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仕菊 程明月

(华东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7)

提要： 风险社会作为中国发育现代性过程中直面的社会存在事实，加剧了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作为反映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态在风险社会背景中呈现如下样态：焦虑感在个人层面的凸显、信任感在交往关系中的匮乏以及公共精神在价值规范层面的旁落。主体认知结构扩张悖论浮现、分工细化重塑陌生人社会关系以及网络媒介撕裂价值共识等因素共同形塑风险社会中社会心态的具体样貌。风险社会中积极社会心态的培育要从以下四个层面协同发力：主观维度以优化主体认知结构应对环境不确定性，制度层面以筑牢社会诚信体系破解信任危机，媒介层面以增强网络防控能力阻塞谣言发酵渠道，价值层面以涵养公共精神营造良好文化氛围。

近年来国内外爆发的“黑天鹅”“灰犀牛”等不确定事件使得风险社会成为中国发育现代性所不容回避的问题论域，如何应对高度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成为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异质于以“理性”为分析视角的西方风险社会理论，中国社会治理应建立在风险社会理论本土化研究之上，现代性“时空压缩机制”及执政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要求将理论触角延展为对社会意识形式的关注，社会心态则是其较为直观的表现样式。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并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重申“健全社会心理服务和危机干预机制”，以便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精神动因。

一、研究缘起：风险社会的中国图景与社会心态

始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风险社会理论作为“现代性断裂”，以欧洲国家为历史参照展开自身的运动和治理逻辑。伴随以科技进步为代表的生产工具引发的整体结构转型，现代社会发展逐渐背离人类“理性”规划初衷而呈现“自反性”(reflexivity)特征，起初人类为更好生活所建构起的共同体，以及旨在为消除不确定性、偶然性所做的努力持续遭遇更大风险。大体说来，西方关于风险社会形成机制及治理措施沿制度主义和文化主义两条路径展开。贝克和吉登斯作为制度主义风险理论的代表，他们所持的观点认为新风险的根源在于现有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因而应通过分析、改革或重建新的“政治—制度”模式以有效规避风险。贝克作为风险社会理论的首倡者，以两种分配逻辑指认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的区别：晚期现代性意味着“从短缺社会的财富分配逻辑向风险分配逻辑转变”[1]15，整个社会心态由“我饿”变为“我怕”，因而要在宏观社会结构层面建立“再造政治”新机制来规避风险；吉登斯进一步深化四种“制度化风险”并担忧“脱域机制”所造就的失控世界(runaway word)，只有激进政治模式转化才能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2]139。另一种文化主义风险观的路径从社会主体认知水平和行为文化入手探讨风险社会的形成。玛丽·道格拉斯在《风险与文化》一书中将风险视为对未来的共识[3]20，即以社团群落所代表的边缘文化对制度主义和个人主义等主流文化造成的社会结构变革；在拉什看来，处于此种风险社会背景下组织集团之间加剧彼此的不信任，那些提出变革制度和法律模式来治理风险社会的路径理应被文化主张不同的亚政治社团运动所取代。

风险社会进入中国的理论研究基本上针对中国问题：在风险类型及应对方面，学者侧重关注具体风险类型，如网络舆情风险[4]、社会风险[5]等及其向政治风险转化的可能性[6]和风险背景下的社会问题[7-8]，但有学者认为将其作为一个理论工具从而揭示现实，实则缺少对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间的过渡与勾连[9]。但以上实则都承认了中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的事实。中国现代性发育的“外源性”特征使得风险呈现兼具历时与共时形态，相较于科技进步以及成熟社会结构造就的显性风险，由文化冲突以及社会成员价值观念堕距引起的隐性风险给社会稳定带来挑战，此种境遇要求加强积极社会心态培育以便有效应对社会风险。制度主义与文化主义提出变革社会结构和强调社会意识能动性应对风险社会的治理模式，根本上仍局囿社会学“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二分的方法论巢窠而未触及问题实质[10]。鉴于此，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唯物史观的基础理论对社会心态展开分析，借鉴以往社会心理学从宏观社会变迁[11]或个体微观角度[12-13]对社会心态的研究成果，将社会心态定义为反映客观社会存在、连接个人心理与社会情景的社会意识形式，由此考察社会心态在三个维度的变化：(1)“现实的个人”对个体自然生命的认知构成社会心态主体条件，个体需要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制度变革的内在动力。(2)有意识的劳动实践活动赋予个人以社会性存在，其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成为形塑社会心态的客观要素。可以说，一切社会心态的呈现与变迁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调整的结果。(3)主导意识形态引导并定向社会心态的发展，其统治地位规定着社会心态所遵循的价值规范。从以上三个维度对风险社会中社会心态经验表象进行提炼，旨在发现其生成原因并探寻积极社会心态的培育路径，以便化解社会风险从而满足社会成员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二、风险社会中社会心态样态表征

