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宇宇

(西安外国语大学 西方语言文化学院，西安 710128)

提要：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民族文化对外传播、交流，向全世界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工作在我国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闪耀的明星，自20世纪20年代由哥伦比亚诗人译介成西班牙语后，经过西语汉学家和中国翻译家近90年的耕耘，译介作品日益丰富，在中西文学作品出版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在译介对象的选择、核心文化价值的负载、诗美效果的达成、学术层面的支持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和出版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只有通过统筹规划，从翻译策略、翻译内容、翻译主体、出版发行模式和传播途径等多方面综合考量，才能实现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的根本目的。

一、引 言

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关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大背景下，中国与西班牙及拉美各国国际贸易及文化交流不断发展。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产生重要推动作用，西班牙愿意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框架下各领域的合作[1]。2017年，在中国与阿根廷建交4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与阿根廷总统马克里举行会谈时强调，“拉美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中方愿意同拉美加强合作，包括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实现中拉发展战略对接，促进共同发展，打造中拉命运共同体”[2]。国家领导人层面的决策标志着中国与西班牙和拉美各国关系真正融入“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与西语世界的文化交流成为实现共建合作平台的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古典诗歌的西译及出版无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必经之路，因为诗歌是中国文化最闪耀的明星，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中国古典诗歌西译及出版研究必须以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为根本目标，让中国古典诗歌融入西语世界的文学语境，展现其独有的魅力。

西班牙及西语美洲众多汉学家都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辉煌发出过自己的感叹。西班牙资深汉学家、藏学家毕隐崖(Juan Ignacio Preciado Idoeta)说“很难找到一个民族像中国这样留给人类如此多优秀的诗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世界文学的巅峰人物”[3]8。许多西语诗歌大师都对中国古典诗歌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其中不乏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如鲁文·达里奥(Rubén Darío)，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拉法埃尔·阿尔维蒂(Rafael Alberti)。他们虽然不懂汉语，但出于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热爱，通过转译的方式亲自执笔翻译了许多诗词。帕斯说：“我认为这些诗歌应该被译为西班牙语，不仅仅因为它们所呈现的美，还因为它们每一篇都表露出一种智慧。”[4]西语世界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了多层面、多方位的探索。如果认为哥伦比亚诗人吉列尔莫·巴伦西亚(Guillermo Valencia)1929年出版的《神州集——东方诗歌》(Gatay-poemas orientales)是传入西语世界最早的中国古典诗歌的话，那么，迄今为止中国古诗词西译已有近90年的历史。在此期间，在西班牙、西班牙语美洲及中国都出现了杰出的译家和译作，使中国古典诗歌在西语文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中国古典诗歌西语译介出版的历程

中国古典诗歌于18世纪由法国传教士传入西方世界，而中国古典诗歌在西语世界的译介开始相对较晚。20世纪初，西班牙及西班牙语美洲译介出版的中国古诗词数量极少，直到1929年第一本汉诗西语译本《神州集》在哥伦比亚出版并在西语世界引起巨大的反响。胡利安·马拉特斯塔(Julián Malatesta)在他的论文《吉列尔莫·巴伦西亚与东方诗歌》(Guillermo Valencia y la poesía oriental)中对《神州集》做出了客观的评价：“它既是光又是影，既有强的一面又有弱点，读者无法回避它带来的欢乐与痛苦的纠结，为它人为的造作而深感疲累，同时又为其诗意的境界而叫好。”[5]这本诗集由法语转译而来，需要指出的是，在20世纪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西语汉学家及诗人都只能从英语、法语等语言转译中国古诗词，直到1948年由古巴翻译家黄玛赛(Marcela de Juan)译介的《中国诗歌精华录》(Breve antología de la poesía china)出版，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由中文直接翻译而来的中国古典诗歌西语译本才面世[6]。

