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龙

(湖州师范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院， 浙江 湖州， 313000)

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使中国乡村发展硬件条件不断改善，但由于城乡在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依然较大，导致中西部乡村人口继续流出，空心村问题不断恶化。在基层政权普遍悬浮化且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亟需民间慈善力量填补真空，补齐乡村发展短板。新乡贤作为重要的乡村发展资源，近年来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但由于被赋予过高期望，导致其资源错配严重，难以有效发挥其作用。只有对新乡贤的社会功能进行合理定位，使新乡贤资源与乡村慈善项目有效对接起来，才能有效发挥新乡贤的作用，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助力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目标的实现。

一、新乡贤最基本、最主要的功能是发展乡村慈善

新乡贤是指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没有道德污点，热心家乡公益事业的各领域精英。与传统乡贤更重视内在的道德修养不同，新乡贤更重视外在的道德行为，相对于旧乡贤，新乡贤对功名，影响力，财富，道德水准的要求都有所降低，因此其构成也更为多元，规模更大。(1)王文龙:《新乡贤与乡村治理:地区差异、治理模式选择与目标耦合》,《农业经济问题》2018年第10期。在中西部乡村空心化日趋严重，精英大量流失，基层政权普遍悬浮化的今天，中国很多乡村陷入发展主体缺位，发展资源匮乏的窘境，急需新的资源注入。在这种背景下，新乡贤作为一种新的乡村发展资源受到各地政府重视，成为各地政府积极培育与利用的对象。然而，由于中国国情多样，各地乡村经济发展条件与水平，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村民的生活面向，新乡贤的数量、影响力与结构差异较大，导致新乡贤在乡村发展中的功能差异也较大。不考虑各地新乡贤的资源、结构与功能差异，教条主义地模仿沿海发达地区的新乡贤治理模式会导致经验主义错误，造成新乡贤资源的错配与浪费，难以实现乡村治理的预期目标。根据贺雪峰教授的分析，可以将中国乡村粗略划分为沿海发达的工业化村庄，华南宗族型村庄，华北小亲族型村庄，华中原子型村庄四种理想类型，不同类型村庄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结构差异导致新乡贤在规模、结构与行动能力上存在较大差异，只能选择不同的乡村治理目标。(如表1)

从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看，四种理想型村庄只有沿海发达工业化村庄，华南宗族型村庄能满足政府完善乡村自治，促进乡村经济发展，传承乡村文化，加强社会整合，发展乡村慈善五大目标。华北小亲族型村庄与华中原子化村庄由于村庄内部凝聚力弱，人居环境恶化，居民生活外向，新乡贤数量少、能力小且内部分裂，合作意愿低，乡土情结较淡，无法实现完善乡村自治，促进乡村经济发展，传承乡村文化的目标，社会整合能力也不强，只能实现发展乡村慈善的目标。从全国范围看，发达工业化村庄与宗族型村庄只占中国乡村小部分，即使是经济最发达的广东省，浙江省，江苏省，发达的工业化村庄也只占小部分，随着乡镇企业的大批倒闭，转制，乡村企业向工业园区聚集，产业转型与环保风暴冲击，部分工业化村庄开始衰落，出现逆工业化趋势。而市场化的强烈冲击与人口的大规模持续流出也使宗族型村庄逐步瓦解，开始向小亲族型村庄甚至原子型村庄转变。因此，从中国的现实与发展趋势看，小亲族型村庄和原子型村庄是中国村庄的主要存在形式，乡村慈善应该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主要目标。

