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今天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新记诵”法是适应大学生心智成长的方法;也是适应大学生情感教育的方法。“新记诵”法需要了解不同文体的记诵需求;掌握不同文体的记诵方法;教师的引导是前提，学生自觉诵读、并最终学会评判与转化才是最终的目的。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 新记诵 心智成长

清末以来，传统的记诵法学习受到了强烈的抨击，新式“教授法”的传入改革了旧式读书法，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更为先进的学习方法。近几年，随着文化类节目“中国诗词大会”和“汉字书写大赛”、“经典永流传”等的播出，对传统文化的学习称为一大热点。但对此现象高校和社会上都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很多人认为诗词文化的普及仅仅止步于记诵是浅层的。对此，笔者认为，在当今高校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将记诵作为方法和目的的结合体，从而发挥记诵法的优势，找到适应当代分科教学、学分体制的“新记诵”法是我们要探讨的重要课题。

一.问题的缘起

记诵法是自周代直至清末的读书法。记诵的含义包括了“记”和“诵”两个层面。但长久以来我们往往更重视诵在古诗词文赋方面的审美意义。何谓“记诵”呢？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解释说：“记”为“分疏而识之也”也就是说“记”有对原文理解疏通之意乃至于背诵记忆的含义;“诵”，则解释为“讽也”，“非直背其文，又为吟咏以声节之”。综合以上所说，“记诵”一词是一对包含有记忆、默读以及抑扬顿挫背诵等既相互矛盾又意义相通的结合体。

直到清朝末年，记诵法学习中国传统经典仍然是主流的学习方法。这既与汉字汉语的特性有关，又与文学的传播方式、集体记忆的文化认同密切关联。虽然记诵的过程充满着艰辛和痛苦，但是有关人格养成的德育、诗文创作的才华便是在这种潜移默化中种下了种子。李清照甚至在她的《金石录后序》中提到记诵的快乐：“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

由此可见，记诵的学习方法从其历史渊源来说有其合理性。但是，随着西方“讲授式”教育思想的传入，清末的梁启超等人纷纷批判这种传统的记诵学习方式，认为只有“中学重记诵”，言下之意，大学不再需要这种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因此，如何将“记诵”本意与时代相结合的“新记诵”法在今天仍需突出强调。作为担负中国传统文学经典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学习中，这一学习方法更是时代所需。

二.“新记诵”法的特点

文学是一种以语言文字为表述方式的审美文化形态，《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所学习的文学的历史主体就是历史上相继出现的文学作品构成。而传统经典文学作品的学习是一个持久性的过程，从中小学的古诗文诵读到中学的背诵到大学的记诵仍然有延续的必要性。

1.“新记诵”法必须是适应大学生心智成长的方法。大学生学习的目标与中小学有着很大的不同，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提出“……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大学四年学生情感的升华与心智的成长也需要一个重要的过程，“学生往往带着二元论的观点开始大学生活，他们在教师的指导下，可能经历多元化、相对性和承诺几个阶段的发展。”[1]也就是从简单的认为世界非黑即白到认识到体验承诺有充分理由和逻辑结构后做出自己的立场从而达到个人心智的成长，这也是教育的终身目标。

历史上典型的对经典再创造再利用的例子是春秋时代的“赋诗言志”。如《左传》曾记载晋国的韩起到郑国出使，郑国的六卿在郊外为其饯行，宣子（韩起）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说明了在春秋时期熟练记诵这类诗歌的政治用途。时至今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讲话中，常常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呈现出独特极具魅力的语言风格。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树立了典范。2018年12月5日访问葡萄牙期间，就引用了蜀汉谯周的《谯子》的话“交得其道，千里同好，固于金漆，坚于金石”来形容两国之间的交往。

2.“新记诵”法也是适应大学生情感教育的方法，在当代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说即是可以借记诵的作品来抒情言志，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中对千古至文《十九首》的评价所言：“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而同有之情，人人各俱，则人人本自有诗也。”正是因为人人心中本自有诗，但并非人人能将心中之诗变为口中之诗、手中之诗，故而往往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东晋的王孝伯有言，“痛饮酒，能读《离骚》，便为真名士”;诸葛亮有宏图大志，好为《梁甫吟》，借此表达汉势已去，王业不能重建的霸图之思。闻一多先生在《屈原问题》中提到《离骚》对青年人的影响，“从来艺术就是教育，但艺术效果之高，教育意义之大，在中国历史上，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2]

所以，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养成习惯，就是教育》充分肯定了记诵的重要作用，“记诵不过是个开端，跟着就得把记诵的这些东西融化到生活里，成为精神上的血肉，惟其如此，记诵一分就得一分的益处。”

三.《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如何开展“新记诵”

