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文学院，北京 100089)

提要： 美籍哲学家阿格尼丝·赫勒认为，在西方社会中，现代社会格局与现代性的动力关系可以概括为现代性的三种逻辑，即技术的逻辑、社会地位的功能性分配的逻辑(或曰市民社会的逻辑)、政治权力的逻辑(或曰统治制度的逻辑)。这三种逻辑都具有不同的内容、存在和发展、功能，它们既彼此制衡、紧张、冲突，又相互依赖、支持、补充，共同维持现代性和现代社会格局的存在、发展，缺一不可。其中，最关键的第二种逻辑包含了货币化、需求的持续涌现、专业化、平等的发展趋势，社会根据每个人的社会功能、贡献进行分配，进而引发不平等，应该正视这个现实，并处理好社会运行与国家干预的关系，才能维系其存在、发挥其作用。鉴于此，必须保持这三种逻辑的相对独立性和脆弱的平衡，否则现代性就难以为继。

2019年，美籍匈牙利裔哲学家阿格尼丝·赫勒(Agnes Heller，1929—2019)在家乡游泳时辞世，她那渊博而深邃的思想、传奇的人生再度引发了全球知识界的关注。赫勒在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学等专业领域都有出色的贡献，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百科全书式的公共知识分子①。赫勒的学术成果丰富，本文主要研究其西方现代性的逻辑等问题。

在赫勒看来，现代社会格局与现代性的动力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三种不同的形态，也可以称之为现代性的三种逻辑。这三种逻辑是在现代社会的本体层面呈现出来的，其中，某种趋势一经出现就迅速发展，并在不同的情境中表现出一些基本的倾向。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某些旧的因素可能会被淘汰，但它们不会彻底消失，而是作为历史记忆继续存在于现代性逻辑的某些制度、机构的运行中。同时，也会出现一些新的因素。事实上，某种制度一旦建立起来，促进其发展的各种趋势也就同时存在，判定这些趋势的性质(进步或退步)主要取决于对制度的性质的判定。这三种逻辑在现代性的潜能阶段就是如此，最初它们都蕴含了多种发展趋势，发展过程中淘汰了某些趋势。但是，仅就某一种逻辑而言，它后来发展的可能性和影响其发展动力的因素都会减少，发展的线性特征就变得更加明显了。此外，三种逻辑都是自我推动发展的，只能发展自身潜在的可能性，后来会继续淘汰、选择某些可能性，如果其中的某些因素在发展中遭受了挫折，它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并对其他逻辑产生影响。

一、技术的逻辑

按照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看法，技术的本质不是技术性的，它先于技术的存在，它不存在于机器中，而存在于现代人的思维之中。现代人是根据主体(人)/客体(世界)的划分来思考问题的，习惯于把世界、宇宙视为其使用的对象或长期储存事物的仓库，它们已经被工具化或即将工具化了。真理是关于可能有用的事物的正确知识；技术的逻辑经常被预先编码为“框架”(Ge-stell)，并框定、规定了我们。赫勒接受了海氏的看法，并进行了发挥。她认为，技术与探究事物的真相或思考真理的方式有关，它的本质不是技术性的，它存在于我们的思考、构想、想像、理解和阐释中；是关于真理概念的知识、自我的知识框范了我们，而不是相反。这样，就可以用现代性的“语言”和想像机制代替“框架”来阐释技术与现代性的关联，但技术的本质并不是现代性的本质；“框架”的作用虽然巨大，但仍然有局限，并不能完全“框范”现代人的整个世界和世界观。这是赫勒对科技与世界、现代人的关系的基本看法，也是她研究技术逻辑与现代社会、现代性的关系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基于此，赫勒判断了科技在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格局中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技术想像和思想把真理对应理论提升为唯一支配的真理概念，并因此把科学提升到支配性世界解释的地位。因此我们现代的‘世界图景’作为整体是由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所造就的。”[1]104这种力量使它能够击败宗教，并取而代之成为现代性逻辑中唯一一种具有支配性的想像机制。

在前现代社会格局中，宗教和科学(主要是宗教，科学的作用极为微弱)承担了解释世界的最基本的职能，事实上，宗教严重地束缚、打击了自由的科学探索，并限制、阻碍了科学成果的传播。但是，在现代社会中，自由打破了宗教的垄断地位、束缚，解放了科学。自由——现代性的基础——既是开启现代科学发展动力的有力保障，又使科学成为支配性的世界解释，科学基本职能的改变也导致了前现代、现代社会格局的本质区别。而且，科学甚至还强行越位，承担了为世界提供意义、价值的功能：“就科学来说，它解放了所有有关生活意义的答案，同时通过宣称宗教在终极存在和作为启示的真理这类事情上的无知和中立，而解放了所有的宗教问题。”[1]110这样，科学以其巨大的力量消解、终结了宗教的作用，使宗教沦为一种历史想像，结果科学就取代了宗教的最基本、最主要的功能。尤其是科学已经代替宗教成为支配性的世界解释，技术也在科学的支持下迅速上升为支配现代人思想行为的想像机制。

