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利 平

(宝鸡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宝鸡 721001)

一、历代《屈原贾生列传》赞语阐释中的争议

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在传文和赞语中都有表现。传文是高度赞扬屈原的人格品质，赞语前两句体现的也是太史公对屈原的钦慕，都是肯定性评价，也没有什么争议。因此这里主要讨论产生理解差异的最后两句赞语：“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最早对《屈原贾生列传》后两句赞语论说的是宋代吴氏《林下偶谈》：“曩见曹器远侍郎称最爱《史记》诸传赞，如《贾谊传赞》尤喜为人诵之。盖语简而意含蓄，咀嚼尽有味也。”[1]613它没有详细解释赞语，也没有论述后两句赞语所体现的司马迁的情感态度。

最先就这两句赞语阐释司马迁对屈原情感态度的是清代程馀庆。他在《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中对《屈原贾生列传》篇最后两句赞语评注道：

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似以为不必死，想见史公透骨怜才。三折。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赋中言死生去就，具有旷观，又不必执当去不当去之说，为屈原惜也。想见史公立地大悟。[2]1028

司马迁认为屈原不应该自沉，读了《鵩鸟赋》接受贾谊同生死的观点后，放弃了责怪屈原不离开楚国的想法。对屈原自沉的选择，他的态度有一个变化过程。总体还是肯定屈原，体现的情感是怜惜。

其后，这个问题也引起了今人的关注且多有论述。最先开始论述的是刘永济，他在《屈赋通笺》卷首绪论中提出与程馀庆不一样的看法：“太史公‘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也’按太史公此语故为跌宕之词，故下文又曰：‘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而鵩赋多道家言，于同死生，轻去就之理，反复陈说，以自广其沉郁之情。屈子非不知此，特以宗国之义，与同休戚，且其所学，与其所处，亦异贾生，故不为耳。子长读鵩鸟赋，而自失以此。”[3]11“又怪屈原”之句并不表现司马迁对屈原沉江的情感态度，只是行文章法上的跌宕，且《鵩鸟赋》多道家之言，司马迁并不认同。“自失”是对“同死生”观点的否定。

接着汤炳正在《屈赋新探》一书中反驳了刘永济的观点，承接的是程馀庆的观点：“则‘又怪’一句分明是司马迁同意贾谊别逝他国的论点而‘怪’屈原。‘自失’一句分明是史迁也同意贾谊‘同死生，轻去就’的论点而认为前所说生死去就问题未免太绝对化了，故感到‘自失’。”[4]21司马迁同意贾谊两篇赋中的观点，态度是一个有起伏的过程，对屈原的评价态度深受贾谊观点的影响。

随后张大可在《史记论赞辑释》中基本也是沿袭程馀庆和汤炳正之说，也对赞语进行释义：

等到读了贾谊的《吊屈原赋》，又责怪起屈原来，象(像)他那样有才干，如果去游说诸侯，哪个国家不可以容身呢，何必让自己走上自杀的这条路。可是读了《鵩鸟赋》，明白了生和失本来就一样，去和留都无所谓，突然觉得一身轻松，看来我的责怪是错了。……“爽然自失”的慨叹是作者对不平世道的强烈控诉，表达了对屈、贾的无限崇敬。[5]282

司马迁对屈原态度两次转变都受到贾谊赋的影响。见到《吊屈原赋》由“想见其为人”而到责怪，读了《鵩鸟赋》又否定之前的责怪，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从“爽然自失”的感慨看出司马迁对屈原的态度是崇敬肯定，对现实的不公持强烈不满态度。

之后李增林《屈原列传通解(续)》也有讨论，基本也是承前三人所说：

爽然自失：很自然地丢掉了责怪屈原的看法。作者先是责怪屈原不去他国效力而守国自杀，但是用《鵩鸟赋》轻去就、同生死的观点考虑，很自然地否定了原来的肤浅见解，消释了遗憾悲愤之幽情……按,此赞论“怪屈原……爽然自失”,乃太史公愤激悲痛之词,既表现了对屈原的无限敬仰和深切同情,又暗暗揭露了历代君主“不知人”,不重视人才的昏庸愚蠢和奸佞小人之嫉贤误国。[6]11