风险社会是对社会存在的现实判断，其特征和后果影响具体社会心态样貌。社会转型是理解中国风险社会生成机制的视角：中国超大规模的底盘加之现代性“时空压缩”机制使社会极易释放出大量风险要素。传统与非传统局面并存、新旧价值观更迭、制度变迁速度之快以及自然风险与人为风险的叠加极易引发社会成员的心理失衡，社会心态在面对风险社会来临时呈现如下样态。

(一)焦虑心态凸显个体生命本质需要

“现实的个人”对自然生命的认知构成社会心态主体条件，焦虑心态本质上源于“本体性安全”保护壳的失灵。吉登斯将本体性安全这种人对外部环境所具有的信心归结为无意识活动，风险社会的来临使人们以理性认知而非依赖态度审视外部环境，并进一步考量其对生命安全所造成的危害程度。个体焦虑源于人们无法把握不确定事物或者环境，过度焦虑甚至会造成社会心理的普遍恐慌，具体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焦虑表征为个体对自身生命安全的担忧。就风险类型而言，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的叠加加重个体对于自身生命安全的担忧。自然风险多指来自外部环境对人所造成的伤害，2004年东南亚海啸、2005年美国卡特琳娜飓风以及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等直接使个体生命面临威胁；社会风险则是在现代性发育中人类理性不断“对象化”外部世界所造成的，其中生态环境风险典型显现“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区别于自然风险地域性和个案性，生态环境风险具有同质性和弥散性。“粗略一看，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生态危险似乎与前现代时期所遭遇的自然灾害相类似，然而，一比较差异就非常明显了。生态威胁是社会组织起来的知识结果，是通过工业主义对物质世界的影响而构筑起来的。他们就是我所说的由于现代性的到来而引入了的一种新的风险景象”[2]96，此种由生态恶化引发的风险社会后果影响更为深远。2020年初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此层面上可视作人为风险，最初关于疫情成因的探讨极有可能是因为人类使用野生蝙蝠这一不当的生活方式引起的，出于对自身健康的考虑以及怕被感染，社会成员心理普遍存在应激中的恐惧和焦虑。

其次，焦虑表征为对时间暂停的压力感。有着超大规模底盘的中国是一个“高速流动”的社会，不仅得益于全国交通网的密布，人口的众多也加剧了这一现象，每年的“春运”高峰即为“大流动社会”的显现。在风险爆发引起系统性破坏结果的同时，社会系统会出现暂时的“停转”，这为早已习惯高速运转的现代人带来时间上的焦虑感，他们担心无法赚钱，无法正常面试，无法参加考试，无法按时毕业等。但人们绝非纯粹担心时间的流逝，焦虑背后实质是“目标”兑现可能性的降低，而此类目标多数可被“金钱”所通约。这种对时间的焦虑也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科技为代表的工具理性不断“殖民”个人的生活世界并追求效率的最大化，进而导致个人生活时间的商品化和资本化。换言之，时间作为生产的资源，可被计算、控制、预测而数字化，泰勒主义、电子计算机则是此种“分析合理化”发展到极致的代表。焦虑情绪成为风险防控治理的重中之重。

(二)信任匮乏凸显社会关系维度缺失

个体在劳动实践中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可从个体与自然、个体与他人两个维度来把握社会关系。个体化作为西方风险社会典型的结构特征，嵌入市民社会语境而与“产权”“契约”相联系，是一种人人平等的个人主义；而中国的个体化伴随市场化改革进程，由于缺乏制度保障无法成为贝克所谓的“个人制度主义者”，更多表现出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念，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不利于建立符合个人社会性存在的信任关系。