在现代社会格局中，科学迅猛发展，深刻地影响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所有领域和方面，已经跃为支配性的世界解释，即“不仅仅是因为它(支配性的世界解释——引者注)压倒一切、无所不包并具有合法化的力量，而且是因为它在行使权力的意义上具有支配性。”[1]109具体而言，科学的功能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科学发挥着权威性的、至高无上的参照点(或标准)的作用。“真的”“真正的”“科学的”“科学证明的”基本上是等值的，也可以把它们作为同义词看待。“科学”的合法化是获取“真正的知识”的前提条件，否则就不可能有“真理”或“真理的生产”。事实上，科学已经激发了一种信仰或信念，这种信仰极为强大，甚至可以无视事物的实际情况，可以弃事物的本质于不顾，但是人们只要把它作为“真的”接受就可以了，并且不必亲自试验、证明、验证，更不必考虑与其矛盾、对立的意见，现代人只要能够拥有这种“轻信”就足够了。面对传统、以往价值观和习俗的衰落或者危机，现代人渴望并紧紧抓住了科学这一维系信仰的救命稻草，科学由此主导了人们的心灵、信任。第二，现代社会中的科学意味着科学体制的精神，而不是科学精神。轻信科学、盲目接受科学导致了科学体制的合法化，科学或科学真理正是通过科学体制被生产出来的，或者说，科学话语制造了真理。这时，真理已经不是隐藏在某处等待人们去揭示、发现，而是必须通过相应的程序才能获得的东西。科学话语存在于科学的各个学科之中，获取它们需要相应的条件，诸如接受科学的教育、获准参与科学研究的资格的证书、成为科研机构的成员等。随着科学话语生产机制的持续运作，一些话语被科学家作为真的东西予以接受，真理也随之出现，结果旧的真理失去市场、相继失效，新的真理被不断地生产出来。但是，并非所有的东西都能够成为真理，实际上，存在着一个真理生产的场域，场域外是不可能存在和生产真理的；最初，真理、非真理并存于场域之中，真理是由生产真理的科学家们共同确认、判定的，最终把所谓的“非真理”逐出场域。第三，随着科学地位的持续上升，其影响也逐渐溢出了其专业领域，向其他领域急剧扩张。研究社会、人文和人的各种学科纷纷把“科学”作为其攀附的对象，以科学性标榜与提升自己，导致科学学科的结论和研究方法对这些学科的影响日益增强，甚至以科学作标签来命名自己，产生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人的科学等等学科称谓。譬如，人的科学不是立足于作为自身研究对象的人的特殊性，而是强调要像对待自然那样对待人，要运用科学研究的方法来研究人，这样无疑会淡化、抹杀这个学科自身的特殊性。应该注意的是，如果科学的本质发生了改变，它不再(或者不必然)是“科学的”或“科学精神”(强烈的探求真理的意望、不懈的探索精神、彻底怀疑一切的精神、勇于捍卫真理的勇气)，当科学能够轻而易举地行使其支配性的解释世界的权力的时候，科学的实际功能就开始衰弱，甚至失效，科学家们也都有意无意地参与了这个过程。

科学对现代人的这种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是通过下述两个方面获得的。其一，科学通过人的想像起作用；其二，科学通过其制度起作用，这些制度把科学和它的运用体制化了。实际上，科学已经发挥了支配性的作用，它不是普通的力量，而是一种支配着基本立场的力量。科学制度的合法化正是其发挥支配性作用的保障：“正是通过合理化，以及根据最优化概念来塑造社会及其他制度，科学不仅仅成为一种力，而且成为一种压迫性的力。”[1]115也就是说，当某种力量能够与宗教抗衡的时候，它就会成为支配性的、霸权性的力量，其运作程序也就具备了扩张的能力、可能性。这样科学的合理化就会长驱直入地扩张到社会领域，并以“规范化”为理由参与了社会的运行、实践，教育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等学科无不打上了“科学合理化”、科学程序的烙印，甚至诸如反精神病学等一些对立的实践也运用了同样的程序，只不过采用了逆向的程序而已。但是，科学扩张的结果却并不乐观，它不一定必然带来社会实践的真正发展，反而可能导致对实践者的压迫。于是当科学成为实践、制度和行动的“模式”之时，技术的逻辑与社会地位分配的逻辑就相遇了。最初，技术的逻辑能够支配社会的逻辑，并驾驭后者为自己服务。但是，当前者远远落后于后者，或者前者的力量大大地强于后者，二者的基本平衡就会被打破，其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地爆发、显现出来。

在现代思想的发展中，反技术的思想一直不绝如缕，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反理性与非理性主义、末日论等思潮纷纷加入到这样的大合唱，有的思潮甚至以激进的姿态不惜全盘否定科技。但是，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现代人依旧追求、享受科技带来的福祉，其影响仍然全面而深刻，现代人也难以摆脱科学“框架”的束缚，科技想像依然发挥着支配性的解释世界的作用。尽管如此，技术想像也并非唯一的现代性想像机制，现代世界还存在着多种想像机制，它需要通过其他可供选择的机制才能实施、发挥作用。同样，现代性的技术想像和历史想像也不能完全重合，因此，科技的想像机制不能完全支配政治领域或社会—功能的领域，也不能完全支配政治的逻辑和依据社会功能地位划分的逻辑，这表现为历史想像的介入。现代性诞生以后，历史想像机制和技术想像机制也一起产生，并相互作用——技术想像侵入了历史领域，历史性、历史思想也同样地渗透到了科学领域。虽然历史想像也具有类似于科技的“知识积累”的特征，但它主要源于现代人的自我理解，尤其是现代人对于其历史性存在的理解，是关于人的局限、脆弱性的意识，也是现代人希望理解历史、与历史对话、汲取历史经验、使历史服务现在的一种努力，历史想像能够为现代人的自我理解、自我解释和现实认同提供多种可能的选择。否则，现代人的选择就只能依赖技术想像，会变得极为贫乏。实际上，现代性的技术想像和历史想像各自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它们同源共生、相得益彰，在其相互作用、消解中“框范”着我们。

