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广东广州 510632）

一、引 言

“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在乡土社会下，“生于斯、死于斯”是其主要特征（费孝通，2003）。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在一系列农业政策指导和推动下，农村生产力得到大幅度解放，使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户籍制度的改革，打破了土地对农民的束缚；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进城务工经商仍然是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手段和途径，这一系列因素促使了农民进城务工经商（蔡昉，2018）。根据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2017 年我国的流动人口规模为2.44 亿人。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7 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7 亿人，外出农民工人数达到1.72亿，外出农民工人数超过了我国流动人口和农民工人口的半数，间接说明农民工的迁移流动已经成为我国人口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落脚城市”的公共政策缺位与制度性歧视，使“农一代”的跨区域流动，不是向融入城市的市民化方向发展，而是形成了数量庞大的“两栖人口”或所谓的“候鸟式迁移”（刘守英和王一鸽，2018）。此外，在“候鸟式迁移”过程中，由于城乡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及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等障碍，以亲缘、地缘为纽带的社会网络等非正式制度成为农民工获取职业信息和实现就业的重要渠道。①对于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行为，一般认为包括两种：科层、市场等正式渠道和社会网络等非正式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