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茹

摘 要：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做好典籍翻译和海外传播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史记》作为中国二十四史之首，华兹生和倪豪士译本是英译本中最具影响力的两个版本，本文调查了两个译本的同行专家书评和普通大众评论两方面，结果表明两个译本存在可获得性低、普及率低以及受众范围小等问题，传播效果不甚理想，这启示我们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工作不仅仅要做好翻译，更要关注传播相关研究。

关键词：《史记》英译;传播效果;传播学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079 （2020） 06-0-02

一、引言

新历史时代语境下，翻译是 “借助于文本匹配或相关的工具或资料让产品、理念、思想等得到尽可能广泛的传播”的一项活动（葛岱克，2011）。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讲好中国故事”的对外传播任务尤为迫切。中国文化海外交流和对话离不开翻译，典籍翻译自然承载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任，是当下提升文化自信的重要战略。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典籍卷帙浩繁，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就是该民族书写的历史（罗选明，2017），中华文明波澜壮阔的历史尽在二十四史，而司马迁所著的纪传体史书《史记》冠绝二十四史之首，记录了从上古轩辕黄帝到西汉汉武帝期间跨越三千年中国史，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等。《史记》集知识性和文学性于一体，当之无愧誉为百科全书式通史。

《史记》已被翻译为法、俄、英、日等多国文字，中外《史记》研究呈现出专题化、纵深化特点。译介和传播相关研究大致分为译本介绍（李秀英，2006）、译介影响（吴原元，2011）、个案研究（李小霞，2015）等。现有资料较少聚焦译本的传播效果，文学译介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项系统工程，既要考虑翻译的质量，更要考虑译本的传播和接受，而后者恰恰决定了我们译介过程中应该采取的翻译模式、策略和选材等一系列问题（耿强，2010）。本研究选取了《史记》英译最具代表性的华兹生和倪豪士的英译本为研究对象，旨在弥补《史记》英译海外传播效果研究领域的空白。

二、译本内容介绍

（一）华兹生译本

华兹生从20世纪50年代起从事《史记》相关翻译。华氏以日本出版的《史记会注考证》为原文，中国的百衲本《史记》作为参考，选取了《史记》中叙述性和文学性较强的汉朝人物列传加以翻译。先后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1961年），Records of the Historian：Chapters from the Shih chi of Ssu-ma Chien（1969年）。1993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了3部华氏译作。

为了在普通大众中普及中国经典文学，华氏采取归化翻译策略，保证语言简洁易懂，文学性高，但因缺乏文化注释和考证，文化性和知识性稍微欠缺为。华译的另一特点在于打破了《史记》原文的叙事手法，采用西方小说叙事结构呈现书中内容。考虑到西方叙事“头-身-尾”叙事结构，以及当时西方读者对《史记》知之甚少，他大胆调整了《史记》的整体结构，以宏观时间架构关照全文，按照一般历史叙事文学情节重新编排人物出场顺序，使得人物塑造呈现小说中人物推进情节的轨迹（李秀英，2006：54）。

（二）倪豪士译本

另一位对《史记》英译做出突出贡献的翻译家当属美国汉学家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倪豪士1989年开始着手全译本《史记》，采用团队合作翻译模式与其他译者一起翻译。到目前为止，已出版本纪2部，包括《史记·汉以前的本纪》《史记·汉本纪》;列传5部，世家1部。

倪译本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完全按照《史记》原作的本纪、世家、列传等的排列顺序，译文附有详尽的歧义考证、地点考证、相关章节说明、互文考证说明、文化背景知识注释及资料依据、词汇对照表等，每章译文后附译者翻译问题评注和说明，西文和日文译本书目、中外研究成果等资料，可供读者学习研究，体现出较高的文化学术价值。

三、《史记》英译本在海外的传播效果

典籍英译的优劣不能以自己学着的评价作为衡量标准，好与不好需要客观的标准和数据来说明（罗选明、杨文地，2012）。因此本研究搜寻整理华氏和倪氏的《史记》译本相关同行专家书评和普通大众读者评论等两方面数据和内容，以期得到两个译本在海外传播效果，为《史记》后续传播工作提供借鉴。