其一，信任匮乏在人与自然关系层面表征为自然的“商品化”。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得到颠覆：自然在传统社会中作为“罗格斯”使得世间万物各安其位，个人行为的合理性、规范性以及伦理性要以自然为坐标进行考量，“自然神”是个人所崇拜和信任的对象；近代以来，笛卡尔“我思”哲学持续对自然加以“祛魅”，更将包括自然在内的一切客体作为主体思考和怀疑的对象。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目标造成资本逻辑对现代世界的座驾，使得“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蔑视和实际的贬低”[14]52。此种自然观对于个体生活方式的渗透体现为食用野味：1988年“甲肝”的流行起源于食用污染的毛蚶，2003年“非典”的流行起源于食用果子狸，而今天新型冠状病毒可能与人类贪食蝙蝠有关。历史上的疫情考验表明，人对于自然的每一次掠夺都会加重自然对人的报复，只有养成科学的生活方式才能使人类文明得到延续。

其二，信任匮乏在人与人的层面表征为社会成员间的存疑。一方面，风险后果的现实性使得社会情绪由“人人自危”上升为“人人他危”。风险带来的生产和消费、交通和运输以及城市和乡村的经济损失是具体可感的，因而除了实际存在的风险，潜在的风险一旦被人所意识也直接反映在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中，人们相信“存在着一旦发生就意味着规模大到以至于在其后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的破坏的风险”。以重大传染病风险的发生为例，人们由于担心自身健康安全遭遇损害，现实生活中不乏过度怀疑心态导致的将医学隔离手段上升为对社会关系的“病毒性心理隔阂”的案例，若此种社会心态持续发酵可能会固化为偏见和歧视。此种境遇呼吁对作为更高层次人性论“良知”的诉求，“良知”绝非等同于根植西方现代性背景的同情或怜悯，因其内蕴着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主义精神从而要求自我道德在“知行合一”的实践中整合被风险社会所打碎的信任网络。另一方面，信任匮乏还表现为社会成员对公共机构的怀疑。公共机构是组织社会成员公共生活的机制，相比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私人信任，社会成员对于公共机构的信任则属于公共信任。传统一国所发生的政治风险就与公共信任的程度有关，风险社会的来临在放大原有政治风险的基础上，也使得各个领域内风险的发生被高度政治化。换言之，关于任意风险的政治理念、政治决策和政治行为都可能再造新的政治风险，并加剧社会成员对公共机构的不信任。当公共机构的效能与公众期待值之间存在较大落差时，自然引发社会信任赤字。正如贝克所言“各种风险其实是与人的各项决定紧密相连的”[15]119，由于“公共机构”或“公共人”自身预判风险能力的不足甚至松懈，从而衍生政治领域内的风险。

(三)公共精神旁落凸显价值规范目标模糊

公共精神是形成社会共同体之间有机团结的“稳定器”，既展现个体成员的精神文化维度，也凸显国家及社会治理在价值层面的治理要求。现代性发育过程中能否有效应对风险的能力取决于社会成员之间的凝聚力，即成员公共精神的健全；另一方面，消极社会心态的弥漫不利于营造良好的公共精神，其中主体意义感的丧失和社会公德的失范成为主要表现。

首先，公共精神旁落表现为主体意义感的丧失。人之为人的本质在于对精神价值的追求。国家及社会共同体旨在保证个人美好生活的实现，新时代的美好生活是个人精神境界在物欲中地提升。改革开放40多年来，资本逻辑带来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以不可撼动的地位实现对个人生活世界的“全域殖民”，物质利益的最大化遮蔽个人更高层次的精神发展需要。可以说，当个人对于美、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等需要通约为对货币价值的需要时，个人“利己”行为之间形成的“零和博弈”便加剧社会不平等的事实。换言之，个人信仰的松动导致价值真空状态，从而成为物的奴隶。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水电气等基础设施运转是社会稳定的必要前提，风险破坏性则会引起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的非常态化，尤其是紧俏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供给不足，若完全依靠市场化价格机制调节会引起社会恐慌。不法商家出售假冒伪劣产品行为不仅体现物欲对主体价值感的僭越，更甚之此类行为本身蕴含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引发的社会后果。这就对各地政府提出要求，在风险来临的紧急时刻须采取必要的去市场化措施以规避次生社会风险，从而最大限度保障物资在社会成员间的平等分配权。

