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亚洲

(兰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 730000)

提要： 对马克思来说，存在着一种资本主义现代性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进程。马克思的“殖民地谜题”表明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坚持和探索。在马克思理论中存在着三种彼此辩证融合的时空框架。由世界市场所标注的全球时空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性的时空”。在全球时空中，价值非物质性的对象性力量是起实际作用的力量，从中发展不出直接衡量某种社会性的权力关系，也发展不出一种保证利益流动的绝对力量。反而，由于时间价值化，各种“时间性主体”在其中正在得以重建，中国和印度重视知识和文化等方面的传统力量则成为了重要的全球化力量。在关系性的时空中，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正在瓦解新帝国主义的逻辑前提，这是新帝国主义当下面临的最大困境。

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表明，资本主义似乎正在把人类带向其世界秩序的历史终点，资本主义好像给我们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世界秩序“鸿沟”：“未来要么是全球性的灾难，要么是新的革命性的开端”[1]40。当下，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危机集中体现了资本主义和世界秩序(人类秩序)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发展并没有带来世界的普遍繁荣，反而使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陷入严重的国际收支赤字和经济衰退；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霸权更多依靠“新帝国”(美国)的军事实力和综合实力来维持，使新自由主义完成了由“霸权”向“统治”的转变，这使得当下的“帝国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侵略性，更没有底线”[1]39。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发展给当下的世界秩序抹上了一层“原始军国帝国主义”的阴影，或者说当下的资本主义泥潭正在召唤着一种“原始军国帝国主义”的回归。特朗普政府“新保守主义国家”的政治诉求正是当代世界政治“极化”的真实注解。帝国主义这一历史“幽灵”好像总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在全球空间的经济实践反倒好像制造了全球政治的历史倒退。因此，从整体上重新理解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对我们所处的时代就尤为紧迫。

一、马克思的“殖民地谜题”

马克思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高傲，学界把这种高傲叫做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高傲”。马克思相信，人类借以和自然新陈代谢的劳动与现实生产活动本身就隐藏着人类的全部秘密，对现实生产活动和劳动的研究就是关于人及其历史本身的研究。马克思认为，只有一种立足于现实现象的研究才能弥合必然与自由、行动与历史之间的“鸿沟”。菲丽普·雷诺在给阿隆《论自由》一书所做的序中洞察了这一深藏在马克思思想深处的使命，“马克思将历史决定论不是作为一种软弱退让的借口，而是作为对一种本义上的造物主意志的辩护和掩饰”[2]。对马克思而言，一种能够解开人类历史之谜的关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可能的。但是，马克思又向我们暗示，现实的历史不同于观念的历史，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会充满险滩与艰辛，其中帝国主义就是一个我们首先要逾越的政治障碍。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最后一部分意外地讲到了“现代殖民理论”，哈维也觉得有些奇怪，因为新大陆的“殖民地”显然是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事情，而“马克思在理论中一般都把资本主义体系当作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3]632。在哈维看来，和黑格尔所说的市民社会的“内在辩证法”一样，资本主义也具有不可解决的内在矛盾，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所说的“利润下降趋势所导致的资本过度积累与资本价值贬值的危机”与“财富与贫困同步积累所导致的斗争和革命的危机”。为了延续资本主义的生命，资本主义必须通过地理扩张(外部)来转化和消解这一矛盾。“这一章的定位表明，马克思所想到的是某种更加宽泛的东西。”[3]633“马克思关于殖民的一章正是要处理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论他是否有意这样做”[3]634。在马克思那里，应该存在着一种资本主义的地理学。哈维正是根据资本的过度积累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资本的空间性运动来发展出了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新帝国主义理论，并具体展示了资本主义在空间中所展开的帝国主义辩证法①。但是，在哈维看来，“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资本主义的总体稳定中发挥的作用——地理扩张和领土统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并没有得到解决”[3]635。哈维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继承了马克思的事业。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马克思。

在“现代殖民理论”的前一部分，马克思探讨的主题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在这一部分，马克思充满了矛盾和犹豫。一方面，随着资本集中程度的加剧和资本对生产资料的技术化规划，“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4]874，资本的垄断和其生产方式的社会化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训练有素的工人阶级很快就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4]874，这是资本主义不可改变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马克思又紧接着说，资本主义所有制向社会所有制的转化过程“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4]874。很显然，马克思这里的论述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论述，马克思在这里好像发现了资本主义能够延续自己生命的方法或手段。事实上，如果根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资本主义早已灭亡，资本主义在经历多次危机和重组后，“还能如此长久地生存下来简直就是一个谜”[5]。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高傲”就在于他首先要解开这个“谜”。