技术想像与历史想像共同作用并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人，它们的这种作用亦称之为“双重限制”。通常，现代人要受到技术想像和历史想像的“双重限制”：前者有利于人的现实生存和对社会的适应，能够帮助个人取得生活和社会上的成功；后者能够提供一个意义、价值的世界，提升个体的精神生活，从而拥有更美好的生活，虽然它不是所有现代人的必需品，也不足以危及现代人成功的社会地位、日常生活，但是它却是一部分现代人的生活中所必需的。我们可以说，一个没有历史意识的人可以生活，甚至能够过成功的生活，一部分人也确实没有历史意识。但是，有了历史意识的人可以生活得更充实、完满。事实上，也只有一部分现代人能够发展出历史意识，这些人既能够做好某些事情，同时又能够把它们置于合适的位置，客观地看待其价值，并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双重限制就影响了一部分现代人。其中，很多知识分子就受到了“双重限制”的影响，知识分子既生产着话语、知识、真理，又与其职业或劳动成果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由此发展出的历史意识有助于克服他们把自己作为绝对真理的心态，也一定程度地避免了他们把自己作为权威化身的盲视和行为。实际上，历史意识正是通过这一部分人影响到社会的逻辑。而且，“双重限制”对现代人的影响很大，具体体现在这些方面。首先，“双重限制”给现代人带来了一个世界，但这个世界因历史想像、技术想像而失去了透明性。其次，“双重限制”可以为现代人提供自由，虽然技术想像和历史想像存在着矛盾、冲突，但现代人可以同时接受它们的影响，而不必进行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式的取舍。而且，现代人既可以接受技术想像和历史想像的影响，又可以与它们保持一定的距离。最后，“双重限制”带来的是一种受到制约的、打了折扣的自由，这种自由因为受到“双重约束”的限制而成为一种自律的、相对的自由。也就是说，现代人虽然可以自由地接受“双重限制”，但又一定程度地受到了它的约束，这样的自由与真正的自由尚存在着差距。鉴于此，“双重限制”的作用巨大：“正是通过双重约束，自由的各种悖论显现出来，作为有关现代人的自由的悖论性的真理而显现出来。”[1]137它充分地展示自由的悖论和悖论性的真理，使现代人认识到自由、真理的复杂性。

依赖技术的科学想像机制支配着现代人对世界的解释，就成了现代格局的基本特征。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现代性的第一种逻辑——技术逻辑。事实上，技术逻辑的力量非常大，经常会跨越自身的界限，渗透、影响、作用于其他领域，甚至能够打破三种逻辑之间的平衡，危及现代性、现代社会的存亡。尽管技术逻辑的作用异常强大，但并不能把这种逻辑作为主要的现代普遍价值。原因在于，技术逻辑与作为现代性基础的自由之间的关系，技术逻辑能保障自由，也能保障非自由，究竟得到哪一种结果，则取决于谁在使用它、如何使用它。既然如此，就不能高估技术逻辑的作用，尤其不能把它作为主要的现代普遍价值。

二、社会地位的功能性分配的逻辑及其趋势

(一)社会地位的功能性分配的逻辑

现代性的第二种逻辑是“社会地位、功能和财富划分的逻辑”，简称“社会地位的功能性分配的逻辑”，也可以称之为“市民社会的逻辑”或“现代社会格局的逻辑”。这种逻辑主要“指一种社会安排，这种安排不是作为规定人们在社会中应该行使何种功能的准—自然的等级的社会分工，而是人们实际行使的功能使他们归于不同的阶层。”[2]在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中，它基本等同于“市民社会的逻辑”。现代社会格局与前现代社会格局的本质区别、现代社会的动力、社会等级制的主要制度都存在于第二种逻辑，其功能非常关键。

