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帆

谢有顺，文学博士。一级作家。教育部2015年度青年长江学者。现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湖北省“楚天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兼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等。在《文学批评》《文艺研究》等刊发表学术论文三百余篇，出版有《文学如何立心》《散文的常道》等著作十几部，主持多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曾获冯牧文学奖、庄重文学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等奖项。入选全国“四个一批”人才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为批评家的批评写批评是艰难的，这光从语言的缠绕表述上就能看出来，为70后的批评家写批评更是艰难的，因为他们吃的盐比我走过的路还多，而给70后的批评家谢有顺写文学批评，这已不是艰难与否的问题，这让我有些发怵。不能说是“近乡情更怯”，因为我与谢有顺教授素昧平生，也不能说是“雾里看花”，因为为了此次批评文章，我系统性拜读了谢有顺教授的批评著作，这只可能是“知之者深深畏”，也就是在完全了解一个人、并被一个人的精神追求所深深折服后的那种无力感，所谓“高山仰景，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罢。好在谢有顺教授的话告诉我“真正的批评，是用一种人性钻探另一种人性，用一个灵魂把另一个灵魂卷走”，好在我还有人性、庆幸我还有灵魂，那就让我呕出一颗心来，冒着被人嗤笑的危险，展开这样一段批评之旅吧。

孟老夫子还在世的时候常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所以，不能免俗地在进入正文之前，我先对谢有顺教授的人生经历作一侧写。他1972年出生在福建长汀县濯田镇美溪村，长汀县地处闽粤赣三省边陲要冲，险要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奇崛的美景，但也让隶属其下的美溪村在1999年才通电、2005年才通公路。可以想象，少年时期的谢有顺过着的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生活。1990年他以师范保送生的身份进入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在大学二年级时，他在《福建文学》第9期发表文学评论处女作《语言：故事的生成或消解》，并获“《福建文学》1992年度优秀作品奖”。没有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佛乱其所为的艰难，他只花了短短两年的时间，一切便水到渠成。这样的生命表现是不俗的，而这样的学术起点，让人禁不住地想要拍大腿。这之后，在文学评论的道路上，他就像是开了挂一样，一发不可收拾。大学三年级时，他在《当代作家评论》《文艺理论研究》《文艺评论》等刊发表论文近十篇，其中有5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大学四年级时，他在《文学评论》发表长文《终止游戏与继续生存——先锋长篇小说论》。毕业后的第一年，也就是1995年，他开始在《小说评论》开设“小说的可能性”专栏，一期一篇，直至2000年结束。这之后多年间，他又结集了文学评论集多部，包括但不限于《我们内心的冲突》《我们并不孤单》《话语的德性》《先锋就是自由》《此时的事物》《从密室到旷野——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转型》《文学如何立心》《小说中的心事》《诗歌中的心事》《散文的常道》。这样的学术人生，几近传奇，也难怪他的老师孙绍振教授会称其是个“奇迹”。于我而言，回望这样一段文学批评历程，内心是感动的，同时也日渐明白，是谢有顺教授多年来不断坚持与自己对话的努力，让他取得如今的不俗成绩。那么在这个夜晚，我就试着走进这片枫树林，踏着落叶的脚印，去寻找那颗仆仆风尘的心。

任何处在草创期的事物，总是稚嫩的，这一般也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但是当用这条规律来条框谢有顺时，却发现理论有时候也并不能完全指导实践，至少在谢有顺这里，实践有它自己的想法。谈到谢有顺的文学批评道路，不能避开、也不舍得避开的，是他手握《语言：故事的生成或消解》一文踏着正步走来的样子。就这篇文学批评文章而言，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年轻的谢有顺在小试牛刀。他在文中完全将自己隐去的做法，实在是也符合他点评的余华那些先锋小说家的小说創作手法，通过冷静、理性的观点阐释，他为文坛呈现了切入先锋小说研究的较为独特的语言视角。自然地，通过题目也可以看出整篇文章中闪耀着中国人独有的辩证法特质。如果用历时性视角与之后的文章相比较，会发现一个明显的不同，而这也是诸多评论者在阐释时提到的那样，这篇文章看着实在像是一个白胡子老头儿写的，如果情况没有那么糟糕的话，也至少应该是个中年人，这样的评论一方面指出了整篇文章的优点，理性、冷静、客观，另一方面也暴露出谢有顺在创作此文时的策略性选择，融入批评人群的策略性选择。但是，有的鱼注定是关不住的，因为它们属于天空，谢有顺便是这样的“鱼”。如果说写作《语言：故事的生成或消解》一文时的谢有顺，是带着口罩，拿着一把杀牛刀，中规中矩地将牛肉片下来，展览给人看，那么之后《危险的写作》《缅怀先锋小说》《先锋文学中的一个现代主义主题研究》等一系列文章，则更多显示出他快意凌冽的一面，提刀而立，噬人并自噬。我实在不能阻止自己把这样一个文学批评的片段粘贴在这里：

