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玉 萍

(陕西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西安 710119)

隋唐时期胡风盛行，胡俑的随葬也受到人们的追捧。在初唐至盛唐中前期两京地区墓葬出土的胡俑数量最多，胡俑的造型尺寸也越来越大，并且制作精美，造型严谨，比例协调；从盛唐中后期至晚唐，胡俑的出土数量急剧下降，随后在唐代墓葬中胡俑很少出现，甚至基本消失；此外，胡俑的造型尺寸也逐渐变小，到了晚唐时期基本恢复至初唐早期、中期时的大小。此种现象是何原因，是否与唐代的丧葬制度、习俗有关，其背后的动因值得深加探讨。

一、初唐至盛唐中前期(618—739)的丝路胡俑与丧葬制度

(一)初唐至盛唐中前期胡俑的出土数量

东京地区胡俑的出土数量。本期东京地区胡俑出土数量如表1所示，这一时期共出土纪年胡俑65件；在656—706年之间，东京地区胡俑的出土数量比较平稳，没有暴增，也未锐减，共出土胡俑21件。胡俑制作工艺主要以彩绘工艺、模制工艺为主，以唐三彩制作工艺为辅。到了709—728年，东京地区胡俑的出土数量逐渐增加，共出土胡俑44件，造型种类也多种多样，特别是709年唐墓出土的胡俑不仅制作精美，如李延祯墓(709年)、李嗣本墓(709年)、安菩及其妻何氏合葬墓(709年)，出土的胡俑等，造型严谨，动态感强，制作工艺主要有唐三彩制作工艺、彩绘工艺、模制工艺、个别雕塑工艺等，是胡俑艺术中难得一见的精品，同时也代表了东京地区胡俑雕塑艺术的最高水平。

表1 东京地区初唐至盛唐中前期纪年胡俑出土数量统计表

西京地区胡俑的出土数量。如表2所示，这一时期共出土纪年胡俑238件；其中在643—652年，胡俑的出土数量比较平稳，共出土纪年胡俑12件，造型种类单一，姿势僵硬，制作工艺通常以模制彩绘工艺为主；到了657—686年，胡俑的出土数量与前期相比迅速攀升，共出土纪年胡俑109件，造型种类也丰富多样，如张士贵墓(657年)、郑仁泰墓(664年)出土的胡俑造型种类变化丰富，出现了前期未出现的造型，如男胡立俑、卷发俑等；制作工艺还出现了釉陶彩绘，为新型制作材料唐三彩的出现做好了铺垫。689—739年，胡俑的出土数量达到中国胡俑史上的顶峰，共出土纪年胡俑117件，胡俑的造型更加严谨，比例协调，动态感强，生动传神。从689年开始，出现了由新的材料唐三彩制作而成的胡俑。制作工艺还有个别塑制工艺、模制彩绘工艺等，如章怀太子墓(706年)、永泰公主墓(706年)、鲜于庭诲墓(724年)、于隐及金乡县主墓(724年)出土的胡俑基本上件件都是精品，是我国俑的雕塑史上不可多得的艺术品。

总之，在初唐至盛唐中前期，不仅两京地区胡俑的出土数量明显呈逐渐增多趋势，而且胡俑的造型尺寸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二)初唐至盛唐中前期胡俑的造型尺寸

两京地区初唐至盛唐中前期胡俑的尺寸详见表3、表4(尺寸不明的胡俑除外)所示。

东京地区胡俑的造型尺寸。通过表3可以看出，在664—691年间，东京地区胡俑的高度比较稳定，普遍在18～33 cm之间，最小的单体胡俑是出土于杨堂墓(672年)的男侍俑(M2:8)高18.7 cm；最大的是出土于屈突季札墓(691年)的三彩男牵马俑(M64:7)通高33 cm。到了701—728年，胡俑的尺寸突然变大，出土的单体胡俑高度普遍在20～70 cm，最小的单体胡俑是出土于卢照已墓(724年)的风帽俑，高19.6 cm；最大的单体胡俑是出土于安菩及其妻何氏合葬墓(709年)的三彩牵马牵驼俑I式(M27:64)高67 cm。组合胡俑的高度，基本上在35～45 cm之间。从总体来看，东京地区单体胡俑的造型尺寸整体上呈增长趋势，组合胡俑尺寸变化不大。