马克思多次思考过这个问题，比如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发展与资本增殖之间的矛盾时，他认为这个矛盾会带来资本的周期性贬值和生产过程的突然停滞和危机，资本主义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使现有资本贬值，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6]278，“平衡都是由于一个或大或小的资本被闲置下来，甚至被毁灭而得到恢复”[6]282。虽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就让资本主义体系的瓦解显得太过简单，所以马克思又认为，“如果没有相反的趋势总是在向心力旁又起离心作用，这个过程很快就会使资本主义生产崩溃。”[6]275“总是有某些‘排斥的力量’在发挥作用，以便确保‘从原资本上会分出枝杈来，作为新的独立资本执行职能。’”[3]497事实上，对马克思来说，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未完成的思想事业。

马克思是在资本积累在历史中达到“自然顶点”的地方遇到了帝国主义和殖民问题。或者说，在资本第一次超出原有有限空间而进入到一种外部空间的尝试中，马克思遇到了“殖民”和帝国主义这一问题。根据马克思的矛盾和犹豫，在“现代殖民理论”部分，马克思应该回答资本主义的灭亡为什么是一个长久、艰难和困难的过程。

在开篇，马克思特别强调了美国从经济上来说依然是欧洲“真正的殖民地”。“真正的殖民地”意味着宗主国可以轻易地在处女地上任意图画、任意创造。但是，真正的殖民地也是一个自由殖民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土地，都可以依靠自己的土地为自己创造财富，而无需依靠资本主义来生产。真正的殖民地是自由(移民)的乐园，但缺少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法的观念与所有制观念。“这就是殖民地繁荣的秘密，同时也是殖民地的痼疾——反抗资本——的秘密”[4]880。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4]878。所以，必须发明一种方法来剥夺自由民的土地，转化自由民的“内在欲望”，使自由民的“内在欲望”服从外在秩序。只有这样，“这种克己的狂热本能必定会特别在殖民地最充分地表现出来，因为只有在那里才存在着能够把一种社会契约从梦想变为现实的人和条件”[4]879。韦克菲尔德的“系统的殖民”(与自然的殖民相对立)方案正是这样一种方法，它的秘密就在于发挥国家和政府的立法功能，国家强行将全部土地私有化，然后“对处女地规定出一种不以供求规律为转移的价格，即人为的价格，迫使移民在赚到足够的钱购买土地，转化为独立农民以前，必须从事较长时期的雇佣劳动”[4]884-885。同时，政府用雇佣工人难以支付的价格出售土地基金，并依赖基金的增长，从欧洲输入穷人到殖民地。这样，土地和自由民会彻底分离，自由民不得不沦为雇佣工人。马克思还注意到，美国南北战争所造成的巨额国债也给资本家以历史机遇，资本家通过购买国债获得了极大一部分的国有土地。

根据哈维的研究，马克思从来没有一种完整的帝国主义理论，马克思只是在和恩格斯的通信中提到了他打算在讨论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时面对这个主题。“由于没有这些著作，我们只能推测他如何把帝国主义主题——这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是有目共睹的——与资本积累的理论整合起来。”[3]668但是，马克思在这部分始终保持着思想的节制，只是在特别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把资本主义理解为帝国主义的一种新的殖民方式。马克思并没有因为帝国主义而改变对“资本积累”及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一贯看法。“现代殖民理论”只是强调帝国主义会运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殖民，因为只有资本的“力学规律”才能化解反抗资本主义的顽疾——“必须有一举两得的妙计”[4]884，一种人为的价格具有一般价值的社会权力效应。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肯定帝国主义对解决资本主义“积累难题”起到多大作用，反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尤其在论述如何让劳动者与土地分离时)，马克思在这部分更加注重对“资本力量”在新大陆的进一步验证，更加注重在第一次尝试中通过历史事实对自己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正确性的验证。马克思在这里更多是对资本力量与资本主义现代性进程的一种探索和坚持。或者说，对马克思而言，存在着一种资本主义现代性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进程。马克思对一种独立于其它力量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历史进程的坚持和探索给我们提出了以下问题：虽然在资本主义空间拓展的第一次尝试中，资本主义表现为帝国主义的一种殖民形式，那么资本主义是否最终会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形式？或者说，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不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殖民形式，帝国主义是不是会通过资本主义来发展出一种殖民统治？然而，当下新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资本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好像没有获得马克思世界市场意义上的独立性发展，经济力量的背后总是伴随着一种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国家力量。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之上依然笼罩着帝国主义的迷雾，新帝国始终把资本主义把握为一种殖民形式。

