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盛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竹枝词；民俗学；历史学；法律学

摘要：竹枝词大体形成于唐朝中期，以其独特的魅力繁盛至今，也吸引了历朝历代无数文人学者对其进行探究。近十年来，我国的竹枝词研究掀起了高潮，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是对竹枝词源流与风格演变的考察仍为研究的热点；二是在文学视角下对特定作者、年代和地域竹枝词的考察范围大大扩宽；三是开始出现从民俗学、历史学、法律学等其他学科视角对竹枝词进行的研究。但总体而言，学界对近代政治题材竹枝词的研究不够深入，也未对竹枝词文本形成缘由等问题加以探究，存在注重对竹枝词的“述”而缺乏对其“用”等问题，在今后的研究中需特别加强。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5）04-0028-10

Review of Researches on Zhuzhi Ci Poems in the Last 10 Years

WANG Fusheng

（Department of Elementary Education， Quanzhou Preschool Education， Quanzhou 362000， China）

Key words：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Zhuzhi Ci Poems； folklore； historiography； law

Abstract： Zhuzhi Ci Poems have been flourishing since they emerged in the midTang Dynasty， and they attracted a lot of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dynasties to study them. A climax is reached in the researches on Zhuzhi Ci Poems in recent decade， and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are noted： First，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Zhuzhi Ci Poems is the hotspot； Second， the studies of Zhuzhi Ci Poems of specific authors， years and geography under the literary perspective have been greatly widened； Third， researches from other disciplines perspectives such as folklore， history， law and so on have begun. But the academic circles failed to further explore the studies of the poems with modern political themes， and did not tackle the issues like the reason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Zhuzhi Ci Poems. The focus was put on the description of Zhuzhi Ci Poems while the use of them neglected. Special emphasis should be laid on such aspects in future studies.

一、序言

竹枝词是我国一种介于诗与词之间的文学体裁，其体裁归属一直未有确切的定论。它大体形成于唐朝中期，开创者及首位集大成者是中唐著名诗人刘禹锡。竹枝词自出现以来，流传颇为广泛，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创作各种题材的竹枝词，可谓经久不衰。因竹枝词具有文学、艺术学、民俗学、历史学、地理学等诸多方面的文化价值，今人对其给予了足够的关注，而不仅仅停留在最基础的赏析层次，越来越多的学者从竹枝词本身的发展历程及其艺术风格流变等诸多方面对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吴艳荣的《近三十年竹枝词研究述评》对2004年初以前三十年的竹枝词研究做了较为深入的评述〔1〕，但近十年来竹枝词的研究出现了井喷现象，各种成果层出不穷，所以对其进行新的评述，对于把握当前学界对中国竹枝词研究的基本趋势和前景，实属必要且紧迫。

纵观十年来的研究成果，笔者以为呈现以下几个鲜明的特征或者趋向：一是对于对竹枝词源流与风格演变的考察仍为研究的热点，研究者们的热情未曾消退；二是在文学视角下对特定作者、年代和地域竹枝词的考察范围大大扩宽；三是开始从民俗学、历史学、法律学等其他学科视角来研究竹枝词，充分发掘其历史文化价值。当然，任何一种分类都难以将十年来如此众多的研究成果一一加以评述，按照以上特征将近十年来竹枝词研究成果进行分类也着实难以做到完善，且不甚科学，纰漏之处在所难免，望方家指正。

二、对竹枝词源流与风格演变的研究

关于竹枝词的体裁形式问题，自其出现起一直争论不休，也尚未有令人信服的统一的定论，有诗与词两种说法，宋以降绝大多数人则不约而同地将其看作是诗歌，所以此种争论基本上是对于唐、五代竹枝词体裁归属的论争：认为竹枝词是词的代表人物有万树、陈延敬、龙榆生、张璋、黄畲、黄进德等；认为竹枝词是诗的代表人物有郭茂倩、董文焕、俞陛云、吴梅、任半塘、赵曼初等。莫秀英的《试论竹枝词的形式属性》从唐、五代竹枝词的形式、竹枝词与《竹枝子》的差别两方面进行了考察，认为“竹枝词的形式，格律并不严格”，而且“没有固定的格式，接近于民歌和七绝，以民歌体居多”，因此她认为竹枝词是诗而不是词〔2〕。张学敏在其《竹枝词四论》中也认为竹枝词是诗，它“介乎于七绝和纯粹民歌之间”，是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交融的产物，但它的艺术性又略高于民歌〔3〕。

那么此种亦诗亦词、非诗非词的文学体裁缘何能流传千古呢？这与竹枝词题材内容的生活化和语言特有的通俗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近年来学界也有不少人对此有过论述。李健认为一方面是竹枝词的作者们有乐于向民间学习的优良传统，所以他们写出的作品通常贴近生活、反映生活，再加之其浅显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使得普通大众更容易接受〔4〕。刘航在《惟闻唱竹枝：风俗专用诗体之滥觞》里则认为竹枝词之所以能够长盛于世，主要在于它凄艳怨抑的风格恰好迎合了时代审美的需要〔5〕。竹枝词语言中“俗中带雅，褒中寓刺，风流骀荡”〔6〕是其得以传唱千古的原因。竹枝词之所以能经久不衰，除其创作者们本身高深的文学造诣外，更为重要的是民歌具备和赋予了竹枝词先天生命力。