西京地区胡俑的造型尺寸。在652—686年间，单体胡俑的高度普遍在17～42 cm之间，尺寸差别不大，其中最小的单体胡俑是出土于董僧利及其妻王氏墓(652年)的胡俑，高17 cm；最大的单体胡俑是出土于宋素与夫人王氏合葬墓(670年)B型毡帽俑(M1:36)通高42 cm。到了697—739年间，单体胡俑的高度普遍在40～100 cm之间，只有极个别胡俑高度在6～20 cm之间，尺寸整体差别较大，如最小的单体胡俑是出土于隐及金乡县主墓(724年)的参军戏俑，通高6.4 cm；最高的单体胡俑是出土于节愍太子墓(710年)的武官俑(FGLM:424)高100 cm。组合胡俑在前期骑马俑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新的造型种类，即：骑立驼俑和骑卧驼俑。组合胡俑的尺寸在整体上变化不大，除骑驼俑外，通高普遍在30～50 cm，而骑驼俑的尺寸通常在50～130 cm之间。

表2 西京地区初唐至盛唐中前期纪年胡俑出土数量统计表

表3 东京地区初唐至盛唐中前期纪年胡俑尺寸统计表

可见，在这一时期，两京地区胡俑的尺寸，都在不约而同地逐渐变大，其中西京地区尤为典型，尺寸之大达到了胡俑史上的顶峰。

(三)初唐至盛唐中前期的丧葬制度

丧葬制度。唐代国泰民安，政治稳定，经济发达，在丧葬上，人们普遍追求厚葬的风气。《旧唐书·舆服志》载：“近者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象马，雕饰如生。”[1]1958反映了厚葬之风盛行的程度。“偶人象马”指的就是人俑和马俑，当时人们随葬时所用的俑，仿照真人制作，并进行精细雕刻，进一步反映了我国古代“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也反映了唐代丧葬对俑的追捧。文献中又载：“太极元年左司郎中唐绍上疏曰：……孔子曰：明器者，备物而不可用，以刍灵者善，为俑者不仁。传曰：俑者，谓有面目机发，似于生人也。”[1]1958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唐人对俑的认识，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唐代社会生活中人物造型的模仿。

唐代用俑随葬是当时丧葬制度的体现。唐代的丧葬制度规定着人们的等级差别、尊卑贵贱。有文献记载：“甄官署：令一人，从八品以下，丞二人，正九品下；监作四人，从九品下。甄官令掌供琢石、陶土之事；丞为之二，凡石作之类，有石磬、石人、石兽、石柱、碑碣、碾磑，出有方土，用有物宜。凡砖瓦之作，瓶缶之器，大小高下，各有程准。凡丧葬则供其明器之属(别敕葬者供，余并私备)。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六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当圹、当野、祖明、地轴、诞马、偶人，其高各一尺；其余音声队与僮仆之属，威仪、服玩，各视生之品秩所有，以瓦、木为之，其长率七寸。”[2]597文献反映了朝廷对于丧葬的支持力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丧葬时对俑的追捧。这一时期两京地区唐墓出土的胡俑数量、胡俑尺寸就是很好的说明。从初唐胡俑出土情况来看，级别较高的官宦、皇亲国戚墓葬中有大量俑出土，如在三品以上官员的墓葬中俑的出土数量较多，有的竟然多至百件，同时尺寸也较大。在这一时期，高官、贵族的丧葬往往通过讲究排场来体现身份，因此胡俑随葬数量较多，尺寸较大，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表4 西京地区初唐至盛唐中前期纪年胡俑尺寸统计表