二、资本主义现代性与时间性主体的重建

根据马克思的“现代殖民理论”，现代殖民是一种资本主义殖民。资本主义因其固有的掠夺本性和其独特的现代性本质而充当新帝国的殖民方式。与关于现代性的各种综合研究不同，马克思研究的重点是资本主义如何决定并推进人类的世界历史进程，资本不断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决定性原则及其历史限度。“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便是现代性既有的发展形式、现存的实现方式。”[7]对马克思而言，是具有内在决定原则的资本主义敞开了人类未来的全部可能性——包括一种共产主义的可能性，资本不但定义我们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也定义我们的国家(资产阶级国家)，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时间消灭空间”来构建世界市场意义上的全球空间，并由此来实现资本的普遍一般性，创造一种普遍的阶级关系(垄断资本家与无产阶级)并再生产社会的思想与意识(资本拜物教)。资本的再生产意味着社会的再生产，“资本主义是一种革命的生产方式，总是不安地寻找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技术、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产和剥削模式，因此也寻找新的时空客观定义”[8]。因此，对马克思来说，存在着一种“资本主义现代性”，我们应该根据资本来理解这个世界，帝国主义只是外在于资本主义的一个形式。

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不同于“政治解放”意义上的现代性，后者基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开启的人的内在性动力，最终表现为一种民主革命和现代民主制度的确立。前者追求经济意义上的“财产”进步，后者追求政治解放意义上的“人性”进步。就整个人类的现代性事业而言，解释者们一般都把资本主义现代性归结为政治现代性或社会民主化进程当中一个有益的补充或最恰当的主权机器，没有进一步解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革命性进程。“现代性不应该被理解为一个统一的、同质的过程，这其中至少包括两个区别明显、相互冲突的传统。第一个传统由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革命所开创，它始于邓斯·司各脱，沿袭至斯宾诺莎；它发现了内在性，并颂扬个性和差异。第二个传统是文艺复兴革命后的热月事变，它寻求通过建立二元论来控制第一种传统中的乌托邦力量，最终达到现代主权概念，以之为暂时的解决方案。”[9]144“在民众的自我构成中，他们的每一步行动都必须服从于早已形成的秩序，如果宣称人能够直接建立起存在的自由，那势必会造成狂乱和颠覆。这构成了一条意识形态之路的核心内容，而具有霸权的欧洲现代性概念正是在这条路上一步步发展起来的”[9]83。现代国家主权总是受到民众欲望的威胁，这是现代性的根本危机。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就沦为国家主权的最佳统治手段和统治方式。资本主义释放并消解民众的欲望，在民众的流动和欲望的运动中实现对民众的统治和内在性维度的消解。“当主权和资本彻底结合，而权力的超验性也彻底转变为权威运用的超验性时，主权就变成了一架统治全社会的机器。”[9]91这种由“规训社会”向“控制社会”的转变意味着现代国家与资本的完全结合，也意味着资本与国家共谋的现代景象。如果国家与资本沆瀣一气，人类的现代文明进程就早已终结了。事实上，国家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存在着冲突和矛盾。