表1 新乡贤资源与新乡贤治理目标关系表

从中西部乡村的发展环境看，新乡贤参与乡村慈善的积极性也最高，拓展空间也最大。由于中西部乡村精英大量流失，村民主要收入来源于外地打工收入，村民自治既缺乏主体也缺乏动力逐步形式化，农业税费改革，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更使基层政权悬浮化，强人治村，恶人治村时有发生，新乡贤大多爱惜羽毛，不愿意与黑恶势力同流合污，也不愿意得罪黑恶势力给自己及家乡亲属带来麻烦，更愿意超然于乡村政治之外，因此参与乡村政治的积极性不高。中西部投资环境比较差，村民素质普遍不高，法治意识淡漠，产权保护不力，地方政府吃拿卡要比较严重，并且农业投资风险大，周期长，亏损比例高，资金需求量大，因此，新乡贤直接参与乡村经济发展的意愿也不强。绝大部分中西部乡村也缺乏文化传承，农业社会形成的传统文化因难以适应工业社会的需要正在逐渐消亡，并且乡村的普遍空心化，熟人社会的瓦解，人口的大规模远距离流动也使乡村文化传承既丧失主体也缺乏需求。而新乡贤的教育背景与生活的社会环境也决定了新乡贤群体普遍在文化上先天不足，大部分既无法成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也难以成为现代文化的传播者，因此，新乡贤既缺乏文化传承的动力也缺乏文化传承的能力，兴趣不大。(2)姜方炳:《“乡贤回归”：城乡循环修复与精英结构再造—以改革开放40年城乡关系变迁为分析背景》，《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在小亲族型与原子型村庄占主导的中国乡村，由于缺乏共同记忆，村庄普遍缺乏凝聚力，乡村的空心化与村民强烈的城市化意愿，众多小精英的激烈竞争使村庄凝聚力进一步弱化，这些村庄新乡贤数量普遍较少且缺乏超级精英，没有能力进行有效的社会整合。因此，对于这些乡村来说，村庄发展的客观现实使新乡贤将乡村慈善作为自己参与乡村治理的主要目标。

二、乡村慈善是中国乡村发展的最大短板

尽管针对乡村的急剧衰败中央政府先后推出了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战略，逐步完善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农村基本养老金制度，重建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大了乡村扶贫力度，增加了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乡村环境整治，乡村公共服务的投资，改善了乡村生产生活条件。但由于政府部门普遍面临着有限资源，有限信息，有限执行能力的局限，特别是在后税费时代中西部基层政府普遍面临着财力严重不足，人员短缺，基层政权自治形式化、悬浮化较严重的现实困境，对乡村发展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再加上大量政绩工程与形式主义的浪费，导致乡村振兴战略与精准扶贫战略资源缺口更大，只能优先关注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使乡村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继续恶化。

从历史角度看，由于成本与效率问题，政府只能承担有限社会责任，非政府组织在社会治理中起重要作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皇权不下乡传统，乡绅自治成为乡村治理的主要形式，乡绅通过捐献设立义庄，义仓，义学，义田，义祠，义冢，社仓等慈善机构对族人，当地百姓实施救济，涵盖了人生的生、老、病、死各个方面，有效促进了社会和谐，维护了乡村社会稳定。(3)王志龙:《愚斋义庄案中的政府与民间慈善组织》，《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然而，随着计划经济体制与城乡二元体制的巩固，中央集权体制的加强，土地改革与阶级斗争对乡绅阶层的消灭，宗族文化的瓦解，乡绅自治逐步丧失存在的条件退出历史舞台。改革开放后虽然政府积极倡导乡村自治，但由于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乡村精英过度流失，导致乡村自治既缺乏主体也缺乏动力沦为形式，难以实现自治目标。而大政府造成的小社会，民间社会的缺位也使各种公益性社会组织发育不良，难以弥补政府治理能力的不足。这样，政府治理资源与能力的有限，乡村自治的形式化，公益性社会组织的缺位导致乡村公共品供给不足，急需新乡贤这种新生社会力量以乡村慈善方式提供公共品，为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提供新动力。(4)徐永光:《从官到民：民间慈善体制突围》，《中国改革》2010年第7期。当前中国乡村公共品的短缺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