余华这个最杰出的人性杀手就诞生在1987年以后，他是一个靠食用人类肉体而存活的形而下者。在他的笔下，本能冲动是世界唯一存在的合法秩序，人物都是些生物欲望膨胀，然后在暴力中死去的史前时代的子民，他们对文明进化漠不关心，或者说文明进化使他们走向了其反面。余华不是简单的人性恶张扬者，他更出色的创新是：面对当下社会苦难而绝望的生存景象，他只充当一个客观而实事求是的记录者。余华小说在内容上的杀气与形式上的平静之间这一矛盾对立，诱发了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一个新领域，从而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段落。

面对这样的文学批评，说实在话，我找不出合适的词语去赞美它，那就只好行到水穷处，比喻句来凑罢。这就像是夜深了，深到无人处，只剩海浪和堤岸，碎石断裂，大海露出她的饥饿，谢有顺从海上走来，端着排列整齐的牛肉和自己热腾腾的心脏，供她食飨。他对自己内心的剜剖，也还表现在这里：

绝望与盼望、堕落与拯救，一直是在同一终极下的永恒母题。而最重要的是，作家在描绘绝望、堕落的景象时，要使得它们能通向盼望、拯救，接受终极光芒来穿透生存的黑暗。文学既然是一种高贵的精神事物，就没有理由回避这些有关存在的本质问题，恰恰相反的是，作家的眼光应是坚定不移地转移到这点上来。这是需要心灵勇气的。因此，中国作家一度由于判断尺度的模糊和匾乏，而回避了文学与生存之间的直接对话，把文学的重心转移到与生存毫无关涉的语言自娱上。也就是说，当作家对表达的对象感到无法用力的时候，表达的手段（语言与技术） 反而成了他们用力的地方。正如透过玻璃看事物，玻璃一旦模糊，人们的注意力就会转移到玻璃上来。

没有对中国文学切肤之痛的感知，是不会有这样的文字的，没有对全人类的生存关怀，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论述视角的。正如孫绍振教授所言：“他的出发点不是世俗的人生的感叹，而是从精神天国投射向世俗人生的一道救赎之光。那个精神彼岸，是那样纯洁、崇高、风烟俱净……他的诚惶诚恐、抵制谎言、拒绝游戏、为真实所折磨的主题，正是他的信念的真诚而自然的流泻。”

如果说我自己的青春往事都是“事故”的话，那么谢有顺的青春则充满故事。这里有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明亮，当然也有靠稿费维持生活、照顾父母的生存艰难。大学毕业后不愿接受定向分配回老家教书的命运，谢有顺选择去福州一家杂志社打工。成长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谢有顺，对有编制这个事还是很渴望的，或者就当时的中国人而言，稳定这个事儿还是很重要的，“铁饭碗”意味着吃上国家饭，而国家这口大铁锅里面是不大可能缺粮食的，“她”有一口，我就能有一口。但是，谢有顺却放弃了这样的“铁饭碗”，日后据他回忆起来，这里面没有勇敢和理想主义的成分，更多的是被迫和无从选择。理想主义终于遭遇了现实，面对这样的人生选择题，谢有顺和大多数人一样，经历了人生的困惑与迷茫，怀疑与否定。不是每个文人都能愈穷愈工，贫穷多数带来的是对人皮肉的啃食、精神的消磨，钱是重要的。但是为了世俗而放弃理想，自己当初已经放弃了一次“铁饭碗”，成本已经沉没一次了，如果再放弃一次的话，自己的人生将还剩下什么呢。所幸的是，外面有苦难，谢有顺的心里有坚持。在外面的喧嚣褪去，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机会参与这个热火朝天时代的时候，他开始过上了相对清净的读书和写作生活。他依靠自身出色的才情与学术界良性互动的过程，也帮助他度过了那段艰难岁月。这之后，他也更相信自己笃信的信条：文学批评所要呈现的就是“无论如何与我相关”的事物。这也是为什么他将自己的第一部文学批评集命名《我们内心的冲突》的原因。确实，这一时期的谢有顺的文学批评，更多是他将自己放置于文学作品中，他希望通过与作者、文本、世界的对话，来缓解他内心的恐惧、矛盾和不安，疼痛、寒冷和纠结。

