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淑瑞

【摘要】21世纪初，很多作家捕捉到以人口拐卖的现象，以此为题材进行文学创作。本文取其中的短篇小说，将重点放在被拐卖事件及当事人本身，从女性本身、买方家庭和看客三个方面来分析买卖婚姻下女性的生存困境，分析女性被拐卖前后的生存之“困”。

【关键词】拐卖；女性；生存困境

前言

综观20世纪初期相关的文学作品，妇女拐卖现象之所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段经久不衰且难以根治，除了人贩子的猖獗与法治制度的不完善之外，被拐卖女性自身缺陷以及生存环境的局限，从根源上为拐卖事件提供了可乘之机。总结来看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女性成长环境的局限

被拐女性大多生长在偏远地区，生存境况逃不脱一个穷字。贫穷使女性的生存价值和人格尊严被大大地削弱，她们需要主动或被动地走出家门，到陌生的“大城市”赚钱补贴家用。《谁家有女初长成》里对潘巧巧生活境况的记叙最具代表性。潘巧巧生在世上哪方水土都好于它的黄桷坪，当地人逐渐形成这样一种不健康的价值评判标准：黄桷坪走出去的女孩如果赚不到钱，她们的父母“就像从来没有过她们一样”。在深圳待了一年的慧慧，就算一天在流水线上做十六个小时，就算因此生了肺痨也不耽误她跟巧巧说深圳的好。人身安全完全抵不上外面的诱惑，她们追寻的是那种模糊的大城市印象，“梦想的美好使20岁的潘巧巧看外面的世界的人和事都带上了一圈金色的光环，这种对外部世界认识的蒙蔽性像传染病一样在闭塞、贫穷的山村姑娘们身上流行。”

待嫁的大姑娘如此，已婚的小媳妇也难逃这种窘境。在《中西部》里，李玉英将“乡下女人”那种艰难朴素体现得更为全面和典型：玉英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她年轻时不似潘巧巧“心高志远”，出嫁时也没有什么主动选择权，看着任六拿着500块钱递到娘家人手上就心甘情愿地出了嫁。嫁过去即使被十一位债主的清单压得喘不过气、靠计算着卖干枣子还债也没有意识反抗，任劳任怨，顺从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贫穷与偏见使得大多数被拐女性很难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也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她们对外界很难有清晰而明确的认知，对陌生环境的辨别和处理能力普遍较弱，对那些听来的“大城市”容易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与期待。《谁家有女初长成》中，人贩子正是利用了乡村女孩对城市的渴望，将巧巧们诱拐到各地。“巧巧”们进城的姿态是决绝的，她们对看起来像城里人的人贩子陈国栋进行无意识的顺从与美化，对本可以帮她逃离这一厄运的警察也选择了默默地擦肩而过，几乎是主动使自己在被拐的道路中越走越远。金鉴这样把悲剧的全部因素归为“拒绝受教育”，虽然多少有些偏颇，毕竟是否能接受教育并非女性拒绝与否这么简单，况且受到一定程度上教育也不一定能逃过被拐卖厄运。但“没有文化的大脑使她（们）意识不到事物的表面之下也许还会有另一个真相，是她不能对周围环境中潜在的危险有出于本能的防御。

二、被拐卖过程中的侮辱与损害

在被拐卖的过程中，女性担任的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角色，这主要体现在她们在性关系上的被动与狼狈上。在被骗之后被卖之前，她们就很容易被人贩子诱奸甚至强暴：巧巧交易成功之前就被有模有样的中间人陈国栋轻易降服，失了处女身；玉棉在被掠过程中多次受到坏人的凌辱；红叶被卖出之前就让人贩子白彩馨的男人“得了手”。被拐的女子们被装在麻袋内，像一袋袋粮食堆放在房间角，男人们只需一手交钱便可“一手提货”。

三、畸形的婚配方式

除了对被拐卖女性的强迫与管制，买者的存在与需求也成为拐卖事件有力的促成者和罪恶的缔造者。买者们一方面和被拐卖女性一样难逃生活的穷和精神的困：即使如《中西部》中年轻力壮石家三兄弟，《喊山》中敦厚勤快的韩冲等也难逃打光棍的尴尬境地，中国传统的家族香火断不得的传宗接代的浓厚思想又使“男婚”成了头等大事，于是不惜倾家荡产，就算拿出自己做棺材的钱也心甘情愿，从这个层面上可以说他们也是拐卖事件中的受害者。可另一方面，穷困践踏了他们善良质朴的人性，“那些没技术、没知识、没气质的成年男性，在难以通过正常途径娶亲成家的情况下，采取‘买的非法手段去解决婚姻问题似乎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除此之外，“看客”的存在也是女性困境不可忽略的阻碍性因素：从买来的女子进村到试图逃走，从胁迫女子“洞房”到生产，从村民到权威的村委干部，那些买媳妇的村子仿佛有一种天然而牢固的默契，“麻木”的精神状态贯穿始终。如果说人贩子和广大的市场滋生了这一犯罪活动，看客们的态度无疑使得被拐女子的逃跑和相关部门的营救活动困难重重，间接影响甚至直接改变了女性的命运。

【参考文献】

[1]苏婷：《通往城市之路——<谁家有女初长成>之深层解读》[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年第5期

[2]李智伟：《文明与蒙蛮的较量——<盲山>的悲剧性启示》[J]，《电影评介》，2008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