现代人的社会地位取决于等级制度的安排，注定是不平等的，其社会位置、功能和财富的分配也是如此。既然如此，就应该保障每个个体的“起点平等”和“公正而不平等”的结局。在现代社会中，“静态正义”与“动态正义”之间的紧张、矛盾始终存在，人们期待的绝对正义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如果现代社会的每个成员、正义标准的制定者、正义规则的执行者都公认某事是公正的，那么，它就是公正的，“静态正义”也就是这样获得的。但是，如果真地如此，就可能丧失“动态正义”和现代性的动力，并危及现代社会的存在。与此矛盾的是，现代人追求“动态正义”的冲动和要求是永久性的，但它又不可能实现。这样，两种正义的紧张会持续存在，关于社会、政治正义的争论也将永远继续下去。而且，这种关于正义的争论可能决定(不完全)第二种逻辑的发展趋势。社会不同阶层对正义的理解大不相同，其判定正义的标准也可能大相径庭。这样，在政治自由的社会中，社会、政治格局可能在人们关于正义的争论的推动下向某一个方向发展，但是在此之后，也有可能向其他方向或相反的方向发展，并呈现出一种钟摆形式的运动。这种情况说明，第二种逻辑本质上不同于第一种逻辑，其原因是，第一种逻辑中存在着合理化、功能化的增长和知识的持续积累，但第二种逻辑中很少有经验的持续积累。并且在第二种逻辑的发展过程中，经常伴随着关于制度、行为的合理性的论争，而合理性主要涉及主观的评价、判断，它的判定也会随着时间、空间、特定语境的变化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同时，这些有关合理性的论争也经常与关于正义的争论交织在一起，有时相互影响，加剧了二者的复杂性。

技术想像能够在制度、实践、行动方面发挥作用并深刻地影响第二种逻辑。技术想像能够为行使权力提供观念、方法和程序，这也使权力的行使者越来越受到技术想像的框范。在现代社会中，学识极大地影响了个体的社会地位，学识较高者常常能够处于社会等级的较高层行使权力，这些人比具有同样技能的其他人具有更大的优势、竞争力，其受到技术想像的影响也更大。并且，技术想像对第二种逻辑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技术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个人的家庭、亲情关系、必需的技能、职业和教育的结构；更不用说对时间和空间距离的感知，这种感知渗透在第二逻辑的所有机制中。”[1]121-122

现代社会格局、现代社会的动力都存在于第二种逻辑中，因此，必须保障第二种逻辑的相对独立性，否则就可能导致现代性的危机，甚至影响其继续存在。我们也可以由此发现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不同：在前现代社会中，政治逻辑是社会运行的核心，即使在第一种、第二种逻辑缺少相对独立性的情况下，诸如专制、君主、共和等支配性的政治制度还能够不断争斗、相互取代，这样，政治逻辑仍然能够继续发挥其作用；在现代社会中，如果第二种逻辑的独立性遭受破坏，那么，现代性所有层面的功能都会严重受损，甚至丧失，即使一定程度地满足了它的功能也是如此。当然，现代性的三种逻辑相互限制，这决定了第二种逻辑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而且第二种逻辑绝对无法离开第一种逻辑，科技能够深刻地影响到生产力、亲情、家庭、个人和时空的感知等方面。但是，第二种逻辑却经常会遭受到第三种逻辑的阻碍，原因在于，第三种逻辑的动力是外在的，不是靠自身推动的，而是由行动者或第二种逻辑的某些制度(如工会)推动的。我们从一些极端的社会形式中能够发现第二种逻辑受阻、独立性被破坏的表现，比如极权主义的国家或社会肯定是现代的，现代的社会格局也保障了第二种逻辑的现代性，但是国家或政党的专制经常干扰、破坏第二种逻辑的独立运作，关于合理性和正义的争论经常无端地遭受压抑、压制，社会的矛盾很难宣泄出来、化解掉，结果现代性的钟摆就不能自由摆动，社会也不能得到正常、良性地发展。与极权主义国家相反，现代自由主义社会能够最大程度地保障第二种逻辑的相对独立性，也能够由此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实际上，第二种逻辑的异质性使其成为现代性的核心，正是各种制度的异质性使社会分配地位、功能和财富的制度能够向不同方向发展，社会成员会就这些问题展开关于合理性和正义的论争，这些论争能够影响制度的调整、导致制度的变化。

现代性的第二种逻辑的基本机制是市场，或者说是个人私有财产、私法和人权，它们制约或决定了任何现代性的制度。现代人的生活主要指现代人的生产与再生产，主要包括后代的生产、繁衍、抚养、教育、专业技能的培训等等，它追求物质的、财富的、实用性的满足，也追求生存或生活上的成功，因为与所追求的目标的大相径庭，它与“好的生活”相距甚远。人是一种“自性”②的存在，具有自身的历史特性，其生活也具有历史性，现代人亦同样具有历史性。但是，历史意识并不等于历史性：前者具有反思性，它能够质疑和挑战实用性、习惯的生存方式、成功的生活，甚至可能消解、危及、颠覆它们；后者不一定有反思性。由此，在现代人的生活与“更好的生活”、现代人的世界之间，就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现代社会假定，个体具有独一无二的独特性，并强调这种共识的重要性。于是，现代生活就成为单个的独立个体的生活，个人就成为社会的基本单元，人权也就具有了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因为它构成了市场和私法的基础。现代生活对个体独特性的强调，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独特性既是产生一致性、共性、共识的前提，又是大众、大众社会(或大众民主)的基础。

