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雪敏

摘   要：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国内防疫标语大量涌现，在防疫宣传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笔者将防疫标语分为：中早期的建议式标语，高峰期的指令式、警告式标语，后期的劝诫式、提醒式标语。本文从语用预设的角度，探讨防疫标语的预设类型和体现出的典型特点，指出：这些类型和特点，与防疫标语的宣传目的需求密切相关，直接关联防疫标语语用效果的实现。

关键词：  防疫标语   语用预设   预设类别   预设特点

一、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社会各界都采取积极的行动投入疫情防控中，防疫标语应时而生。

梳理文献发现，关于新冠肺炎防疫标语的研究已有部分成果。如林纲（2020）从语言生态的角度，论述防控标语的内部生态、外部生态和非生态状况三个方面，寻求规律和功能。黄秋尘（2020）主要针对防疫标语中存在的不恰当的言语方式，在分析失范标语产生和传播原因的基础上，提出标语制作要坚持正确价值导向。王新（2020）系统地从功能、句法和语义、语音修辞和修辞格的角度分析研究新冠肺炎防控标语。原慧艳（2020）对抗击疫情中“硬核”标语的语言风格和修辞艺术方面进行了探讨，指出防疫标语具有口语化、强硬化和幽默化的语言特点。张艺璇（2020）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对抗疫标语进行了分析，重点论述了此类标语的语用功能，并将抗疫标语分为请求和警示两类，讨论其在地域上的差异。姚清（2020）从公共治理的视角研究农村防疫中的“硬核”标语，指出“硬核”标语的优点和不足。杨光志（2020）综合人类学、社会语言学、大众传播学的理论，对乡村防疫抗疫宣传标语传播效应加以分析研究。

目前从语用预设方面分析防疫标语的相关文献较少。标语是指文字简练、意义鲜明的，具有宣传、鼓动性质的口号，任何宣传标语都是具有语用意图或语用目的的。本文将从语用预设的角度分析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防疫标语。

预设是由德国哲学家、现代逻辑奠基人弗雷格于1892年提出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预设进入语言学领域，并成为逻辑语义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语用预设的概念是斯塔奈克提出的，不同于语义预设，语用预设试图从语境、说话者和听话者的信仰、背景知识、心理状态等角度分析预设。语用学理论认为预设是说话者、话语、命题和语境之间的关系，语用预设认为是说话者的预设或语境预设。

二、防疫标语的时段分类

王新（2020）、张艺璇（2020）和原慧艳（2020）都对防疫标语进行了分类。从语用学的角度来看，任何宣传标语都涉及宣传者、接受者（受众）、时间、空间区域等因素。就新冠疫情宣传语而言，疫情发展的不同时间段、区域范围和面向对象的不同，直接影响宣传标语的制作及语用效果。本文將防疫宣传标语分作三个时间段，分别讨论三个时期里宣传标语体现出来的具有代表性的言语行为句类别。

（一）中早期的建议式标语

2019年12月湖北武汉一些医院陆续收治了一些病毒性肺炎患者。1月份以后发生人传人现象，疫情逐渐在武汉蔓延。由于春运期间的人口流动，全国都有病例出现。这时候的防疫标语逐渐产生，且都是以防护措施为主。例如：

（1）戴口罩、勤洗手，测体温、勤消毒，少聚集、勤通风。

（2）注意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

（3）勤快洗手，消毒杀菌，赶走病毒。

疫情早期和发展期标语的宣传者是国家政府，面向对象是全体民众，在全国上下广泛宣传。疫情早期正处在春运期间，这时标语以建议式的标题口号为主。句式结构上以短句和祈使句为主，结构工整，风格正式严谨;语体风格以书面语为主，用语规范。这种标语对受众进行正面或婉言劝说，使他们能接受或认同，提高警惕、防范疫情。同时宣传推广疫情防控知识，及时给民众提供一些有效的手段预防新冠肺炎。如例（1）和例（2）中的戴口罩、洗手、测体温和开窗通风等都是具体的防疫手段。

（二）高峰期的指令式、警告式标语

强指令式标语，一般是强烈、坚决地命令或禁止听话人做某事。如：

（1）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2）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3）践行初心使命，体现责任担当，投身疫情防控阻击战。