竹枝词的源流及其风格变迁过程是学者们长期关注的问题。竹枝词具体起源于何时已难以考证，学界也有诸多不同的看法，有两晋说、齐梁说和隋唐之际说，但无论持何种说法，不可否认的是到了唐中期刘禹锡时期竹枝词才比较多的出现。关于其内容来源，学者们则无可争议的认为它脱胎于古代巴渝地区的舞曲：季智慧的《〈竹枝词〉与巴渝歌舞》认为“巴渝舞”中具有威慑力量的吆唤声是竹枝词的本源，是古时巴渝地区民众对“竹、竹枝”宗教崇拜的结果〔7〕。向柏松的《巴人竹枝词的起源与文化生态》〔8〕、张学敏的《竹枝词四论》〔9〕首论、刘航的《竹枝词考辨》〔10〕、李硕文的《浅谈竹枝词起源》〔11〕、甘小华的《浅析竹枝词与巴渝文化之渊源》〔12〕均提出和阐释了此观点。

竹枝词历经“作为本土文化的民歌”到“作为过境文化的唐宋文人竹枝词”再到“作为共同体文化的竹枝词”的三个阶段〔13〕。深入探析竹枝词源流的主要有熊笃的《竹枝词源流考》〔14〕，他提出竹枝词的源流演变线索为：“《下里巴人》——鞞舞——竹枝词——摆手舞”。梁沙沙的《民间竹枝词考》也提出竹枝词的源头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的《下里巴人》〔15〕，而田永红则论证了竹枝词的发源地和最初形貌，提出竹枝词的发展线索为：巴渝歌舞唱词——下里巴人——蛮夷歌谣或巴地民歌——竹枝词〔16～17〕。竹枝词出现后大体沿着长江沿线往西传到四川，往东传到广大的江南地区，往北则传到陕西、河南等地。邓洪强、官婷美的《从〈全唐诗〉看唐代巴渝竹枝词的流传地域和传播方式》一文通过运用《全唐诗》中的相关史料，对竹枝词的流传路径做了论述〔18〕。可以说在移植传播期的唐宋时段，竹枝词以三峡为中心向东辐射到荆楚和江南地区，元代发展扩散到江南大部，而到了明清则普及全国，晚清民国则出现鼎盛。刘扬的《论竹枝词的演变》提出“唐宋——文人竹枝词开始流行，元明——文人开始大量创作竹枝词，清代——文人竹枝词的繁荣”〔19〕，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唐宋是竹枝词的移植期，元代是壮大期，明清是繁荣期。

从民间的“俗”舞曲到刘禹锡等为代表的文人将其“雅”化，以文学笔法对民众口头传唱加以润色，此为唐代竹枝词形成时期的风格流变。而唐代竹枝词作者们的作品多描写乡土民情，忽视了自身情感的表达，于是到了宋以降，竹枝词的内容题材又由的“雅”渐变为表现自我的“俗”。此方面的专论有伍联群的《论唐宋文人竹枝词的新变》，该文以刘禹锡和黄庭坚为例，认为“观风俗”是唐代文人的诗学精神，他们的诗作多关注民风民情，而到了宋代，竹枝词则更多抒写作者的内心感受〔20〕。杨晓霭的《〈竹枝〉歌唱在宋代的变化与〈竹枝歌〉体》认为其唐音“含思婉转之艳”，而到了宋代，人们在传唱竹枝词时已很少用“著腔子”歌唱，变为酒令表演，“一声三叠”是宋代竹枝词的新貌，也反映了歌辞创作向“词曲”、“定腔”发展的趋势〔21〕。该文揭示了“乐府声诗并著”的历史，也启迪着宋以降诗人和文化研究者对诗、词间的构成关系进行探究。

三、文学视角下对特定作者、年代和地域竹枝词的研究

（一）个人竹枝词的研究

刘禹锡是竹枝词形成过程中的首要功臣，对他的探讨一直是竹枝词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学界认为刘禹锡是受朗州（常德）当地傩祭、傩戏表演中唱词的启发而创制了“竹枝词”，梁颂成、艾瑛的《刘禹锡与“竹枝词”的诞生》〔22〕和邵文的《竹枝词简论》〔23〕对此均有阐述。