第二种逻辑运作围绕的核心，或者说其基本机制，正是市场。随着普遍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的出现，第二种逻辑(或曰现代社会格局)的本质也出现了。人们在等级的社会体制中占据一个位置后，再通过市场交易出售其能力，最后获得了该位置所分配的薪酬、报酬，其中，市场的作用不可或缺。实际上，即使在最理想的社会中，平等的交易也可能导致人的等级化，其原因在于功能、收入和权力的分化。等级化的社会就更是如此了，其社会成员在社会体制中承担的功能是分化的，这与他们管理、控制社会体制的机会的不同层次之间的分化相一致，这种分化也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在此情境中，民主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赫勒极为重视现代民主，希望现代社会把它发展为“现代性维护它对于另外两个(资本主义和工业化)首要位置的支配性逻辑”[3]。在古典资本主义社会，分化主要在控制、管理经济与社会制度的机会之间，即主要围绕劳动力与资本功能的矛盾而展开的，资本具有控制权、管理权，劳动力则被控制、被管理。在20世纪的资本主义(特别是“二战”后“第一世界”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技能、知识和其他因素的分化加剧，这些变化逐渐打破了等级制社会的对立式的分化。

需要指出的是，第二种逻辑的作用确实非常大，尽管如此，但它的作用也不是无限的，它只能影响第一种、第三种逻辑，但不能决定它们。

(二)社会地位的功能性分配的逻辑的趋势

第二种逻辑出现了货币化、需求的不断涌现、专业化和平等四种发展趋势，下面分而述之。

货币化。货币化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质的区别，促使人们以量的差别来看待、衡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以此推动了现代社会格局的形成。社会地位的价值的货币化导致了个人价值的货币化，也导致了普遍的人类关系的货币化，第二种逻辑就是依照这个方向展开的。在现代化的初期，社会、个人关系的货币化就出现了，对它的拒斥和欢呼也一并产生了。浪漫派对此绝对持否定态度，坚决反对货币化对人的精神、价值、品质和德性的侵蚀，但是浪漫派对后者作了本质主义的解释，并凭想象夸大了它们的作用。与此相反，货币化的支持者则认为，金钱有助于打破血缘、出身、地位的垄断，能够使个体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促进了民主、社会正义。结果，社会关系货币化的支持者占据了优势，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也加剧了货币化的趋势。但是，浪漫派的抗议也绝非空洞、毫无意义，它切中肯綮，并一定程度地阻碍了社会关系货币化的进程，也激发了现代人对精神的追求。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着人类关系的完全货币化与抵制社会/经济关系之外因素的货币化之间的斗争，加上普遍的文化话语和历史想像的限制，这些因素都遏制了人类关系、个人价值的完全货币化。

在前现代社会中，社会按照阶层的性质确定需求并进行分配，分配不是针对单独的个体，而是针对社会等级体系中的一个群体。换言之，以“群体”为单位把需求和需求的物品分配给特定的等级(阶层、阶级及其亚群体)，群体的性质不同，其分配品和消费的范围也不同，这种分配讲究适量，注意克服分配或供应的过量或不足。但是，现代的货币化改变了这种分配方式，现代分配是根据货币进行分配的，同质的货币已经成为需求和获得满足的物的载体。这样，虽然人们分配得到的货币量不等，但获得的货币是同质的，这就是现代分配的平等性。而且，现代分配的对象是个体，原则上讲，每个人都能够通过货币换取其必需、心仪的消费品，这就增加了消费者的自由。因此，现代分配是一个通过不同货币量区分的个体等级体系，个体通过自由选择满足物成为需求的主人，并在消费中获得一定的平等和自由。现代分配也以此区别于前现代社会的分配。其中，货币化在促进分配的现代转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需求的不断涌现。现代社会的市场是这样作用于个体的：出于自身的需求，具有才智、专业、技能(也可以称之为质)的个人进入市场，然后在社会中获得了一个位置，再通过发挥其功能(运用质)获得了报酬(作为量的货币)，消费了报酬以后，最后用量换取了质(消费和满足物)，这个过程既是市场流通的过程，又是质与量的循环(质—量—质)的过程。现代的需求结构鼓励个人需求、个人选择，反对限制需求的内容和范围，这样的结果是由第二种逻辑的内在动力(社会、人类关系货币化的直线发展趋势)和技术逻辑两个因素所共同导致的。

在现代社会中，技术的迅猛发展无情地淘汰了旧的需求，不断地生产出新的满足物，并催生了无穷的新的需求，这是维持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再生产所必需的，客观上起到了维持资本主义存在的作用。技术在生产和消费中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技术的想像包含了消费的想像(技术追逐新，这也与以新为好的消费心理、行为相吻合)；随着技术对想像的侵蚀，在定量满足物转换为定质满足物(也可以说消费)的过程中，发自真正需要和真情实感的消费行为越来越少，技术把消费塑造为一种生活方式，以其意识形态和媒体广泛而强有力地宣传需求体系，并强加给个体，使很多消费都沦为被欲望挟裹的虚假消费。

