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70年来，新中国广播语言研究大致可分为“十七年”“十年”及“新时期”三个时期，经历了初现生机、相对停滞、日趋繁荣三个阶段。新中国广播语言研究承前启后，在广播语言要素及应用诸方面，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

关键词： 新中国   广播语言研究   分期   特征   承前启后

中国广播语言研究百年历程的大部分时间处于新中国成立至今70多年内。新中国广播语言研究大致处于百年中国广播语言研究的“发展后期”[1]（5）及“复兴期”[1]（8）。新中国广播语言研究首先传承了民国时期广播语言研究，同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方面均有明显的独特性，较以前有所丰富与发展。新中国广播语言研究根据内部发展各阶段的独特性，可分为“十七年”“十年”“新时期”3个时期。

一、初现生机的“十七年”广播语言研究

新中国成立（1949）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以下简称“文革”）前，这段历史时期俗称“十七年”。此期间广播语言研究承前启后，初现生机。除意识形态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外，广播语言要素、广播语体、广播语言规范化等方面，也多见研究成果。

（一）意识形态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正值新中国成立之初，自解放区人民广播①语言研究形成的意识形态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这种引领作用成为贯穿70多年来新中国广播语言研究全程的一根红线。代表作有梅益《政治是广播大跃进的统帅》（1958）、向隅《文艺广播怎样为政治服务》（1958）等、夏青《做一个红透专深的广播员》（1958）等。对广播语言研究意识形态引领作用的强调还体现在领袖题词上。1965年9月5日为纪念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20周年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先后为之题词。毛泽东同志发表题词——“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这些题词指明了包括广播语言研究在内的新中国广播事业发展的方向——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

（二）广播语言要素研究承前启后

较之民国时期，“十七年”时期广播语言要素研究承前启后。叶圣陶《把稿子念几遍》（1958）新提“读改法”，是对茅盾《对于时事播音的一点意见》（1937）所倡导“说新闻”广播播读理念的丰富和发展。此“读改法”至新时期仍广泛运用于广播语言应用实际中。徐起《从播音工作看精简异读问题》（1965）等研究《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在广播语音要素应用中存在的同义异读音等问题，对后世同类研究具有启迪作用，如彭红《播音规范与〈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1997）就消除播音中存在的异读现象提出了建议。

虽然数量相对较少，但“十七年”不乏广播词汇、语法研究之成果，如程天民《我对于新闻语言和广播语言的一点意见》（1953）、李义《关于广播的口语化问题》（1959）及叶圣陶《要写得便于听》（1960）。

（三）广播语体研究更加注重媒体特征

十七年时期学者对广播语体及风格的研究较民国时期更深化，更注重广播主要靠说听传播和接受语言信息的媒体特征。叶圣陶《关于广播语言的一些简单的意见》（1953）主张“广播稿完全是让人家听的”，要“上口顺耳……就是意思明白通畅”。此类研究成果还有梅益《广播语言的准确、鲜明、生动》（1958）、李义《关于广播的口语化问题》（1959）、杨兆麟《改进广播文风问题的研究》（1959）等。

（四）广播语言规范化研究依据从新

民国时期虽已有学者论及广播语言规范化问题，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广播语言规范研究依据有较大变化。要而言之，由国语规范化转化为普通话规范化③。《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决议》（1955）、《人民日报》社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1955）、《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6）等都成为此期广播语言要素规范化应用与研究的重要依据。相关研究成果有叶圣陶《广播工作和语言规范化》（1955）、郑林曦《让广播语言成为普通话的典范》（1955）及王茂松《从汉语规范化谈到广播语言》（1956）等。

十七年时期广播语言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一些缺憾。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研究成果仍多为实践经验;至六十年代初，研究的理论性有所增强。后受制于社会形势，研究生态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此外，研究的专门性论著较少，更多研究成果（结论）散见于相关论著;语言要素应用专题研究成果较少。

二、相对停滞的“十年时期”广播语言研究

十年时期（1966—1976）即“文革”时期，广播语言研究与社会科学领域其他学科研究一样，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申启武、安治民《中国广播研究90年》（2010）甚至认为此期“广播研究基本陷于停顿”[2]（6）。齐齐哈尔师范学院中文系《新闻通讯的写作（一）——写作课教材》（1972）算是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成果。