这类标语的宣传者是国家政府，面向的对象也是全体民众。大年三十后人们开始居家隔离，国内防控形势严峻。这种标语呈现出显著的书面语特征和官方话语特征，显得十分严肃科学，有很明显的政治命令色彩，响应了党的号召和中央的部署。如例（2）、例（3）中的“党中央”“初心使命”等都具有鲜明的国家机关对群众的教育引导风格。不但能够让广大民众了解党中央对防控疫情的科学措施和坚决态度，还能够调节民众慌乱、焦躁等负面情绪，稳定人心，增强民众抗击疫情的信心、决心。

除此之外，在抗疫高峰期还出现了警告式的“土味”“硬核”标语。如：

（1）偷吃野味，病床C位。

（2）今天到处乱跑，明年坟头长草。

这些标语的宣传者是乡、村、镇或者街道社区的基层地方政府。标语所面向的对象是当地的村民、镇民等。宣传区域自然是在当地村镇管辖的范围。此类标语有十分明显的口语特征，使用了大量的网络用语和方言词汇，如例（1）的“C位”就是风靡一时的网络语言。

宣传者为了追求传播效果，甚至采取了一些粗鲁的用语，试图通过这些方式达到警示群众的目的。对于没有防疫意识的某些受众来说，这种标语虽然简单粗鲁，但是能够达到规劝效果。

不可否认的是，在疫情高峰期，某些基层单位有急功近利思想，部分标语欠考虑，用词过分，影响社会和谐。

（三）后期的劝诫式、提醒式标语

（1）复工复学要注意，观察两周看体温，如有症状早报告，尽快就医别迟疑。

（2）放假期间尽量减少外出，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

（3）科学防控疫情，文明实践随行。

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人们开始复工复产，这时的防疫标语产生了新的变化。抗疫后期标语的宣传者以国家政府为主，面向对象是全体民众，特别是那些复工复学的群众。后期的标语具有书面语语体色彩，句式结构上以劝诫、提醒式的祈使句为主，如例（1）、例（2）中的内容都是劝诫提醒式的、语言风格正式而不失温和，充满人文关怀，具有说服力和凝聚力，能让受众广泛接受。

在后期防疫标语中有一类特殊的防疫标语就是学校的防疫标语，譬如：

（1）错峰分批就餐，友谊小船不翻。

（2）口罩遮不住解决问题的思考，疫情打不垮坚守岗位的信念。

（3）园中花蕾缀满枝，战疫胜利就在前。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学校标语较为特殊的是面向的对象以学生为主，宣传范围较为狭窄，主要在学校内张贴宣传。这些标语风格普遍严谨或温馨，格式上以对仗为主，富有节奏感。学生能很好地接受这类标语，并且对疫情防控予以重视。此外，在社会大环境下，学校标语还响应了国家的防疫指令，有的标语具有较为严肃的语体色彩。

三、防疫标语的语用预设类别

李玉坤将广告用语中语用预设分为对象预设、信念预设、状态预设、行为预设和知识预设五类。本文将防疫标语的语用预设，分为五种类别：事实预设，情感预设，信念预设，状态预设，文化预设。

（一）防疫标语中的事实预设

计道宏（2011）提到，所谓事实预设是指交际双方共知的客观事实或客观存在。由于语用预设的共知性特征，也就是听话人能够接受说话人预设信息，实现谈话双方相互理解。因此，在交流中，信息共知成为说话人的语用预设成立的关键，比如共有知识、交际场景、双方关系等。在防疫标语中存在许多客观事实信息为宣传者和接受者双方共知。例如：

（1）戴口罩总比带呼吸机好，躺在家总比躺ICU强。

（2）向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勇士学习致敬。

在例（1）中的“呼吸机”和“ICU”都是标语宣传者和接受者共知的信息，即呼吸机是延长呼吸衰竭病人生命的设备，ICU是重症加强护理病房，两者代表病情严重。例（2）中“奋战在一线的勇士”，即指在武汉的医护人员和军人们。标语的宣传者能够利用这些共有知识达到省力的效果，以短小精悍的标语说服受众。

（二）防疫标语中的情感预设

李玉、吴海娟等人在论文中提出情感预设，是指预先对受众设定与其相关的一些亲密关系，利用这些情感载体的语言，对受众心理产生冲击，引发受众的某种情感和共鸣。在大量的防疫标语中，运用了情感预设的标语会利用受众的情感需求，模拟亲人的口吻，劝导受众接纳这些标语并自觉遵守践行。例如：