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古诗西译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诗人译者占据了主导地位。西班牙“二七年一代”代表诗人拉斐尔·阿尔贝蒂与玛利亚·特蕾莎·莱昂(María Teresa León)共同翻译的《中国诗歌》(Poesía china)于1960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墨西哥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于1974年出版了《翻译与消遣》(Versiones y diversiones)。阿根廷20世纪杰出作家的代表阿尔瓦罗·云柯(lvaro Yunque)于1958年在阿根廷出版诗集《中国诗人》(Poetas chinos)。智利著名诗人路易斯·恩里克·德拉诺(Luis Enrique Délano)于1962年出版《李白诗集》(Poemas de Li Po)。除此之外，被称为拉丁美洲“诗圣”的鲁文·达里奥(Rubén Dario)，被誉为墨西哥现代诗歌创始人的何塞·胡安·塔布拉达(José Juan Tablada)，西班牙“二七年一代”女诗人埃内斯蒂娜·德昌波尔辛(Ernestina de Champoureín)等诗人都深深地为中国古典诗歌而着迷，翻译并出版了许多汉诗。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古典诗歌的西语译介出版开始进入发展期。西语诗人的转译逐渐被汉学家、翻译家的直译所取代，其中西语翻译家陈国坚的译作影响最大。他从1981年开始涉足中国古典诗词的西译工作，出版了大量译作：1981年在墨西哥研究院亚非研究中心的学报发表文章《李白诗歌十八首》(Dieciocho poemas de Li Po)；1982年由墨西哥研究院出版《把酒问月——李白诗集》(Copa en mano.Pregunto a Luna：poemas)；1984年在秘鲁出版《白居易诗选》(Poemas de Bai Juyi)；1988年在西班牙马德里出版《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唐代诗选》(Poemas de Tang，edad de oro de la poesía china)；1989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出版《李白诗选》(Poemas de Li Po)。陈国坚认为“中国人的诗，中国人要译”，他指出“翻译是理解与表达两个方面的统一，而理解是翻译的前提”，因此，中国人应该担负起将中国文化更准确传播出去的使命[7]。此外，西语汉学家在这一时期的译作也颇为丰富，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如：马丁·贡萨雷斯·吉列尔莫(Martín González Guillermo)于1988年在波哥大出版《竹林：中国诗歌》(El bosque de los bambúes：poemas de China)；安妮-埃伦娜·苏亚雷斯·希拉尔兹(Anne-Héléne Suárez Grard)于1988年在马德里出版《诗歌五十首.李白》(Cincuenta poemas.Li Bo)。这两个译本都在兼顾西语语言特点的基础上尽量保留了汉诗的形式、韵律和节奏，对汉诗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古典诗歌在西语世界的传播与出版进入繁盛时期。20世纪末随着中国与西班牙语美洲及西班牙的文化交流日渐频繁，一批西语学者开始通过译介的方式把中国古典诗歌介绍到西语各国。1979年来到中国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的秘鲁汉学家吉叶墨(原名吉列尔莫·达尼诺)(Daino Guillermo)的大量译作是此一阶段汉诗译介的重要收获，他先后翻译出版了9部中国古诗词。其中包括：1996年《白塔·唐诗100首》(La Pagoda Blanca，Cien poemas de la dinastía Tang)，1998年《酒泉·李白诗选》(Manantial de vino，poemas de Li Po))，2001年《白居易·琵琶行》(Bai Juyí，La Canción del laúd)，2002年《翰林·杜甫诗选》(Bosque de pinceles，Poemas de Tu Fu)，2004年《空山·王维诗选》(La Montaa Vacía，Poemas de Wang Wei)，2007年《五柳先生·陶渊明诗选》(El maestro de los cinco sauces，poemas de Tao Yuanming)。此一时期关于中国古典诗歌的译介还见于西班牙著名汉学家毕隐崖分别于1999年译著的《王维诗歌选集》(Poemas del río Wang)，2000年的《杜甫诗歌选集》(El vuelo oblicuo de las golondrinas，Du Fu)，2003年的《中国诗歌选集》(Antología de poesía china)。毕隐崖认为在汉诗西译的过程中，很难保留诗文原本的音乐性、节奏感，再现其意境。因此他认为译介的首要宗旨是最大限度忠实于原文，尽可能使西语读者得到中文读者同样的感受[3]12。除此之外，21世纪初出版的中国古诗西语译本还有《古代中国的诗歌和叙事文学》(poesía y narrativa de la antigua china，antología de bellas historias del pueblo chino)，这一译本于2011年出版，诗集中还收录了中国古代经典的故事、寓言、历史、谚语等。由Fernando Pérez Villalón精选并翻译李白、杜甫和王维三位诗人的作品，《于空中书写：三位中国经典诗人》(Escrito en el aire，tres poetas clásicos chinos)于2013年在圣地亚哥出版。2014年《回声与透明：中国古典诗选》(Ecos y transparencias：selección de la poesía clásica china)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它是由ngeles Ascasubi，Lelia Gándara y和Rubén Pose这三位对中国历史、文学和语言有着深入研究的学者译介出版的双语版本诗集，该诗集按主题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传统与决裂”“战争、判决和流亡的风景”及“其他视角：中国爱情诗”。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西学者、文人的互访和交流，21世纪初出现了许多中国古典诗歌中西翻译家合译的版本。借助中国学者对古诗深刻的理解和西语学者对语言的准确表达，从2002年开始在西语国家出版了大量汉诗选集：2002年西班牙汉学家加西亚·恩里克(García Enrique)与中国西语学者徐宗辉合译《爱情与离别之歌：中世纪中国诗词选集》(Cantos de amor y de ausencia：cantos de“Ci”de la china medieval)；2005年西班牙书法家拉斐尔·何塞·贝尔南多·(Rafael José Barneto)和长居西班牙的中国西语学者霍尔海·卡洛斯·曾(曾若境)(Jorge Carlos Tseng)合译《感性与理性：中国古诗与书法》在马德里出版；2008年中国西语学者陈广福与西班牙汉学家阿尔弗雷多·戈麦斯·希尔(Alfredo Gómez Gil)合译《唐宋诗词选集》(Antología poética de las Dinastías Tang y Song)；2015年中国西语学者常世儒与西班牙汉学家欧阳平(Manuel Ollé)合译《唐诗选》(Poemas de la dinastía Tang)。