刘禹锡是唐代创作竹枝词最多的文人，他的作品艺术水准普遍比较高，自然也涌现出众多对其作品进行品评的爱好者。仔细研读刘禹锡所作的11首竹枝词我们可以发现：生活化和平民化是其竹枝词的精髓所在，雅俗共赏、朗朗上口是其独有的品质。叶培森在《论刘禹锡〈竹枝词〉的艺术特色》中指出刘禹锡的竹枝词有三大文学艺术特征：一是有浓郁的民歌风味；二是优美的意境营造；三是动人的音乐美。刘禹锡的竹枝词在语言运用上“除了保持竹枝民歌通俗自然、清新活泼的特点外，又抛弃了民歌中的‘鄙陋之词，改变了其全用方言俚语随口创作的特点”，通过“用文人的语言、诗歌的语言去表现，使竹枝词俚而不俗”〔24〕。雷红姜、何尊沛的《浅析刘禹锡〈竹枝词〉的创作原因及艺术特色》认为刘禹锡的竹枝词除了有独特的音乐美、优美的意境外，还通过比兴手法揭示了诗歌的深层寓意〔25〕。刘禹锡能在人才济济的唐朝独树一帜，可见其诗风必有别于他人之处：刘禹锡的竹枝词贴近民众生活，汲取了巴蜀民歌含蓄婉转、朴素优美的特色，同时又不失清新自然、健康活泼的生活情趣〔26〕。赵海娜的《“语圆意足，无非妙趣”：刘禹锡〈竹枝词〉论略》〔27〕对刘禹锡竹枝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做了比较细致的评述，指出刘禹锡的竹枝词题材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对爱情的热烈吟咏；二是表现夔州人民生活劳动情况；三是委婉地表达自己的胸襟和情怀。而其艺术特色则是一方面扩大了竹枝词的表现内容，另一方面采用民歌的表现手法，更具有民歌特色。可以说是巴蜀特有的风土民情成就了刘禹锡的《竹枝词》，而刘禹锡的竹枝词也给巴蜀地区的民俗留下了足以让后人赞叹不已的美丽篇章。

近十年对刘禹锡竹枝词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对刘禹锡竹枝词与其他诗人竹枝词所作的对比研究。宁登国从创作方式、题材选择、抒情方式方面对刘禹锡、白居易的竹枝词进行了对比，指出：刘禹锡的竹枝词以民歌为本，而白居易则以自身感受为本；刘禹锡多描写爱情与民众生活，而白居易多抒发内心感受；刘禹锡寄情于物，而白居易则直白流露〔28〕。聂俊亮的《分析白居易和刘禹锡〈竹枝词〉的艺术美》则从景物美、意境美、精神美、形式美方面对二人所作竹枝词进行对比，认为刘禹锡的《竹枝词》“的确达到了景物美、意境美、精神美及形式美的统一，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而“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接近民众，学习民歌”是其成功之因〔29〕。

纵观近十年对于个人所作竹枝词的研究，范围大大拓展了，早已不仅仅限于对于刘禹锡这样的集大成者的探讨。杨维桢创作的《西湖竹枝词》清秀隽逸，被后人广为赞誉，而其桀骜、独立的个性与欢快活泼的诗风也引发了诸多学者的探讨，如李娜的《杨维祯的竹枝词及〈西湖竹枝集〉研究》〔30〕和周维强的《纵有微风吹不乱青山织在浪花中——杨维桢与〈西湖竹枝词〉》〔31〕。杨维桢及其《西湖竹枝词》对以后竹枝词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创新主要体现在“拓展了竹枝词的题材范围，增强了竹枝词的表现力，提高了竹枝词的文学地位，倡导并掀起了竹枝词的创作热潮，扩大了竹枝词的影响”〔32〕，而其发起的“西湖竹枝酬唱”及最终集成的《西湖竹枝词》对元末乐府诗的兴盛功不可没，而且对明、清竹枝词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吉文斌认为刘禹锡“依声制辞”的创作模式在杨维桢的《西湖竹枝词》创作和《西湖竹枝集》编录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33〕。

宋彩凤则对曹麟开的竹枝词进行了系列探究，她的《庄肇奎与曹麟开“竹枝词”创作特色比较》〔34〕指出庄肇奎与曹麟开都是在乾隆时期因政治事件而受牵连被流放到新疆的官员，在竹枝词的题材选择上，庄肇奎的竹枝词生活气味浓，曹麟开则满目新奇华美；而轻巧婉转、善于叙事与古雅华丽、喜欢描述则是两者在表达方式和风格上的差异。曹麟开的《塞上竹枝词》表现了其对“真”的追求，“意宁浅而较真，事虽新而必切体”，体现了曹麟开以真实、切体的竹枝词记录新疆风俗民情的努力，使其得以在清代竹枝词中独树一帜〔35〕。

（二）特定年代竹枝词的研究

唐宋是竹枝词的移植期，自唐中期刘禹锡开始出现文人创作，到了宋元逐渐增多，近十年来学界从宏观角度对于唐宋及元代竹枝词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问世。

宋代竹枝词的创作题材扩展到社会生活领域，其艺术手法也更加多样化。郭庆杰《轻盈流动浓淡相宜：试论唐代的竹枝词》一文对唐代竹枝词的思想内容和形式特色作了分析，他统计出当前文献可见的“唐代文人竹枝词共有28首，其中，以抒发思乡怀土之情为主的有9首，歌咏男女健康纯真爱情的16首，而歌咏当地风物人情的比较少，3首”，而意境美、有一套音韵适合于歌唱、巧妙地运用了大量的隐字谐声的双关语是唐代竹枝词形式上的三大特色〔36〕。钱晓燕则结合巴蜀、吴越、荆楚、江西、燕赵地域文化特色，对宋元竹枝词做了一个分地区的详尽研究，概述了竹枝词在不同地域反映的不同文化特色，并探析了其风格各异的原因〔37〕。

