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悦 张海波

摘要：以国内126家上市公司及其212家海外子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三维度制度距离对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的影响。经过检验后发现：母国与东道国管制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越大，跨国企业的海外经营绩效越差;经济制度距离越大，跨国企业的海外经营绩效越好。采用合资模式进入东道国市场，管制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对海外经营绩效的负面影响越小;采用独资模式进入东道国市场，经济制度距离对海外经营绩效的正面影响越大。

关键词：跨国企业;制度距离;海外经营绩效;独资;合资

DOI：10.16315/j.stm.2020.01.005

中图分类号：F125文献标志码：A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发展迅速，特别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以来，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引起了广泛关注。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2018年中国OFDI规模为1430亿美元，成为第二大对外投资国，OFDI存量达1.9万亿美元，全球排名升至第三位，OFDI流量为179亿美元，全球占比达10%以上。截至2018年底，中国累计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4.3万家，覆盖全球188个国家和地区。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对外投资的活动中去，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跨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每年有大量的海外子公司没能“走下去”，最终消亡或主动退出投资市场，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状况似乎并不乐观。而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影响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根据制度理论，跨国企业的OFDI行为与母国的制度质量紧密相关。当一家跨国公司进入海外市场，不仅要消化母公司的业务战略、企业文化和组织实践。还将面临外来者劣势，受到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差异的冲击。近年来国内兴起关于制度和制度距离研究的热潮，且多聚焦于进入战略、区位选择或企业整体绩效的问题。较少关注制度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的影响机制。类似研究如国内学者汪涛等从制度互补性视角探讨企业的海外经营绩效问题，得出制度互補性越高，子公司绩效越好;张若曦分别从主效应和调节效应两方面阐释了“制度距离与海外子公司生存关系”的核心问题，认为制度距离越大，越不利于海外子公司的生存;邓子梁等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资银行的实证分析，发现制度距离对银行海外经营效率有显著的削弱作用。而在中国知网输入“制度距离”与“海外经营绩效”进行期刊文献检索，找到0条结果。中国企业走向国际，不可避免的要面临外国陌生的制度环境。制度距离的存在是否影响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经营绩效呢？这个问题亟待研究。

基于此，本研究致力于完善制度距离对我国跨国经营的影响机制。经严格筛选后，得到2013-2017年期间我国126家A股上市的制造业跨国企业及其212家海外子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逐年审阅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获得了海外子公司的股权比例、所在国别以及财务绩效的相关数据，构建数据库，实证检验国家问制度距离如何影响海外子公司的经营绩效。研究结果一方面可以弥补以往研究多集中在进入战略、区位选择、企业整体绩效或母公司绩效的问题，有助于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有利于国际化经营程度较低和经验不足的中国企业进行OFDI时合理选择东道国及进入模式，提升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绩效。

1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制度距离概述

由于历史传统和自我选择，世界各国的制度环境和发展轨迹不同，学者们逐渐关注国家之间的差异。Kogut等使用Hofstede的文化分类，构成了一个“文化距离”指数。然而，该指数并未反映出跨国差异的复杂性。特别是，它忽视了社会制度在阐明、传播和仲裁文化及社会线索方面的关键作用。1996年，Kostova首次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制度距离，它是衡量跨国差异的指标，指东道国和母国制度之间的相似性或差异化程度。

对于制度距离的分类，主要可以概括为二分法、三分法和四维度。Estrin、曾伏娥等提出从正式制度距离和非正式制度距离两方面来描述国家问制度距离。其中，正式制度距离多是指跨国企业的东道国和母国的法律制度、规章之间的差异。非正式的制度距离源于跨国公司母国和东道国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的差异，在以往文献中常以文化距离变量来代替。阎大颖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成败问题的研究中将正式制度距离细分成包括政治和司法在内的管制制度距离和经济制度距离，非正式制度距离以文化距离和东道国信仰相似度表示。李康宏等基于过去Scott的三支柱制度分类，在制度逆差的背景下，分析管制、规范、认知距离与跨国企业海外进入模式的关系。杜晓君等在研究中国上市公司并购绩效中采用三维度制度距离，包括法律制度距离、经济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Chen和Wu则将制度距离细分成4个维度，分别为政治距离、经济距离、管制距离和文化距离。

