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绍金

[摘           要]  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之下，“互联网+”技术在我国各领域当中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基于大数据时代这一背景，传统教材出版业也亟须进行变革。早在2012年，美国提出了基于数据时代教与学的相关变革，并且明确指出大数据技术将是未来教育的重要发展趋势，而我国教材出版业也依靠自身的优势和积淀实现变革。

[关    键   词]  “互联网+”;大数据;传统教材出版业;变革

[中图分类号]  G237.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2（2020）40-0130-02

自2014年以来，我国便对互联网技术在教育行业改革当中的作用予以足够的重视。李克强总理甚至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明确提出“互联网+”计划。而对教育行业而言，依靠互联网技术开展的新型教育模式也越来越多，如慕课、SPOC等。就互联网技术本身而言，其拥有海量的数据支撑，为教育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这种海量数据也被称之为大数据技术。而在“互联网+教育”这一发展模式下，我国的传统教材出版业的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同时也面临不可避免的挑战。由于我国教育文化的特点，因而在发展与变革当中，既要充分利用新型技术，同时也需要对传统优秀技术进行相应的保存。本文主要分析在“互联网+”大数据背景下，我国传统教育出版业的变革。

一、“互联网+”大数据技术促使我国传统教育出版业不断变革

从“互联网+”大数据在我国传统教育出版业的发展来分析，慕课是最好的见证。这种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在我国教育领域当中的发展十分迅速，究其原因，其一是由于我国高等教育拥有丰富的历史积淀，在很多领域方面甚至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其二，近年来我国在网络课程建设方面进行了越来越多的尝试，为慕课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21世纪初期，我国教育部门就曾经在部分高校中设置改革试点，用以发展网络课程建设。从具体上看，建设了超过200门网络课程、试题库等。而到了2003年教育部门则开始实施精品课程建设，仅评审上线的精品课程数量就高达3800门左右，进一步带动高校网络精品课程的发展。而从2010年开始，我国开始对网络公开课程的建设，截至2013年，我国一共有200多所高校参与相关课程建设，共计开设120多门课程，并且都是免费开放的。

慕课，原本是高校为了向校外学习者开放相关资料而开设的，但是在实际应用过程当中却带动了大数据支撑下的学习模式。对传统教育行业而言，学习行为属于一种个性化的特征，指的是学习者面对知识时所选择的理解或吸收方式，这也是为什么在同一教师、同一教材、相同时间的学习过程当中，学生的学习成绩却千差万别。即便是教师的经验再丰富，也不可能对所有学生的学习习惯完全了解，而在“互联网+”技术背景下，利用计算机技术能够对每一位学习者的学习行为进行记录。由于其数据规模比较大，在采集和处理方面相对于传统人工而言有极大的优势，不仅能够贴合高校的教学，还能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大数据分析。

而教材出版业也是教育行业改革的重要执行者，从传统的出版行业来分析，一方面其原有的体制比较陈旧，逐渐不适应当前的发展。另一方面对部分中小型出版社而言，其技术种类比较单一，长此以往很难和那些大型出版社进行竞争。并且很多出版社的人才储备严重不足，跟不上信息时代的发展。因此传统教材出版业必须进行一场颠覆式的变革，让其在当前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夹缝中求得生存。

二、大数据背景下我国教育出版行业的发展方向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在线开放式课程平台已经逐步成为当前学习系统当中的最终模式。但是学生的学习行为随着课程变革而不断变换，传统教育出版机构也亟须进行变革。教育出版结构不仅需要搭建教育平台，还需要与学校合作对大数据进行采集和分析，建立一种自适应学习系统[1]。

从我国的历史分析，有着漫长的计划经济历史。因而在我国当前的高等教学课程当中，其教学大纲仍然是由教学指导委员会来进行制订，并且对相关内容进行了严格的规范。但是基于计划经济时代所出版的教材，往往是由多位专家共同参与审定的，教材内容当中除了具备作者自己的风格之外，也是大家集体智慧的结晶，教材质量比较高。并且在出版之后其應用范围比较广，沿用的时间也比较长，经过多年的重新印刷和出版依然能够得以应用。由此可见，教材当中的学习路径符合当前的教学规律，而在实现在线教育平台学习系统时，也需要依照经典教材作为参考依据。而对大部分教材出版社而言，因为多年的经营使他们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和大量的作者资源。对经典教材的作者而言，大部分都是行业领域内拥有较高造诣的专家和学者，因而在构建自适应学习系统方面也能获得比较大的帮助，利用他们的讲课视频和录像来制订教学资源，为学习者定期推送学习内容。

另外，除了作者资源之外，很多教材出版社在多年的出版当中也积累了大量的资源。很多出版社都围绕教材进行了深入的资源开发，相对于其他没有经验积累的网络公司而言，出版社掌握了大量的核心内容，具有先进的优势。[2]

三、传统教材出版业的转型策略

（一）加强和学校之间的合作

高校是承担开放网络课程的主体，因而在传统出版业的转型发展过程中也需要以高校作为支撑。对出版社而言，在数据采集和自适应学习系统的构建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但是大部分出版社在技术方面还有所欠缺，并且实际上又没有直接参与教与学的过程，因而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进而被市场淘汰。出版社是学习资源的提供者，在教学方面有独特的优势，因而加强出版社与高校之间的合作尤为重要。在数据处理和挖掘过程中，高校占据主体地位。而出版社则需要配合高校完成具体的课程建设，加强两者之间的密切合作，不断积累教学资源和教师资源。[3]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部分高校与出版社之间已经有了初步的合作，在教材的编制过程中，出版社通过自己丰富的资源来制订个性化比较强的教材，并且让其能够符合学校的教学要求。虽然部分出版社已经建设了独立的在线教育平台，但是仍然处于进一步的摸索当中，距离真正完成转型还有不小的差距。[4]