（一）专家书评情况调查

翻译项目反映的是特定文化群体的兴趣（Lawrence Venuti，1996），同行专家学者的接受程度是衡量译本接受效果的另一个途径。华译本从20世纪60年代出版以来，受到专家学者高度赞扬，如鲍格洛（Timoteus Pokora，1963） “他的译文可读性强，真实性高。他只会让司马迁的作品说话，而不是用自己的注释和评论来增加译作阅读负担，这一点无疑是明智的。”哈佛大学杨连陞（Lien-sheng Yang，1960）：“这两卷翻译为理解和欣赏古代中国的重要历史著作《史记》做出了令人欢欣鼓舞的贡献。” 普林斯顿大学牟复礼教授（Frederick W.Mote，1962）稱赞华译《史记》是美国汉学界举足轻重的成就。何炳棣（Ping-TiHo，1963）“华兹生追求古风古味且汉代文学风格浓郁的翻译感觉，这一点让他的作品可读性强，可信度高。”葛朗特·哈代（G Hardy，1996）“总而言之，华兹生令人敬佩地取得了成功。”加里·阿巴克尔（Gary Arbuckle，1996）：“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并对各领域的读者都将有帮助。” 当然，其中也不乏批评声音，剑桥大学教授鲁惟一（Michael Loewe，1959）和顾传习教授（C.S.Goodrich，1962）等，如“学术性”不够，缺少详尽的注释等问题。

倪译本在译作的学术性和注释等方面取得重大进步。自出版发行以来，受到了海外汉学家的热烈讨论，澳大利亚汉学家张磊夫（Rafe De Crespigny，1996）：“译作极大促进了西方大众文化圈对古代中国的学习和理解。我认为译文是可信的，互文考证详实有效，脚注清楚且有作用，译作让英语读者接触到《史记》和其相关研究，称得上该领域的标杆之作。”葛朗特·哈代（G Hardy，2015）认为：“倪豪士贡献的意义是不可磨灭的。《史记》是中国历史的奠基之作，这部译作让学生和研究者接触到全注释的《史记》，无疑是一项成就，必定流传千秋。此外，这部译作更是国际团队协同翻译的典范。”。

上述专家学者评价可见，华译本为《史记》“大众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倪译本则获得学术界认可，促进《史记》海外汉学研究。两个译本都有助于中华文化的海外交流对话，构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

（二）普通读者评论调查

译本在普通大众中的传播效果要考察图书大众传播渠道。本文选取美国亚马逊网站的读者书评和被称为“美国豆瓣”的Goodreads书评网站的读者反馈两方面内容共同说明《史记》两个译本的传播效果。

亚马逊（Amazon.com）图书作为世界最大的网络图书馆，读者评价功能有助于调查书籍的大众接受度，而且该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书籍的销量。《史记》两个译本在Amazon共找到两个译本的评价共43条，数据更新至2018年2月12日，其中华译本34条，倪译本9条。对于前者，读者普遍反映译文翻译优美，可读性强，如“This book contains only a selection of chapters from Sima Qians Opus Magnum， in a very pleasant and elegant translation by the great Burton Watson， a very renowned translator of ancient Japanese and Chinese texts.‘這本书翻译了司马迁旷世杰作中的若干章节，译者是著名中文和日语译者华兹生，他的译文非常优美动人。”后者读者则聚焦于精彩的脚注。

亚马逊读者评论缺少内容和思想内涵等深度交流，而读者往往更倾向于在Goodreads等专业书评网上发表评论，分享阅读体验。在该网站上，华译本全系列平均星级为4.25，共计576人参与评分，发表评论99条，平均好评率为95%，其中5星好评占49%，4星和3星为别为33%，12%。倪译本倪译本全系列平均星级为3.46，共计32人参与评价，发表评论16条，平均好评率为92%，其中5星好评15%，4星23%，3星53%。

通过以上两个网站的读者评论数量和内容研究，可得知目前《史记》在海外普通大众读者中已经具有一定的传播力。但是从现有读者评论的数量和参与评分的读者数量来看，《史记》海外普通大众读者中接受程度并不高，处于边缘化地位。

四、结语

本文通过同行专家书评和普通大众读者评论等两方面考察了《史记》英译两个最具代表性的译本在海外的传播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史记》英译的传播效果有限。译本接受效果关乎传播，笔者建议针对上述问题打造数字化传播、加强传播者针对性、受众分类精准传播等策略，译本可获得渠道多元化，传播内容和形式符合当下受众阅读特点，形成人际传播效应，扩大传播单位，吸引更多潜在受众，最终提高译本的传播效果。典籍翻译不仅是翻译问题，更涉及到传播和交流，传播学为相关研究打开了思路，寻找问题解决之道提供了理论指导，无疑有助于典籍翻译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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