与过分强调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相反，今天我们应该跟随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探索，从资本主义的实际表现来说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般特征，发现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革命性进程，从而阐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历史进程和新帝国主义的当代困境之间的关系。根据哈特和奈格里的研究，马克思是在《资本论》写完之后的最后生命时光，由于俄国的革命问题而注意到了全球范围内经济规律并不能离开具体历史与社会环境而自行运作的问题[10]61-62。事实上，俄国革命事业的重要任务恰好表现为阻止资本力量的进步主义发展。因为资本的发展会使事情变得更复杂，使革命的力量分散。据此，哈特和奈格里认为，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通信中察觉而没有来得及论述的问题是：“反现代性的革命性力量就深深根植在共同性之中”[10]62。通过“共同性”，我们可以轻易地将资本主义现代性还原为一种关于民主的政治现代性，即通过革命来改变现实的政治制度，现在的问题只是革命何以可能，新的无产阶级如何转化为一种革命力量。的确，俄国革命的力量来自于一种“共同性”(土地)，但这种“共同性”革命却是以回避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而发生的，因为资本主义的生长会改变俄国原有的直接性革命政治关系，使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力量都难以凝聚。在俄国，资本主义意味着一种革命的绊脚石，资本主义不但影响具有时间性意义的革命意识，也会破坏既有空间中的革命关系，这和马克思的一贯看法截然相反。不难发现，俄国的革命问题其实敞开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另外一种可能向度，即资本主义的时空重构。

借用怀特海的观点，哈维认为，“一切关于自然的问题(包括人类活动在内)最终都可以被还原为关于空间和时间的问题”[3]19。但可惜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很少有对空间和时间的本质性反思，以至于我们过分强调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而忽略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本身的探索，从而导致这样一个局面：在我们不知道批判的对象是什么的情况下进行批判。在哈维看来，“马克思的理论其实有一个基础性的时空框架，它的立脚点是理解时空性的三种基本方式的辩证融合”[3]19。哈维发现，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存在着三种时空框架，而且彼此之间相互辩证融合并保持一定的辩证张力，即“绝对的时空”“相对的时空”和“关系性的时空”。“绝对的时空”是一种空间和时间的相互独立的时空框架，空间是一种有界限的地理概念，时间是历史所展开的领域。“绝对的时空”对应于马克思理论中使用价值的生产，比如工厂中的生产。“相对的时空”是通过运动所界定的时空。运输和交通的发达使商品、货币、人口、距离、时间形成了不同的度量标准和价值意义。“相对的时空”是交换价值得以产生的时空框架，是交换价值的专有领域——商品和货币的流动构建了“相对的时空”。“关系性的时空”是“物质和过程所固有的，而且通过物质和过程来创造的”[3]19-20。在此意义上，资本这个“幽灵”在其运动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种“关系性的时空”。在“关系性的时空”中，社会关系表现为一种内在于商品的价值关系，“抽象劳动是具体劳动的整体”[11]。“关系性的时空”是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时空框架，价值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非物质性的东西，但同时又是对象性的。价值的神秘莫测使我们无法从其中发现一种确定无疑的社会权力关系。虽然在价值关系中存在着一些社会权力关系，但这种权力关系并非绝对空间中的权力关系，而是一种复杂而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权力关系，倘若想要在由价值所创造的“关系性的时空”中发展出一种“直接衡量某种社会性的权力关系，就一定会失败”[3]20。事实上，当下的各种资本权力理论和各种新帝国主义理论都试图从“关系性的时空”中发展出一种确定无疑的社会权力关系，以求在全球空间中发现某种对抗性或支配性权力关系。在哈维看来，由世界市场所标注的全球空间本质上是一个“关系性的时空”，价值的对象性力量在其中展现。

同时，三种时空框架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是辩证融合的，没有绝对空间内工厂的生产，就没有各个无数相对的空间内的商品流通，没有无数商品流通的支撑，世界市场也无法建立。同时，在世界市场这个关系性的时空中，价值通过作用于前两者来展现其对象性力量。换句话说，我们因为追求价值而使价值成为一种对象性的力量。人类的欲望通过价值而被整合进一个复杂的生产交换体系，进而被整合进一个更大的全球性的政治经济体系。价值不但在各种意义上完成空间的拼接和组织，而且成为了一种社会时间的“抽象”，使未来成为“当下”的真实注解，复活了“当下”的未来性意义。通过商品的中介，“当下”和“未来”之间的关系变得更真切，更引人入胜。“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表明了一种时间性冲突。一般(或抽象)劳动只有通过具体特殊劳动才能存在。为了建立这两种时间之间的联系，作为对社会时间的一种抽象的价值出现了。与此相应，时间作为一种度量就要求其自身必须被度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意味着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的运动。”[12]

