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近代淮北战乱、匪患频发，“跑反”成为人们的生活日常。其中，女性“向生”的跑反之路艰辛异常，不仅要承受缺衣少食的自然困境，更常遭遇奸淫、掳掠等暴力行为。在礼教严苛的传统淮北社会，求死保节往往成为许多女性遭遇迫害时的最终抉择。“跑反”表现出一定的性别特征，令女性的跑反之路呈现出“向生”与“求死”的矛盾统一。究其根本，由那一年代淮北特殊的经济形态与社会生态所致。

关键词： 近代淮北   跑反   女性   生存困境

“跑反”，指旧时为躲避兵乱或匪患而逃往别处的行为，就笔者所见，文字记载最早见于义和团歌谣《光绪跑反往西安》①（22）。关于近代跑反现象的记述，多散见于回忆录、文史资料及纪实文学中。如林书岭回忆：“我听到最多的一个词是‘跑反。跑反，就是逃难的人表达自己东躲西藏战火的一个说法，我们村的人用‘跑反形容逃难的人。‘跑反是逃难的又一种说法。”②（40）作家戴厚英写道：“淮河教会我的第一种能耐就是逃。土匪来了，逃。大水来了，逃。日本的汽油划子来了，逃……我从来不说‘逃字这样低下的字眼，只说‘跑反。”③（4）在相关学术研究中，有学者专门从语言文学角度对其进行系统考察④，也有学者将其作为特殊时期民众生活的一个断面进行研究⑤，还有研究者从性别史角度提及跑反中的性别特色，但并未就此进行深入研究⑥。本文拟在文献资料基础上，辅以口述史料，对跑反中的淮北女性进行系统分析，借此管窥当年战乱背景下淮北乡村女性的生存实态与现实困境。

一、战乱匪患：近代淮北的社会生态

淮域因特殊的地理位置，一向为兵家必争之地。有学者统计分析：“从有人类活动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历史上大小战争连接不断，几乎难以计数，其中最为著名的战役约有200多次，发生在淮河流域的约占1/4。”⑦（50）尤其是近代以降，战乱频仍，兵争不断。太平军北伐时，淮北“小民非死即徙，十去七八;凋敝情形，不堪言状。……经凤定各县，环视数百里内，蒿莱弥望，炊烟几绝”⑧（161）。1853至1868年，淮北地区又成为捻军战争的主战场，苏鲁豫皖“四省十三州，纵横千里，从古四战之场，历年捻匪出没最熟之区”⑨（343）。民国肇建后，接连发生的讨袁战争、直皖战争、浙奉战争、北伐战争、中原大战令淮北人民不断遭受战争之苦。王觉非曾忆及童年在河南老家的见闻，“我们那里常有军队或争抢地盘，或行军经过，一路劫掠，再加上地方军警、民团也常到各村滋事骚扰，所以乡民不但生活困苦，而且惶惶不安”⑩（17-18）。抗战开始后，淮域人民更是遭到日军的蹂躏残害。据《申报》载，“苏北淮阴淮安阜宁各县沦陷之后、日军与伪组织等、对于地方与民众、备极蹂躏”{11}。皖北各县“去岁既值兵燹，重要城市，悉受轰炸。地方破败情况，不堪目睹，人民流离失所”{12}，让人直有“无异人间地狱”之感。

战乱兵灾之外，匪患是淮北人民避无可避的另一重人祸。

自明中后期，淮北经济衰变，文化凋敝，社会风尚随之发生了畸变。曾经的诗书礼乐之乡逐渐沦变为崇尚暴力的野蛮之地。据史志记载：“苏鲁之交，地瘠民贫，文化落后，风气强悍，草莽最易滋生，历代均称难治。光绪末叶，频遭荒旱，强梁嘯聚，应运出现。迨至民初，已成燎原。凡鲁南、皖北、豫东及苏北徐淮海一带，莫不萑苻遍地，盗匪如毛。”{13}（76）清末，曾任宿州知州的苏元璐写道：“宿境水患频仍，田庐淹溺，匪徒出没，习俗嚣凌。”{14}（27上-下）