本论文综合Estrin、阎大颖和杜晓君等对制度距离的分类方法，将制度距离划分成管制制度距离、经济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3个维度，分别探究它们对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的影响。

1.2制度距离对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的影响

1）管制制度距离。管制制度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可以影响跨国公司的战略和业务，因为存在与组织偏离法律规则有关的风险和惩罚。东道国政府可以利用其权力直接限制或影响跨国公司的行为。例如，如果一家跨国公司通过收购进入一个政治环境和法律规定差异较大的东道国，由于反托拉斯条例的不同，它往往需要面对政府在组织政策和战略方面的干预，迫使其调整商业惯例等。管制制度距离可能会进一步增加海外子公司的入境和经营有关的成本，影响转移管理的过程。具体来说，在国际多元化的背景下，东道国与母国管制制度距离越大，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建立合法性并将战略做法转让给海外子公司的难度越大。此外，管制制度距离的存在可能会增加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开展业务的风险。蒋冠宏以我国近2000家OFDI的企业数据为样本，研究检验出东道国与我国政治稳定、政府效率、法制质量以及腐败控制的差异越大，我国企业OFDI的风险越大。综上，提出假设：

H1：管制制度距离增加了海外子公司获取外部合法性的困难，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管制制度距离越大，跨国企业的海外经营绩效越差。

2）经济制度距离。经济制度的发展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信贷体系、资本市场以及经济和金融的开放程度。经济制度距离被认为是影响OFDI绩效的重要因素之一。东道国的经济制度质量高于母国时，意味着东道国的市场经济更加自由（例如欧美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可以利用两国的制度差异从制度套利中受益，例如跨国公司可以获得在母国市场无法获得的异质性和互补性资源以及学习的机会，有益于海外子公司的经营。东道国的经济制度质量低于母国时，来自当地的外国竞争对手，由于长期受制于自由度水平较低的经济制度，技术创造力和管理能力相对薄弱，商业模式和产业链单一。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可以凭借自身特有的所有权优势，在竞争中占上风。在类似的经济制度环境下，当地企业很可能依赖与外国进入者相同或类似的商业模式，很难找到与当地公司或伙伴互补的领域，这很容易造成当地政府和商业伙伴的阻挠和反击，无法保持有利的竞争地位。潘镇等指出经济制度相比管理体制和法律制度更容易被模仿，经济制度距离较小，对国际化经营的影响相对较弱。此外，基于外来者劣势理论，杜晓君等收集国内上市公司案例，实证得出经济制度距离越大，国际并购绩效越高。综上，提出假设：

H2：经济制度距离有益于跨国公司发挥潜在优势，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经济制度距离越大，跨国企业的海外经营绩效越好。

3）文化距离。文化距离主要体现在母国与东道国不同的规范、价值观和信仰方面，往往会在沟通和管理过程的不同方面带来相当大的挑战。在OFDI进程中，组织内部矛盾总是源于母国与东道国价值观的差异。文化距离越大，从本国总部转移到外国子公司的无形资产（组织和管理惯例）的成本就越高。例如，在通过收购建立的海外子公司中，由于目标公司的员工习惯于原有的管理方式，很可能引起收购方和目标公司员工之问的文化冲突，母公司很难根据自己的惯例开展业务活动，并将其发达的核心竞争力转移给海外子公司。此時拥有海外经历的高管团队便能发挥有效作用。文化距离较大时，获得关于当地雇员的完整和准确的信息变得更加困难和昂贵，也就是说，文化距离增加了跨国公司管理外国雇员的信息获取成本。这种信息不对称不仅对寻找理想的雇员不利，也给理解当地消费者的思维和偏好造成困难，从而限制了预测他们行为的准确性。倪中新等认为文化距离是我国企业在海外经营的公司的重要障碍。杨勇等通过分析大量OFDI事件，发现随着文化距离的增加，中国跨国企业的经营绩效增长会放缓。我们提出假设：