司马迁先是同意贾谊责怪屈原自沉，之后认可《鵩鸟赋》观点，抛弃责怪屈原的态度。赞语最后两句是激愤之词，蕴含的态度是对屈原的敬仰和同情以及对昏君和小人的批判。

其后尚永亮在《忠奸之争与感士不遇——论屈原贾谊的意识倾向及其在贬谪文化史上的模式意义》中又提出了不同看法：“司马迁在此表现的态度是复杂的,既敬慕屈原的人格,又不否定贾谊的思想,所以才会‘爽然自失’。如果从实质上追溯,贾谊的人生态度似也同司马迁相类,即对执著和超越表现出一种矛盾……”[7]96司马迁对屈原既有人格上的敬慕褒扬，同时也有对其自沉的否定，总体上是矛盾复杂的。

继而戴志钧在《千古第一知音——屈原之与司马迁论略之一》中也进行了论述，与前面几人又稍有不同：“他在‘太史公曰’那段话里,由认同贾谊的看法,到茫然不知所从,实际上是否定了自己的看法,也就婉转地否定了贾谊的认识。这一波三折的写法,表达了司马迁对屈原同情、惋惜、肯定的曲折丰富的情感内涵和理性认识,是司马迁的妙笔!”[8]4司马迁对屈原的态度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由同意贾谊观点到否定贾谊观点而肯定屈原，展现出曲折起伏的情感态度变化。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受到贾谊的一定影响，但司马迁也不是完全认同贾谊，他有自己的思考。

王叔岷《史记斠证》也作了探讨：“岷谓史公序屈、贾，宛转沉痛，悲而且伤。为屈、贾伤，亦寓自伤之意也。”[9]2975司马迁对屈原的态度是悲和伤，同时也寄寓着对自己人生的伤感。

张庆利在《〈史记·屈贾列传〉“太史公曰”发微》中针对汤炳正和刘永济的观点又提出了一些不一样的看法：“传赞还反映出,司马迁对屈原的认识也受到贾谊的影响,但最终经过反思,仍然肯定了屈原殉国的崇高精神。”“反映了司马迁评屈思想中的一些变化,也展示了史迁反思的过程,但其基本思想并不矛盾。”[10]434司马迁对屈原的态度有一个转变过程，转变的原因在于司马迁的自我反思。

二、《屈原贾生列传》赞语阐释中争议的核心问题

上述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程馀庆、汤炳正、张大可、李增林、戴志钧、张庆利为代表，认为司马迁对屈原的态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从否定屈原自沉到不否定。第一类再细分一下，又可以分认为司马迁同意贾谊二赋观点的一类。他们认为司马迁是同意《吊屈原赋》和《鵩鸟赋》中的观点，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否定到不否定都是深深受到贾谊思想的影响。不同意贾谊《鵩鸟赋》观点的是戴志钧、张庆利。戴志钧认为司马迁茫然自失，即是因为并没有完全同意贾谊二赋。张庆利在《〈史记·屈贾列传〉“太史公曰”发微》中认为：“所以司马迁说《鵩鸟赋》是‘同死生,轻去就’。既然生死不过如此,何时得生何时赴死,自不必强求。死生既可齐同,去就何足争辩!所以没有必要非要求屈原‘以彼之材,游诸侯’不可。在史迁看来,贾谊的思想是矛盾的。”[10]437他认为司马迁是通过对《鵩鸟赋》的反思，放弃了责怪屈原的看法，主要体现为不同意《鵩鸟赋》的观点。第二类认为司马迁对屈原态度是矛盾复杂的，以尚永亮为代表。他认为司马迁是同意贾谊二赋观点的，同时他不认为司马迁对屈原自沉之事释然了。第三类认为司马迁从始至终都是肯定屈原的，以刘永济、王叔岷为代表。司马迁没有表达对责怪屈原内容的认同，也不认同贾谊《鵩鸟赋》的观点。这三大类争议的核心问题就是司马迁是否同意贾谊《吊屈原赋》和《鵩鸟赋》中的观点。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争议，原因主要就在于对“又怪屈原以彼其材”中“怪”的主语是司马迁还是贾谊？“又爽然自失矣”的意思是丢掉责怪屈原的看法还是茫然无措？先说“怪”的主语问题，王叔岷《史记斠证》继承的是清代何焯的看法。何焯《义门读书记》曰：“赞。又怪屈原以彼其材云云。即赋内历九州二句。谓贾生之怪也。爽然自失。亦谓贾生。”[11]219在此之上，“案其犹之也。渔父谓屈原曰‘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亦即此意”[12]2564。