在哈维看来，时间范畴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范畴，但哈维没有进一步讨论时间的政治经济学意义。通过对时间本身的价值化度量，时间成为一种主体性，主体性在于时间性，每一个主体都试图通过把握时间(劳动时间)来体现其“价值”意义，这需要每一个劳动者把自己的劳动纳入到一个更大的资本整体中来加以衡量，这事实上是一种由绝对空间中的“劳动主体”向“关系性的空间”中的“时间性主体”的转化。时间性主体关注个体和市场以至于世界市场的关系问题，而不关注革命问题。时间的价值化否定了黑格尔意义上具有时间性本质的“历史时刻”，个体成为时间的主人，每一个人都能通过把握时间来把握自我及其利益。时间的价值化意味着每一个时间性主体都能在不同空间规模的市场中获得一份利益，形成对自我的价值确认。这一点可通过今天劳动与市场关系对个体的重要性而得到说明。这也就是说，在“关系性的空间”中，利益的分配是多元的。对一个市场主体而言，时间就是利益，问题只是如何把握市场中的“时机”。时间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就在于时间的价值化创造了一种属于资本主义自身的辩证法，而这一点是目前我们所有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理论探索中从未注意到的问题。时间的价值化集中体现了资本主义辩证法的全部实质，一方面，资本主义通过度量时间(时间价值化)来为自己的整体性进程赢得一个价值基础；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反过来要保护这个时间性基础，因为没有各个使用价值和多种交换价值的稳定与流动支撑，一个资本主义整体是无法想象的，时间性主体的建设也事关资本主义整体的命运。后者意味着对各种时间性主体或劳动主体的价值确认，意味着一种价值的多元流动和利益的多元化，这构成了一种属于资本主义自身的“排斥的力量”和“离心力”，也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平衡术。资本主义的“坏无限”在“关系性的时空”中得到了解决，这是资本主义对自身的否定和超越，也是资本主义能够延续自己生命的秘密所在。因此，资本主义一体化发展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时间性主体的重建。资本主义现代性进程意味着一种深刻的在全球空间(关系性的时空)内展开的“时间性主体”意义上的主体性重建，劳动的力量并没有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体化发展而趋于式微，而是通过“时间”(价值化的时间)演化为一种竞争性力量。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故事”正是一种时间性主体建构的历史过程，正是“劳动红利”使我们成长为一种决定资本主义整体命运的力量，这是“劳动的力量”。总之，时间意味着无穷的可能性，价值的对象性力量本质上不同于主权性力量，它为差异和可能性留有余地，是在“关系性的时空”中的起实际作用的力量。“价值是关系性的时空中的社会关系”[3]20，在“关系性的时空”(全球空间)中，没有什么力量能成为一种保证利益流动的绝对力量，也不存在一种绝对的社会权力关系，这一点构成了当代人类社会的基本事实。

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很好地描述了“关系性的时空”中所发生的景象。弗里德曼认为自2000年以来，人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全球化的3.0版本。而在“9·11”事件之前，他还在研究资本主义的一体化和民族与地区力量之间的冲突问题。“在3.0时代，不仅个人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全球化，而且全球化力量也将越来越多元化，不再仅仅是西方人，不再仅仅是白人。在这个平坦的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的人们都得到了新的力量。全球化使得人人参与，不同人种的合作真正变得丰富多彩，犹如天边彩虹。”[13]9不同的个人、企业都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互联网和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发展以及各种全球性商品标准与贸易规则的建立使世界成为平坦的世界。在这平坦的世界里，人类的交流和交往得到深刻变化，没有什么力量能单独控制这种交流和交往，每个人都有可能把握来自市场的机会，中国和印度也决定彻底抓住这种同台竞争的好机会。时间、知识、教育以及创新和发明是把握机会必不可少的要素，市场的竞争演变成了一种教育和知识的竞争。在平坦的世界里，价值的对象性力量因为全世界各种力量的经济利益追求而成为一种无形的主导性力量。“世界是平的”，人类通过自己的活动、创造和欲望(追求资本利益)而创造了一个“关系性的时空”(当然这与技术的发展有关，这涉及到技术和资本的关系问题)。正如弗里德曼所说，在这样一个时空中，该发生的一定发生，那些把握时间的人会引领世界。那些苦读的中国与印度孩子，那些在中国和印度科技公司的科技创新者，那些蠢蠢欲动的大学生，都是平坦世界中正在建构的“时间性主体”，他们最终都会得到价值的承认，获得好的工作岗位。