数字教材是未来出版社的重要发展方向，在编制过程中不仅有基本的格式，其基本的内容和丰富的教学资源都可以让学生在平台上进行交流。对出版社而言，在线教育的发展并不仅是将传统纸质教材转变成为数字化内容，还需要强调教材的个性化特点。这里的个性化包含个性化教学内容、个性化教学服务以及个性化教学资源。应将不同的教学资源结合在一起建立起一套专业性的知识数据库，通过平台来让学习者共同研究和共同学习。[5]

（二）由量的积累来引发质的变化

自适应学习系统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线需要依靠大数据的不断积累进而引发变化，而这一点无论是出版社又或者是学校都无法拥有这样的实力[6]。大部分出版社都与在线教育的发展有一定的联系，通过积累能够完善在线教育平台。在发展的初期，可以通过简易教学系统的建设来辅助教学，如果没有智能系统作为支撑，可以通过在线考试、交流平台等方式来为自适应学习系统的构建积累数据，当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进而完成转型。[7]

（三）联合互联网公司来构建在线教育平台

互联网公司和出版社通过合作能够免费为学习者提供线上教学课程，进而提升教学质量。在美国，很多教学教材的价格非常高，大部分学生都无法负担。而如果与出版社进行合作能够为学生提供最好的学习资源，并且尽可能发展线上教学方案。另外，对部分出版社而言，也已经开始与互联网教育公司进行合作，为出版社的转型奠定基础。此外，部分教育平台已经有了一定的教学资源积累，但是仍然缺乏教学资源和教学内容，而加强与出版社之间的合作能够获得双赢的局面。[8]

（四）实现立体化和多媒体的变革

对教材出版而言主要是为了高校的教学，而高校学生则是教材的主要阅读者，除了传统纸质教材，对网络电子教材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但是从我国现阶段的情况分析，高校教学仍然是以课堂教学为主，这类传统教学方式也决定了纸质教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会占据高校教材的主体地位。但是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数字化教材和纸质版教材的结合不可转变。但是由于出版社长时间以来一直发布纸质教材，在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对传统的教材进行数据化开发，充分利用现有的经验、资源和现代计算机技术，在传统课堂上进行数字化整合，满足大数据背景下学生对数字化教材的需求。在数据化时代下，纸质教材和数字教材并不是对立的关系，传统纸质教材需要以大数据技术作为载体，完成变革。[9]

（五）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变革

在传统的教材出版社当中，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需要针对传统的纸质出版方式做出改变，按照高校学生的学习特点来完成最新的出版流程。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不仅对出版行业带来了巨大冲击，同时高校学生的阅读习惯也发生了变化，很多大学生都愿意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进行阅读和学习，因而出版社也应当考虑迎合学生的兴趣和特点，而不仅仅是依照传统的纸质版教材来学习。对每个大学生而言，一旦在阅读和学习教材过程中遇到了问题，就寄希望于和出版社进行沟通，甚至参与到教材的编制过程，满足学生的特异性需求。而这一点对传统的出版社纸质教材出版而言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在大数据技术支撑下建立个性化的学习交流平台，可以满足学生个性化阅读的需求。并且在教学过程中，也需要完成单纯授课式教学向自主性学习的方向转变，建立一种互动性学习平台，让教材印刷工作能够依据市场的需求来进行调整，促进现代教材出版工作的发展。[10]

四、结语

在“互联网+”大数据背景下，高校教学模式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打造了一种多资源结合的自适应学习系统，并且逐渐成为传统纸质教材的替代品。教材出版社需要将这种自适应学习系统提供给相应的教育服务供应商。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出版社虽然会遇到很多挑战，但是在自身的定位、出版机制、工作方式等方面需要紧跟时代的发展潮流，做好充分的准备来迎接未来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尕琳.新形态一体化教材建设的教学适用性探索：以“机械制图”课程教材为例[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17）.

[2]田加知.高职院校实训教学改革中的校本教材开发：以《治安管理实务》教材为例[J].辽宁高职学报，2019（5）.

[3]李丽锋，惠淑荣，刘宪敏，等.互联网环境高等数学教学模式研究：以沈阳农业大学高等数学课程为例[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

[4]翟志峰，董蓓菲.美国教材评价标准的指标和方法：以《优质教材工具》为例[J].全球教育展望，2019，48（5）：91-104.

[5]谢晖，陈雪利，陈丹，等.基于“特色教材+课程云平台+移动交互端+虚拟仿真模块”四位一体的内涵式《微生物与免疫学》课程混合教学研究[J].中国免疫学杂志，2019，35（17）.

[6]陈颖颖.浅谈纸质教材电子化实践中的编辑工作：以北京大学出版社“互联网+”教材出版为例[J].时代农机，2018（4）：84-85.

[7]杨星璐.应用AR增强现实技术打造“互联网+”新型教材：以《建筑构造》的出版为例[J].教育科学（全文版），2017（6）：316-318.

[8]问媛媛，宋伟丽，黄璐.“互联网+”背景下针灸专业教材出版的创新与实践：以《针灸基础学》教材出版为例[J].出版发行研究，2017（9）：98-99，43.

[9]孔震，白琨，白洁.以互联网思维编写高职就业指导课程教材：以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3）：90-94.

[10]张晶晶.新时代大学人文通识教材策划出版的思考：以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识教材研发为例[J].编辑学刊，2018（2）：68-72.

编辑 赵瑞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