（3）防护不到位，亲人两行泪。

（4）返鄉人员不隔离，亲人不死扒层皮。

（5）管住嘴，捆住腿，莫让亲人徒伤悲。

例子都是从“亲人”的角度出发，劝阻或者警告受众。这样受众可以在亲情的感召之下管控自己的行为，推己及人，使防疫标语发挥作用。此类标语特别对春运期间的返乡人员有良好的警示和规劝作用。

（三）防疫标语中的信念预设

信念是指人们对自己的想法观念及意识行为倾向强烈的确信与信任，一个人的行为处事常会受到三观、信念等因素的影响。春节本是中国人回家团圆、走亲访友的传统佳节，但是为了防止疫情蔓延，民众只能在自己的居住地隔离。这时，防疫标语就应该侧重于适当改变受众的信念，规范其行为。例如：

（6）今天到处串门，明天肺炎上门。

（7）亲戚不走来年还有，得了肺炎性命堪忧。

（8）今年过节不串门，网络拜年看亲人。

这些标语都是为了防止中国人走亲戚、串门、拜年等，在特殊时期改变人们的常规看法，接受新的信念，即今年过节不收礼、不拜年、不串门，就算要见亲人也在网络上见面，避免直接接触，以防止疫情的传播。防疫标语中的信念预设是从反向入手，将受众所预设的信念反向宣传，从而改变受众的认知态度和理想信念，增强标语的劝诫效果。

（四）防疫标语中的状态预设

陈新仁认为状态预设“一是预设过去不理想的状态，一是预设改变后的理想状态”。在防疫标语中，状态预设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按照某种行为，预设出现好的状态;另一种是按照某种不好的行为，预设会出现一些危险的状况。例如：

（9）今天聚众侃大山，明天染病妻子散。

（10）孤独两星期，热闹一辈子。

（11）宅家，躺沙发享受;乱跑，躺ICU抢救。

“孤独两星期”“宅家”都是好的行为，如果按照这些行为形式就会出现好的状态和结果“热闹一辈子”“躺沙发享受”，而“吃野味”“聚众侃大山”“乱跑”等不好的行为若是发生了，那么“医院躺”“染病妻子散”“ICU抢救”这些不好的状况和结果就会发生。通过状态和结果的预设，让受众想象和体会，从而做出选择，选择安全愉悦还是危险悲伤，进而激活受众的自我警示意识，规范行为。

（五）防疫标语中的文化预设

文化预设是指一定社会中被人民接收，但以潜在假设形式存在的信条和理念。曾必好将文化预设的内涵阐述得较为彻底，将其分为“词汇文化、修辞文化、心理文化、习俗文化、委婉文化、常识文化”。防疫标语根植在语言这一大环境中，字里行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例如：

（12）今天赶场凑热闹，阎王殿里去报到。

（13）带病回村，不肖子孙。

（14）隐瞒病症不上报，黄泉路上提前到。

例中的“阎王殿”“黄泉路”“不肖子孙”都是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如“阎王殿”和“黄泉路”就是利用鬼神文化观念警示受众;“不肖子孙”是中国孝文化的体现，不孝在中国文化中是最严重的人伦道德错误。标语中这些用语的文化内涵，是中国人的共有知识背景，也就是习俗文化、常识文化，宣传者以此类话警告受众能达到较好的劝诫效果。

四、防疫标语语用预设的特点

张峰辉提到，适切性和共知性是多数学者普遍认可的语用预设属性，还将语用预设分为适切性、共知性、单向性、主观性、隐蔽性、可撤销性和无争议性七种属性。本文根据标语的设计和防疫标语的分类，认为防疫标语中的语用预设具有五点显著属性：

（一）单向性

语用预设的单向性是指预设是建立在说话人一方行为上的，在说话之前不会征求对方的意见。

防疫标语具有典型的单向性特点，在疫情发展得又急又猛的情形下，在全国防疫形势严峻的社会语境下，各类防疫标语都体现出明显的单向性特点。从实际语用效果来看，这样的标语充分发挥了指导、规范民众防疫行为的作用。如：“重科学，听官宣，谣言消息莫去传。”这则标语是从宣传者单方面的话语主导，让接受者注重科学，听从官方的命令，而且不能乱传谣言。在中早期的防疫标语中，语用预设的单向性尤为突出。