其次，公共精神旁落还表现为社会公德的失范。社会成员的认知和行为是否有损公共利益是评判一成员是否具有社会公德的关键。共同体具有防范和应对风险的能力，离不开社会文明的支撑，其中成员对于社会公德的遵循则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尤其在风险应对中更需要“群策群力”以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能动性。如果说现代性发育初始阶段给人们带来财富的不平等分配逻辑，迈入风险社会中使得风险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则是相等的，不同仅表现为时间迟缓。“或早或晚，现代化的风险同样会冲击那些生产它们和得益于它们的人”，然而现实生活社会公德失范仍有发生：一是个人本位与功利主义思想盛行。随着乡村和社会中传统“单位共同体”的消失，陌生化社会的来临使得人际关系呈现碎片化、虚拟化的特征，加之公共场域不完善导致的公共精神缺失，大部分个体只关注与自己直接相关的利益，因而社会整体弥漫着一种原始的价值自发状态。二是从常规状态转向非常规状态表现的非理性言行。从风险的自然性角度考察，个体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之下更容易以简单化的逻辑思维和感性价值取向来维护自身权利，加剧个人言行表达对社会生活“脱嵌”的程度。从社会性角度考察，风险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还制造了“舆论病毒”，二者相互交叉感染引发的集体性恐慌势必危害社会秩序。理应认识到，社会共同体绝非成员个体生活的简单加总，只有通过公共精神的守护才能促进个体成员的价值实现。

三、风险社会中形塑社会心态的内因剖析

社会心态作为社会意识形式，虽是对客观社会存在的反映，但各种样貌的呈现绝不是单一成因塑造的。在引入风险社会视角的同时，要把握好西方理论的一般启示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特殊性，以便对社会心态成因进行立体式探索。

(一)主体诱因：不确定性对人类认知结构有限性的突破

环境的不确定性是主体认知结构扩张的结果，由不确定所引发的不安全逻辑反向驱动主体焦虑生成。人类社会的发展旨在通过自我控制和自我主宰的能力以削弱不确定性，这是因为“生活在危险的世界之中，便不得不寻求安全”[16]1。传统社会中生产力的低下以及人类有限的生存经验，使得自然占据本体性的存在地位进而主宰人类在万物中的秩序，即使外界环境变化具有不可控性，也并不会动摇人类关于“本体性安全”的信心，吉登斯认为正是这种植根于“无意识”中的情感疫苗可以提供对抗焦虑的“保护壳”，但其必须与惯常秩序相关联；近代以来主体性哲学的大步前进以及与科学技术的联姻，在撬动传统秩序地基并威胁“本体性安全”的同时，也使人类认知结构无法快速适应风险社会中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传统秩序的坍塌引发确定性危机。当一切成为理性认知和怀疑的对象之时，带来了由“本体性安全”保护壳失灵所引发的焦虑；另一方面，也正是理性消除不确定的努力继续造就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17]。事物具有相对性的本质，理性发展与科技进步越是将未知世界端送到人们面前，作为其对立面的不确定性也越成为一种普遍，当人类认知结构无法解释不确定的环境时即会引发焦虑。

环境的不确定性还体现风险后果的不可预估性。尽管人类可通过各种计量工具和测算方法对风险伤害进行事后评估，但复合性已然成为当今风险的特质。仍以生态环境风险为例，最初风险的发生可能仅对个人生命安全造成威胁，但若一国政府不能有效应对和解决问题，则诱发相关领域风险，如经济领域内生产和生活物资的短缺、政治领域内公共机构的信任赤字以及文化领域内的主流意识形态式微等。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不仅使得社会整体结构成为相互连接的有机体，也使得国际社会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此外，不确定性与“速度”产生的叠加效应则放大了焦虑感。“加速”指向一种时间与空间高度压缩状态，是鲍曼意义上“流动的现代性”[18]12，而风险社会中交通工具以及信息技术是“加速”环境不确定性的传导机制。首先，发达的交通网加速个体的流动性。传统社会中应对风险的应急管理体系主要以日常生活管理内容为主，社会成员在国家意志下建构起组织严密的“单位共同体”，作为“单位人”不仅要接受和服从相应的制度规则，其生活也被严格标定界限范围。改革的深入则弱化单位作为社会连接的组织功能，一方面使个人价值追求处于自发状态，另一方面交通设施便捷增加了人员的流动性。第二，多样化媒介平台加速风险事件信息传播速度。社会认知影响社会心态，而信息则是社会成员认知的依据，现代社会中人们对风险认知不足引发焦虑，风险信息通过各类媒体的传播造就了“媒介化风险”，换言之，现代人对风险的焦虑来自媒体。一方面，涉及风险相关信息时，信息过载极易引发社会大众不必要的慌乱和过度防护，另一方面，涉及政府及社会层面开展的风险治理工作等信息时，信息缺失又极易导致网络舆情的“众声喧哗”。因此，及时过滤和澄清不实信息、公开风险应对和治理措施信息、保证风险信息获取渠道通畅以及增强风险信息可得性等是预防“媒介化风险”、消除焦虑的重要措施。