以上对中国古典诗歌西语译介出版历史的回顾是对现存的学术话语体系的一个全面的梳理，从中可以看到汉诗在西语世界的译介与出版研究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脉络。在此基础上，如何全面、系统、深入地总结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构建新的学术话语体系，这是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三、中国古典诗歌在西语国家译介与传播的特点与不足

经过近90年的努力，中国古典诗歌在西班牙语国家的译介和出版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与英、法、德、俄等语种译本的丰富相比，汉诗的西班牙语译本尚显不足，且在西语国家的出版与传播有其自身特点。

(一)译介对象方面

中国古典诗歌西语译介与出版起步较晚，根据资料记载，中国古典诗歌的外译最早开始于公元1世纪前后，中诗法译始于18世纪，中诗德译始于18世纪中期，中诗英译始于16世纪。而中诗西译始于20世纪20年代，起步远远晚于欧洲其他语种。此外，在其发展的最初50年中，西译本主要来源于英语和法语的转译，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译介的准确性，阻碍了汉诗在西语国家的传播。经过近80年的步履维艰，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蓬勃发展起来。译介发展的迟缓导致中诗西译的最初阶段选择对象单一。由于哥伦比亚诗人吉列尔莫的转译，中国古典诗歌与西语世界的接触始于98首汉诗的译介，其中以唐诗占大多数。此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西语诗人和汉学家对汉诗的译介仅仅局限于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等少数几位唐代诗人。尤其是李白的诗歌，在各个版本的汉诗集中都占着相当大的比重。直到1962年黄玛赛的《中国诗歌精华录再编》(Segunda antología de la poesía china)出版，西班牙语译者的目光才投注到李清照、陶渊明、苏轼等诗人的作品上，诗体也由唐诗的译介发展到宋词、汉诗、赋等。但是总体而言，唐诗仍然是译介出版的主要对象。这一方面要归因于唐朝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最高成就的代表，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巅峰；另一方面，古诗西译的选择最初取决于诗人译者的研究兴趣，唐诗的辉煌成就是诗人们译介的动力源泉。直到后来，随着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力度的不断加大，汉学家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不断提高，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内涵和丰富意蕴在西语读者中展现开来，译介的视野才更加开阔，译介对象才逐渐趋于多元化。