李增林在《屈贾列传通解(续)》中则不然，“按,因为前文有‘及见贾生吊之’的话,而《吊屈原赋》中有‘璃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二句, 故有人解此‘又怪屈原’是指贾谊怪屈原。然而,根据上下文意看,本句主语仍然是作者司马迁自己。”[6]11张庆利《〈史记·屈贾列传〉“太史公曰”发微》：“从文意来看,‘怪’的主体仍是史迁。‘读《离骚》……适长沙……观屈原……及见……又怪……读《鵩鸟赋》……又爽然自失矣’的主体均为‘余’,是司马迁,这样才文气通贯。”[10]436其他人的观点，从上述引文也可看出他们认为“怪”的主语是司马迁。

如果将“怪”的主语解释为贾谊，不涉及司马迁的观点，那么司马迁对贾谊的《吊屈原赋》就谈不上认同。屈原的评价就不涉及“怪”的成分，肯定和赞赏就是贯穿始终的，也就弥合传赞评价不一致的问题。将“怪”的主体解释为司马迁，就承认了司马迁认同过其中的观点，就需要对传赞评价不一致进行其他的解释。这里稍微特殊一点是刘永济。虽然他认为“怪”的主语是司马迁，但他从行文手法上进行解读，认为不表达司马迁的情感，结果也就和王叔岷是一样的。

“爽然自失”是失常、失神、茫然无措的意思。

戴志钧《千古第一知音》：“‘又爽然自失矣。’按照通常的训释,把‘爽然’释为‘茫然’。‘爽然自失’,即‘茫然不知所从’……‘爽然自失’也还可另作训解。‘爽’,意谓明,《说文·效部》‘昧爽’‘爽恺’皆此意。‘失’,意谓错误。”[8]4按照前一种训释更能表现出司马迁对屈原悲剧命运的深切同情和惋惜。按照后一种训释则表现司马迁对自己曾同意贾谊的看法否定得更决断。“爽然自失”可以是茫然无措，也可以是认为之前的责怪是一种错误，两种都是对之前责怪屈原的否定。

张庆利《〈史记·屈贾列传〉“太史公曰”发微》：“笔者认为,‘自失’的原因就在于读了《鵩鸟赋》,‘自失’所指是自己责怪屈原的态度。”[10]437

王叔岷认为是茫然无措，表达一种悲伤，加上“怪”的主语不是司马迁，司马迁对贾谊二赋思想并不是一个认同的态度。所以司马迁是“为屈、贾伤，亦寓自伤之意也”是一个没有变化过程的肯定。刘永济没有明确解释“自失”一词的含义。从引文中可以看出，解释为茫然无措也是可行的，表达的是对屈原的同情。加之他对第一句的理解，是肯定态度贯穿始终。退一步将“自失”解释为错误，也是在表达《鵩鸟赋》思想的错误，不影响结论。程馀庆、张大可、李增林、张庆利认为“爽然自失”是丢掉责怪屈原的错误，于是就有了一个由否定到肯定的变化过程。尚永亮也没有明确解释“爽然自失”，但从引文可以看出，他采用的是茫然无措的意思。但他和王淑岷的不同就在于他认为“怪”的主语是司马迁。所以得出的结论是司马迁的态度是矛盾的，不同于王淑岷。戴志钧稍特殊一些，认为两者皆可，但他走向了程馀庆代表的一派，是在于对司马迁思想的分析。

三、核心问题的再阐释

司马迁是否同意贾谊二赋中的观点，这必然要涉及上文提到过的对“怪”的主语和“爽然自失”的理解。对于“怪”的主语，从文意和结构的连贯性考虑，笔者倾向于是司马迁，“爽然自失”倾向于是茫然无措之意。

字词意思明确以后，仔细玩味这两句话的意思很容易生出一些疑问，而且这些疑问的解决还都有助于回答司马迁是否同意贾谊二赋中的观点这个争议的核心问题。第一个疑问，为什么司马迁在赞语最后两句之前对屈原都全是赞美钦慕，及见贾文就开始责怪屈原，而且责怪的内容司马迁自己设想不到吗？