(二)分工细化：陌生人社会发育对个人社会属性的背离

生产力发展所引起的分工专业化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4]505，而中国从“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再到“陌生人社会”的转变极易招致社会成员间的“信任危机”。古代中国依循血缘关系的亲疏形成“差序格局”，可以说信任是建立在习惯、习俗、血缘等关系之上；而在契约精神所决定的陌生人社会中，“抽象的人”之间以利益形成普遍主义关系。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使得资本成为配置资源的手段加快社会专业化分工。马克思曾将人的状态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9]104发展三个阶段。传统共同体中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外界的风险，分工仅局限于家庭内部之间；随着生产力发展引起的社会分工及交往形式的扩大，使得货币-资本抽象共同体剪断血缘纽带，个人走出共同体的混沌状态并依靠“资本-货币”的联系促进“陌生人社会”形成。另一方面，传统共同体中的信任无法适应现代公共生活需要，当信任对象转向陌生人时产生了“信任危机”。异质于通过伦理来调节个人行动的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秩序的维系则需要健全的法律制度，否则社会极易陷入“零和博弈”局面。在我国“单位制”解体以及城镇化进程开启带来人口的无序流动背景下，社区中“浮萍式”的生活方式淡化熟人社会中的利益相关性，陌生关系的维系尤需契约精神的支撑，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亟须通过完善社会信任体系来规范个人行为。

陌生人社会的发育作为新秩序的事实层面内在规定其所具有抽象形式和不确定性特征。现代化分工在肯定个性的前提下，加快了阶层和职业角色之间的分化水平。齐美尔曾将陌生人的出现与所从事的商业活动联系在一起，实则暗示了熟人群体对陌生人功能上的依赖，当“熟人-陌生人”的关系扩展为“陌生人-陌生人”的关系之时，功能性需求的中介地位更为突出。弗里德曼曾指出：“我们打开包装和罐子吃下陌生人在遥远的地方加工的食品；我们不知道这些加工者的名字或者他们的任何情况。”[20]86因而，现实的肉体的人被分工角色抽象成为符号化对象。这种抽象性进一步加深了交往的不确定性。熟人社会依循血缘关系远近而形成“差序格局”的交往规范，彼此之间的交往涉及从生产到生活的多个方面；而陌生人之间的交往往往是“一次性的突然而至的相遇，再到场和它持续的那个时间里，它就会被彻底地、充分地完成，它用不着任何的拖延，也不用将未了之事推迟到另一次相遇中”[18]148。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商品购买意味着陌生人之间交往的完成，因而这种交往的不确定性更加依赖外在的制度规范，以便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秩序。此种交往关系反映在社会意识形态上，则加剧了社会成员间的不信任感。

(三)工具刺激：网络媒介脱域机制撕裂价值共识

社会心态传导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刺激和煽动，网络媒介以其独特信息传播方式变革了社会互动性质和经验模式。经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当前社会迈入信息高速发展时期，媒体作为满足人们获取信息工具的同时，其所创设的“拟态环境”影响社会心态的建构。就“拟态环境”产生的结果而言，它是传播媒介通过对信息的筛选人为提供的一种“象征性现实”[21]，主体据此进行主观判断形成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22]11。由于媒介在这一过程中具有舆论发酵、议程设置、话题引导等功能，导致主体社会心态跟在媒体之后“亦步亦趋”，而负面的“拟态环境”的形成会导致主体对现实社会的误判产生不良情绪，真实的风险信息是主体形成社会认知的主要渠道，却由于算法本身去价值化特征导致公共话语生态的失序。就虚假风险信息传播而言，网络强烈煽动性持续引发社会恐慌并冲击原有社会信任体系。其对于广大普通群众而言，由于缺乏相关专业知识以及文化水平所限，极易丧失自主的认知能力，在成为信息奴隶的同时也诱发由过度恐慌导致的非理性行为，从而衍生出社会心理风险。