(二)文化意识方面

诗歌译介的内涵在于文化译介与传播，而文化译介的主导权掌握在译介主体的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历史视野的开阔，精神危机的加剧，促使诗人们决心与一切旧的传统决裂，试图创造一种新颖的诗歌形式。于是，许多杰出诗人的目光开始投注到充满异域风情的东方世界，而中国古典诗歌就成为他们灵感的源泉，他们着手译介中国古典诗歌，也正是这些诗人成为20世纪中期中国古典诗歌译介的主体。诗人译者注重诗歌意蕴的张力，为了体现出诗歌的诗意或文学性，他们在翻译诗歌的过程中往往会带有主观审美的情绪，从而进行大胆的再创作。与原文相比，诗人译者的译文虽然更富有美学的表现技巧，但所承载的文化内容经过精心取舍后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至20世纪后期，中国古典诗歌的译介进入以西方汉学家为主体的时期。与诗人不同，汉学家们更关注翻译的忠实性问题，把挖掘文本深意作为译介的根本目的，但由于自身文化立场和所拥有的文化背景的限制，汉学家的翻译往往更倾向于读者的可接受性。文化思维的差异导致汉学家们的翻译带有浓重的主观文化色彩，经由他们译介的中国古典诗歌经过语言转换后其原本丰富的文化信息无可避免的会有严重的损耗。发展到当代，目前大多数中国古典诗歌的译介都是由中国的西语学者来承担。为了避免文化隔阂导致的错译，中国译者会寻求与外国译者合作完成，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提高翻译质量，在保证译文可读性的基础上，凸显其原文所承载的丰富的文化信息，真正实现跨语境、跨文化的译介，增强中国文化的传播力。

(三)译文审美方面

经过近90年的努力，中国古典诗歌的西译产生了大量的译文作品，但是经过仔细比对研究就会发现，现存的各种版本良莠不齐，大多还只是停留在追求译本与原文内容的对等的基础层面上[8]。意象的变形、意境的流失、意蕴的浅薄等都成为译文失去诗味、欠缺审美价值的主要因素。文学作品翻译的核心是文化信息，但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讲求音韵节奏和意境情思，因此，诗歌翻译的至高追求在于诗味的翻译。诗歌翻译家许渊冲说：“文学翻译不单是译词，还要译意；不单要译意，还要译味。”[9]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凝练、音韵谐美、意象丰富、意境深远，彰显着中国文化的独特内涵，所以在译介的过程中如果仅仅进行语码的转换，不考虑其诗学特质和审美价值的传达，那就背离了诗歌译介的根本目的。从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层面来看，现存的中国古典诗歌译文主要存在文化审美和形式审美无法移植和再现的问题。在译诗内容方面，译者常常对原语文化形象进行随意的替代和删减。这种变形和失落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本地化”改写，是为迎合读者阅读审美期待的一种“改编”。在此过程中，原文本内容发生了变化，原文本的文化负载价值有所流失，与我们构建中国学术话语权的初衷背道而驰。在译诗形式方面，由于中西诗歌审美传统的巨大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辞格的处理不论是转存、变通还是创造，都无法做到内外意蕴相协调。辞格转存的好坏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影响到原诗诗意的充分再现以及诸多与此相关意蕴的转存。因此，大多数中国古典诗歌的西语译文都存在诗篇情趣意蕴与原诗不对等的问题，而这正是形式审美无法再现的具体表现。诗歌翻译不仅要翻译内容和形式，更要实现诗学效果的译出，这是译诗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话语体系的诗歌译学审思。

(四)研究力度方面

文化的传播离不开深入的研究，文学作品在其他国家的出版和传播同样需要专业的研究著述进行同步推动，但中国古典诗歌西译出版的一个特点是关于译介和出版的研究著述明显不足。从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西语译介的主要译者群体是西语各国的诗人。他们出于对汉诗的热爱，通过再创作的方式将其转译为西语，因此，汉诗在西语世界传播的最初阶段，译介与研究比例失衡，尤其是专门研究汉诗的著述寥寥无几。大多数学者在其译作出版的导言部分会阐述自己对中国古诗的认知和见解，研究与汉诗相关的中国文化、历史、地理，或者汉诗的特点，包括诗体、韵律、节奏、修辞和诗意等。也有一些汉学家发表了相关的研究论文，但总体来说，中国古典诗歌在西语世界译介成分远远大于理论探讨与体系构建。但近年来，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需要用中国的理论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探索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因此，学界对汉诗西译发展局限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中国古典诗歌及其相关的译介研究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并逐渐发展起来。