H3：文化距离的存在容易导致内部冲突和阻碍组织惯例的转移，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越大，跨国企业的海外经营绩效越差。

1.3不同进入模式下制度距离的影响

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跨国企业必须选择进入模式——独资或合资，组建合资企业，与当地合作伙伴合作，或者建立全资子公司全面控制其海外业务。

从管制层面来看。跨国企业通过OFDI进入一个陌生国度，为使海外子公司更快适应外部环境，管理者需要耗费时间精力学习当地的管制制度，熟悉市场规则以及与当地政府和供应商建立友好关系。跨国公司选择合资模式，管理者能够通过模仿，快速从合作方获取当地企业的惯例，习得规章制度，便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获取合法性。而且地方合作伙伴可以为子公司提供与其他利益攸关方建立联系的平台，如媒体、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便于企业在国际市场顺利开展业务。跨国公司以独资模式进入海外市场，它们往往会受到东道国监管体系的更多限制，且无法迅速通过合作者掌握到当地企业开展业务的途径，导致短时间内不能达到当地政府和监管机构的要求，而不被认可和接受，遭受不公平待遇。

从经济层面来看。当跨国企业进入经济自由度较低的国家，海外子公司需要依赖母公司的管理经验和专用性资产等保持有利竞争地位。采用独资模式，母公司可以委派原公司职员担任海外子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转移母公司特定资源和能力相对容易。而以合资模式设立子公司，母公司可能更不愿意协助海外子公司的经营。当跨国企业进入经济自由度较高的国家，海外子公司可以通过制度套利或制度互补获得维持和发展战略资产的潜在机会。以独资模式设立子公司，高控制权和领导权决定了子公司能高效完成学习，充分利用当地的制度优势提升自身能力。采用合资的形式，子公司在制度套利过程中还会产生与当地合作者的协调成本，也可能受到外国合作伙伴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导致海外经营中来自于经济制度的优势被消耗。

从文化层面来看。海外子公司的组织结构通常是跨国企业行政遗产的一部分，植根于母国文化。跨国公司可能很难将代表不同企业文化的组织实践和劳动力整合到需要适应当地文化规范的子公司中。与熟悉当地文化的当地合作伙伴在合资企业中进行合作和交流，能缩小公司内外部文化差距，避免冲突，从而降低其海外业务的组织和行政费用。与独资模式相比，合资允许当地合作伙伴分担管理责任，有利于降低整体运营成本。当面临高度的文化距离，合资模式更便于当地知识的转移和共享。因为当地合作者能够促进合资企业中的知识吸收，这种本地知识可以有效补偿在联合股权安排中控制的损失。

综上，提出假设：

H4：相对于独资，以合资模式进人东道国市场，管制制度距离对海外经营绩效的负向影响越小。

H5：相对于合资，以独资模式进入东道国市场，经济制度距离对海外经营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大。

H6：相对于独资，以合资模式进入东道国市场，文化距离对海外经营绩效的负向影响越小。

2变量说明与模型构建

2.1研究样本

本论文的研究样本均为国内上市公司，这是因为上市公司公开的数据需要经过国家严格审核，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而且上市公司年报中对于重要海外子公司的财务数据均有披露，因此能够保证本研究关键数据的获取。考虑到不同行业的跨国企业在OFDI进程中的战略目标、投资动机以及预期收益等有较大差异，因此仅选择国内A股上市的制造业跨国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来源。

初步确定跨国企业样本后，通过逐年查阅上市公司年报，获取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所在国家、建立年份、股权控制比例以及资产、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等财务数据，自主构建研究数据库。筛选遵循以下原则：选取2013-2017年海外子公司的经营绩效作为评价指标;剔除跨国企业的股权控制比例在10%以下的海外子公司;剔除研究年份内关键数据缺失的海外子公司;剔除设立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百慕大群岛和泽西群岛等避税天堂的海外子公司;剔除成立时问不详的海外子公司。最终筛选得到跨国企业样本126家，海外子公司212家，涉及国别共41个。

