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珍

[摘           要]  為了在后非遗时代更好地把握龙泉青瓷发展的历史脉络，尤其是作为外销瓷的历史轨迹，以便继续提升龙泉青瓷的对外传播功能，主要探讨了龙泉青瓷在宋元明初时期对外传播的历史考证、对外制瓷业的影响以及传达的文化内涵。内容基于前“非遗”时期龙泉青瓷发展鼎盛状态下的对外传播历史梳理，力图挖掘龙泉青瓷对外传播的文化本质。

[关    键   词]  龙泉青瓷;对外传播;外销瓷

[中图分类号]  F4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2（2020）40-0230-02

根据可追溯的历史记录，龙泉窑是中国烧制年代最长的窑址之一，龙泉青瓷的制瓷历史从南朝一直延伸到现代。南宋时期，国内的制瓷业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北方的定窑在连年战争中逐渐衰落，汝窑地处北方发展受限;而南方的越窑自北宋晚期就已经处于衰败的状态，仅附近的瓯窑和婺州窑还在继续烧制瓷器。与此同时，迁都南方的南宋政府鼓励对外贸易以解决国内因战争而造成的财政困难。这一系列的外部条件再加上龙泉窑自身的技术提升使得龙泉窑在南宋时期发展迅速，直至鼎盛。宋元明初时期是龙泉青瓷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外销瓷的主力军，承载着对外文化传播的功能。

一、龙泉青瓷作为外销瓷的历史考证

龙泉青瓷有1600年左右的发展历史。南宋至元代继唐代之后再一次呈现出海上贸易的盛况，在这一时期，丝绸作为主要外销产品的位置开始被瓷器取代。宋元明初时期中国的商船在海上航道中频繁往返，瓷器商品为主要出口商品。宋朝内府档案显示对外贸易为南宋经济带来巨额经济收入，并成为南宋的主要支柱性行业，当时外销的产品主要包括瓷器、铁锅和摩合罗。宋代朱彧根据其父亲的见闻整理成《萍洲可谈》（1119）记载了海上丝绸之路交通贸易等内容，印证了这一时期瓷器海运的壮阔景象“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从中可见，船上的货物主要是瓷器，这些瓷器大大小小相互套在一起，几乎占据船舱的全部空间，而随船人员到了晚上只能躺在货物上将就过夜。

宋元明初时期海上丝路的主要起点为浙江内陆地区的龙泉溪及瓯江两岸，这一沿线呈现了海上丝绸之路上外销商品龙泉青瓷从原料采集、产品设计、生产制造、装船运输到分销的完整过程。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始点向中国内陆延展丰富了整条线路的连接要素，也让龙泉青瓷外销的路径变得更加清晰可见。由马学强等历史学者所作的《八百里瓯江》一书表达了类似的想法：“八百里瓯江，历来是浙西南的水上交通要道，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特别是海上瓷器之路的重要节点。”可见在宋元及明初时期，龙泉青瓷可以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瓷器之代表。

元代疆土向亚欧大幅拓展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龙泉青瓷延陆上丝绸之路的销售区域也随之扩大。近些年考古学家在一些沿海的港口遗址中发现了数量颇丰的龙泉青瓷，这些发现主要集中在“南海一号”沉船、“碗礁一号”沉船、福建泉州、浙江宁波、江苏太仓樊泾村、山东胶州板桥镇宋金元港口、菏泽运河沉船和榷场等。基于这些考古发现，人们不难构建龙泉青瓷在鼎盛时期畅销世界的贮藏方式、运输方式和运输线路。

龙泉青瓷的身影也出现在海外遗址中，佐证了历史文献记载的可信性。考古学家不仅在日本、南亚、伊朗、东非等地发现了龙泉青瓷，还在不同海域中发掘了大量的“海捞瓷”。考古学家们在1976—1984年期间对新安沉船进行十余次的考古挖掘，发现陶瓷器具为该船只主要运载的货物，总共出水陶瓷器共20691件，以中国陶瓷器为主，其中只有7件是高丽产的青瓷，还有2件是日本濑户窑烧制的釉陶。在20000万多件的中国陶瓷器具中，60%的瓷器为龙泉窑青瓷器，数量多达12377件，器形多样且为元代流行的款式，包括香炉、碗罐、盘碟、杯及盏托、壶盆等器具。学者方海和方岳在其龙泉青瓷研究的论文中也指出：“尤其是在日本出土的13世纪下半叶（元初期）至14世纪中叶（元后期）的中国贸易陶瓷中，龙泉青瓷已经占主流地位，成为中国贸易陶瓷的代表。”

明初的龙泉窑瓷器在海上贸易中广受沿线各国的欢迎，甚至一部分官用瓷器也专门生产出口的青瓷器具。比如郑和航海把明永乐时期最流行的大盘子龙泉官器销售到了亚非拉等沿线国家。2010年以来，中国与肯尼亚在肯尼亚东部沿海地区的多个遗址中进行了联合考古调查，在此过程中考古专家们证实了该国沿海地区出土的一些青瓷的产地、等级及用途。在埃及和北非的考古发现中也有龙泉瓷的身影。