社会关系的货币化也促使第二种逻辑在其发展的方向上取消各种限制。货币是纯粹的量，是无限制的，如果把货币作为唯一的满足物来分配，也就是在分配无限制的量，货币永远不会有满足的时候，结果就出现了满足物的货币化，这又源于异化了的需求。异化了的需求指的是强加于现代人的需求，媒体和强势的意识形态宣传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塑造力，能够从欲望、感觉、情绪、心理、认知等方面进行诱导，使人心甘情愿、理所当然、无所顾忌地进行消费，这种先声夺人的宣传攻势使现代人的消费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强制性。但是，异化了的需求充满着悖论，康德曾经精辟地分析过异化了的需求的悖论。在前现代社会中，分配、消费都受到出身和地位的限制，但异化了的需求仍然存在，虽然人们拼命地追逐财富、权力、名声、荣誉，但并非仅仅渴望得到这些东西自身，而是渴望得到隐藏在它们背后的自由和人的尊严。但是，现代社会不但取消了对消费的限制，而且还鼓励无节制的消费，空前地加剧了需求的异化的程度。极端地说，有的人为了得到尊敬和爱戴，可以不负责任、随心所欲地做事，甚至不惜对同胞动武、大开杀戒。现实中，现代人不遗余力地追求制财富、权力、名声，需求的悖论性更为明显：个体的生命短暂而易逝，其需求也是有限的，货币等满足物从量上讲是无限、无穷多的，以个体有限的生命无休止地追逐无限的满足物，就充满了悖论；现代人表面上追求财富、权力和名声，其潜在的动机和最终目的则是为了得到友情、爱、尊敬，虽然一定程度地达到了目的，他们却仍然怀疑这些收获的真实性。也就是说，财富、权力和名声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尊重的真正原因，而不是其追求的最终目的，诸如人格的魅力、尊严、友谊等等。既然如此，他们就有可能转而羡慕那些穷人、物质贫困者、无权无势者、默默无为者、普通平凡者，由于这些人没有依靠或借助于人格之外的东西就获得了友情、爱和尊敬，而这些才是真正的、实在的、不容怀疑的。

专业化。专业化受到技术逻辑的推动，但它和职业化则是第二种逻辑所固有的，它也是第二种逻辑直线发展的趋势之一。现代社会要求根据个体所占据的社会位置来决定其行使的功能，也必须根据个人实际的才干、技术、能力为其分配合适的地位。这时，社会就主要关注个人的专业知识，也会为其提供专业化的培训，以最大程度地、最恰当地发挥其作用。同时，也就极为排斥与此关联不大的培养通才、提高修养、享受乐趣的教育。事实上，技术逻辑已经成为推动第二种逻辑中专业化的极为重要的力量。此外，就技术逻辑而言，它首先会要求个人的专业技能，它还促进了机构、管理的合理化和效率的提高。

尽管专业化的作用如此巨大，但它还是遭到了许多诟病、抵制，原因是它有悖于人的全面发展对于通才的要求，通才恰恰是人的本质、人的精神的丰富性所必需的。专业化的矛盾性具体表现为专业化与文化的对立、现代生活与现代世界的差异。虽然文化(狭义的、一般性的文化)通常反对专业化，但是文化并不能消除专业化，个人也同时需要文化和专业化。这样，专业化与文化彼此冲突、各有侧重：一方面，专业化的技术、能力能够满足了个人的基本生存，是个人生活所必需的；另一方面，个人也需要一般性的文化、修养、能力，这些也是培养兴趣、丰富精神、提高修养和人的全面发展所需要的。由此还引发了现代生活与现代世界的差异：专业化技能社会对现代人的生活、存在和再生产的要求，专业化是现代生活的重要特征；虽然文化对于实际生活的作用极为有限，但它能够给现代人提供一个世界，它也承载、传递着超越技术想像的历史意识。

平等。平等既是对未来的期许，也是一种现实的诉求，它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包括法律平等、权利平等和机会均等。在最好的情况下，第三种逻辑(即政治权力的逻辑)主要依靠宪法，能够保障法律平等、权利平等，它们主要是历史想像(非技术想像)的平等，具有历史性，通过把过去内化为现在而获得了现实意义。社会职位是按照等级制建立起来的，社会还根据具有专业技能的个体的功能为他们安排位置，这种安排具有不平等性，这样，宪法就难以保障每个人的机会均等。第二种逻辑的发展越自由，不平等就会更多地从政治领域向社会领域扩展。

在比较纯粹的现代性模式中，支配、压迫、暴力等形式的不平等主要存在于社会制度、机构中，诸如管理机构(如银行)、生产机构(如工厂)、再生产机制(婚姻与家庭)、暴力机构(监狱)、学校、医院等，受压制的对象既有这些机构中的被支配者(下级、一般员工等)，又有这些机构实施功能时的对象(弱者、受管理者、学生、病人、犯人等)。事实上，绝大多数现代人都可能受到这种压抑、支配或压制，只不过社会底层受到压迫的程度更为严重罢了。除此之外，现代人还受到了福柯所说“微观权力”的规训、压迫。实际上，现代人受到的这种支配，不是现代性功能的障碍而是必需的，是现代性实施其功能时一定要付出的代价。个人的专业技能有差别、不同，社会功能又是按照个体的技能为其分配职位的，于是专业技能在个人的职业竞争和发展过程中就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甚至能够决定其社会地位的高低。这样，缺乏专业技能的成员势必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没有专业技能的成员很可能就根本进入不了职场，并沦为社会的低层。前现代社会的成功方式很多，但现代社会几乎只有一种，即接受专业教育并成功地获得生存的技能，依靠其他方式获得成功变得越来越困难，当然，特殊才能者(如运动员、明星等)可以例外。这样看来，尽管现代世界的许多方面都是多元主义的、自由的，但亦有例外，第二种逻辑就是如此。

