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铁芳

(湖南师范大学教科院，湖南长沙 410081)

《关雎》作为《诗经》中耳熟能详的重要篇章，在中国文学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在发掘《关雎》的文学价值之时，也需要更多地关注其教育的价值。

爱的上升与个体成人的基本秩序

《关雎》全诗可分三章，首章四句，“见物起兴，直写自己的爱情和愿望”；次章八句，“写自己的寤寐不忘”；三章八句“写愿望实现时的欢乐之情，实际上是向往之辞”，[1]也即“‘寤寐求之’而不得，更思一法，即‘琴瑟友之’、‘钟鼓乐之’”。[2]所谓“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乃是“求之不得”之后以君子的锲而不舍来表达对“窈窕淑女”的“求”，“求”——而非“求”的结果也即婚姻——才是《关雎》一诗的中心所在。

如果说《诗经》编撰的目标乃是君子德性之教化，那么教化的出发点正是个人爱的情感及其调适。以《关雎》为开篇，无疑是看到了爱在个体发展中的基础性。“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跟“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同时敞开的正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爱之发生。如果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表达的乃是爱之情感的自然正当与优雅，那么，“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表达的就是爱的浓烈与爱者的节制。显然，这首诗不仅看到了爱的情感在个体诗性生命激励与彰显的重要性，同样提示我们爱的优雅、节制与适度。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诗的结尾传达的正是个体对美好爱情生活的期待，在这里，“琴瑟乃君子之器，可以传达君子的人格特质和精神追求”，[3]而钟鼓是所谓礼器，钟鼓之音正是礼乐文化的象征，正如荀子所言“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