至民国时期，接连不断的战火更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催生了淮北乡村的匪化。一方面，兵连祸结的局势令驻军无暇顾及地方治安，例如浙奉战争期间，“皖省适当其冲，所有军队加入联军，从事战役，无暇他顾，以致各地土匪乘隙而起，滋长蔓延，遍处皆是。近虽军事结束，从事剿捕，然而此剿彼窜，东出西没，一时殊难肃清”{15}，以至于“盗多于牛毛，又习于地利……至若山东河南安徽淮北等处，则盗辄千百成群，亦有司令、有旅团营长等种种名目，一如军队之编制然”{16}。

另一方面，兵与匪，在近代淮北并非完全对立，一定条件下，兵、匪身份的转换可以在瞬间完成。“匪而受抚，则又为兵，兵被遣裁，则又为匪，兵匪愈多……”{17}这种非对立、非绝对的复杂的共存关系更是匪患猖獗的催化剂。阜阳著名匪首李老末就曾在刘振华镇嵩军当过下级军官，因闹饷变兵为匪。安徽督军倪嗣冲在“清乡局”中雇佣地痞流氓、土匪充任清乡兵丁，以扩充实力。历次战争产生的溃兵更是重要的匪源。

“那时农民一见扛枪的，甚至一看见穿军装的人就逃难”{18}（216）。兵与匪，在特定的时代随着角色的互相转化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彼此冲突又互相利用的畸形社会存在，致使兵灾与匪患问题成了近代淮北无法治愈的顽疾。

据《近代中国土匪实录》记载，在1922年到1949年的27年间，仅阜阳一地就有重大匪患14次，且几乎每年都有数起匪患的发生{19}。沭阳县从1911年—1926年的16年中，遭到大规模匪劫44次。其中除1920年、1921年、1925年三年幸无匪祸外，其余无年不有，年均3.4次，而以1917年最甚，一年中遭遇大规模匪祸6次{20}（202）。在这样的社会生态下，时人哀叹，淮北各属几“已成为匪世界矣”。

鉴于如此严峻的社会现实，“跑反”成为当时淮北人民躲避兵灾匪祸的唯一出路，也成为他们的生活常态。《山阳艺文志》曾形象记载了咸丰年间淮域人们“跑反”时的情形：

仓卒不能携一物，父子夫妇，出门不相顾，望野而奔，所过人家多空舍。饥疲极，姑冒居之，日将出，旁匿墟墓间。日入，人马声寂，乃敢出为饮食。去家近者，或夜归视门户，遇贼劫杀及颠仆以死者甚众。贼复穷加搜刮，所在絷戮，少免者。时天大寒，雨雪风霾，道中泥深尺许，驰逐奔走，折肢戾足，妇女以粪秽（糞薉）涂面，自掷泥水中。婴儿弃田野，饥冻蹂躏死者相望。壮夫十百持刀杖结队行，贼单骑大呼，皆失气投刃，伏不敢起。或牵牛马、负担累累然随之，行少迟，则斫以白刃，驱至营。壮者从劫掠，老弱供炊爨。或数日逃，或去不反，或被戮，无虑数万人{21}（42）。

甚至有人只“跑”不“返”，去土离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学者指出：“查江北占全省面积四分之三，人口只及全省总数三分之一，今反有源源自江北而来江南谋生者，其以不堪匪扰为主因，固不待言。”{22}（18）

有人回忆道：“兵荒马乱（的）年代，人们全都患上了‘跑反恐惧症。一有人走得很慌，便以为有兵匪来了，立即扶老携幼往寨里奔。大人们惊慌失措，孩子们也似乎懂事了，瞪大眼睛不哭不闹，连牛驴鸡狗都无声无息地紧跟主人跑。”{23}（141）这种梦魇般的人生经历即便几十年后仍挥之不去，原解放军后勤学院副院长蒋胜祥少将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还专门作《忆跑反》一诗：“难忘儿时跑反频，依稀景象太惊心。星移斗转添花甲，梦魇犹因鬼子兵。”{24}（156）

