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建林 陶加培

引 言

2018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标志着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此确立，公立协商性司法模式在我国兴起。虽然法律文本上并未有关于量刑协商的具体表述，但实质上是蕴含了量刑协商意思表示的。《刑事诉讼法》第173 条第2 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对犯罪事实、罪名及适用的法律、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从宽处罚的建议以及审理适用的程序等方面的意见，并记录在案。此款规定中，人民检察院告知义务、听取被告方关于若干实质性问题的意见等等，实际上就是在进行 协商。

认罪认罚案件中形成最终量刑定论的流程与不认罪案件的流程存在显著差别，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认罪案件中的量刑是由检察官与被追诉人及其辩护人或值班律师双主体决定的，即由控辩双方之间形成合意，继而由法院通过审查予以判定。在这一过程中，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作为公诉权的一部分，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在审前程序，量刑建议是被追诉人审前阶段认罪认罚的结果载体，是被追诉人与检察机关协商之后的有效成果。另一方面，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由于定罪问题实质上已无较大争议，量刑建议毫无疑问将会是审判程序的重点内容。在此背景下，量刑建议将成为解决量刑问题的“牛鼻子”，也是能否真正贯彻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