总体而言，在现代性的第二种逻辑中，个人在社会等级中的位置或所处的阶层取决于他(她)所行使的社会功能或所能发挥的社会作用。而且，社会遵循着对称相互作用(symmetric reciprocity)的原则，从理论上讲，现代人生而平等、自由。但是，个人在社会运行中行使的功能不同、对社会的贡献不同，加上社会的影响，人与人之间实际上就不再能够平等了。

为了现代性的正常运行，需要处理好社会运行与国家干预之间的关系，其中，社会地位的功能性分配的逻辑对于处理这个问题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为了认识这种逻辑所起的作用，也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逻辑的运作，赫勒借助于解决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细致地分析了这种逻辑的具体作用和影响。

自由主义等派别在处理社会(经济、分配)与国家干预(再分配)之间的关系时强调，国家应该作这样的选择：要么不干预经济，政治逻辑要限制自己并为第二种逻辑服务；要么相对地干预经济、限制第二种逻辑，尤其要反对绝对的、独裁式的干预方式。实际上，这些看法中已经隐含了经济与国家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这也是现代性钟摆来回摆动的根源。如果国家干预“最小化”，人民可能铤而走险，社会就会发生动乱，进而影响了社会的平衡，甚至危及民主政权的存在；如果国家过分地干预第二种逻辑，并影响了它的相对独立性，就可能导致社会的停滞不前。这样，现代性的钟摆就在“最大化”和“最小化”之间摆动。例如，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福利国家的危机”就是明证，对此困境的反拨，则促使货币主义应运而生。

处理好社会运行与国家干预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现代性的运行。“问题本身(例如，再分配的问题)不是定量的，但对问题的解决要归结到定量的标准。由于需求分配的货币化，再分配的过程和对可用资源的测量成为一个计算问题。”[1]139也就是说，处理好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再分配的问题，都离不开计算、技术问题。而且，即使对再分配的描述也需要使用技术的术语和方法，“动荡”类似于机器功能的失调，需要通过新政进行调试；“停滞”也同样如此，就是说在再分配的时候，应该像机器加速一样采取措施以恢复其出了故障的功能。在现代性钟摆的摆动中，每一次都需要用新方法来应对其功能的失调，有时它们被改进后还能继续使用，它们同样需要经验的积累。这样看来，技术的逻辑不但能够直接作用于国家、社会，而且，第一种逻辑、第二种逻辑的相互作用还受到了技术的“框架”。

三、政治权力的逻辑

现代性的第三种逻辑是政治权力(或统治制度)的逻辑，它始终需要与现实保持着较大距离的历史意识(包括历史想像和历史记忆)，由于它不被技术逻辑所决定，因此，历史意识才能发挥其独特的作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赫勒对政治的界定，她把政治界定为“自由这种普遍价值在公共领域中的具体化”，也就是说，这种政治就是自由在公共层面的实施，它普遍存在。实际上，赫勒只是取其广义，没有使用狭义的概念。而且，赫勒也没有明确界定这种逻辑，只是泛泛研究了其作用。

在前现代社会中，君主具有无可辩驳的政治权威，他们主要借助于征服或传统的合法化进行统治。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政治逻辑倾向于抛弃作为权威来源的传统的合法化，并通过宪法重新获得其合法性。实际上，宪法是任何现代国家合法性和政治权威的最重要的来源，也是行事其政治权力的根据，但任何宪法都是由人起草、制定的，这样制定宪法的“技艺”就至关重要了。宪法必须适应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以及生活在这种秩序中的人。为此，宪法必须考虑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与背景，使其具有历史基础并从一定程度上获得传统的合法性。而且，宪法主要关注其功能的实施，要使人民能够从它那里体会到自己的权威性。但是，仅仅依靠功能主义的技术性来制定宪法，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这样作，既很难发挥宪法的功能，又难以获得其合法性。这样，宪法就必须在历史想像的帮助下获得其权威性和合法性。现代政治倾向于以指向未来的想像建构世界，受此影响，历史意识逐渐支配了宪法制定者的想像，技术性的“技艺”在制定宪法中所发挥的作用就逐渐减弱了。

现代政治制度(主要表现在宪法)之间的共通性不同于技术与技术想像、经济与经济制度的相通性：前者的适应性很差，很难出口、机械照搬，只有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制度的比较中才能找到其共通性；后者具有较大的普遍性或更大的适用性，很容易借鉴。从很多现代政治制度看，新制度往往是从旧制度中发展而来的，制度很难出口、照搬，只有适用于制度(如民主制政权)的技术(如用于无记名投票的投票箱、计票方式)才能够出口、直接借鉴。此外，国家干预模式也不能够被完全模仿。事实上，在欧洲和多数东方国家中，历史想像的作用更大。