2.2变量选取及说明

1）因变量。本文选择会计研究法作为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的评价方法。在反映公司盈利能力的众多指标中，选择财务指标总资产收益率（ROA=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来衡量海外子公司的经营绩效。本文收集了2013-2017年样本中每家公司ROA的信息，为期5年。所有财务信息在上市公司年报中查询获得。

2）自变量。本文使用Kogut等提出的距离公式计算制度距离，公式如下：

三维度制度距离中，管制制度距离由全球治理指数（WGI）的6个分指标进行测量，估计数给出了该国在每个分指标上的得分，以标准正态分布为单位，范围是-2.5～2.5。选择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EFI）的10个指标来测度经济制度距离，评分办法为百分制（0～100），得分越高，经济自由度越高。文化距离由Hofstede的文化维度指数衡量，每个维度的得分越相近，说明这2个国家的文化、认知等越相近。由于部分国家后2个指标的数据缺失，选用前4个维度指标来测量文化距离。其中样本数据中EFI指数与文化维度指数均为0～100之间的正数值。各自变量具体指标含义和来源，如表1所示。利用上述制度距离公式，可以分别计算得到母国（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管制制度距离（RD）、经济制度距离（ED）和文化距离（CD）。

3）控制变量。东道国经济规模是决定OFDI进入的重要因素。本文使用东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并取自然对数代表东道国的经济规模（In GDP），且国内生产总值为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经过平减后得到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自联合国统计署数据库。学者们研究发现，地理距离的存在可能会增加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成本，影响OFDI流量和海外子公司的经营。本文使用北京到东道国首都的直线距离，并取自然对数作为地理距离（In GDIS），数据来源于法国CEPⅡ距离数据库。从母公司层面出发，企业规模被广泛认为会影响海外经营绩效。规模较大的企业可能拥有更多的资源和资本，具备竞争优势。我们用母公司的总资产取对数表示母公司规模（In AS），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对现有跨国公司文献进行综述，发现有学者分析企业所有权性质对企业的国际行为存在正向或负向的影响作用。本文使用虚拟变量Soe来表示跨国企业是否为国有企业（是取值1，否则为0），虚拟变量Fore表示跨国企业是否为外资企业（是取值1，否则为0），判断依据是上市公司年报中“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或“普通股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栏目披露的最大股东信息，如果为国有股东或外资股东，则认为属于国有企业或外资企业，否则不属于。此外，还要考虑海外子公司自身因素的影响。海外子公司的规模大小也可能会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我们用子公司资产的自然对数（In SAS）进行测算。子公司对东道国市场和环境的熟悉程度与跨国经营的年限成正相关。一般海外子公司的年龄越大，公司经营状况越稳定。本文采用研究年份减去海外子公司的成立年份来测算子公司年龄（Age）。关于子公司的数据来自上市公司年报的信息披露。

3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面板数据回归检验一般分为混合估计效应、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首先，使用LM检验，结果拒绝使用混合估计效应的原假设;其次，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接受原假设，应该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考虑到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可以在回归过程中对变量的异方差性进行有效修正，且回归结果比较理想，因此通过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方程的回归估计。

3.1全样本检验

模型1是仅包含控制变量的基准回归模型，将管制制度距离、经济制度距离、文化距离自变量分别加入基准模型，得到模型2至模型4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对于控制变量，除地理距离和是否为外资企业的系数不显著外，其余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对跨国企业的海外經营绩效有负面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在经济水平越高、越发达的国家，其工资待遇水平也相应越高，规模经济不足以抵消昂贵的劳动力成本，造成子公司业绩降低。母公司资产和子公司资产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企业规模与海外经营绩效正相关。是否为国有企业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国有企业的海外经营绩效低于民营企业，原因可能是国有企业代表着国家意志和权力，不轻易做出妥协让步，容易遭受东道国民众的抵制。子公司年龄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子公司经营期限越长，其绩效越好。

对于自变量，模型2中管制制度距离的回归系数为-0.0554，P<0.01，这表明东道国与母国管制制度距离对跨国企业的海外经营绩效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结果有力的支持了假设1。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自变量经济制度距离，其回归系数为0.093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东道国与母国经济制度距离对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有较大的积极影响。经济制度距离越大，海外经营绩效越好，验证了假设2。模型4中文化距离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P<0.01，表明东道国与母国文化距离对跨国企业的海外经营绩效有明显的负作用，验证了假设3。