大众传媒的“脱域”机制使得公共空间虚拟化，撕裂社会成员之间的价值共识。建构主义媒介观认为社会心态与人们所建构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此特指媒介场域中日常生活)，伯格对此表述道：“日常生活世界不仅是一个被社会中的普通人在其主观上觉得具有意义的行为视为理所应当的现实，它也是一个缘自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并一直被视作是真实的世界。”[23]18换言之，人们多以非理性和非逻辑参与建构虚假化的公共空间。由于技术赋权导致的社会成员话语表达和参与能力的扩大，网民可通过一系列照片、视频、言论发布来揭露与政府立场相背的行为做法，此种社会舆情的发酵实际上就是社会心态的外在化。由于现实社会关系和相关法律制度的缺位，相较于传统现实主体在场的公共空间，网络公共空间作为虚拟身份和数字角色的表达更容易冲破道德底线而沉溺于追求价值自发所带来的快感，从而造成话语失序。在丧失理性判断的前提下，其情绪极易被观点相同的人所煽动而成为“乌合之众”，即使不见面也可以构成“想象的共同体”从而对社会心态进行建构，结果造成二元对立甚至多元对立局面的形成。如果说现实公共空间的公共性缺失，新的公共空间尚未建立导致了公共意识的缺失[24]，那么当前公共空间的虚拟化趋势则造成价值共识的断裂，更有甚者发展为公共精神的旁落，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言，“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用不时兴语言来说，它就是一种精神危机”[25]74。

四、风险社会中积极社会心态培育路径

风险社会中社会心态的异化极易诱发风险文化，“风险文化依存于非制度性的和反制度性的社会中”，意味着社会成员宁可要平等意义上的混乱和无序，也不要等级森严的定式和秩序[26]，因而其治理难度远超现代性发育中形成的“制度性风险”。消极社会心态一旦发生则预示着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向，并代表社会成员对于社会发展的制度系统失去信心，在此层面上，积极社会心态的培育是一项“挽救”人心的工程：需要从优化主体认知结构、完善社会诚信体系、加强网络平台监管以及重塑共有价值规范四个方面协同发力，方能扭转社会心态异化趋势。

(一)主观动力：优化主体认知结构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

社会心态首要关乎个体对于自身需要满足程度的评判，其中个体生存需要的满足是一切历史活动的前提条件，“当基本生存权得不到保证时‘顺民’即会转化为‘暴民’”[27]。尤其随着客观世界不确定性的增多，主体优化自身认知结构有助于直面风险挑战。第一，主体认知结构的优化包括防范风险意识和能力的提高。风险意识的生成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于个体而言，其对未来的预判倒逼个体反思能力的形成，从而影响个体行为活动展开。但由于主体认知结构的不同也使得风险意识具有个性化特征，关联于薄弱风险意识的行为活动仍会导致不可控性社会后果的发生。历史上“甲肝”“非典”等生态环境风险的发生无不与人类风险意识的极度缺乏有关。主体认知结构的优化进一步助推个体防范风险能力的提高，个体要时刻保有历史自觉的忧患意识以应对不确定性的发生，从而对风险做到早发现、早控制。第二，主体认知结构的优化还包括理性思维能力的增强。此种思维要求透过经验表象而得以把握事物本质。源于个人价值结构与社会经济事实之间“堕距”而产生的消费主义，实质是消费欲望的扩张，不良生活方式充分暴露主体意识的庸俗化特征，因而需要在理性思维指导下厘清“需要”与“欲望”的边界：个人需要的内涵具有层级性和立体性，欲望则被窄化为对单一事物的“想要”，新时代个人美好生活的实现应遵循个人消费需要从物质主义向精神层面递进。综上，优化主体认知结构才能成为培育积极社会心态的内生动力。