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岂会不知战国士人朝秦暮楚、游说诸侯成风，以屈原的才干离开楚国，择一明主将雄志高张？由此，他根本不必等到及见吊屈文才设想到责怪屈原的内容。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司马迁能设想到责怪屈原的内容，但责怪的情感是在见到贾文才产生的。这种解释的不足在于隐含着司马迁不知道屈原死守楚国的原因，但司马迁很有可能借助两条线索知道屈原死守楚国的原因。第一条线索，屈原的作品。其实，屈原不离楚国的原因，《离骚》和《哀郢》已经反复唱叹了。《离骚》中诗人本来有意远走，但因为“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而留下，明确表示了是因为不舍楚国才留下的。屈原虽是忠于楚王，但他更忠于楚国，他的自沉也不是为怀王，而是为楚国。屈原亲见祖国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却手无实权，欲扶大厦之将倾而不得，所以一直渴望人主复明，任用贤人振兴楚国。直至国运衰颓而顷襄王也不明，听信谗言将其流迁之时，感到绝望的屈原，最终才选择了从彭咸。屈原真正绝望的是“国无人莫我知兮”，而不是楚怀王不知他。可见，屈原的志向不仅是美政，而是要在楚国推行美政。第二条线索，屈原的身份，他是楚国的贵族。李晚芳在《读史管见》中言：“虽然，惟楚有材，他国多用之以成霸，三谏不听则去，原岂不知，何必怨，然不可以是律原者，原宗臣也，宗臣死社稷，职也。”[1]615司马迁了解屈原的一生，读过屈原的这些作品，还悲其志，岂会不明屈原不离开的缘由。

进一步说，屈原的自沉意味什么？李泽厚在《华夏美学·美学四讲》中认为：“死亡构成屈原作品和思想中最为‘惊采绝艳’的头号主题。”[13]127“但是，这恰恰是孔、庄都有，而为屈原所拒绝的人生态度和生活道路。屈原宁肯选择死，而不选择生……它是自我意识的充分呈露，是一种理性的情感抉择，而绝非一时的冲动或迷信的盲从。”[13]128屈原的自沉既是自我意识的显现，也是独立人格的彰显，更是对其志的执着追求。在朝秦暮楚的战国风气中尤其耀眼。司马迁对士人的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是非常向往的，因而司马迁更不可能在知道屈原不离楚国的原因的情况下，还去责怪屈原。

汤炳正认为司马迁同意贾谊责怪屈原的理由是：“史迁之所以同意不应该轻于一死而当别有建树的论点，并不是偶然的，这跟他的个人遭遇是分不开的。……因此，《史记》在生死去留问题上，对不轻于一死而能别有建树的人总是予以肯定的。馀如他在《魏豹彭越列传》《季布栾布列传》赞中也都有同样的论点。这就无怪乎他同意贾谊对屈原的批评，也就无怪乎他跟刘安的评语是相互矛盾的。”[4]18-19

在司马迁看来，人固有一死，死有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者，这也都体现出他的这种倾向。但是这种倾向所针对的前提是轻于一死之人，可屈原自沉不符合这个前提。屈原的自沉并不是草率的行为，他没有在政途失意之初就选择了自沉。虽然他在作品当中言说死志，但他仍在尽心为国事操劳，出使齐国，向上进谏。如果说他是轻于一死的人，他在遭受打击之初就自杀了。正如上文李泽厚先生所言，屈原的自沉是经过反复思考以及现实的黑暗让他已至绝望才选择的一条路，里面包含着一种理性的选择。可以想见，如果司马迁在宫刑之后，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条件让他可以完成《史记》的创作，史公选择隐忍而活的可能性是多少，比之屈原在楚国实行美政理想亦是此理。而且此处还需考虑一个因素就是屈原的年龄问题，虽然学界对屈原的卒年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但一般看来，屈原死时，也是六七旬了，对于这样一个垂垂老矣的老者面对楚国黑暗的政治环境，理想无望，放弃再博自沉殉志，说他是轻于一死，恐有欠妥之处。