3.2分进入模式类型检验

进入模式类型检验，如表3所示。

对于控制变量，相较于独资模式（模型5～模型8），合资模式（模型9～模型12）中东道国国民生产总值与母公司资产的回归系数不再显著。可能是因为合资模式下，跨国公司及其海外子公司可以在当地合作伙伴的帮助下规避一些风险和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故而东道国经济规模的负效应减弱。以合资模式设立子公司，相比于独资，母公司可能更不愿意资助海外子公司的经营。因此合资模式下，母公司规模对海外经营绩效无显著影响。相对应的，发现合资模式中子公司年龄的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而独资模式中子公司年龄的系数不显著，这再次说明相较于独资，合资模式的海外经营绩效更依赖于子公司自身，母公司对其影响较小。

对于自变量，模型6中管制制度距离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在独资模式下，管制制度距离对海外经营绩效仍有很大的负向影响。模型7中经济制度距离的回归系数为0.146，大于模型3的0.0939，且P<0.01，意味着独资模式下，经济制度距离对海外经营绩效的正作用明显增强。模型8中文化距离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绝对值大于模型4的0.087，表明在独资模式下，文化距离对海外经营绩效的负作用增大。模型10～模型12中，三个制度距离变量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这说明合资模式下，制度距离对海外经营绩效无明显影响。因此相较于独资，以合资模式进入东道国市场，管制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对海外经营绩效的负向影响越小;而相较于合资，以独资模式进入东道国市场，经济制度距离对海外经营绩效的正向作用越大。假设4、假设5、假设6成立。

3.3稳健性检验

为对上述计量模型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以2013-2017年样本子公司的营业收入（取自然对数）为被解释变量对全体样本进行回归，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从检验结果看，自变量制度距离的影响作用与预测的完全保持一致，且显著性水平无变化，说明结论是稳健的。

4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126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12家遍布41个国家海外子公司为样本，收集经营绩效等相关数据，使用公式法测算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管制制度距离、经济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在此基础上设定模型分析三维度制度距离分别对海外经营绩效的影响。

本文认为管制制度距离增加了海外子公司获取外部合法性的困难，文化距离的存在容易导致内部冲突和阻碍组织惯例的转移，而经济制度距离越大，越有益于跨国公司发挥潜在优势。根据实证研究结果，管制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确实对海外经营绩效有负向影响，经济制度距离对海外经营绩效有正向影响。独资与合资是跨国企业OFDI的2种进入模式。独资模式的高控制权，在经济制度距离较大时可以有效发挥作用，避免外国合作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在管制制度距离或者文化距离较大时，以合资模式进入海外市场，可以联合当地合作方更快获取合法性，并通过合作和交流实现当地知识的转移和共享。检验结果证实了以合资模式进入东道国，管制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对海外经营绩效的负效应越小;以独资模式进入东道国，经济制度距离对海外经营绩效的正效應越大。

本研究带来以下启示：第一，中国企业在发起OFDI前，应关注目标国家与本国的制度环境差异，尤其要充分了解两国的管制制度质量、经济自由度水平以及价值观、信仰等文化差异。在对东道国与母国的各维度制度距离进行综合评估后慎重作出区位选择;第二，虽然经济制度距离的增加有助于改善海外经营绩效，但随着各国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互相模仿，中国企业在进行跨国经营时越来越难利用目标国家的制度优势或制度缺陷提高竞争力。一方面，中国企业要在自我管理和自我创新上实现突破，提升所有权优势;另一方面，当面临较大的经济制度距离，中国企业应首选独资模式设立海外子公司，最大化的利用当地市场经济。第三，东道国的管制制度和文化特征与中国差距较大时，跨国企业应通过合资模式进入外国市场，寻求当地合作伙伴的帮助，降低管制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对海外经营绩效的负面影响。同时，跨国企业应正视客观存在的制度距离，加强跨文化沟通和培训，实行管理本土化策略，以打破制度障碍，推动企业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