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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关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创新的几点改革

2017-01-12蒋瑜

东方教育 2016年13期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专题讲座符号学

蒋瑜

摘要: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都是传统高校中文系开设的一门传统性极强的专业必修课,在教师授课形式上常常带有明显“学院派”的特点,其教育模式的影响可谓固定而强大,但在当今急剧变化的社会文化处境下,上述模式却无法让新一代的年轻学子真正感受到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的魅力,正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尴尬。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笔者坚持“与时俱进”的理念,推行“学习古代文学是为了更好的做一名现代人”的思路,在教学实践中结合大量行之有效、大胆创新的方法与手段,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成为了一门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方法多样、具有自身鲜明特色,深受学生欢迎和好评的特色课程。

关键词:课程改革;古典文献学;专题讲座;符号学

从教十年,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课程改革一直在认真尝试推进,面对全新的受众与当今社会的实际需求,如何让这一传统学科再度焕发出迷人的光彩和与时俱进的生命力,近两年来,我在原有教学实践基础上又完成了以下几点创新与完善,现总结如下。

1、古典文献学、考据与校勘基本常识的适当引入

古籍流传既久,其间免不了有许多失真之处。李白《将进酒》明代刊本“天生我才必有用”句,清王琦校勘时已发现“天生我才必有开”等异文,敦煌唐人手抄残本则作“天生吾徒有俊才”,如此脍炙人口的名言到底真伪如何分辨,若不了解一些基本校勘常识,往往会有立说不稳的危险。此外,“窗前明月光”的“床”是指井栏还是胡床?贾岛“僧推月下门”的典故是否仅是美丽故事下掩盖的伪诗?崔颢《登黄鹤楼》的千古名作开篇究竟是“昔人已乘黄鹤去”还是“昔人已乘白云去”?……凡此种种,足以说明文献考据的功用.在古代文学的课堂上,无论是作者思想探讨、作品美感分析,还是文字结构、内容意旨,都要仰仗精确的校勘。在目前学界日趋浮浅、妄训浪批的现状下,笃实务本的风尚是纠正当今青年学生读古文只求娱乐不求本源的当务之急,就像木匠做工需要锯子、刨刀、斧子等等基本工具一样,要想进入学术殿堂的门庭,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文字、声韵、训诂等功夫缺一不可。在长期的传统教学中,古典文献校勘并非本科生能够接触的学科内容,却又是登堂入室的基石之一。为解决这一悖论,在我的教学实践中,已将此板块有机贯注于日常课堂中,通过化艰涩为简易、变古老为今用、寓趣味于实例等多种方式让学生掌握一些考据校勘的基本常识,以便帮助青年学子在古典文学的海洋遨游时,能脚踏一叶扁舟,气定神闲。

2、系列专题讲座式授课的大胆引入

传统古文课堂的讲授方式是将文学史与作品选分离,分人分时段单独进行讲授,这种体系弊端较为明显:单纯以文学史的前后演进为线索,依次讲述历朝历代文学发展现象,原本鲜活的审美艺术会僵死固化在历史的框架中,文学独立的灵性与价值被削弱;仅是逐篇讲授经典作品,又会因缺乏史之逻辑架构支撑,使学生对文学现象无法获得系统性与整体宏观的认知。为克服上述教学体系缺陷,我尝试开发出“系列专题讲座”的方式,将代表作家或经典创作流派糅合成一个个专题,在此专题下,以文学创作者(人)为核心,有机统摄与之相关的各类文学与文化现象(事),使隶属于同一专题下的各个小板块参差互见,彼此补充——即效仿司马迁《史记》打破编年体、国别体等旧有体例,以人为中心,通过人物生平活动来有机统摄历史事件的“纪传体”体例,取得了较显著的效果。以苏轼为例:作为宋代最杰出的文学大师和文化巨匠,苏轼一人横跨诗、词、文、书法、绘画、禅学等多个领域,按照传统的讲法,可能在讲宋诗时提到他,讲宋词时提到他,讲宋文时还会提到他,但多个板块中提到的同一个人,在创作心态与特色成就上实有一脉贯通之处,这就造成了教学精力与时间的浪费,一分为三,也割裂了一个文人的整体性。故而我将与苏轼相关的所有板块都统摄于以他命名的一个大专题之下,这其中有他的爱情与婚姻、他在禅宗文化上的造诣、他的贬谪历程、他清旷豁达、高风绝尘的人格魅力、他才华横溢、机趣幽默的文化修为等内容,通过上述“知人论世”的系统讲述,再水到渠成将其诗、词、文的创作成就有机嵌入生平经历的娓娓讲述中,这样在无形之中,学生已在趣味盎然的氛围中,完整接受了他在文学与文化上的巨大成就,既不乏味又避免了割裂感。经过多次实践,这种教学的成效非常鲜活而成功,以此方式塑造的文人专题,其人其作之特色,学生都乐于接受,且印象深刻。在专题讲座之外,亦保留传统文学课程设置之所长,另有诸如分体文学史(纵向发展线索)等无法并入上述人物专题讲座的内容设置,正如司马迁在纪传体之外,又设“书”、“表”补充介绍政治、文化等专题一般,以求完成对传统文学与文化经纬交错、立体交叉的全面逻辑架构。

3、西方符号学在古诗文鉴赏中的尝试运用

就中国古典诗歌而言,在语义鉴赏研究中的很多问题,光靠传统语言学、古典文论美学等工具已经不够全面,在当今边缘学科、新兴学科大量涌起的时代,大胆借用起源于西方结构主义的符号学,也许更有助于深刻理性地架构起历来讲究“妙处难与君说”的中国古典文学令人信服的新阐释系统。试看,为何杜甫笔下“香稻啄余鹦鹉粒”的语法倒装就是绝妙佳句,而重新组句后“江南又绿春风岸”就让人感觉啼笑皆非?再者,《周易·系辞上》“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阐释,从符号学的角度来审视,正是我们古人凭直觉领会到的文学作品符解符号具有无限衍义作用的特征表述。此外,古典诗论中 “炼字生佳句“、 “以乐景写哀情”之修辞手法,都属于符号学可以解释的范畴。总之,很多在传统课堂上无法用理性逻辑解析透彻,只能凭借直觉领悟、敏锐语感进行审美感知的古典文学鉴赏对象,在符号学的工具运用下,就多了一种有力的辅助理论支撑,故而在当今中国古代文学课堂上,有必要适度引入西方符号学的基本原理,对传统教学方式进行与时俱进的,开创性的尝试革新。

通过以上改革手段,可避免在传统教学法中学生只能极端痛苦地死记硬背一肚子文学史理论又很快抛之脑后、两手空空的尴尬,而是将古典文学血肉丰满的生命力通以有温度的方式化到学生心里,使之成为其离开学校后漫漫人生旅途中的一种素养、一种底蕴,滋养心灵、丰厚人生,从而真正实现这门课程在当今的开设目的。

参考文献:

[1]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版

[2]黄永武,《中国诗学·考据篇》,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10月版

[3]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月版

[4]赵毅衡,《文学符号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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