上文已经提到，大学生在学习期间会经历一个从需要教师指导非黑即白的二元论到形成自己独立分析判断的过程。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过程中，教师的指导同样非常的重要。如何让学生从中小学的背诵变成行之有效的记诵习惯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了解不同文体的记诵需求。诗词（包含小说、散文、戏曲中的诗词）作为韵文，具有音乐的美感，尤其是词这种特殊的文体，从其产生的源头来说就是和乐而歌的歌辞，也就是通称的“曲子词”。甚至到了宋代，有些善于自度曲的音乐型词人如姜夔等，仍然可以创作词调与本意相通的作品，但是在现存的881个词调中，词调的音乐所表达的感情（声情）多数已不可考，我们只能通过反复诵读以及把同一词调的作品进行统计分析的方式来推断其可能蕴含的声情。一般来说，一首词如果入声韵多就多豪放激越的声情，如果平声韵较多则多为舒缓绵长的声情，所以在诵读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一词中开头七字采用上三下四的断句方式，去声“更”字的使用，使得辛词具有沉咽苍凉，千回百转之感。如果不通过反复的吟诵学生对这种强烈的情感体会不会达到融化到血液之中的程度。

辞赋记诵则有一定的愉悦功能，在汉代赋家枚乘的《七发》中，楚国太子因为耽于享乐，导致邪气逆袭，精神越渫，在吴客向他铺排描写了音乐、饮食、车马、游观、畋猎、观涛以及天下之要言妙道之后，“涊然汗出，霍然并已。”如果说枚乘《七发》作为文学作品有其夸张的成分，但作为正史的《汉书王褒传》中的记录则有力证明了辞赋诵读的情感宣泄和愉悦作用。据记载，汉宣帝作太子时“体不安，”于是诏使王褒等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复”。正是辞赋文学的文体功能和音韵节奏导致的油然不能自已的表现。

2.掌握不同文体的记诵方法。朗读与静读相比在效率上仿佛差着数倍，但听觉是仅次于视觉的一种重要的感觉，人类的语言及其他有关声音的信息都是靠听觉获得的。比如在屈原《离骚》的记诵学习中，带“兮”字的一句往往要高扬向上，以引起人的注意。

传说曹植在鱼山梵呗中发现了音乐之美，从而推进了汉语四声学的发展。经过南朝诗人的探索，形成了形式美与内容美完美结合的格律诗。中学时的习惯使得学生在唐诗的学习中多数采取2-2-3（五言变成2-3）的短句模式，其实作为音乐与诗歌结合体的五七言律可以在记诵是采取更为多样同时又有一定规律可循的模式。华锺彦先生的古诗“平长仄短”朗读法在大学时代非常适用，规律一般是“四二二四”或“二四四二”处停顿吟咏。具体来说，在五七言律诗和五七言绝句中，每每停顿的地方：每遇着第二字或第四字是平声，那里就可以停頓以下，然后再往下读;遇着不拘平仄的律诗或绝句，那是例外;不问文字能不能断，只以声音为标准，不管文字的意义。同时韵字也要重读等等。

3.教师的引导是前提，学生自觉诵读、并最终学会评判与转化（比如仿写）才是最终的目的。

和中小学时期的学习目标不同，朱熹《童蒙须知》所提出的“只读不讲”、“熟读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不同，“新记诵”法是方法和目的的结合体。教师在诵读时既要教给学生具体实施的方法，同时也要加以具体的讲授，加深文学经典对学生的情感浸染。教育家叶圣陶在《精读指导举隅前言》中也说：“令学生吟诵，要使他们看作一种享受而不是一种负担，……并不希望早一点能够背诵，而自然达到纯熟的境界。报着这样享受的态度是吟诵最易得益的途径。”对于其中的优秀学生也可以加以仿写的指导，因为仿写是在自觉记诵、评判之后的自觉选择以及转化。中国古代的作家往往通过仿写的形式来表达对前辈作家人品高洁和艺术作品的欣赏，苏轼即作有几乎可以仿于无迹的《和陶诗》。姚鼐《惜抱轩全集与伯昂从侄孙》甚至大力提倡这种学习方式：“近人每云：作诗不可模拟，此似高而实欺人之言也。学诗文不由模拟，何由得入？须专模拟一家已得之后，再易一家。如是数番之后，自能熔铸古人，自成一体。”

程颐说：“学原于思。”胡适说：“学原于思，思起于疑。”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作品记诵学习的过程中，学生会逐渐形成自己的立场和逻辑结构，这才是教育的终极目的。

注 释

[1]琳达·B·尼尔森（Nilson，l，b）.最佳教学模式的选择与过程控制[M].魏清华陈岩张雅娜译.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10.

[2]闻一多.死水神话与诗[M].贵州：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265.

基金项目：山东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清代山东《左传》文法研究”（J14WD34）;山东理工大学校级课程综合改革项目：《中国古代文学（A）Ⅱ》（20172113029）.

（作者介绍：柏秀叶，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