三、日趋繁荣的“新时期”广播语言研究

随着政治上“拨乱反正”，经济上改革开放进程加快，广播语言研究与社科其他领域的研究一样进入了日趋繁荣的新时期。

（一）“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齐头并进

就整体而言，“综合研究”构成了新时期广播語言研究之总体框架，“专题研究”较之综合研究更细化而完备。施旗等《广播语言的运用》（1980）、林兴仁《广播语言教程》（1998）和唐余俊《广播语言研究》（2015）等属于“综合研究”成果。“专题研究”成果几乎涉及广播语言研究各方面，如刘士勤等《新闻广播语言的特点和词语变化》（1980）、夏青《普通话广播中的读音问题》（1982）、林兴仁《实用广播语体学》（1989）、陈克岭《广播评论要慎用同音词》（1993）、高歌东《广播语体修辞学》（2005）、孟伟《声音传播：多媒介传播时代的广播听觉文本》（2006）、董捷《提升广播语言精密度的方法》（2015）。

（二）广播语言要素研究仍为重中之重

1.语音研究热度不减。

广播语音（含播音）研究仍是此期广播语言研究的最大热点，研究涉及面较以往更宽。张松《谈谈播音的降调问题》（1979）、陈刚《谈谈评论播音的基本要求和语言表达特点》（1980）、吴为章《铿锵悦耳琅琅上口——谈广播稿中语音要素的运用》（1981）、王璐等系列论文《广播语言的吐字发声问题》（1982—1983）、范惠凤《正确运用停连》（1984）、张颂《论播音语气》（1985）、丁崇立《广播语言的音乐美》（1986）、张一农《明白如话听着顺耳——谈广播语言的听觉要求》（1993）、唐余俊《广播语音应用的修辞学研究》（2018）等研究涉及停顿、重音、语速、语气、声韵与节奏、语调等方面。

2.广播词汇、语法研究更广泛而细致。

新时期词汇语法研究较之十七年时期更广泛而细致，研究成果数量和涉及内容均已大大超前，取得多项突破性进展。

词汇方面，秦旭卿《略论广播语体及其用词》（1986）与陈月明《从心理学角度谈广播电视广告中的词语反复及心理学解释》（1988）分别从广播语体特征及心理学角度研究广播语言词语选用问题。李守之《广播稿要避免产生歧义》（1986）、张伟《怎样处理广播稿中同音词》（1988）、赵辉《广播语言的选用》（1994）等研究广播语言中同音词、双音词等的正确应用。顾光燧《模糊语言在广播新闻中的运用》（1993）、唐余俊《广播语言中的语义模糊现象》（2014）等研究广播（新闻）语义模糊性等问题。

广播语法研究方面，王海泉《广播语言要变长句为短句》（1986）、余圣辉《代词在广播稿中的应用》（1987）、李载本等《广播稿中标点符号的变通处理》（1994）等涉及词法、句法研究乃至标点符号用法研究。

（三）广播语体研究视角更宽

新时期较十七年时期以体现媒体特征为主，广播语体研究视角更宽。林兴仁《实用广播语体学》（1989）论述了“广播语体的渗透与创新、汉语广播语体的类型、汉语广播语体的五类分语体等问题”[3]。林兴仁《广播语体的定格、变格、排斥、渗透与创新》（1989）、葛浩《广播语体的“八纲辨证”》（1994）、毕一鸣《“播音腔”与“主持调”———浅论广播语体的适应性》（1996）、李强《广播语言和文本语言应重修旧好》（2009）、毕一鸣《论口语文化中的广播语言》（2010）等研究成果涉及广播语体多方面论题。

（四）语言规范化研究更“有法可依”

《广播、电影、电视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若干规定》（198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1）等相关法规的颁发，使此期广播语言规范化应用更“有法可依”。研究者除依据自身实践经验或研究心得外，更多以相关法规为依据，使广播语言规范化研究更“有法可依”。相关研究成果有江蓝生《当前广播电视语言文字应用中的几个问题》（1997）、刘耀武《广播语言规范化十大原则》（2002）、姚喜双《播音员、节目主持人的语言评价》（2005）、陈宝瑞《广播语言十不宜》（2005）、郭龙生《广播也要重视规范使用祖国语言文字》（2007）、蔡成《全面掌握和正确使用广播语言》（2016）等。