明清是竹枝词创作的高峰期，尤其是清代，政治环境的牵掣导致大量文人学者无法将心中的所思所想表达出来，只好借助竹枝词这种简单、便捷而且相对安全的语言文字来抒发自己的感受。王辉斌介绍了现存的明代文人所作的竹枝词，统计出其总量为1858首，进而指出明代竹枝词的数量、所涉及的地域范围、题材内容均是前无古人的，并且为清代地方性竹枝词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38〕。概言之，明代竹枝词大体有四个特征：“一是传唱地域主要为巴渝湘楚吴越一带，广泛传唱于大江南北；二是演唱者既有女性也有男性，演唱环境多为月下水边；三是演唱内容多以爱情为主，兼咏劳作，以苦怨为感情基调；四是音调上具有柔靡婉转的南音特征”〔39〕。而清代竹枝词则不再是一味的苦怨和柔靡，其“以俗为美”的特质在于反映风土民俗、描写男女爱情，其真实之美则表现在多反映现实、揭露战乱之作和哀叹官场腐败、黑暗，梁颖珠对此有所论述〔40〕。清代竹枝词的题材内容与前代相比，有了全面的创新，甚至出现了歌咏外国的竹枝词，如“尤侗……又尝作《外国竹枝词》百首”〔41〕，“陈道华的《日本竹枝词》，潘飞声的《柏林竹枝词》，局中门外汉的《伦敦竹枝词》等等”〔42〕。

（三）特定地域竹枝词的研究

地域性竹枝词研究一直都是学界竹枝词研究的热点，原来多注重对竹枝词发源地四川地区以及经济文化开发较早的东部地区竹枝词的研究，近十年来，学者们还将目光扩展到了新疆、两广、东北等其他地方，地域性竹枝词研究的范围可谓遍及全国。

对竹枝词发源地巴渝一带及长江上游和中游竹枝词的研究是以往竹枝词研究的重点地区，近年来对于这两地竹枝词的研究依旧成果斐然。乌江流域的山水与民歌孕育了传唱千古的文学奇葩，而竹枝词也真实的记录了土家人的生命历程。向彦婷论述了土家族与竹枝词的关系，在整理和归纳土家族竹枝词的基础上，对竹枝词所反映出来的历史掌故、社会风貌、自给自足的经济等方面的土家族历史做了概括，对竹枝词里的土家族民俗文化进行了描述〔43〕。黄柏权、魏瑶的《溪州竹枝词：土家族主位写实》〔44〕指出溪州竹枝词是改土归流后溪州土家族地区社会风俗的真实写照，历史文化价值和史料价值极高，“反映民俗风情和时事变迁”是乌江流域竹枝词的认识价值所在，艺术价值在于“关注现实的视角、通俗自然的语言、诗乐舞一体的形式”，社会价值则是“为当代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生存参考，是发展地方文化产业的重要资源”〔45〕。

三峡地区竹枝歌是中国竹枝词里一个典型的以风景描绘流传千古的竹枝词群，余学新的《浅谈三峡竹枝词的表现手法》〔46〕归纳了三峡竹枝词的20种表现手法，包括比兴、对比、用典、出奇、夸张、点睛、机趣、误会、迭字、白描、抒臆、动态、语趣、对仗、拟人、双关、顶真、呼应、回环、形象等。三峡竹枝词艺术风格鲜明，“一是语言流畅，通俗生动；二是不拘格律，自成体式；三是诙谐风趣，词风明丽；四是隐语比喻，谐音造形；五是山水景物，独具风韵”〔47〕。“九省通衢”、横跨长江两岸的武汉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摇篮，胡俊修、索宇的《民国武汉竹枝词的平民化取向：以蔡寄鸥作品为例》以蔡寄鸥的竹枝词为例，认为民国武汉竹枝词“重于描写事态民情，洋溢着鲜活的文化个性和浓厚的乡土气息，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当时武汉市井生活的真实样态”，是研究武汉近代社会的重要史料〔48〕。

以江苏、浙江、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竹枝词的研究是近年来成果较多的研究领域，这一带自唐代以来开发迅速，尤其到了近代，成了西方文明东传的最早实验地之一，晚清以降江南地区的竹枝词都市化和现代化气息颇为浓重。倪辉的《江南竹枝词研究》〔49〕系统梳理了包括江、浙、沪三地在内的江南地区竹枝词的发展历程。程洁的《上海竹枝词研究》对元至近代的上海竹枝词发展概况进行了梳理，并且分类概述了其反映的社会面貌，最后还提出了当下对于上海竹枝词的保护与传承问题〔50〕。“洋场竹枝词可以说是上海都市文化注脚的历史，也是上海近代化的一面镜子”〔51〕，由此应当“将竹枝词看作都市文学和都市文化的组成部分”〔52〕，重新审视其在都市化进程中所起到的文化承载作用。洪嘉珮在其《明清城市化进程中的西湖竹枝词》中即强调了西湖竹枝词在明清都市化进程中所扮演的文化角色〔53〕。