二、艰难向生：跑反中的女性之殇

“跑反”是全体淮北人民共同的生命磨难。不过，相较于男性，近代淮北苛刻的生存环境，导致跑反表现出了一定的性别特征。恰恰是这种性别特征导致女性的跑反之路更显艰难。

联合國前秘书长安南在“妇女和平与安全研究”的致辞中指出：“当女性在战争中经受同样人类伤害——轰炸、饥荒、传染病、集体屠杀背井离乡、种族清洗、酷刑、非法监禁、背井离乡、种族清洗、威胁与恐吓——的同时，她们还是特殊形式的侵犯与虐待的牺牲品，这包括性侵害与性剥削。”{25}（19）女性在战争和匪患中受到比男性更多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人为的戕害因女性生理特征而被赋予了性别特征。

遭遇侮辱、奸淫是跑反中的女性面临的非法性别暴力之一。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桃源、沭阳一带遭遇水灾匪患，人民纷纷逃荒跑反。途中，“有匪徒纠众拦截灾民抢掠粮食、牲畜并闻有强奸妇女之事”，如匪人张振昌纠约同伙三人强抢良家妇女尹氏，并用刀吓逼轮奸。受害人却“因畏凶，不敢呈控”{26}。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匪徒竟然公开招匪，称：“你多么贫穷！如果你跟我来，你会得益匪浅，如果你想喝，就有大碗酒，如果你想吃，就有大块肉，如果你想玩，有的是姑娘。”{27}（102）其宣称“有的是姑娘”，背后蕴含的是对女性人格与尊严的极尽践踏与侮辱。苏北潼阳巨奸匪首刘庆余，“曾在大闺女的肚子上看过牌”，且常吃“响铃面”（将女肉票衣脱光，两乳扣铃，使之擀面，人动铃响）{28}。被匪掳去的女性人质，“有的被轮奸，有的被脱光衣服，土匪们拉着当猴玩”{29}（36）。

有些军队也实施了奸淫的暴行，其行径实与土匪、暴徒并无二致。这对女性来说无疑是更令人绝望的灾难。1913年8月，张勋所部的一支从铜山至邳州顺运河南下，士兵竟然无一佩戴番号，“经过沿途城镇，硬入人家，非搜抢财帛，即讹诈银钱。甚至一见妇女，无分老幼，即聚众轮奸”{30}（1-2）。

抗战时期，“日寇的汽筏子在淮河上横冲直撞，沿岸人民天天跑反，一夕数惊，不得安宁”。淮北女性生活的境遇越发苦不堪言{31}（190），“跑日本人的反”一度成为淮北女性对“跑反”的代称。在河南，亦曾有“跑老日”之说{32}（192）。被奸淫侮辱者更无可计数。有人悲愤地说：“（日军）见了妇女，不论老幼都强奸。”{33}（220）邳州王守仁回忆说：“一路上（跑反中），有的妇女遭到鬼子的强奸、轮奸。”{34}（132）固始沦陷后，“日军在刘集街上公开轮奸了杨寡妇等人;……郭家没过门的媳妇郎某在集西寨外剜菜，遭到奸污;北街谢家姐妹同时被奸。日寇还向[像]野兽一般，用枪逼着十几个妇女到集西乱坟岗的山洼地进行轮奸。有位六十多岁的老奶奶也被糟蹋”{31}（190）。

刻意弱化、遮蔽女性身份特征与身材容貌便成为众多女性在跑反时必须经历的一道特殊工序。在笔者访谈的183位女性中，172人有过跑反经历。其中许多人都提及，战乱到来时，“年轻女子常以锅灰、炭灰甚至粪便涂脸，将头发盘成发髻，身穿老妇衣服避免被抢掠与凌辱”{35}。然而，不幸的是，妇女们类似面涂锅灰、身着男装的跑反之举，很多时候并不能避免被侵害的命运。据徐州邳县刘永胜回忆，1938年农历四月日军入侵该地，“有个叫郑某某的女孩子，当时才17岁，尽管脸上抹了很厚的锅灰，还是被鬼子发现了，拖到一个院子里，轮奸后从墙头上扔过来，说‘找你妈去吧！可怜的孩子被摔得半死”{36}（138-139）。徐士儒“曾亲眼看到日本鬼子和汉奸‘曹疯子光天化日之下，多次到教堂里的难民中来选美女。鬼子、汉奸来到躲难的妇女、姑娘中，一个一个地‘相面，用他们的黑手拨弄着姑娘的腮帮下巴，一个也不放过地挑选。尽管当时的姑娘媳妇大多披着头发，面色憔悴，脸上常抹了厚厚的灰，可他们还是能选到‘中意的，当场拉走。姑娘、媳妇的父母亲人只能眼睁睁看着，连上前说话的权利也没有，谁让上前劝阻说情，就被当场打死”{37}（137）。