厚葬之风。在贞观十一年(637)太宗的诏书中，记载了关于厚葬的讨论：“虽送往之典，详诸仪制，失礼之禁，著在刑书，而勋戚之家，多流遁于习俗，闾阎之内或侈靡而伤风，以厚葬为奉终，以高坟为行孝，遂使衣衾棺椁，极雕刻之华，灵輀冥器，穷金玉之饰。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贫者破资产而不逮，徒伤教义，无益泉壤，为害既深，宜为惩革。”[3]188文献中记载了厚葬的因素，其中就包括明器。徐胭胭认为唐代的明器特指随葬的俑，不包含其他器物，“虽然中国古代大部分历史时期随葬品可以统称为‘明器’，但‘明器’在唐代是‘俑群’的专属称谓，并不包括器物”[4]230。宰相张说曾抨击开元七年(719)去世的王仁皎“开府王仁皎以外戚之贵，坟墓逾制，禭服明器，罗列千里”[5]195，说明随葬的俑数量很多。厚葬之风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俑的随葬数量在当时一定很多，这样就不难理解东京地区在709年左右，是唐代胡俑出土数量最多的时期，701—709年也是胡俑的造型尺寸最大的时期；而西京地区从657—736年间是胡俑出土的高峰时期，706—718年也是胡俑造型尺寸达到唐代胡俑史巅峰的时期。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唐代厚葬之风的影响。

二、盛唐中后期至晚唐(740—918)的丝路胡俑与丧葬制度

(一)盛唐中后期至晚唐胡俑的出土数量

如表5、表6所示，盛唐中后期至晚唐，两京地区随葬胡俑的数量急剧下降，850年后胡俑随葬的现象甚至消失不见。

表5 东京地区盛唐中后期至晚唐纪年胡俑出土数量统计表

表6 西京地区盛唐中后期至晚唐纪年胡俑出土数量统计表

在东京地区这一时期共发现纪年唐墓3座，共出土纪年胡俑7件，造型种类单一，尺寸逐渐恢复至初唐早、中期时大小，造型不再严谨，比较随意，制作工艺主要是模制彩绘，其中年代较晚的唐墓是吴君墓(849年)；在西京地区，共发现纪年唐墓7座，出土纪年胡俑65件左右(出土数量不明者除外)，胡俑造型不再严谨，风格随意，唐三彩制作工艺消失，以模制彩绘和个别塑制造型工艺为主，年代较晚的唐墓是裴氏小娘子墓(850年)。通过对这一时期胡俑出土数量的统计可知，从741年以后，唐墓胡俑的出土数量急剧下降，最终于850年左右几乎完全消失，胡俑随葬的纪年唐墓基本上已不再出现。

(二)盛唐中后期至晚唐胡俑的造型尺寸

两京地区盛唐中后期至晚唐胡俑的尺寸情况如表7(尺寸不明的胡俑除外)所示。通过表7可知，从盛唐中后期开始，东京地区单体胡俑的尺寸分别在82～21 cm之间，尺寸极速下滑。西京地区单体胡俑的造型尺寸普遍在54～14 cm之间，其中尺寸最大的是李宪墓(741年)出土的胡人俑(K3:34)，通高53.8 cm；尺寸最小的是裴氏小娘子墓(850年)出土的黑人俑I式，通高14.7 cm。西京地区的组合胡俑只有3件骑卧驼俑出土，通高56.4 cm，与前期相比变化不大。因此，整体看来，两京地区纪年单体胡俑的造型尺寸呈急剧下滑趋势。