山水风景一直是竹枝词创作者们乐此不疲的主题，西湖自古山水多情，也自然成了历代文人骚客吟诗作曲的对象。以西湖为名的竹枝词始于元代，兴盛于明清。章微微对历代西湖竹枝词进行了分类、整理，同时剖析了其艺术特征〔54〕；刘永、李正爱则指出爱情是西湖竹枝词最重要的主题，并阐述其原因为“首先是受刘禹锡的影响，其次与西湖审美自由的人文环境有关”〔55〕。镇江古称京口，江南水乡的柔媚吸引了无数文人骚客创作了大量竹枝词，尤以清代最盛，保留至今者也最多。孙欣将其分成咏史、纪事、风物、言情四大类，指出了其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所在〔56〕。竹枝词是清代镇江“地域风貌的真实展现”〔57〕，也是清代镇江地区社会风貌和城镇百姓农耕、渔猎生活的生动写照。

新疆地区的竹枝词到了清代才成规模出现，充满大漠孤烟的苍凉与野旷天低的恢宏，并饱含着爱国情思〔58〕。新疆竹枝词得以在清代兴盛，与清王朝对新疆加强控制的政治背景有关，同时，大批官员和文士被流放到新疆，而这些人继承了前人优秀的竹枝词创作传统。新疆竹枝词从内容上看，“一是反映了当地人民的劳动生产情况，二是可以看到新疆富饶的物产，三是展现了新疆美丽奇异的自然景观，四是反映了新疆独具特色的婚丧习俗”，“形式上七言四句，定于一尊；风格上自然活泼，崇真尚美；语言上俚语方言，均所不避”〔59〕是新疆竹枝词的艺术特征。宋彩凤的《乾隆朝新疆竹枝词创作特征及个案探析》指出：“乾隆朝新疆竹枝词创作正处在发展初期……其主要特征表现在三点：情感基调健康积极、表现民俗丰富全面、风格繁富，手法多样，民歌风味较浓”〔60〕。她的《山水相与话“竹枝”：文化间性视野中的新疆竹枝词》将新疆竹枝词放在文化间性视野中进行考察，对庄肇奎、王曾翼、王芑孙、林则徐和萧雄创作的新疆竹枝词与南方竹枝词中的山水意象作比较，指出：“新疆竹枝词是在南、北方文化对话、交流中互相影响和融合而成的”〔61〕。赵目珍以纪昀的《乌鲁木齐杂诗》、萧雄的《西疆杂述诗》、祁韵士的《西陲竹枝词》、庄肇奎的《伊犁纪事》、福庆的《异域竹枝词·新疆》、曹麟开的《塞上竹枝词》、王芑孙的《西陬牧唱词》、王曾翼的《回疆杂咏》、林则徐的《回疆竹枝词》为例，论证了清代新疆竹枝词“‘一统极盛的爱国思想倾向，多元化的风格类型，自然纯熟的艺术特征”〔62〕。

两广地区丘陵密集，地理特征颇多相似，古代多数时间段里为朝廷流放因政治事件被贬的官员和犯人之地，留存在世的竹枝词相对不多，学界对两广竹枝词的研究近年才开始起步。罗俊萍的《岭南竹枝词研究》对两广地区竹枝词的发展历程做了较为深入的探究，并分析了其艺术特征和民俗价值〔63〕。伴随着商贸交流，竹枝词这种新式文学体裁也于元明之际入粤，至明清出现了大量的《广州竹枝词》，其内容丰富，涉及面广，语言简朴、通俗明快，纪实存史，史料价值极高，对广州地区文化建设“在旅游文化中具有文字导游作用，在方志学与民俗学研究中具有较高的价值，在岭南通俗文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64〕，而清初至嘉庆年间是“广州竹枝词创作的活跃期”〔65〕。

东北竹枝词始见于元代，发展于晚清民国，而从元至清之间则目前尚未有关于描写东北地区的竹枝词。吴博的《东北竹枝词研究》概述了东北竹枝词的发展历程，从内容、形式和艺术特点上对东北竹枝词进行了分析，还对《沈阳百脉》进行了个案探究，是学界迄今为止论述东北竹枝词最为详尽和深入的研究成果〔66〕。曲哲的《辽宁历代竹枝词文献类析》对辽宁地区历代竹枝词进行了内容方面的分类，认为辽宁历代竹枝词具有“关注特定的人文地理，关注满族习俗，关注重大历史事件”〔67〕的特点。