四、中国古典诗歌西语译介出版策略

中国古典诗歌“走出去”不是简单地将古诗转化为西班牙语文字的行为。我们不能忽视翻译与出版的任务和目标，如果译文不能促进中国文化与他国文化的有效交流，译介版本不能在出版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古典诗歌通过译介的行为无法在译入语环境中被接受和传播，无法让译文读者正确理解中国文化价值观，那么这样的译介和译本是违背“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的[10]。因此，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和出版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需要统筹规划[11]。需要从翻译策略、翻译内容、翻译主体和出版发行模式和传播途径等多方面综合考量。

近年来，涌现出很多从美学、生态学、目的论等不同视角下研究中国古典诗歌译介的专著和论文，但是基本上所有的研究都围绕着中国古典诗歌英译进行。其他语种，尤其是西班牙语作为翻译目标语的研究基本上呈现空白的状态。尽管英语翻译研究者在各个翻译领域丰硕的理论成果可以作为中国古诗西译的借鉴，但西班牙语在结构、音韵、语境和语体等方面有其区别于英语的特点，且西语读者有其区别于其他语种读者的审美取向。因此在实际翻译和传播的过程中，我们在借鉴英译现成的翻译理论为中国古典诗歌的西译建立特有的多角度的理论的基础上，应当凸显并强调中国古典诗歌在西班牙语各国如何实现美感展现和再植，思考如何处理具有中国传统美学特征的意象、意境和文化元素等，使其在西班牙语语境下散发独有的美学韵味。

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中国文化的对外译介和传播，国家先后启动“大中华文库”“经典中国对外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等项目[10]。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发展缓慢和译介内容单一等问题都是因为我们的译介脱离了译入语读者的需求和海外市场的导向。译介内容的选择直接关系到译文读者的数量和译文所承载的原文化在译入国的影响。所以我们只有从翻译目的，即推广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翻译效果，即符合受众要求两个视角综合考量，才能达到跨文化交际的最终目标。

“就翻译实践本身而言，不管翻译者持怎样的翻译观，或者在翻译中自觉不自觉地奉行某些原则，译者的主体地位事实上是存在的。”[12]中国古典诗歌的西译经历了西语学者的转译、中国西语学习者的“逆向翻译”、外国汉学家的翻译和中西译者合译的发展过程。收集各种译作版本对比发现，转义不可避免的会造成译本与原作距离的加深。“逆向翻译”，由于意识形态的制约会在一定程度上忽视目的语读者的审美取向和接受度；“直接翻译”，往往会因文化理解的偏差导致错漏。中外译者只有通过合作互补的方式才能达到最好的译介效果。当然，在此过程中，中国译者如果能深入了解译入语文化、巩固语言功底、提高诗学修养，定能使中国古典诗歌以最完美的形式呈现给西语读者。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加强西班牙语的教学，培养具有国家视野的跨文化交际人才。

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中国古典诗歌如果要携带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走入西语世界，并在异域国度焕发出其本身的光彩，只着眼于译介这一环节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一本好的译作的诞生除了要考虑译文质量这一因素外，还需要其他行为主体的协同合作。译者、编辑、出版商、评论人、读者之间顺畅的交流沟通才能真正推动中国古典诗歌在西语国家落地生根。文学作品的译介活动离不开出版，因此，出版发行模式的构建是中国古典诗歌西译本能否在西语国家的文学舞台上大放异彩的关键性因素，结合中国古典诗歌的译介出版历史，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其在国内外的出版发行力度。