1.养老问题。中国乡村养老问题呈不断恶化趋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养老资金严重匮乏，尽管从2009年起，政府开始为农村年龄超过60岁的农民发放基本养老金，金额从最开始的50元/月增长到当前的100元/月左右，但考虑到不断高涨的物价，100元/月的养老金只能是杯水车薪。第一代农民工开始进入退休年龄，但由于农村婚姻竞争，家庭面子竞争日趋激烈，为支付子女结婚彩礼，帮他们在城镇买房，买车，支付子女日趋高涨的城市生活成本，这些农民工基本没有积蓄，并可能在代际剥削下继续充当子女还贷的奶牛。农民子女则普遍挣扎在城市底层，随着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的进城，入城陪读现象的普遍化，农民的城市生活成本大增，加上人情支出、社交支出的增加，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他们也基本没有余力接济年老的父母，部分人还成为啃老族。二是老年农民缺乏照料。随着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的大批进城，农村空巢家庭越来越多，而乡村空心化的加剧，熟人社会的瓦解，社会互助的减少，社会公共服务的退出，使老年农民的处境更加恶化，即使储备了足够的养老金，老人也难以获得必要的公共服务，购买到必要的商品，得到必要的照料。三是缺乏情感支持与精神慰藉。乡村的空心化，家庭的空巢化，熟人社会的瓦解，人际交往与公共生活的减少，与现代社会的疏离，传统价值观的崩溃，都导致农村老人处于被社会遗忘状态，孤独而迷茫，缺乏情感支持与精神慰藉，使他们的生活更加困苦。

2.教育问题。随着农村中小学的大量撤并，很多农村地区的孩子面临无学可上的窘境，只能到离家很远的乡镇中小学读书，要么校车接送要么住校寄宿，都留下较大的安全隐患，增加上学的难度。城乡差距过大也导致乡村优秀师资不断流失并缺乏必要补充，使城乡教育质量差距不断扩大，很多农民家庭为寻求优质教育机会，不得不找关系将孩子送到城镇中小学借读，并为照顾年龄过小子女的生活，监督孩子学习不得不派一个家庭成员到城镇陪读。陪读不仅需要支付高昂的借读费、租房费，也增加了生活开支，并且由于占用家庭劳动力而造成较高的机会成本，减少家庭收入，已经成为农民家庭的沉重负担。乡村教育质量的相对下降，学生上学距离的不断延长，教育成本的不断提高导致部分乡村学校辍学率居高不下，重点大学录取率不断降低，农民教育负担不断加重，严重影响乡村发展。

3.医疗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有效减轻了农民医疗负担，但在具体政策实施过程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却出现了异化。一是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资金成为各利益部门寻租的对象，导致大量的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被贪污、冒领，农民合作医疗负担不断加重，缴费标准由最开始2003年的每人20元/年增加到2019年的每人250元/年，有些地方甚至增加到每人300元/年。二是农村合作医疗报销起点高，报销比例低，自费项目多，越是好的医院报销比例越低，自费项目越多，导致农民医疗负担依然居高不下，难以享受优质医疗，遇到大病就可能因病致贫，甚至倾家荡产。三是催生过度医疗。为增加收入，一些医生丧失医德故意对农民进行过度医疗，小病大治，极大增加了农民医疗负担，浪费了有限的农村合作医疗资金。四是村医流失严重。乡村人口的过度流失使乡村医生收入不断减少，在地方政府补贴难以到位的情况下很多村医流失，使农民就医更加困难。五是过度信息化。城市医疗机构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也对老农就医形成技术障碍，由于空巢家庭增多，乡村空心化加剧，农村老人就医普遍缺乏陪伴，不会信息化操作，对城市就医畏惧，耽误及时就医。