在弗里德曼看来，在平坦的世界里，竞争是一种零和游戏，美国处于各种危机之中，美国不得不把自己重新变为一个竞争者。虽然贸易保护主义能带来短期利益，但同时也会遭到其它国家的报复，更为重要的是，短期利益会使美国丧失竞争与进步意识，让美国最终被历史所淘汰。反观美国的消费主义倾向，弗里德曼感受到了美国所要面对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在平坦的世界里，对美国来说，“尽管自由贸易政策是必需的，但仅仅有自由贸易政策是不够的。自由贸易政策必须和提高美国公民受教育程度的国内外政策结合起来”[13]206。不难发现，资本主义现代性并没有为“新自由主义霸权”留有多少余地。从哲学上来说，这是“应当”和“是”(现实)之间的冲突，也属于“存在的力量”，或者说是一种“存在的事件”，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个能在的“存在”的话。反而，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转化了美国的“霸权”角色，这涉及到资本主义现代性(受资本逻辑规定的现代性)与帝国主义现代规划(受领土逻辑支配的现代规划)之间的冲突问题。

三、新帝国主义的当代困境

历史地看，新帝国(美国)事实上存在着一种关于世界的资本主义规划。托克维尔早已从美国的社会状态中感受到了一种现代世界精神的来临，并预言这种蕴藏在美国社会和民众日常中的现代商业精神会让美国成为新帝国。但是，托克维尔并没有回答这种蕴藏在社会和民众日常的现代商业精神如何成为一种现代世界精神。林肯则清楚地知道，民众的自由不可能创造世界奇迹，帝国的梦想必须建立在国家的行动之上，它只会在国家的政治计划中成为现实。西奥多·罗斯福则接应进步主义的号角，他不断扩展联邦政府的权力，并把这种权力凝聚为一种国家实力。他清楚地知道，美国要成为帝国，要有其“新国家主义”战略，要让大工业和大企业在为自己谋利的同时也要为帝国的利益服务。与罗斯福尝到政治甜头后的蠢蠢欲动相反，威尔逊有着自己的道德与谦逊，在道德进步主义和宗教精神的掩饰下，在“美国代表世界良心”的价值优势下来实现他的政治工程，布展政治权力。他敏锐地捕捉到了现代世界即将来临的气息，帝国的强大不只是在于军事和大企业的强大，还在于价值观念和商业精神上的强大，帝国的权力不但要随着强大的海军漂洋过海，而且还要随着帝国的价值和商业精神布展到世界各地人们的血液和生活中去。新自由主义则通过私有化与金融化这两把利器把新帝国的现代权力观念转化为一种现实的帝国主义权力。简要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新帝国关于世界的资本主义规划是建立在以下两个前提(这两个前提构成了新帝国主义殖民的逻辑前提)之上的，一是资本家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二是作为一种自主的经济支配形式和经济力量，资本主义可以成为新帝国的殖民方式。

如果从资本主义的时空定义来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全球化就不只是一种线性的发展逻辑。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就不但表现为资本主义的一体化发展——生产、销售和市场的垄断性统一，而且表现为一种时空的客观生产。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创造了一个“全球空间(时空)”，而“全球空间”因其时空本质的不同而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先验条件”。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通过生产“时空”而重新生产了自己(全球空间中的资本主义)。在此意义上，我们又必须通过“全球空间”来理解资本主义。“全球空间”本质上是一个“关系性的时空”，价值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其中引导调节全球时空中人的生产、行为、交流和社会再生产。价值好像是康德意义上的一种理性形式，但缺少理性之善的内涵，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它没有提供一个关于人本身的目的假设。正如弗里德曼所说，我们依靠想象而生活。在“关系性的时空”中，不但发展不出一种衡量社会性的权力关系，无法创造一种绝对的主导性的权力关系，也无法绝对控制利益的流动。“全球空间”唤醒了一切力量，各种力量都参与这个新的人类进程，各种知识性的“时间性”主体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得到重建。在此“关系性的时空”中，中国和印度的传统力量(重视知识和教育)以新的形式转化为一种主要竞争力量。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创造恰好解构了新帝国主义的逻辑基础，解构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历史关系。或者说，资本主义正在试图从帝国主义的控制中挣脱出来获得一种经济力量的独立性。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正在形成的“跨国资产阶级”和“当代国际金融资本”概念中得到充分的说明。