司马迁既能设想到责怪的内容，也没有理由去责怪屈原，若要回答第一个题还需涉及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疑问，《鵩鸟赋》的思想是一种旷观，而且司马迁也没有责怪屈原需要反思，为什么司马迁读了之后还会“爽然自失”呢？原因在于，同为汉朝人，司马迁深知贾谊的无奈，在屈贾命运的对比中，越发感到在皇权下士人失去独立人格的无奈。贾谊在长沙王太傅的任上写下的《阶级》对豫让为智氏复仇之事发议论：“故此一豫让也，反君事雠，行若狗彘，已而折节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主遇其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彼将官徒自为也。”[14]22这话既有贾谊出于统治利益出发的规劝，也体现出他对尊严和人格的追求。对于这点司马迁与贾谊有同样的追求，认为士人需要保有独立的人格。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然而，现实中的司马迁不仅没有得到，还被处以了腐刑。对比屈原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术自由，士人游说诸侯兜售学说，凭才干赢得尊重和声誉，是自然而然之事。在汉朝的皇权统治下，想要赢得尊重须是统治者出于利益考虑，同意后才能获得，如何能不令人唏嘘感慨。《滑稽列传》：“是固非子所能备也。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张仪、苏秦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说听行通，身处尊位，泽及后世，子孙长荣。今非然也。”[15]3206东方朔看到士人皇权下实现政治理想的艰难。

贾谊为何会在《吊屈原赋》中责怪屈原不另谋出路，因为这其中包含了贾谊对自由选择的深深向往。张庆利在《〈史记屈贾列传〉“太史公曰”发微》中的这段话是很有见地的，即“但他生当汉世,政治上已然一统,思想上亦渐趋一致,战国时代的自由与解放使他心向往之。因而他对屈原离尤殒身的劝阻,既是对自己无咎被贬、怀才不遇的激愤之词,也有对政治多元、思想自由时代的向往之意”[10]436。而司马迁也同为汉臣，有同样的追求，所受的摧残打击更甚于贾谊，读此吊文必对贾谊的羡慕有共鸣之感。而知贾谊是羡慕而写责怪，司马迁更是唏嘘无奈。这就是为何司马迁明知屈原不离楚之缘由，同时及见贾文才生“怪”的原因，所以司马迁并没有怪屈原，“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中的“怪”不是针对屈原而发的，“怪”的情感指向是贾谊，是表达对贾谊的情感共鸣，并不是在表达对贾谊《吊屈原赋》观点的认同而责怪屈原。贾谊被召回朝廷时，文帝和他彻夜长谈竟然是鬼神之事，欲像孟子一样，梁惠王问利，却推行己说宣讲仁义，贾谊岂可得。只是帝王手中任意摆布的工具罢了，更遑说独立人格、自由选择，像屈原一样追求己志。在梁怀王坠马后，贾谊郁郁而终，与《鵩鸟赋》中的超然对照简直是一种反讽，何来超脱。清代何焯已有论述反驳司马迁认同《鵩鸟赋》的观点“此赋一死生，齐得丧，正是打不破生死得丧关头，依托老庄强为排解耳。厥后因怀王坠马，自伤夭殂，何能舋舋言之于前，不能坦坦由之于后耶？”[2]1026司马迁看过贾谊的自慰之词，对比和他经历相似的屈原，更衬托出王朝士人失去独立人格，身不由己的悲哀。反观自身经历和时代，司马迁自然生出一种悲哀茫然无措之感。

清人李景星在《史记评议》中说道：“通篇多用虚笔，以抑郁难遏之气，写怀才不遇之感，岂屈贾二人合传，直作屈、贾、司马三人合传读可也。”[1]618这话很有见地。《屈原贾生列传》乃为屈、贾、司马三个人合传，司马迁作为一个写史的后来者，传记中融入了自我感情色彩，所以在理解时，不能仅就屈贾二人来谈，忽视了司马迁的个人主体意识和人生寄寓。

四、结语

司马迁对屈原评价从始至终都是高度肯定的，“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的“怪”并不是指向屈原而发的，也并没有责怪屈原。而是在屈原的参照下，从贾谊的人生和文章的矛盾中，体会到皇权下士人欲求独立人格，实现政治理想而不得志的悲哀，并与之产生情感共鸣，反观自身处境更是悲凉茫然无措。因此，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并没有一个由否定到肯定的变化过程，也并不矛盾复杂。这反映出司马迁创作《屈原贾生列传》的动机之一就是表达对统一王朝士人失去理想人格的悲叹，以及对战国时期自由政治风气的向往。而且这种情绪并不是司马迁一个人独有的。它在汉代知识分子的作品中相当普遍，譬如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都反映了战国之风尽矣，在专制皇权下实现自身政治理想的艰难。汉朝离战国时期尚不算太远，皇权统一的时间尚未太久，皇权思想还未完全扎根于士人的思想，所以汉代知识分子这种对比战国以自伤的情绪还时有存在。越往后这种情绪也就越发淡薄了，这也可以算得上是汉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时代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