想着一代巨匠杜甫老爷子也是在八月秋高风怒号，卷他屋上三重茅时，实在忿恨，写下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大把年纪涕泪横流、泪沾襟，说要人间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生活稳定，总是能够带来内心安定的，无片瓦遮身、无茶饭饱饮的日子，奢谈崇高与理想。2009年谢有顺搬家了，开始陆续购进红木家具，喝茶、写毛笔字。关于喝茶，他这么说：“喝茶，是种状态。在喝茶过程中，自然对茶有了解、品茶与鉴别，把你带到一种状态……喝茶过程中的仪式感，我并不反对。没有仪式就没有文明，文明就是在裸露的东西上涂一点装点的色彩……当然，喝茶有时也是为了解渴。生活中，我每天必不可少要喝上几道茶，有时口渴就拿大杯喝，不拘泥茶道，还是率性自然一点好。”没有意外，即使在谈到日常生活事物时，谢有顺的话也表露着语言组织的美感、表象下问题实质抓取的精准。任岁月洗礼，不变的还有那最初的纯真。至于他的文学批评，也开始呈现出同样一种从容的温暖。

2009年，在《文学批评的现状及其可能性》一文中，他再次重申自己的文学评论观：

这些年来，刻薄的、黑暗的、心狠手辣的写作很多，但我们却很难看到一种宽大、温暖并带着希望的写作。作家、批评家的灵魂视野存在着很大的残缺。要知道，只看到生活的阴暗面，只挖掘人的欲望和隐私，而不能以公正的眼光对待人、对待历史，并试图在理解中出示自己的同情心，这样的批评很难在精神上说服人。因为没有整全的历史感，不懂得以宽广的眼界看世界，批评家的精神就很容易陷于偏狭、执拗甚至狂躁，难有温润之心。这令我想起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一书的开头，劝告我们要对本国的历史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钱穆所提倡的对历史要持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这既是他的自况之语，也是他研究历史的一片苦心。文学批评的写作又何尝不是如此？

同样还是强调文学批评要与自身当下生存境遇两相阐释，主张文学批评要吐出一颗真心去贴合，但是仔细品读之下，还是能发现些不同，情绪的不同。如果说前期谢有顺的文学批评，就像是在暴雨中呼喊的青年，梳着朋克头、穿着铆钉靴，在对文学的肢解中获得自身存在的意义，那么这时的谢有顺，不再需要通过与外界的沟通来获得内心的安定，因为生活的安定与内心的沉淀，已然让他成为一个自带光源的人。在这样一个时代，做一个内心温暖的人，是困难的，因为肉身不断在经历刀光剑影。读这一时期的谢有顺的文学批评，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的澄澈，站在世界中心呼唤爱的可爱。看着写出这样文字的人，你可以想到，他把他早年的人生经历，不管好的坏的，都化成现如今生命的温暖底色，用接纳、包容、理解去审视它们，选择一颗有爱的心去阐发它们，这难能可贵。当然了，语言组织的艺术，在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中，也还是那么常见与耀眼：

真实地写出一段人生，并为一种朴素的人格加冕，是文学能够感动人的核心品质;而在一种生活背后，看到那条长长的灵魂的阴影，咀嚼它的幸福和悲伤，并思索它的来路和去处，是文学得以重获心灵深度的重要通道。从这个角度看，阎连科确实写出了一本很多人都想写的书。

这里我就慷他人之慨，用谢有顺教授的话，来为这段文字加注吧：“文学的力量不是来自声嘶力竭的叫喊，也不是来自鲜血淋漓的批判，而是来自一种对生命处境的真实体会，来自作家对人类饱含同情的理解。好的文学，总是力图在‘生活世界和‘人心世界这两个场域里用力，以对人类存在境遇的了解，对人类生命的同情为旨归。文学的正大一途，应该事关生活、通向人心。”而这样一段话，同样适应于对谢有顺教授文学批评的评价。

三十六年前，一个小男孩儿因为祖母离世等家庭变故被谢有顺教授迫跟随父母远走他乡，这期间他跟着一个乡村老中医当学徒，背了一大堆的汤头口诀，满嘴药沫子儿的他没想到在语文老师和大伯的坚持下，他还能重新回到课堂。那时刚去世祖母的简陋墓地，就在他上课教室背后的山坡上，黄土是新的，很抢眼，上课时他止不住地往那里张望。多年后回想起这一经历，他说每次目光与祖母的墓地相遇，他孤单的心便会被恐惧和悲伤深深地攫住，而这样的记忆他一辈子也不会忘。当年孤单敏感的小男孩儿现在已然长成纤细的胖美人，他不再惧怕死亡与孤单，因为他知道生命本是一场旅程，开往未来的路上，没有人会再回返，而他也终于明白这一路不断失去，一生将不断见证，只有爱，才让人动容。感谢谢有顺教授让我再一次重温了毛主席的话：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个夜晚，走出这片枫树林，回想起与落叶一同隐身、和大地一同端坐的场景，还有那一轮皓月照见一片风霜，让人心怀感激、心生荡漾。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