竹枝词语言文字虽朴实、通俗，大量引用俗谚俚语，极度口语化，但正因其具有此种独特风格，才得以广为传唱。近年来，学界对竹枝词文字运用艺术的研究也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果。冉懿的《清代安徽竹枝词的民俗词语研究》选取了清代安徽地区现存1300首竹枝词，从民俗语言学的角度对其民俗词语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后指出，清代安徽竹枝词民俗词语的主要语言结构为双音节偏正式和三音节动宾式；多出现在小注或以完整形式嵌在竹枝词中，本身参与注解；多反映岁时节日、信仰及物质民俗；鲜明的地域性；表现形式多样性；传承性；专属性；系列性和层次性的特点〔68〕。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探究的还有赵娟的《云南竹枝词民俗词语研究》〔69〕、王翠翠的《山东竹枝词民俗词语研究》〔70〕和吴玉凤的《明清华南竹枝词民俗文化词语与熟语研究》〔71〕。

四、多元化学科视角下的竹枝词研究

（一）民俗学视角下的竹枝词研究

竹枝词最重要的内容或主题之一是历朝历代社会风貌尤其是底层普通百姓生活近乎真实的写照，其反映的地方风土民情是研究各地民俗的重要参考资料。

近年来竹枝词研究有了新的视角——民俗学，学者们开始重视竹枝词对于民俗研究的重大意义了。彭福荣的《试论乌江流域竹枝词民俗内涵》认为该地竹枝词具有“丰富的饮食居住习俗、完整的人生礼仪习俗、不同的岁时节令习俗、复杂的信仰禁忌习俗和繁多的头饰服饰习俗”的民俗内涵〔72〕。秧乐的《清代黔苗竹枝词中的民俗文化内涵与价值研究》从丧葬文化、婚姻习俗、崇拜三个方面对379首清代黔苗竹枝词中的民俗文化进行归类和分析，并指出其价值在于“一方面可以了解当地的民间风俗，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透过这些风俗，挖掘出其背后隐藏的文化内涵。可以看到清代贵州少数民族的生命观念、生活观念、民族价值观等”〔73〕。张建春的《清代西域竹枝词的历史文化价值》论述了清代新疆地区竹枝词在民俗史料方面的文化价值〔74〕。潘莉的《宁波古代竹枝词与宁波民俗》指出宁波古代竹枝词是宁波古代物质民俗、意识民俗、社会民俗、社会民俗、节日民俗及民间口传民俗的真实写照〔75〕。米海萍的《清代咏藏竹枝词的民俗内容及其特点》将清代歌咏藏区的竹枝词的民俗内容归为物质生产民俗、衣食住行民俗、精神信仰民俗三大类，并指出“举凡研究藏区民俗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都不应忽视其价值”〔76〕。

对个人创作竹枝词民俗内容作介绍的则主要有王学义的《文人竹枝词中的民俗图景：以郑板桥〈潍县竹枝词〉为分析对象》，他以郑板桥《潍县竹枝词》为例概述了文人所作竹枝词中的民俗内容〔77〕。韦燕宁的《论刘禹锡〈竹枝词〉的民俗美》概述了刘禹锡竹枝词中的民俗内涵〔78〕；孟学华、刘世彬的《清朝末期贵州文人欧阳朝相的“都匀竹枝词”民俗特点简析》则论析了欧阳朝相《都匀竹枝词》的民俗内容特点〔79〕。

古为今用则将竹枝词的民俗价值发挥到了最高境界。孙非寒、叶崇凉以竹枝词中的民俗内容为源、资本利用为目的，提出温州竹枝词可“用于诸如文化主题公园、广场、博物馆、岁时节令等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中……用于民间手工艺品、餐饮等行业商业宣传、包装中……广泛运用于具有地方特色的餐饮企业的文化宣传上”〔80〕。

（二）历史学视角下的竹枝词研究

“以诗证史”是中国历史学研究者治史的传统方法之一，将竹枝词作为一种史料加以研究和利用则是近些年的事。赵明、杨雪莲的《江西竹枝词的史料价值》认为江西竹枝词数量众多，时空跨度大，历史角度宽阔，内容广泛，信息丰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81〕。孔煜华的《竹枝词的史学价值：以江西竹枝词为中心》也以江西竹枝词为例，指出其史学价值在于：“一是作品的可信度高，可与正史、地方志书相印证；二是某些竹枝词还能补正史、地方志书之不足；三是作品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四是作品的地域性和针对性强，是个案研究的好材料”〔82〕。杨雪莲的《论清代江西竹枝词中的社会经济生活》从史学角度论述了清代江西竹枝词中反映的社会经济概况〔83〕。小田的《竹枝词之社会史意义——以江南为例》则以江南地区竹枝词为案例，从史料来源、史料内容方面考察了竹枝词作为史料的可用与慎用之处，为竹枝词的社会史研究提供了理论性的方法指导〔84〕。严奇岩的《浅谈竹枝词的地方志价值》认为竹枝词描绘的多是地方的风土人情、山川水木，是“艺文志”的精华，除此之外，“地方志中的舆地志、风俗志或地理志等收入了竹枝词，起到以诗补志的作用”〔85〕。其他探讨竹枝词史学价值的文章还有梁颖珠的《清代竹枝词的史学价值初探》〔86〕、姚春兴的《嘉兴竹枝词、棹歌体诗史料价值考述》〔87〕、朱秀敏的《福庆〈异域竹枝词〉的史料价值》〔88〕。