第一，努力寻求与国外权威的文化推广机构或出版机构的深度合作。目前中国文学外译是国家总体文化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由政府推动的，就中国古典诗歌的西语译介出版项目而言，最主要的发起机构是中国政府支持的国内出版社或发行机构。他们肩负着建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软实力，对译作题材、内容、风格的选择标准倾向于遵循本国政治和文化导向，但往往会偏离国外出版界及营销市场的语境期待。此外，国内出版社在译入国所拥有的资本和影响力都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实现促进图书营销运作的目的。相反，国外的权威机构或出版商往往更了解境外市场，具备更强的营销实力，具有更广泛的号召力，这些都是影响读者阅读选择不可忽视的因素[13]。因此，如果中国的出版机构能够实现与国外权威出版社的深度合作，中国古典诗歌西译本在西语国家的接受度将大大提高。目前，我国译介和出版界已经开始着力与西班牙、阿根廷、墨西哥等西语国家权威的文化推广机构或出版机构展开一系列合作。2018年中国与阿根廷文学出版界展开一系列交流活动，受新闻出版署委托，由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组织人民出版社、黑龙江出版集团、江西出版集团公司等多家中国出版企业参展，并展出了200多种书刊，这无疑能有效推动包括中国古典诗歌在内的中国文学走进阿根廷读者的视野，为中国和阿根廷出版合作提供更多可能性。

第二，搭配译本出版相关的研究著述，从而使中国古典诗歌在保持诗意和美感的基础上能够充分被读者理解，最终融入译入国的诗歌话语体系。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翻译，它可以被视为文学翻译中最难的领域。译者需要综合考量译文的忠实性、审美性和达意性。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照顾了遣词意象、意境情思和韵律节奏等方面的表达效果后，往往很难再兼顾读者准确识别译文的艺术性和审美性。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走出去”，出版机构应在译作出版的同时招募相关专业人士对译作进行针对不同层面受众的研究、解读和评论，出版相关的研究著述，使其与译本之间建立互动，使译本能够更有效的被读者接受，从“走出去”迅速过渡到“走进去”。

第三，建立译者、出版社、评论人和读者之间的有机互动，从而达到译本审美表达与现实接受之间的平衡。近年来，在中国文学外译出版的发展过程中，学界已从单纯的探索提高译文质量逐渐转向对出版后营销、推广、评价和接受等其他影响中国文化“走出去”关键因素的关注。由于文化、审美、思维的差异，译本即使是精雕细琢的产物，也往往会面临无法被译入国出版方和读者接受的窘境。同样地，如果一味迎合读者的口味，对原著无节制地删改，扭曲原文的面貌，又会丧失传播中国文化形象的初衷。因此，要想促使中国文学作品实现跨语境、跨文化的审美输出，译者、出版社、评论人和读者之间就需要建立一种有机的交流[14]。译者需要通过评论人和读者的反馈信息来调整和选择兼顾市场语境期待和保持中国文学艺术特色的翻译原则，而出版社需要招募在译入国有影响力的专业书评人参与图书传播网络，从而将中国文学逐渐渗入境外文学语境中。

尽管中国古典诗歌已有部分被翻译成了西班牙语，但它在西语世界的影响力还未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认可。除了以上译介、出版、营销等因素外，传播途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很多西班牙及拉美国家的古诗爱好者只有通过出版社这唯一的途径获取译本。传播途径的单一性直接影响着读者获取文化信息的数量，因此，中国诗歌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应该进一步丰富译介渠道：举办书展、开办杂志，尤其是充分利用互联网。“只有将图书、读者和购买行为迁移到互联网上，才能诞生出很多普通用户触手可及的出版形式和项目，形成活的数据，随时被调用”[15]，从而提高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力度。“使一国之精神与另一国或多国之精神达到那种‘心灵与理智的绝妙结合’，必以翻译为渠道，必经翻译以及翻译所及的语言活动而达到互补。”[16]

五、结 语

20世纪以来，通过西语汉学家和中国的西语学者的不断努力，中国古典诗歌的译介和研究工作得以发展起来，而当下如火如荼的“一带一路”倡议给中国古典诗歌“走出去”带来了重大的机遇。李白、杜甫、李清照跨越语言文化疆域同西语读者交流，汉诗所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西语各国得以快速的传播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实践的检验，在古诗西译和传播的道路上还有新的问题有待解决，只有重新梳理我国古典诗歌西译、出版、传播的历程，检视其所面临的困境，总结经验得失，探讨译介出版各个环节的实现路径，才能探寻出一些富有建设性的认识与方法，为汉诗西译的深入展开提供更多的路径。