不仅是被奸淫，许多女性还遭到了惨无人道的虐杀，这在抗战时期尤为常见。虐杀，既是对女性生命权的剥夺，更是对其尊严最极致的侮辱。“跑日本反”的幸存者控诉道：“（跑反时）妇女就更惨了，鬼子是群畜生，抓住妇女，先是糟蹋，再用刀挑咯。”{38}（240）邳县县城内仅“知名知姓的被奸淫的妇女达50多人，至于被日伪军杀死的就更多了”{39}（135）。访谈中，亦曾有人对笔者言及于此：

问：抗战时期，女性都是怎样避免被日军侵害？

答：跑反啊！无论男女老少，都跑反。有的一天都跑几回。有跑不动的，就把身上的东西都扔了，甚至有的人家把女孩扔了的。日本人一来，就到处找“花姑娘”，尤其是年轻的女人，要是被日本人抓住了，那基本上就回不来了。肯定得受侮辱。有的被强奸之后还能留条命，有的被强奸之后还被鬼子用刀挑了{40}。

对于那些遭遇侮辱与侵犯，又侥幸逃得性命的女性来说，不仅要承受身体上的直接伤害，还要承受心理上的间接伤害。尤其是在淮北这样一个传统礼教盛行之地，女性受侵害者不但得不到同情与理解，反而常被诋毁与轻视，遭受二次伤害。从一定程度来说，这种心理上的伤害比身体上的伤害更容易摧毁受害女性。女性遭奸污后，精神失常{31}（190）及不堪压力自杀者，皆甚为常见。例如，灰古镇高娴如邻家17岁女，就是受辱后不堪压力，选择了跳河自杀{41}。

遭遇掳掠，则为近代淮北女性跑反中经常面对的非法性别暴力之二。

清末，丰县著名匪首李二天爷、马举和王三铁匠等数人窜至山东，在“庙会上看到一位美貌女子，长的如花似玉。十分惹人喜爱，这就勾起这群野兽的歹心，回单楼后经过计议，在某天晚上，由李二天爷、小白龙、于大头等带领数十人星夜赶到金县姚家村寨，抢了姚家的金银财宝（朝珠一串）背来了姚家的女儿”。该女最后还被残害而死{42}（32-33）。

民国建立后，土匪劣绅对女性的掳掠不减反增，睢宁县民王恒宪孀媳张氏被匪架掳，领回后，复为当地练董周成五率人强架霸占{43}（12）。江浙战争时，驻徐各军纷调前方。“徐州及四乡防务以致日渐废弛，故迩来匪势益盛，抢架之事日有所闻”，避难妇女纷纷逃至南京避难{44}。淮阴周氏，被土匪抢去，惨遭逼婚虐待{45}。淮阴孙大琨，为其侄强占沭阳籍跑反女子，致其悬梁{46}。宿迁地主马知非一妾，即是在跑反女子中抢来{47}。苏北顽匪二草包，将张云祥父亲打得半死，“硬逼着将其媳妇送去给他父亲过日子”{48}。河南尉氏县靳天顺回忆其举家跑反时，言及女性在跑反中相对于男性的困境。“我们家是1939年出去的。当时我们家七口人，父母，爷爷奶奶和两个弟弟，逃荒走的那天是晚上半夜。为什么晚上走？你非得晚上才能走哇，有国民党军队把守，不让泛区老百姓过西边去呀。你必须趁晚上偷渡过去。我们为了过贾鲁河等船等了好几天，在等船时又被我们这里的土匪曹十一他们抢走了我家的包袱，那家伙坏得很哩，看见谁家的姑娘漂亮，说抢走就抢走了”{49}（213）。

可见，在近代淮北，跑反是人们规避灾难时的被迫选择。跑，还有生的希望，而不跑，则意味着侮辱和死亡。但是，对于女性而言，跑反的结局往往并非逃出生天，而是更多的伤害与灾难。甚至，某种程度上生理性别成了战乱、匪患中女性遭受迫害的原罪，导致女性的求生之路危机四伏，崎岖异常。