除了民俗学、历史学视角外，近年来学界还从其他学科角度对竹枝词进行研究。熊晓辉、熊剑从音乐学视角对竹枝词进行探究，其《论明清时期土家族竹枝词对地方音乐的影响》认为土家族竹枝词记录了许多土家族的音乐活动，给土家族地区的音乐创作带来了新的元素，也对地方音乐产生了重要影响〔89〕。王海霞的《琴歌〈竹枝词〉的音乐文化意境思考》从音乐角度对琴歌《竹枝词》进行了赏析，认为其产生的文化源泉是“巴渝民歌”，“这首《竹枝词》不仅以其独特的文学意境在中国文坛上暂放异彩，而且又以独特音乐的方式展示在今人面前，歌唱家陈俊华用她那纯美细腻、明亮柔润，清晰含蓄、淡雅浓郁的声音带给了观众最美的感受。所以这首词无论从内容创作、还是音乐谱曲上都深刻的道出了整首作品的文化意境，是中国古诗词曲谱之中保留下来的一个代表”〔90〕。李健的《传播学视野下的竹枝词发展》从传播学的角度指出竹枝词之所以得以广泛传播，是因为“竹枝词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信息，其信源（作者）和信宿（读者）之间存在广泛共通的意义空间、信息（文本）符号的特殊性及包含寓意广泛而贴近生活是竹枝词在传播过程中取得良好传播效果的关键”〔91〕。徐忠明的《雅俗之间：清代竹枝词的法律文化解读》认为竹枝词还可以成为研究法律文化的素材，因其对于清代百姓好讼或健讼的社会风气及其原因与技巧，官府衙役视诉讼为利薮的现象以及诉讼的危害等都有生动的描绘。衙门的贪污腐败与乡野民众的诉讼风气是其关注的法律焦点，而这恰好构成了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基本问题，对于研究清代法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92〕。

五、结论

纵观近十年的竹枝词研究，主要存在以下缺陷，在今后的研究中应予注意：

（一） 重视晚清（1840年）以前的竹枝词研究，缺乏对近代竹枝词的探究

近十年来，学界从文学、史学等各个不同视角介入，对竹枝词的源流与风格流变等做了研究，但对象均为晚清以前的竹枝词。实际上，鸦片战争以降，随着西方文明的东传和近代时事政治局势的变迁，传统中国社会被迫转型，由此使得文化层面产生了剧烈的动荡，民众心理和价值观渐变，竹枝词的题材随之发生巨变，政治性主题的竹枝词大量涌现，尤其是较早接受欧风美雨的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区。但学界对此尚未关注，这是近十年竹枝词研究的一大缺憾。

以北京竹枝词为例，其中反映了诸多社会问题。国都北京城里，一方面王公贵族、富商大贾们濒临国破家亡了还在醉生梦死，纵情享乐，不思进取，如王公贵族：“渔阳鼙鼓动新秋，燕市笙歌尚未休。福晋不知亡国恨，驱车犹觅小杨猴”〔93〕，政府大臣：“天下兴亡在眼中，雍容揖让古贤同。半闲堂上斗蟋蟀，忍令君王泪染红”〔93〕，富商大贾们则：“钱财万贯奉菩萨，火化成灰尚信迷。盍乞一文略施舍，路旁饥妇抱儿啼”〔93〕。另一方面，普通老百姓则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如：“当兵纳税是当然，何必要求分外权？国有一钱民一血，犬羊牛马有谁怜？”〔93〕，缝穷妇们更可怜：“贫家妇女满胡同，蓝布衫名‘一裹穷。斜戴凉簪歪挽髻，清晨大半发蓬蓬”〔93〕，皖北甚至人人相食：“不见流民郑侠图，实官捐害到当涂。向来人命如儿戏，赤野青苗惨不如”〔93〕。

人民群众对国家与社会的政治矛盾反应敏锐，亲身经历了其中的痛更能体会背后的苦，客观上推动了竹枝词的创作。一方面，人们希望借竹枝词来表达心中的苦痛和创伤，另一方面，爱国心、民族精神和反抗压迫的本性及心理诉求也无形中驱使着竹枝词的创作者们不断地挖掘自身潜能。在此背景之下形成了清末民初北京竹枝词的一种群体性创作，即政治题材竹枝词大量涌现，如清人佚名的《十年都门竹枝词》，孙雄的《丙寅竹枝词》，赵柏岩的《春明竹枝词》，佚名的《都门竹枝词》，复侬氏、杞庐氏的《都门纪变百咏》等。这些竹枝词为研究晚清民国时期老百姓的政治观或者心理变化，以普通民众的视角看国家和社会政治上的巨变等问题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素材。而当前学界仅有数篇探讨近代竹枝词的论文，且多为对社会器物层面西化的陈述，如王子今的《清人上海竹枝词透露的近代化气息》〔94〕等，远远不能反映这一时期竹枝词的真实样态，今后有待加强研究。