4.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改善了农村生产与生活条件，但在中西部很多贫困地区，由于地方财政吃紧，地方债务较重，当地政府没有能力进行全面的乡村建设，已建工程由于寻租较多质量也较差。村村通公路由于层层转包质量堪忧，很多已经破损严重，农村公厕改造，垃圾处理，路灯建设也是敷衍塞则，形式主义严重，质量堪忧，难以实现乡村建设预期目标。除城郊，重要公路沿线乡村由于关系政府脸面硬件建设尚可外，大部分内地乡村的基础设施陈旧，村庄布局凌乱，村容村貌不佳，卫生状况堪忧，人居环境恶劣。要振兴乡村，首先就必须美化人居环境，才能吸引人、财、物回流。而要美化人居环境，就必须完善基础设施，在中西部基层政府财力有限，形式主义严重的背景下，指望政府大规模投资很不现实，新乡贤可能是一种有效利用资源。

三、整合新乡贤资源对接乡村慈善

要将新乡贤资源与乡村慈善项目有效对接，首先必须对新乡贤资源进行合理归类，才能有的放矢。从新乡贤能提供的资源看，主要分为资金，技术，文化，管理能力，社会关系，劳动力等几类，能满足不同乡村慈善项目的需要。根据新乡贤是否在乡村生活可以将新乡贤分为在地新乡贤与不在地新乡贤，在地新乡贤是乡村慈善活动的直接实施者，组织者，管理者，监督者，不在地新乡贤主要提供资金、技术、社会关系等资源，对乡村慈善活动进行间接支持，二者紧密合作。根据新乡贤的影响力可以将新乡贤分为超级新乡贤与普通新乡贤，超级新乡贤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具有较大威信，能有效整合新乡贤资源，是各项慈善活动的主要发起人和组织者，并能够提供关键性的支持资源。

在对新乡贤资源归类后，还必须对乡村慈善项目的需要与实施方案进行分析，才能使新乡贤资源与乡村慈善项目有效对接。在乡村养老方面，主要是提供资金支持，可以通过成立各类慈善基金向那些没有纳入政府社会养老体系，或虽然纳入社会养老体系但养老资金不足，家族成员无力提供资金支持的老人提供资金援助。要解决比例越来越高的乡村空巢老人的照顾问题，并使他们获得情感支持与精神慰藉，就必须将他们组织起来。一方面可以通过投入部分资金将乡村各地空置的小学教室改造一下，或将各地村部空闲的房屋利用起来，配置老年娱乐设施，设置图书室，棋牌室，使当地老年人有一个集中活动与交流的空间，资金充裕的地方还可以为老人提供免费或廉价的简便午餐，管理人员可以聘请当地留守妇女或让老年人自治管理。另一方面基金会还可以聘请一位村民为社工，负责联系那些行动不便居家养老的老人，定期上门为他们提供服务，基金会为每位老人配备一部对讲机，保证联系的畅通。在乡村教育方面，主要是争取学生就近入学，提高教育质量，减少陪读家庭教育负担，激励学生努力学习。鉴于乡村留守儿童的持续减少，新乡贤可以联合两到三个村重新启用其中一所小学，积极争取政府支持，并派遣必要的师资，也可以聘用已经退休的中小学教师回校任教，并鼓励从事教育的退休新乡贤回归故里任教补充师资，基金会对政府派遣的教师给予额外补助，对返聘的退休教师，新乡贤给予奖励，鼓励他们提高教学质量。基金会也可以设立奖学金，对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给予奖励，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在乡村医疗方面，新乡贤发挥作用的空间有限，一方面可以鼓励退休的新乡贤医生回乡办私人诊所，为家乡发挥余热，或通过基金会为村医提供补贴，鼓励村医坚守岗位。另一方面可以聘请固定或兼职社工，接送，陪伴需要就医的乡村老人，并为他们办理就医的手续，减轻乡村老人就医的后顾之忧。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新乡贤的作用非常广泛，这也是历史上旧乡贤的主要作用领域，可以通过成立基金会为乡村的修桥补路，自来水安装，煤气管道、网络铺设，河塘清理，村庄美化，垃圾清运等建设提供资金。在新乡贤参与乡村慈善的过程中，在地新乡贤应发挥在场优势，成为乡村慈善的具体执行者，使乡村慈善有效落地。

