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家庭的代际经济支持模式可以分为游离型、供养型、抚养型和互惠型四种类型。其中以供养型和互惠型为主，分别占49.48%和36.58%。在影响机制的研究中具体发现：第一，个体禀赋越高、文化观念更现代的老年人更有能力或意愿对子代进行经济支持，其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为供养型可能性更小，为互惠型的可能性更大。第二，家庭结构因素仍然是影响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的重要因素。具体表现为和供养型相比，与子女同住、家庭网络得分越高的老年人代际经济关系更为紧密，为互惠型的可能性更大，健在子女数量越多的老年人其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为供养型的可能性更大。这一结论反映出家庭在老年人经济支持方面仍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也暗示了独生子女家庭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的背景下可能面临更多的养老压力。第三，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和更高的市场化程度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老年人自我养老的能力，减轻家庭内部养老负担，增强传统代际之间的互惠能力。

在当代中国转型社会的背景下，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关系的变迁问题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一些研究认为，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遭遇了危机，出现了代际关系失衡，老年人赡养不足等现象；(29)贺雪峰：《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其影响》，《江海学刊》2008年第4期。(30)狄金华,郑丹丹：《伦理沦丧抑或是伦理转向——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研究》，《社会》2016年第1期。但也有学者认为，现代化的进程并未弱化中国的家庭凝聚力，代际之间仍然保持着亲密的互动，(31)杨菊华,李路路：《代际互动与家庭凝聚力——东亚国家和地区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3期。且经济的发展和平等互惠观念的普及改变了代际交往的内容和形式，代际经济流动将以双向流动为主。本研究发现从老年人家庭的代际经济关系来看，仍以传统的供养型为主，但家庭养老功能的确出现弱化趋势。同时随着市场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互惠性的代际经济关系将逐步占据更主要的地位。这也正如一些研究所揭示的传统家庭的孝道内涵可能逐渐转向以相互亲情与辈分权威并存的双元孝道模型。(32)胡安宁：《老龄化背景下子女对父母的多样化支持:观念与行为》，《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是国民福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与老龄化的背景下，亟需转变传统社会治理思维，构建老龄化社会的治理思维和治理模式。在推进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过程中既要重视家庭在老年人经济支持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构建起应对家庭养老风险的治理机制；同时也需要特别关注低个体禀赋、低家庭网络支持的弱势老年人在家庭养老供给能力不足之时对于社会养老支持的切实需求。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对当代中国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的一项解释性研究，本文虽然有意考察转型社会中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关系的变迁，以及老年人家庭内部的动态经济互动，但受限于数据，具体研究过程仍存在一定不足。比如本文将代际经济支持模式操作化为一种关系状态，而非一种经济行动，对双向经济互动的内涵、动机和情境缺乏更深入和更细致的分析，这在未来研究中随着数据的丰富可以继续深入。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但是本研究对于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关系的现实状况揭示及基于转型社会视角对其影响机制剖析，对于前瞻性应对转型社会下中国家庭养老的风险仍具有一定的现实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