（二）注重对现有竹枝词文本的研究，缺乏对文本创作缘由的探究

近十年的竹枝词研究均将其作为现成文本直接加以利用，而尚未有对文本的考述，尤其是词作者创作动机的考述。竹枝词创作者们之所以孜孜不倦地写作和吟诵竹枝词，原因颇为复杂，值得学者们探究。

以北京竹枝词为例，笔者认为竹枝词创作缘由至少有以下三种：第一种为文化性的“纪风土，讽时尚”。竹枝词的本意即在歌咏风土人情，创作者也多以此为意。清人得硕亭在其《草珠一串》序言中写道：

竹枝之作，所以纪风土，讽时尚也。然于嬉笑讥刺之中，亦必具感发惩创之意。故诽词谑语，皆堪借以生情；即巷议衢谈，不妨引以为证……潇潇细雨，空余北海之心；勃勃诗情，敢效东施之态。因人及物，共得百有八章，集腋成裘，真乃一言以蔽，名之曰《草珠一串》〔93〕。

而其《都门竹枝词》则更是如此：“往见桐城杨米人作《都门竹枝词》一百首，已极概括。细玩之，尚不能无遗漏处；更有近日异事新闻，为当日所未闻见者。余客居多暇，补成一百首”〔93〕。李静山的《增补都门竹枝》则是对杨静亭《都门杂咏》的增补：“静亭杨老夫子，作都门打油歌若干首……然今已数十年，风土所有变更，人情有所嗜好，风移俗易，昨是今非，实未有革故鼎新，重而增补者”〔93〕。又如夏仁虎在其《旧都秋词》序言中写道：“岁序不留，鞍人多感。见红兰之受露，识素秋之已深。偶仿竹枝之歌，聊当梦华之录……传他之时，或成掌故云尔”〔93〕再如民国沈时敏所言：“虽非钧天之奏，大雅之章，征之近今，亦可备采风录之一云尔”〔93〕。

第二种为出于娱乐消遣目的之创作：“闲愁闲恨惹情丝，又向芸窗赋竹枝”〔93〕。如佚名在其《都门竹枝词》序言中写道：“空斋独坐夜迢迢，一盏孤灯伴寂寥。吟唱竹枝三十韵，聊将消遣过寒宵”〔93〕，其竹枝词可谓是打发时间之作。清人杨搢则在“惆怅燕台两度游”之际：“风雨连床细细哦，卯君疑字问东坡。闲将冀北零星事，谱作江南欸乃歌”〔93〕。姚华在其《丁巳都门杂诗》序言中说道：“欲资稗乘，聊记琐言，途说道听，所闻多市井之辞，形赠影答，其意在文字以外，得失之数，又何知焉！”〔93〕，再如清末高宪斌写道：“闲愁闲恨惹情丝，又向芸窗赋竹枝。毕竟何干游子事，春风吹皱碧波词”〔93〕。文人赋诗也是一种消遣方式，于消遣之余大大推动了竹枝词的发展。

第三种为触景生情的“身之所至，目之所触，戏成俚语”〔93〕。此种创作目的不在于娱乐消遣，更多的是抒发面对此情此景时的内心感受。如清末孙雄：“昨于消寒会席间，闻友人言各省近事，归后以韵语纪之，聊附以小雅怨诽之义”，其目的在于：“窃冀天心悔祸，民困稍纾，并望在位君子时垂览焉”〔93〕。清人胡天游云：“初夏八日，往丰台观芍药，未有放者。用竹枝体赋诗十首……时适感事，遂杂写其意云”〔93〕，也是有感而发。再如清人杜浚旅京之时写道：“余客京师八十日。棘闱以前既匆匆无暇晷……就吾身之所至，目之所触，戏成俚语若干”〔93〕。

（三）注重对竹枝词的“述”，而缺乏对其的“用”

从上可见，无论是对特定个人、年代和地域竹枝词的研究，还是从文学、民俗学等特定的学科视角对竹枝词的研究，均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方面确实能将某一问题梳理清晰，深化人们对竹枝词的认识，但另一方面也存在遗憾，即未能将竹枝词的效用充分发挥出来。笔者在此举几例加以说明，且看以下三首竹枝词：

车如流水去来忙，岗警维持手脚慌。

乡人不识柏油路，疑是人家打稻场。〔95〕

人力车夫六万名，沿街无处不居停。

却因汽电来争胜，剥夺机穷一线生。〔93〕

双马轮车夹小车，终朝辘轳起沙尘。

却劳工部经营好，酒扫街前十万家。〔96〕

如果从“述”的层面来研究竹枝词的话，可见：车水马龙的道路上出现了维持秩序的警察；城市里有了人力车和汽车，而且汽车抢了人力车夫的生意；马路因劳工部的经营而干净整洁了。如若仅限于此的话，此三首竹枝词的功效则停留在了表层，仔细研读，我们还可以从中读出由传统向近代转型期民众交通意识和法规的匮乏，这正可以作为研究近代中国交通变迁的一种珍惜史料。如此，竹枝词的功效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也即将其“用”到极致了。不光交通史领域，在其他诸多学科问题上均可“用”竹枝词，竹枝词的研究视野也会因之不断得到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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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武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