（二）共知性

语用预设的共知性是指听话人能够接受说话人所预设的信息，实现交际双方相互理解。共知性是指说话人和听话人都知晓的语言信息。

在防疫标语中，标语宣传者的预设是以接受者双方共同接收的信息为前提的。如：“现在请吃的饭都是鸿门宴。”“鸿门宴”一词出自《史记》，如今用来比喻加害客人的宴会。该词为宣传者和接受者双方的共知信息，接受者可以毫无阻碍地理解标语中的语言信息。

（三）隐藏性

在防疫标语中，宣传者将标语中表达的信息隐藏在文字中，不直接用文字进行描述，而是受众借助已有的知识基础，对字义进行分析，推理出宣传者所表达的预设内容。如：“尝了一碟穿山甲，寿衣穿得很优雅。”“穿山甲”是野味，“寿衣”是死者身上的衣物，意思是告诫人们不要吃野味，否则就会死得很优雅。宣传者没有直白说出这些话语，而是让受众意会，理解宣传者的用意。

（四）主观性

语用预设是以宣传者的主观意念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宣传者在制作标语时预设的事实有真实的客观事实，也有假定的事实，具有主观性特征。宣传者常常使用夸张或断言的手段，增强防疫标语的说服力，感染受众。如：“聚会就是自寻短见。”这则标语很明显有宣传者的主观性。宣传者以断言的形式道出自己假设的事实，利用夸张的手法夸大“聚会”的后果，以此引起接受者的关注。

（五）合适性

语用预设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中才能够成立，脱离了语境的语用预设会失去原本的意义，容易造成曲解。语用预设的合适性特征是与语境密切联系的。

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高峰期时段产生的“硬核”标语，在网友眼中这些标语有失规范，宣传者宣传力度太过了，不合适。但是结合标语宣传的环境来看，这些所谓硬核标语的绝大多数存在于乡、村或镇中，这里一些人的视野受限，防护意识不到位。宣传者考虑到这种因素制作出来的标语，其实在本地语境下是稀疏平常的。但是，脱离了语境，放大到网络上就有了振聋发聩的效果。有时单纯从标语语义的层面很难断定这种标语的好坏，需要将标语放到特定的语境中判断。

可见，宣传者在制作标语时可以结合语用预设的特征，采用一定的语用预设技巧与相关策略，在简练短小的语句中传递丰富的内涵信息，引起受众关注的同时更有效地说服受众。

五、结语

本文分别讨论三个时期里宣传标语体现出来的具有代表性的言语行为句类别。从语用预设的角度，探讨了防疫标语的预设类型和体现出的典型特点。进一步指出，这些类型和特点与防疫标语的宣传目的需求密切相关，直接关联防疫标语语用效果。

通过对防疫标语的语用预设研究，可以更好地創造、规范、应用标语，更有效地劝阻、警示人们，增强受众的防疫意识，规范行为，将防疫宣传工作从突发应急宣传状态转向日常传播管理。

参考文献：

[1]张艺璇.国内抗击疫情宣传标语的语言认知研究[J].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中旬刊），2020（05）：244-246.

[2]计道宏.预设的语用功能研究[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5）：101-103.

[3]王新.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标语研究[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4（02）：109-114.

[4]黄秋尘.新冠肺炎防疫标语失范现象及其规制[J].新闻潮，2020（04）：11-13.

[5]林纲.疫情防控宣传标语的语言生态分析[J].传媒观察，2020（04）：30-36.

[6]姚清.农村防疫中的“硬核”标语：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基于公共治理视角[J].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综合版），2020，20（03）：14-20.

[7]原慧艳.抗击疫情“硬核”标语的语言艺术[J].语文建设，2020（04）：70-73.

[8]吴海娟.语用预设视角下的交通安全标语探析[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19（07）：81-82.

[9]李玉坤.语用预设在现代广告语中的应用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6.

[10]买春艳.解析广告标语中预设的使用[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0，13（01）：33-35+42.

[11]屠海波.汉语标语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07.

[12]陈新仁.论广告用语中的语用预设[J].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8.10.

[13]曾必好.汉英广告语篇中的预设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5.

指导老师：任志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