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拥军 蔡舒眉

一、 问题与径路

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司法成为纠纷化解的常规渠道， 但随着“诉讼爆炸” 时代来临， 司法中心主义的各种弊端开始显现， 纠纷替代性解决（ADR）、 纠纷多元化解首先在西方兴起①。 从本土资源来说， 传统权威的民间调解、 “父母官” 形象的行政调解以及马锡五审判方式等为我国推进纠纷多元化解改革提供了重要借鉴， 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ADR、 诉讼调解、 刑事和解等现代制度独具“东方经验” 色彩②参见范愉： 《当代中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与发展》， 《学海》 2003 年第1 期。。 鉴于实务改革的热潮③2015 年10 月13 日， 十八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 把构建纠纷多元化解制度上升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行动。 2016 年6月29 日，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 相应山东、黑龙江、 福建、 安徽等诸多省份都相继出台了本省的纠纷多元化解条例， 而实践中， 各种诉前调解工作室、诉调对接、 繁简分流、 在线解纷等改革也层出不穷。， 学界也从不同角度跟进了相关研究， 可分为以下三种进路。

第一， 类型比较研究， 这类研究的基本思路建立在诉讼与非诉的类型化对比之上。 如在制度证成方面， 有学者从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的特点来阐释构建多元协同治理的重要性④参见刘霞： 《多元社会的稳定逻辑——论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化解的协同治理机制构建》， 《学术前沿》 2013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