三、决绝求死：跑反中的女性救赎

就女性而言，面对非法的性别暴力时通常缺少足够的反抗能力，在父权社会中，原本应扮演女性保护者角色的男性家庭成员，也因为在跑反时往往自顾不暇，失去了对女性的保护能力。

当遭遇近代淮北司空见惯的性别暴力时，跑反中的女性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一般而言，面对抢架、侮辱的降临，女性有两种选择，妥协意味着屈辱的生，反抗意味着壮烈的死。然而，对于淮北女性来说，似乎只有一种选择可以令她们的名字获得永生。即，反抗，也就意味着壮烈的死亡。

在笔者所见资料中，提及能够面对掳掠、奸淫命运而实施自救，并能积极自我疏导的淮北女性仅有一则个人笔记。咸丰三年，山东费县一匪经仲村荒郊时劫掠一少妇，正欲奸淫，此妇“殊不惭惧”，反而笑着对匪说，应该先把马拴好。此匪觉得有（道）理，于是四下环顾寻找系马之地，却因地处荒郊，无可系马者。少妇笑曰，可以将马系在脚上，匪从之。少妇则趁贼解衣欲行不轨之际，拾刀力斩马尾，马惊，负痛拖着匪徒狂奔十余里。少妇则“望之，鼓掌大笑，检[捡]贼衣，得巨金数锭，怀之归”{50}（3上）。但这并不符合淮北大多数女性的心理状态。如前文所述，在面对可能的受辱时，“惧污”而采取“决绝”与“烈性”的自杀保节才是大多数女性最终的选择。

咸丰八年（1858年），五河县郜云行妻张氏，举家跑反，途中，不幸与丈夫分散，张氏携幼子逃往娘家，后娘家亦被匪劫，其子被掳，张氏拒暴，投井死;潘殿英妻杨氏，全家跑反途中被抢，“氏击破贼面，骂不绝口，知不免，遂投水死”{51}（30上，33下）;凤台县唐凤祥妻叶氏、魏双方妻高氏，“逃难被执，遂骂贼死”{52}（24下）;宿县陈志学妻高氏，“懼受辱，令二女先缢，遂自缢”{53}（20下，21下）。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桃源县民范从开病故，妻范张氏矢志孀守。某日，突然有匪徒扬言欲至其家抢孀，张氏听闻后，以死自誓，亦时刻严防。却不想匪徒从屋顶掀落瓦椽跳下，砸开张氏房门，欲行抢孀。张氏恐被侮辱，旋即用刃割喉以保清白。众人闻声至后，匪徒逃散，追捕无踪。张氏因伤势过重，当晚殒命{54}。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豫匪陷阜阳，王孙氏跑反避匪，却不想被匪掳去，吞烟土自杀而亡。丁袁氏“匪过其宅，（氏）被掳去，骂贼而死”{55}（7下）。羊尔庄徐孝姐，跑反中“为匪所掠，艳其色欲纳之”，徐氏“矢死不从”，后因被强逼时，“啮其颊，肉尽脱”，终被“处以极刑”。大沙河镇杨李庄李孝姐同样面对被强暴的情形，“啮贼面，去肉，骂不绝口”以抗，后被浑身缠满涂上油的布，绑在树上活活烧死{56}（36上、下）。铜山县冈头村人桥口庄韩王氏，跑反至微山湖，不幸被“贼寻见，逼勒上马，自投于地者，数贼欲辱之，王大骂不止，贼剖其腹而死”{57}（7上）。五河县石守仁之女石氏，17岁时流寇至家，石女被寇所执，意欲奸淫。石女“盘抱槐树，厉声骂贼，贼怒，使数人牵之不解。断其手，又断其足。骂愈不绝，仆地，以口嚼含血喷贼，乃瞑”。后流寇将石女之尸“拥薪焚之”。据载，石女之血浸染三尺之土{51}（36下-37上）。1931年，阜陽刘氏女于嫁人前六日被匪掳去，逼奸未成，遭肢解后被弃于河湾麦田内{58}（6下-7上）。1933年，土匪猝至阜阳，该县张韩氏与二女俱被掳去，张韩氏与长女遭虐杀而死，三岁幼女亦饿死于途{58}（14下）。