(三)盛唐中后期至晚唐的丧葬制度

714年，唐玄宗主张转变丧葬的主体，缩小官供的对象范围和朝廷支持力度，倡导个人承担。“开元二年六月二日敕。缘丧葬事，非崇旧德，别有处分，不得辄请官供。”[6]692开元二十九年(741)，唐代的丧葬制度出现了大变革，同年《丧葬令》的颁布，是唐代前期与中后期丧葬制度的分界线。此后，该《丧葬令》一直延续至唐朝末年，再未进行过大的修改。该令文的主要宗旨是抑制厚葬之风，降低官员丧葬标准，据《唐会要》卷三十八记载：“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敕。古之送终，所尚乎俭。其明器墓田等，令于旧数内递减。三品以上明器，先是九十事，请减至七十事。五品以上，先是七十事，请减至四十事。九品以上，先是四十事，请减至二十事。庶人先无文，请限十五事。皆以素瓦为之，不得用木及金银铜锡。其衣不得用罗锦绣画。其下帐不得有珍禽奇兽，鱼龙化生。其园宅不得广作院宇，多列侍从。其輀车不得用金银花，结彩为龙凤，及垂流苏，画云气。其别敕优厚官供者，准本品数十分加三等，不得别为华饰。”[6]693该令文限制了明器，即俑的随葬数量、材质等。之前丧葬制度中的“偶人”已不再出现，被“珍禽奇兽”“鱼龙化生”“园宅”“侍从”取而代之。“丧葬令”中这些新的变化也许是造成这一时期随葬胡俑出土数量骤减、造型尺寸变小的重要原因。

表7 两京地区盛唐中后期至晚唐纪年胡俑尺寸统计表

到了中晚唐时期，因朝廷“丧葬令”限制明器的随葬数量，丧葬习俗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封氏闻见记》卷六记载了这种热闹的丧葬表演场面：“元宗朝，海内殷赡，送葬者或当衢设祭，张施帷幙，有假花、假果、粉人、麫粻(兽)之属；然大不过方丈，室高不逾数尺，议者犹或非之……大历中，太原节度辛景云葬日，诸道节度使使人修范阳祭，祭盘最为高大，刻木为马，尉迟郑公、突厥斗将之戏，机关动作，不异于生。祭讫灵车欲过，使者请曰：‘对数未尽。’又停车设项羽与汉高祖会鸿门之象，良久乃毕……事毕，孝子陈语与使人：‘祭盘大好，赏马两匹’。”[7]85-86文献中又载：“及昭义节度薛公薨，绛、忻诸方并管内，滏阳城南设祭，每半里一祭，南至漳河，二十余里，连延相次。大者费千余贯，小者犹三四百贯。互相窥觇，竞为新奇，柩车暂过，皆为弃物矣。盖自开辟至今，奠祭鬼神，未有如斯之盛者也！”[7]86-87这一丧葬习俗，仅是死者埋葬前一次性的表演仪式，娱乐仪式结束后便丢弃了，并不随葬于墓中，可见，当时人们对随葬明器已不再热衷。“从唐代俑类的演变可以看出，盛世豪华的唐玄宗时期，刻板庄严的仪仗俑逐渐让位于象征享乐游玩的俑群。”[8]76正是这一丧葬习俗的直接体现。同时，在新的厚葬习俗出现后，胡俑便不再受宠，热闹非凡的娱乐性表演活动成了人们追捧厚葬之风的新方式，因此，此时很少有随葬胡俑的唐墓出现。

通过对唐代两京地区胡俑出土数量、造型尺寸的统计，分析唐代的丧葬制度后发现，唐代前期两京地区官员的丧葬主要由官方按《丧葬令》中不同等级官员的相关规定统一承办，这一时期两京地区唐墓中胡俑的出土数量、造型尺寸比较稳定，后来随着厚葬之风愈演愈烈，胡俑的出土数量、造型尺寸达到唐代历史巅峰。随着开元年间《丧葬令》的颁布，丧葬习俗发生了重大转变，正如齐东方所说：“在习俗和观念上更侧重下葬前的墓外活动，那些祭奠之物或焚烧或保留，但不放入墓葬之中，如今发掘的唐后期墓葬就显得简陋寒酸。”[8]78胡俑，在新的厚葬习俗出现后不再是人们追捧的对象。因此，笔者认为新的厚葬习俗的出现，人们丧葬观念的转变，可能是导致胡俑造型尺寸迅速变小、随葬数量急剧下降乃至消失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