“全球化已经导致世界级跨国公司竞相成为各自领域的主导性垄断者。这种竞争性斗争是由跨国资本家阶级而不是由政府支持的国家级成员实施的。这反映了资本主义特征的变化。”[14]基于对全球一体化的商业、贸易、投资、股票、证券和基金的分析，哈里斯认为，在国际垄断资本中很难发现纯粹“美国资本”这个东西，“跨国资产阶级”俱乐部的成员来自于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多个国家，资本家越来越不依靠国家而成为统治阶级。资本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一致关系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征程中被解构，因为垄断资本的国际化是资本主义对其局限性的一种历史回应，并没有一种明确的帝国主义依赖。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一种帝国主义，或者说资本主义并不能成为一种最好的殖民方式。正如哈维对帝国主义规划和资本国际化之间所存在的固有矛盾的论述，从这一论述来看，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规划)本来就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一种拒斥。“资本输出在新的区域导致了资本主义不受约束的发展，却通过国际竞争给国内带来了价值丧失。国外不受约束的发展限制了国际竞争，却堵住了进一步输出资本的机会，从而引发了由内部产生的价值丧失。于是，主要的帝国主义力量在‘门户开放’、自由贸易与在封闭的帝国内部自给自足这些政策之间犹豫不决——这是不足为奇的。”[3]20与跨国资产阶级的形成有关，一种“国际金融资本概念”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资本与国家的关系。“在考茨基和列宁讨论的那个世界中，金融资本本质上属于国家……相比之下，当今的金融资本并不以国家为基础，而是由来自特定国家的金融资本整合而成的国际金融资本。”[15]根据这一概念，资本利益和美国利益在资本的流动中无法形成一致，帝国主义只有通过修改资本主义秩序、重新厘定国际金融资本和跨国资产阶级的构成，才有可能再次奠定新帝国主义的逻辑基础。但是，在关系性的全球时空中，这是一种无法完成的权力实践，但也说明了当下帝国主义所具有的权力特征——“无限权力”特征。

资本主义是否会最终成为一种帝国主义的殖民工具，这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思想疑惑。事实上，马克思的现代殖民理论只是描述了早期资本空间拓展的帝国主义特征，马克思并没有把帝国主义把握为资本主义的固有本质。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带来一种不可化解的垄断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这一冲突可以终结资本主义的进程。马克思始终把这一冲突把握为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并通过这一矛盾来理解人类的历史进程。正如阿伦特的判断，由于资本的无限积累意味着权力的无限积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的稳定基础，因而，帝国主义应该属于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的早期阶段。根据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早期表现，表面上看，资本的不死之谜应该潜藏在帝国主义的一种权力积累框架中。但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现代性分析，我们发现资本主义并没有为帝国主义留下多少权力运用的余地。帝国主义只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初期的动力，因而也构成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初期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根据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球化进程，我们无法得出一个适合于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路线，帝国主义只是外在于资本主义的一个维度。资本主义的全球发展使资本主义本身获得相对于帝国主义的独立性，瓦解了新帝国主义殖民的逻辑前提，同时由于全球时空的关系性特征，理论上也无法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一种控制世界的绝对权力。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的悖论：通过推动资本主义全球化实现其帝国抱负(早期)，同时又通过资本主义全球化来瓦解其帝国主义规划(现实)。新帝国主义的当代困境就在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进程本质上不是一种殖民进程(剥削不等同于殖民)，新帝国无法通过资本主义来控制世界，资本主义不再是新帝国最佳的殖民方式。

四、结 语

帝国主义只是笼罩在人类现代性历史进程之上的迷雾，新帝国也无法拥有资本主义全球化初期的绝对支配力量，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危机预示着新帝国主义权力体系的瓦解。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虽然会伴随着各种帝国主义的演出，但历史的开端恰好存在于“历史的终结”之处。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危机是否意味着某种霸权结构的历史转型，潜藏在资本主义之内的交往力量能否带来世界和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意味着一种“生态危机”的到来，回答并解决这些事关“人类命运”的问题必须依靠一种全球政治形式的创新和历史性发展。在此意义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倡议，不仅体现了中国的责任和担当，而且正在推动并引领全球政治形式的创新发展。

注 释：

①参见[英]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张寅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13章；同时可参见[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2-73页。在这里，哈维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认为他是在继续马克思未完成的事业，即阐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怎样的空间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