之所以会频繁出现女性求死的景象，是因为在封建礼教仍为主导地位的淮北，她们即便获救，也通常被认为已遭侮辱，这不论对夫家还是对娘家来说，都是一种耻辱，与之相对，反抗而死却能博得家人与地方社会的交口称赞，成就烈妇的贞名，无形中将被侮辱与被伤害的女性逼入绝境。1938年3月14日《申报》的一则报道正是这种淮北女性生存困境的真实写照。定远陷敌后，方绍舟媳妇、弟妇及孙女三人因拒侮投河自尽保节。次日乡民入河捞尸，“此三烈女均立河中，泥土没于半身，足见其当时竭力跃河求死之精神如何”。方氏对此的反应是“我家有此壮举，虽死亦瞑目矣”{59}。访谈中，受访者提道：“日军入侵后，受辱女性很多，有时候甚至连暮年老妪也不能逃脱厄运。有想不开的、遭到夫家嫌弃的就自杀了。”{60}

事实上，即使是现代，女性失身之苦也常难以启齿，更毋庸近代的淮北受害女性了。在封建落后思想和舆论的裹挟下，自决守贞往往是惨遭奸淫、掳掠的女性们的唯一之选。跑反途中的冷风凄雨、艰难困苦可能都无法摧毁她们求生的希望，但是失身的折磨和侮辱却能够轻而易举地将她们拖入绝望的深渊。从这个层面上说，决绝求死，以示节烈，其实是她们在完成另一种意义上的自我救赎。

四、结语

在近代的淮北，兵连祸结的社会现实迫使“跑反”成为该地区人们的生活常态，在这条本已艰辛的“跑反”之路上，较之男性，女性更易遭受侮辱与虐杀，陷入难以自拔的生存困境，甚至不得不以主动求死寻求生的解脱。

淮北女性的这种生存困境，实际上源自淮北特殊的经济、社会结构。一方面，身处父权社会中，男性家族或家庭成员理应扮演家中或族中女性成员的庇护者角色，然而，淮北特殊的哑铃型社会结构{61}决定了几乎所有贫民群体都不得不成为强势集团的依附体。“由于其权力极少受到程式化法制的制约，强势集团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肆意制定乡村规范，任意创造低俗‘文化，恣意发展陋劣‘传统，对平民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进行统治”，当他们“本身的人格升华受到了极大的束缚”，有时候“异变为追求肉体享受的低层次人格”{62}（100），对贫民女性极尽戕害。在强势集团强大的权力与财富面前，贫民家庭相对卑微的夫权与族权丧失了保护力，对强权侵害的“非法暴力”束手无策，甚至不得不刻意将女性成员“抛弃”。

另一方面，淮北较为单一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决定了这一地区女性对男性的依附较其他地区更严重{63}。经济的依赖、教育的落后、思想的封闭注定淮北女性，尤其是乡村女性无法像同期江南女性一样拥有某种程度的经济独立，更无法取得一定的身体自主权。与此同时，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近代淮北社会舆论不仅无法为受辱女性提供安慰与庇护，反而构成了女性向生的一重阻碍，进一步加剧了她们的生存困境，甚至最终阻断了她们的求生之路。

本文的“淮北”，即以苏北、皖北为核心、以其毗邻豫东南、鲁南等地为边缘的大淮北地区。

本文所用口述历史材料来自于笔者在苏北、皖北对202名高龄老人进行的口述访谈，均已获得访谈人实名授权，故引用时采取实名标注。特此说明。

注释：

①刘崇风，等.义和团歌谣[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

②林书岭.生命的见证：回眸曾经的岁月[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

③戴厚英.流泪的淮河[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④童芳华.走反：一段渐行远去的方言记忆[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6）.

⑤徐畅.战乱与生存：抗战时期鲁西冀南乡村平民生活管窥[J].安徽史学，2016（4）.

⑥陈蕊，邢颖.性别经济与道德危机：近代江南淮北乡村危机与女性应对[J].民国研究，2017年秋季号.

⑦曹峰.淮河流域战争多发的动因与战略地位[J].人文地理，2000（8）.

⑧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⑨曾国藩.曾国藩奏折[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1.

⑩王觉非.逝者如斯[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11}苏北各县日伪动态[N].申报，1939-5-8（8）.