要将新乡贤资源与乡村慈善项目有效对接，还必须搭建合适的对接平台。从当前来看，能有效整合新乡贤资源的平台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以宗族命名的各种基金会。中国是一个宗族文化主导的社会，人际关系遵循差序格局，血缘关系是最亲密的人际关系，能够有效动员宗族成员参与宗族共济慈善。第二种是以家族命名的各种基金会。富贵还乡，光宗耀祖是中国人的普遍心态。回馈桑梓心理使很多成功人士愿意成立家族基金会，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当然，能够成立家族基金会的大部分是超级精英，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慈善基金实力雄厚，如李嘉诚基金会，包玉刚基金会。第三种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成立的各种基金会，包括各种以地名命名的基金会，如周村互助合作基金会。地缘关系也是中国社会一种重要的人际关系，俗话说“亲不亲，故乡人”，乡土情结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一种情结，叶落归根，造福桑梓是传统中国人的普遍理念，因此，人们普遍愿意回馈桑梓，造福家乡。第四种是各种社会公益组织，直接参与乡村慈善活动，为乡村慈善提供文化，管理，技术，信息，劳动力，它包括各种义工组织，公益活动组织，目标比较明确，专业性比较强。

四、新乡贤参与乡村慈善的激励机制创新

在对新乡贤资源与乡村慈善项目需要进行认真分析，搭建起新乡贤资源与乡村慈善项目对接平台后，要激励新乡贤积极投身乡村慈善事业，不断提高乡村慈善项目的资源利用效率，就必须不断进行制度创新。

首先，要进一步加强乡村慈善基金的内部管理。慈善机构的命门是公信力，一旦丧失公信力，慈善机构就失去存在的基础，郭美美事件对中国红十字会的负面影响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除。一般来说，作为捐赠人，新乡贤没有精力自己直接管理慈善基金会，一般会委托慈善基金会内部的在地新乡贤专职或兼职管理基金会，在这个过程中，慈善基金会也存在委托—代理问题。要有效解决委托—代理问题，防止内部人控制与机会主义行为，慈善基金会必须加强内部管理。一是制定合理的基金章程，对慈善基金设立的目标，管理结构，资金使用要求，决策程序，财务制度，监督机制等作出合理规定，使管理有章可循。二是基金会内部权力需要制衡，董事会负责决策，干事负责执行，监事会负责监督，职位不能交叉，禁止家族成员身兼多职。三是民主决策，所有决策必须是集体作出，要求一定比例的出席人数和支持率才有效，决策过程必须符合程序，决策行为应该公开透明，决策结果应该公示。四是民主监督，基金会的决策过程，决策结果，决策执行过程应该接受基金会内部与外部的监督，基金会的财务应该定期公开，接受基金会内部与外部成员的质询。只有不断完善内部管理制度，有效解决委托—代理问题，才能保持慈善基金会的公信力，不断推进乡村慈善事业发展。

其次，应进一步放松对乡村慈善组织的管制，加强服务。为方便管理，政府对民间社会组织的管制比较严，导致乡村慈善组织的建立阻力比较大，并且，行政部门长期的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官僚主义作风也导致乡村慈善组织登记注册程序比较繁琐，需要满足的条件比较多，也严重制约了乡村慈善组织的发展。因此，要发展乡村慈善，就必须放宽对乡村慈善组织的管制，简化注册程序，降低注册要求，减少对乡村慈善基金内部管理的干预，让乡村慈善基金有效自治。(5)高小枚，傅如良:《正式制度对慈善组织发展的影响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考虑到当前中国人慈善意识普遍淡薄，各地民政部门还可以在春节，中秋等重要节假日主动到乡村普及慈善知识，帮助新乡贤与村民组建乡村慈善基金，并对新成立的乡村慈善基金组织进行义务辅导，以推动乡村慈善事业的发展。鉴于乡村慈善组织的多样性存在，政府应该合理放权，对于低于一定金额的乡村慈善基金，可以委托乡镇相关部门备案即可，对于小型单一目标的慈善基金，可以放宽组织要求，灵活处理。只有放宽对乡村慈善组织的管制，加强对乡村慈善组织的服务，才能激发新乡贤发展乡村慈善的积极性，推动乡村慈善事业的更快发展。