(二)制度保障：筑牢社会诚信体系破解信任危机

如果说个人需要内在规定社会心态的走向，那么社会交往是形塑社会心态的外在因素，因而需要通过法治确立社会交往的基本原则。从应然层面来说，社会关系作为“现实的人”的本质属性，是在劳动实践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此种关系既走出人与人“温情默默”的依赖和信任，又超越人依赖“抽象货币—资本”所维系的“机械团结”，而是指向信任所支撑起的“有机团结”。由于当前中国仍处于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境地之中，传统信任的解体以及制度信任的不成熟使得社会成员无法有效应对高度复杂的风险社会，而建立社会诚信制度可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信任危机”。第一，对于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主体而言，要构建好规则性法律底线并完善相应的监督和惩戒机制。尤其在风险高发时期，需要政府、市场以及互联网平台协同从生产源头、销售渠道以及平台等途径来制定相应的诚信制度和惩戒机制，以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来保证社会心态的稳定，尤其杜绝不法商贩在资本利益的驱动下大发“国难财”。第二，对于政府及公职人员而言，要加强政务诚信建设以此提高公信力。政府作为社会共同体的管理者和组织者，围绕民意诉求利用电子化平台公开发布信息，这是当前政务诚信建设中的重要环节，也是提升公信力的重要举措。依靠制度而非个人意志配置社会资源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标志，通过健全社会诚信体系而非个人意志来规范经济活动和政治生活，既能够减少因信任问题带来的社会内耗和冲突，也能在一定历史时期成为异化社会心态治理的制度保障。

(三)媒介建设：增强网络防控能力，阻塞谣言发酵渠道

技术带来的社会物质条件变革同样是影响社会心态的外因。当前“媒介化生存”场景中极有可能使个人面临技术异化的风险，信息对人的奴役会使主流意识形态面临被消解的危险，因而亟须增强网络防控的建设能力为异化社会心态治理创设良好的舆论条件。第一，以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引领舆论，减缓社会成员焦虑。网络媒体是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社会思潮交锋的阵地，透过疫情之镜可看到一些危害人民安全、扰乱市场秩序以及威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异端思想，异端思想的快速传播可与自然疫情叠加而形成社会心理疫情。此时，就需要媒体合力进行议题设置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引领，通过开通不同形式的信息获取渠道以疏导不良社会情绪。第二，加大信息发布力度，增强社会成员信任。要通过权威专家、高校、科研机构等来对成员进行宣传教育、知识普及、答疑解惑、决策献言等及时斩断谣言传播；政府也要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做好风险信息发布工作，提高官方回应能力。第三，健全网络空间法治保障，增强社会成员信心。网络空间的法治秩序有赖于相关法律制度的健全，虚拟化的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当前一些成员将线下的不良社会心态转移到网上，因而严重破坏“法治化”网络生态，使得风险防控工作呈现复杂化特征。对于网络上恶意传播谣言、发布吸引人眼球等不当言论行为，应依法惩处，最大限度扼杀谣言所引发的社会风险。只有通过增强网络防控能力，才能在良好的舆论沃土中孕育积极的社会心态。

(四)价值规范：涵养公共精神营造文化氛围

培育积极的社会心态不仅需要调整主体认知结构和社会生活条件，也需要发挥文化“润物无声”的感召力。公共精神隐性引导着社会成员对共同体的自觉守护，意味着实现个体特殊性与共同体普遍性的辩证统一。若社会缺乏共同的价值导向，则导致社会成员的知、行、意陷入失序局面，因而需要通过涵养公共精神为培育积极社会心态营造文化氛围。在中国所处的现代性发育过程中，这里的公共精神更多指涉社会成员所具有的公共文明意识，其主要表现为普通成员言行能够遵守社会所要求的规范和秩序，对于事情的考量也要推己及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归根到底在于人的现代化，只有会过公共生活的公民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首先，涵养公共精神需要成员增强公共意识。公共意识是共同体秩序的基本保障，尽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和目标，但“零和博弈”的战争最终会伤及自身。人与自然、他人、社会同处于一个生命共同体，绝不能因为自己的随心所欲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其次，涵养公共精神需要成员提高公共道德。公共道德主要指公共空间中社会成员所公认的生活准则和观念，其具有历史性特征。例如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与现代社会公共空间中关于公共道德是有差异的，其反映了社会文明的进步程度。因而保护他人、保护家园、爱护环境、珍惜公物、尊老爱幼等公共道德应该成为每个人的思想支撑。最后，涵养公共精神需要成员自觉规范公共行为。有了良好的公共意识和公共道德，才能使自身行为自觉遵守相应的道德和法律规范，才能保证共同体秩序良好运行。综上，涵养公共精神既是异化社会心态治理所要追求的价值所在，也为培育积极社会心态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我国仍处于现代性发育时期，因而分析和化解风险社会中的消极社会心态、培育积极社会心态正当其时。消极社会心态的治理使得社会成员对自身的生命性存在、社会性关系存在以及价值规范认同维度上能拥有正确认知，从而不仅增强共同体在风险社会中的适应能力，更能通过社会成员对公共精神的自觉通达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