(一)中国古典诗歌西译传播任重而道远

中国古典诗歌西译在中外文化交流进程的推动下不断发展，目前中国古典诗歌西译在中外译者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很多经典诗词被译成西班牙语，并在西班牙、阿根廷、智利、秘鲁等西语国家出版发行。许多学者针对古诗西译做了深入的研究，提出独到的见解，译作和研究成果不断增加。但中国古典诗歌的外译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译介对象的选取、核心文化价值的负载、诗美效果的达成、学术层面的支持等方面。译介的策略性和方向性错误导致译者呕心沥血的译作只能束之高阁，无人问津。对于“一带一路”倡议下文学“走出去”而言，现有的中国古典诗歌译介传播还不成体系，所取得的成果在实际推广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境。随着各国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文化传播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扩大，文化传播对翻译的要求也逐步多元化、多样化。因此，中国古典诗歌西译传播任重而道远，我们要真正将单纯的译介转向文化的译介和审美的译介，逐步扩大传播的文化影响力，让西语国家的人民逐步加深对中国文化、思想观念、生活习俗的理解，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展现中国强大的国力，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

(二)中国古典诗歌西译传播要凸显诗歌的审美价值

诗歌由于其高度的审美价值，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道路上译界面临的一大难题，因为译诗不仅要译词、译句、译意，更要译韵、译境、译味。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但诗歌可以通过其语言的意义唤起想象的直观并孕育出生命流动的意味，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只有妥善转存原诗中这种有意味的形式，才能实现诗美的有效传译。这种意与象的协调、情与境的融合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精髓之所在，也是中国古典诗歌海外传播的真正价值之所在。中西文化有不同的历史底蕴，不同的文化传统必然会生成审美角度的差异。中国古典诗词讲究含蓄，以细腻典雅为美，而西语诗歌相对比较率直，以感情饱满为胜。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使西语读者在阅读中国古典诗词的审美期待早已不再停留在与自己的审美习惯相统一的层面上，越来越多的读者能够冲破固有审美思维的束缚，去感知一种别样的审美体验。随着中国文化和中国古典诗歌在西语世界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西语读者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兴趣已经聚焦于诗歌的审美价值本身。因此，中国古典诗歌西译传播要从唯忠实原则转向凸显诗歌诗学价值的方向上来，应积极引导西语读者欣赏中国诗歌的审美传统，而不是一味迎合读者的审美期待。

(三)中国古典诗歌西译传播要制定有效策略

在“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中国古典诗歌走向西语世界是一个长期性、持续性、复杂性和有规划性的历史进程，也是中国文化与西语国家文化之间互融互鉴的过程。译介是传播的桥梁，也是沟通的纽带，而文化互融和文明互鉴是传播的目的。中国古典诗歌“走出去”是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体现，能在西语世界赢得文化的话语权，促进真正的中国文化形象的塑造。“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中国古典诗歌的西译传播开拓了更加广阔的市场，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机遇，但众多西语国家的复杂情况也提升了文化传播的难度，给西语译介和传播带来了新的挑战。任何重大项目的落实都离不开精心的部署和规划，这必然要求我们把握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新动向、新变化，进一步构建系统的文化传播体系。以文化自信为基础、以文化认同为目标，在此基础上制定有效的策略。要从翻译选材、翻译尺度、翻译模式、翻译人才培养、传播规划、传播路径、传播模式、传播合作形式等一系列有计划、系统性的活动来考虑、实施。必须充分关注中国文化和西语文化之间的契合点，找准文化定位、丰富文化内容、强化传播媒介，在译介观念、传播路径和出版策略等方面寻求创新，让中国古典诗歌在传承自身特色的同时更好地走向西语世界，并焕发出新的光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7]在中国古典诗歌的译介传播学术话语权构建的问题上，我们需要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学术自信，立足于中国古典诗歌译介传播的特殊审美语境，在解决中国古典诗歌“走出去”面临的实际问题的同时，还要关注世界文学研究发展动态，要让中国古典诗歌译介传播研究真正参与国际学术话语权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