从中国沿海的“南海一号”、亚洲的新安沉船到世界各地考古挖掘出的大量青瓷中，不难想象宋元明初时期青瓷瓷器在中国外销商品中所占的重要位置。为了适应外销的需求，龙泉青瓷甚至开始吸纳异域文化因素，对青瓷产品的造型、装饰纹样乃至器具类别进行了以用户需求为目标的全方位改进，印证了龙泉青瓷行业已经融入当时世界的贸易和文化交流。

二、龙泉青瓷对海外国家制瓷业的影响

虽然龙泉青瓷出口量大，但却远远无法满足国外庞大的市场需求。中国瓷器也一度同丝绸一样在海外市场被纷纷抢购，且价格昂贵无比，成为购买者社会地位和身份的象征。中国的制瓷技艺通过来华商人、传教士和制瓷工匠传播到的世界各地。《欧洲陶器史》的史料说明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以及欧洲国家发达的制瓷业无不是从模仿中国陶瓷技术开始起家的。仿烧龙泉青瓷的国家包括东南亚的日本、泰国、缅甸、越南，中东国家如伊朗和叙利亚，欧洲的英国，甚至非洲的埃及等等。学者金文丽发现日木人珍爱宋元龙泉青瓷，称之为“砧青磁”，并将它列为国家的“政要文化财”，视为瑰宝。日本人非常欣赏青色，青釉炉、盒、碗之类器物更符合他们的生活习惯，尽管中国大量外销，仍然供不应求，于是进行仿制，并形成一定规模，与龙泉青瓷极为相似，几可乱真。土耳其无论阿达比尔陵寺，还是托布卡普赛拉博物馆，都保存有大量的宋元明龙泉青瓷，阿达比尔收藏58件，托布卡普赛拉博物馆1350件。因而土耳其能够大量仿龙泉青瓷上的纹饰，如伊兹尼克陶工烧制的青花四螭纹盘，就是仿元龙泉窑贴花素烧双螭纹盘。中国瓷器作为一个文化使者，为古代中国与沿线各国人民的文化和经济交流搭起一座特殊的桥梁，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制瓷工业经历了从仿制到创新的巨大飞跃，为从业者打造了致富的金钥匙。

龙泉青瓷在文化，尤其是技术层面的对外辐射，体现了龙泉青瓷在中国古代就已经产生了全球化影响。与此同时，龙泉青瓷也吸收了海外国家的艺术表现特征，并融入青瓷器具设计过程中，引发了龙泉青瓷的艺术创新。

三、青瓷的文化传递

青瓷的各种造型揭示着中国文化的内涵。五管瓶是流行于宋的一种瓶式，龙泉地区自北宋起便常在墓中出现多管造型的器皿。五管瓶与我国古老的丧葬文化有紧密关系。“五”这个数字在中华文化里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指道教文化中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也可以指五大，包括天地君親师，还有天地神人鬼这五仙。这些专门为葬礼或仪式使用而制作的青瓷瓶罐的外形难以形容，它们似乎能够移动和呼吸。青瓷瓶的身体膨胀，釉创造了一种皮肤的感觉，既保护身体，又在塑造张力，包含一股从中心向外推动的力量。这些罐子不管有多封闭，各个张开的小孔似乎又是开放的，通向天地神人鬼，也指向金木水火土。由此可见，五管瓶被宋朝的人们赋予了无限延伸的意义，承载并传递了道教和儒学的精华。

宋元明初时期的龙泉青瓷的釉色凸显玉的质感。玉石因与王权和神权的紧密关系，促使民众形成了带玉的习惯以及敬玉的心理。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青瓷顶级釉色如粉青和梅子青的成功烧制跟古代人民对玉石的推崇不无关系。龙泉青瓷甚至还出现了仿制佩戴或祭祀用的玉器。但在异域文化的解读中，龙泉青瓷虽不再与爱玉的情感挂钩，但那种晶莹透亮的特质仍非一般釉色可比。龙泉青瓷的釉暗含一种隐喻的诗意，它包含着玉石和玻璃的灵魂。釉面不仅为陶瓷表面提供了光滑、半透明、保护性的皮肤，而且还暗示了玉石和青铜的特质，从而提供了一种奢侈的气氛，这一特征也促进青瓷在中国内外的流行。此外，龙泉青瓷的冰裂纹浑然天成也为异国民众提供了想象自然的无限空间。

历代龙泉青瓷的釉色变化，从淡青到高雅的粉青和梅子青再到青釉和青黄釉的色泽反复，从普通的日用瓷到神秘的祭祀瓷、脱俗的观赏瓷再到海棠盏等世俗器物的轮回变化，包括从极具审美情调的梅瓶向更具实用功能的执壶的变化，无不反映了不同社会背景条件下龙泉青瓷技术的变化起伏以及大众审美情趣的变化。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龙泉青瓷在不同社会背景下所具备的功能，如瓷器本身的实用功能、经济功能、审美导向功能以及社会关系和社会身份的指示功能。作为宋元明清时期的外销产品主力军之一的龙泉青瓷向世界传达着中国社会生活和技术文化信息，同时也对异域文化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是文化和技术融合鲜明的体现。

参考文献：

[1]方海，方岳.日本的“龙泉青瓷热”与其体现的禅意美学特点浅析[J].艺术与设计（理论），2016，11：137-138.

[2]简·迪维斯.欧洲陶器史[M].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1.

[3]金文丽.12至14世纪龙泉青瓷的工艺特征和装饰风格[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18.

[4]马学强，邹怡，胡端.八百里瓯江[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编辑 曾彦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