{12}水灾与疫病并臻[N].申报，1939-8-26（7）.

{13}张仲五，主编.沭阳乡土志略[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

{14}前知州苏公重修志序[M].丁逊之，等纂.《光绪宿州志》卷36，光绪十五年刻本.

{15}皖省之匪患[N].申报，1925-12-30（5）.

{16}书安徽大刀会匪事[N].申报，1926-1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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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李巨澜.论近代苏北地方社会的失范[J].江海学刊，2007（6）.

{21}段朝端，等.山阳艺文志：卷6[M].民国十年刻本.

{22}吴至信.中国农民离村问题[J].东方杂志，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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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蔣胜祥.三余诗抄[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

{2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妇女、和平与安全[DB/OL].http：//www.un.org/womenwatch/daw/public/epdf2002.转引自李少春.战争与受战争侵害的妇女[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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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刘承显.我所见的匪患[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镇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镇平文史资料》第8辑[C].郑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镇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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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固始县委党史办.日寇在固始的罪行录[A].中共信阳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丰碑（中共信阳党史资料汇编第7辑）[C].郑州：中共信阳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1985.

{32}邢军纪.黄河大决口[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33}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铁蹄人生[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3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邳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邳州文史资料：浴血邳州——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专辑[M].香港：大世界出版有限公司，1995.

{35}据对梅昌兰访谈整理。梅昌兰，女，宿县人，1911年生。

{36}刘永胜，口述.朱洪亮，整理.鬼子汉奸在邳城的罪恶[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邳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邳州文史资料：浴血邳州——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专辑[C].香港：大世界出版有限公司，1995.

{37}徐士儒，口述.朱洪亮，整理.避难教堂见闻录[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邳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邳州文史资料：浴血邳州——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专辑[C].香港：大世界出版有限公司，1995.

{38}叶楠.叶楠中短篇小说自选集·跑反寨[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

{39}邳城调查组.日寇在邳城地区的罪恶[M]//邳州文史资料：浴血邳州——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专辑，香港：大世界出版有限公司，1995.

{40}据对马凤英访谈整理。马凤英，女，宿县人，1927年生。

{41}据对高娴如访谈整理。高娴如，女，宿县灰古镇人，1931年生。

{4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丰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丰县文史资料》第8辑[M].丰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丰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89.

{43}批：江苏省长公署批第二千四百三十二号（中华民国十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原具呈人吴明睢县民王恒宪呈为势董抢孀作妾请饬县法办[J].江苏省公报，1922（3126）.

{44}地方通信·徐州[N].申报，1924-9-14（6）.

{45}哲名.她得救了[N].淮海报，1941-12-25（1）.

{46}洪崖.孙二太爷的后代[N].淮海报，1946-6-21（4）.

{47}恶霸地主马知非[N].淮海报，1946-7-3（1）.

{48}捉拿杀人凶犯索回血债[N].淮海报，1947-11-13（1）

{49}邢军纪.黄河大决口[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50}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4[M].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春在堂全书本.

{51}赖同晏，等修.俞宗诚，等纂.《光绪重修五河县志》卷16[M].清光绪二十年刻本.

{52}丁逊之，等纂.光绪《宿州志》卷20[M].光绪十五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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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京报全录[N].申报，1897-1-30（12）.

{55}南岳峻，等修.民国阜阳县志续编：卷11[M].民国三十六年石印本.

{56}王佐良，等修纂.赣榆县续志：卷3[M].民国十三年铅印本.

{57}余家谟，等纂修.铜山县志：卷69[M].民国十五年刊本.

{58}南岳峻，等修.民国阜阳县志续编：卷11[M].民国三十六年石印本.

{59}皖北三烈女拒敌侮辱投河，已呈报中央褒扬[N].申报，1938-3-14（2）.

{60}据马红兰访谈整理。马红兰，女，宿县时村人，1925年生。

{61}参见马俊亚.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M].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社，2010.

{62}马俊亚.近代苏鲁地区的初夜权：社会分层与人格异变[J].文史哲，2013（1）.

{63}陈蕊，邢颖.性别经济与道德危机：近代江南淮北乡村危机与女性应对[J].民国研究，2017春季号.

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近代皖北社會与女性婚姻生活困境”（AHSKQ2015D7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