这种逻辑离不开意识形态的影响。历史想像中保留了一些以往世界或以往世界片断的记忆，以世界化(让世界成为应该的世界、应是的世界或理想的世界)的方式把记忆呈现出来，这种情况有时被人称为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概念和对它的批判中表现了三种启蒙观念：合理性、现实性、普遍性。赫勒认为，究其实质，“意识形态是以一种伦理力量为中心的集体意象，它强化并保护伦理力量”[1]147。即使第一种或第二种逻辑可以不需要“意识形态”，但由于意识形态能够唤起对事业的激情、能够恢复关于过去的记忆。这样，任何现代国家的统治都离不开意识形态，同时，任何现代国家也都离不开质疑它的意识形态批判。而且，意识形态能够使想像的世界摆脱其他逻辑，切断想像的世界与合理性、现实的联系，营造一个独立的世界，以伦理力量推进集体的事业。因为第三种逻辑所需要的历史想像、历史记忆——它们不能从现实中产生，也不能用合理性和普遍性予以解释，同时，它们只有在摆脱技术想像的决定时，才能够发挥其作用——的介入。因此，第三种逻辑同样离不开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意识形态的作用既能够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又能够是消极的、破坏性的，其双重性加剧了现代人和现代世界的变化、不稳定性。

这样看来，第三种逻辑的作用是双向的、辩证的，其建设性与破坏性、积极性与消极性并存。对此，我们也应该客观地予以对待。

四、三种逻辑之间的关系

现代性的每一种逻辑及其关系都非常复杂，所以，我们在处理现代性问题时，都必须重视这三种逻辑之间的复杂关系，而首要问题就是要弄清其复杂关系。

第一，从本质看三种逻辑的性质不同。现代性的逻辑不是自然的，它们是在历史行动者或历史主体的推动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它也需要不同类型的行动与思想，但特定类型的行动与思想是先后出现并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三种逻辑必将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其内容和结构的差异也就在所难免了。同时，三种逻辑的适用性、存在状态和发展趋势是不同的：技术逻辑具有普遍适应性，可以复制、推广，其发展模式基本上是单一的，很难出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或局面；其他两种逻辑不具备普遍适应性，也很难直接复制，只有某些技术的部分或层面具有较大的适用性，但也不宜直接地照搬。自由主义民主为第二、第三种逻辑提供了最佳的合作机会与平台，并能够促使它们沿着保持其最佳平衡的方向运动，但它们仍然不具备普遍推广的适用性。而且，无论现在、将来，其发展趋势都不可能是单一的，必将出现复杂的状态和多种变体。并且，第二种、第三种逻辑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或不同。

第二，三种逻辑之间相互制约、限制，有时还存在着冲突、矛盾。为此，必须限制每一种逻辑的过度发展：“当两种或三种现代发展逻辑或者逻辑内在的构成成分发生冲突时——这是现代性的牌戏中不断会遇到的可能性——就会最终达到一种界限。没有这些限制以及行动者对这些限制的意识，现代性很快就会摧毁自身。”[1]96

第三，首先必须保障三种逻辑的独立性，但是这种独立性又是相对的、有限度的，每一种逻辑的过度发展都会危及其他逻辑，甚至破坏三者之间整体上的平衡和现代性的基本状况。其中，第二种逻辑的异质性决定了保障其独立的异常重要性：“当第二种逻辑的相对独立性在现代性中受阻时，在所有的层面上都会出现功能丧失，即使第二种逻辑的功能得到了适当的满足。”[1]120也就是说，第二种逻辑容易受到统治权力的干扰，一旦如此，必然会影响其异质性，进而影响到社会机构之间的正常竞争、个人权利的保障、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导致社会的同质化、现代性动力的丧失、现代社会的灾难。因此，要保障这三种逻辑的独立性，发挥各自的优势，但要注意限度，不能破坏全局的平衡。

第四，三种逻辑相互联系、支持、影响。三种逻辑都很重要，现代性的动力同时在三个层面发生作用。如果缺少了任何一种逻辑，就会在一个或多个层面出现功能上的障碍，并影响到全局。但是，具体的现代性要素在各种逻辑中的作用又是不同的。为此，应该重视这三种逻辑，积极发挥其作用，处理好它们各自的独立性及其与全局的关系，并协调它们之间的平衡，促进其和谐发展。

赫勒从三种逻辑看待、处理西方现代性问题，她细致而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的具体运作，并洞察到现代性的异质性，这种视角克服了仅仅依靠宏大叙事的狭隘。通过赫勒深入的勘查，我们能够认识到西方现代性的复杂性，尤其是其脆弱性、保持其平衡的困难，有利于克服肤浅、盲目的乐观主义。鉴于此，现代人不但应该努力克服障碍、警惕潜在的危机，建立起三种逻辑的独立、平衡，而且还应该谨慎地保持、呵护其脆弱的平衡，使现代性摆脱失衡、灾难、毁灭的危机，继续存活、繁荣。

注 释：

①关于阿格尼丝·赫勒的生平及其现代性研究的其他成果，可参阅李世涛：《现代社会中的文化、文明与价值》，《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现代性与人的精神世界》，《艺术百家》2013年第5期。

②“自性(ipseity)”是赫勒创造的一个专业术语，见之于她的许多论著，“自性”也叫自我性，作为人的一种自为的状态，“它体现着在个人的一生中对人的能力的自由确证和发展所能达到的可能性”。[匈]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4页。这个概念既反映了特定时代的人所能企及的自由的程度，又可以从个性的现状反映出特定时代的个人自由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