（五）广播语言新晋研究层出不穷

1.广播修辞（辞格）研究。

新时期广播修辞（辞格）研究由隐到显，渐成热点，且出现了专门性的广播修辞（辞格）研究成果。“消极修辞”研究成果如林兴仁《广播的模拟语境和广播的语体》（1987）、高歌东《广播语体修辞学》（2005）、胡毅《浅谈广播语言与修辞学的关联》（2011）等;“积极修辞（辞格）”研究成果如林兴仁《广播稿中比喻的运用》（1985）、沈九涛《广播评论的对比手法》和陈佳敏等《广播节目的独特魅力：“通感”》（2011）等。

2.对广播语言研究史的研究。

进入新时期，对广播语言研究史的研究渐受学者关注。吴为章《广播语言研究述评——为纪念人民广播事业诞生50周年而作》（1997）较早研究1940年至1990年这50年间人民广播语言研究发展状貌;王文利《民国时期的广播播音研究》（2011）重在研究民国时期的广播语音史;唐余俊《百年中国广播语言研究史》（2017）贯穿百年历史研究中国广播语言研究发展历程。

3.全国新闻奖获奖作品点评中的广播语言研究。

1991年以来历次全国新闻奖获奖作品（广播类）点评已成别开生面的广播语言研究成果。如对广播评论《脱贫攻坚摆不得半点“花架子”》（2017年二等奖获得者）之“初评评语”为：“体现广播的语言特点。语言干净利索，语句短小精悍，没有多余的字和话，听起来俏皮生动;说白话不用形容词，并采用排比手法，听起来抑扬顿挫、韵味十足。”[4]评语论及获奖广播评论语言语音、词汇、语法要素及语体风格、修辞（辞格）应用等。这些获奖作品点评中的广播语言研究内容未必全面、系统和深入，但因为奖项等级高、影响力大，可大大增强广播语言要素应用的有效性。

（六）新媒体广播语言研究昭示新方向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新媒体广播（利用互联网的网络广播及在线广播电台软件等）大量涌现，使广播语言信息传播方式较之传统方式有新变化。语言研究已开始基于信息传播较易双向及逆转，以听觉为主，且可辅以视觉等新特征。新媒体广播语言研究昭示了新时期广播语言研究的新方向，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成为学术界研究的新热点，出现了诸多广播语言研究新成果，如姚喜双等论文集《新媒体时代广播电视语言研究》（2013）、李勤《新媒体时代播音语言水平的提高方式》（2018）、姚茵《新媒体环境下广播语言规范问题及解决方法》（2018）等。如何在“微时代”（微信、微博等）应用好广播语言要素等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研究成果包括孙明花《试论微博在国家电台少数民族语言广播中的作用和应用》（2012）、彭慧芸《浅析广播播音主持的语言表现力——以广播电视台微信点歌为例》（2015）等。

新时期广播语言研究时间跨度大，成果丰，但仍存在较多的研究空白点。如梅益于十七年时期提出的电台“要千方百计做到能自己走路”的理念，直至新时期才真正落到实处;新时期广播语言研究虽也走出了自己的路，但研究成果寥寥。又如在此期间广播修辞（辞格）研究涉及的辞格种类偏少;新媒体广播语言研究的深广度有待拓展，成果总量有待丰富。

注释：

①新中国成立前“人民广播”指解放区广播，新中国成立后代表整个中国的广播事业。

②这是按1945年算的。另说应从1941年12月3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日语广播开播之日起算。

③国語与普通话在语音、词汇、语法要素方面有较明显差异。

参考文献：

[1]唐余俊.广播语言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

[2]申启武，安治民.中国广播研究90年[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

[3]钟广社.读林兴仁《实用广播语体学》[J].当代修辞学，1989（3）：42.

[4]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评论《脱贫攻坚摆不得半点“花架子”》“初评评语”[EB/OL].http：//www.xinhuanet.com//zgjx/2017-06/12/c_136359121.htm.

本文为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百年中国广播语言研究史研究》（批准号18ZWD007）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