再次，应进一步提高公益性捐赠的税收优惠力度，配套补贴乡村慈善项目。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公益捐赠的适用范围太窄，力度太小，并且超过限额部分的捐赠不能往后结转扣除，抑制了社会公益捐赠的积极性。只有进一步扩大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的适用范围，将对所有合法公益性组织的捐赠都纳入税收优惠范围，提高税收优惠水平，特别是对乡村慈善的公益性捐赠应重点优惠，并允许超过限额部分的捐赠在一定年限内结转扣除，才能进一步激发新乡贤对乡村慈善的热情。考虑到政府转移支付产生的高成本，各种跑冒滴漏导致的寻租，这种直接捐赠形成的乡村公益基金利用效率应该更高。为进一步激励乡村慈善，政府应该学习韩国新村运动经验，对乡村慈善项目进行配套补贴，激发民间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精准扶贫战略政府投入财政资金巨大，但由于政府主导，在中西部乡村政权悬浮化严重的情况下，资金寻租普遍，面子工程，白象工程等形式主义行为严重，资金使用效率较低，并且政府项目经常无法与农民需求对接，导致政府投资效果较差，出现内卷化趋势。与其放任政府乡建资金与扶贫资金低效利用，浪费严重，不如切出一大块对乡村慈善项目进行补贴，一方面可以提高支农资金利用效率，另一方面也可以激励乡村慈善，一举两得。

最后，政府应该重建旌表制度,鼓励乡村慈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认为人在满足基本的生理与安全、情感需要后，就会追求更高层次的尊重与自我实现需要，中国儒家文化也强调人生三不朽“立言、立功，立德”，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中国人希望在自己的肉体消失之后还能够保留自己良好的名声，这既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又能够光宗耀祖，泽被后世。历代统治者正是利用老百姓的这种社会心理，通过建立各种旌表制度鼓励人们行善，如法国的先贤祠，英国的封爵制度，中国的祠堂，牌坊制度等，都具有文化教化，表彰善行的功能。文化大革命使中国文化遭遇浩劫，祠堂、牌坊作为封建残留几乎被毁坏殆尽，虽然政府的新表彰制度部分弥补了旌表制度的缺失，但由于政府表彰的价值取向过于单一，难以替代民间旌表制度。因此，要激发乡村慈善，政府应该重建旌表制度，鼓励新乡贤积极参与乡村慈善。在乡村层面，鼓励在村部建立村史馆，详细陈列、介绍为本地乡村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历代乡贤，并在慈善基金捐赠的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上镌刻上捐助者的姓名，以资纪念。在县级层面，可以建立乡贤纪念馆，每过几年可以民主评选一批新乡贤，将他们的生平，事迹陈列在乡贤馆，供人们参观、学习。在国家层面，应学习英国赐予为国家慈善事业做出卓著功勋的民间人士相应层次爵位或相应等级绅士封号，以示褒奖，同时，建立法国先贤祠一样的国家乡贤馆，每隔若干年民主评选若干乡贤入驻国家乡贤馆永久纪念。只有有效满足新乡贤的精神追求，才能进一步激发他们参与乡村慈善的积极性，不断推动乡村慈善事业的发展。

中国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增长到2018年的59.58%，这一代新市民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规模庞大，这一代新市民也可能是中国最后一代具有强烈乡土情结的市民，为乡村慈善提供了庞大的新乡贤资源与动力，政府应积极抓住机遇，大力发展乡村慈善，弥补乡村发展的资源缺口，才能在有效整合政府与民间资源的基础上早日实现乡村振兴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