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和生 刘凯强,b

(安徽大学 a.社会与政治学院；b.法学院，合肥 230601)

提要： 社会发展作为一种动态变迁过程是系统内部生产力关系、政治结构、文化规范、科学技术和生态环境等要素禀赋矛盾运动的结果，通常合力作用于某一阶段内的社会变迁。纵观差异化意识形态中的历史演进规律，社会发展本质的内涵完成从单向度的“唯经济”失衡模式向社会内部结构“谐序互构”均衡模式的转换。镜鉴近现代中西方社会运行规律可以发现，社会发展涵盖以“现代化”崛起为核心的初级本质、以“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五位一体文明为载体的中级本质和以“个人—社会”协调共进为目标的高级本质。立足多元维度本质所依托的理论范式和具象内涵，对于在当代语境中把握社会前进脉搏，揭示社会进阶驱动机制具有现实意义。

一、引言：社会发展的研究界定及进路

“发展(development)”是一个历史演变的概念，最早见于古希腊城邦时期。苏格拉底(Socrates)、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为首的思想家将它与“运动”“变化”同义，主张从“自然物(Natural Objects)”的内在轨迹谈论其趋势。中世纪的“发展”则与神学紧密联系，以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us)为代表的主教判断它是“人”自觉反省原罪，善于忍耐、节欲，以获求上帝救赎和通过努力抵达来世彼岸的过程。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兴起，加之近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发展”在原有指称上被更广泛赋予“进步(progress)”的含义，即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类同，均是从简单到复杂、低级到高级的不断进化。特别是二战后，西方学者和领导者普遍将第三世界人民循序渐进“效仿”欧美发达国家工业文明看作是重要的发展选择。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在其就职演讲中更是公开宣称发展时代的来临。“我们必须着手拟订一项大胆的新计划，以使我们的科技及工业上取得之先进成果惠及欠发展地区(Underdeveloped areas)。”[1]总体看来，一般意义上的“发展”是特定起点上“发”与“展”的有机结合，前者包含纵向的发育，后者囊括横向的拓展。

近年来，尤其自20世纪50年代后，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发展(Social development)”愈发被高频地应用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等学科之中。此学术局面的形成是多种现实原因共塑的结果。首先，发展中国家致力于本国振兴的切实需要。伴随着全球殖民体系的逐步瓦解，从1945年至1982年间约有93个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他们面临着如何快速恢复和创新生产力这一棘手的共性问题，进而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独立自主和依附西方。由之派生的模式争论相持不下。其次，对现代化之于发展影响的深层反思。社会转型是性质嬗变的过程，它前所未有地改变“前现代”社会中的固有特质，用一套与以往不同的“现代”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构造替代“传统”的存在，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二者间的紧张关系，这就需要在理论和实践双重视角下处理好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动联系。最后，全球化(Globalization)进程加快。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将全球化看作“一个或者一组体现社会关系和交易空间组织变革的过程——可以根据广度、强度、速度以及影响来加以衡量——诞生了跨大陆或区域间的流动以及交往和权力实施的网络”[2]。它从信息通讯、经济运转、共同命运、制度体系、文化文明等诸多方面将全世界范围内的人类活动串联起来。但所携带的挑战，特别是发展不均诱发的资源枯竭、环境“黑化”、国际贸易争端、跨国犯罪等问题在全球化“助推”下大有扩散转嫁之势。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社会发展的各类同质或异质化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两方面的功能。首先，长期以来学理层面的广义探讨多聚焦于世界范围内各国、各社会以及各民族过去、现状以及未来的一般发展规律，有助于学者清晰地把握和总结不同历史阶段内的社会变迁现象。其次，现实层面的狭义社会发展研究能够揭示“发展中国家”从欠发展、欠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过渡的条件、动力、方法和途径，有益于决策者制定和出台符合本国且科学的良性发展战略，特别是行之有效地建立各种衡量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指标体系，进而促进社会发展本质的稳步进阶。

二、社会发展本质的价值取向转变与阶段反思

数千年人类文明长河中积淀而成的发展道路千差万别，从不同角度切入作出的划分更是类型多样。但就整体而言，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发展模式本质上大体历经了由单向度的“唯经济”失衡模式向社会内部结构“谐序互构”均衡模式的两大阶段性价值取向转变。

第一阶段内社会发展本质的“主旋律”几乎等同于全社会财富总量的增殖，关注点多涉及经济因素与各种非经济因素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发展的终极含义一度被各国狭隘定义为GDP数值的高低，导致经济体系、政治制度、社会秩序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结构—制度性”变革本身不再是目的，而是为了消除“传统的”“陈旧的”羁绊GDP递增所设置的“结构—制度—文化”领域的障碍。正如米切尔·托达罗(Michacl Todaro)所言，“发展初期所有国家必须经历‘适量储蓄’‘投资’和‘外援额度’等一系列连续的经济前进阶段，它是各国历史上走向振兴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发展就不得不和迅速的、总的经济增长的意思一致起来”[3]。事实上，这种“经济至上”取向在二战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在各国发展取向中占据主导地位，由此激化的经济与政治、文化和生态各子系统间的矛盾甚嚣尘上，招致各界对该种“不可持续性”的抨击。对此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强烈发声，认为相比于经济发展，更应关注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内部结构的功能失范问题，“如果某种最初有益于社会结构的经济功能在后来演化成危及社会健康运行的弊病，就会招致社会越轨行为频发，中断社会向前的步伐”[4]。可见，为加快社会进步而只推进某种子系统的发育，极易过犹不及地影响社会整体循序渐进甚至引起环境破坏、情感扭曲和政治动荡等失范窘境。

在此反思之上，各国开始重新审视原本单一的“唯经济”式发展内涵，在立足实际国情基础上，努力推动本土社会向社会发展本质的第二阶段，即结构均衡型发展转变。相应地，亦催生出两种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一是倡导从经济、社会、生态等多维度对社会发展制定政策、计划或方针，并对其后果进行事前评估、事中监测和事后综合比对，规避出现单纯因经济增长而衍生的贫富两极分化、犯罪率上升、生态环境污染等失衡发展的悖论局面；二是提倡以满足社会成员的多元基本需求作为发展目标和规划依据。合理的社会发展本质应当表现在四对关系的协同：即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生态均衡、区域发展上的二元弱化、社会子系统间关系耦合、职业群体比例上的财富“生产—分配”公平。现实中，任何历史时期和意识形态中的社会“均衡—失范”发展并不是两种孤立的形态，而是在同一叙事中交替发生。长远来看，人类社会发展本质总是“协调→失调→再协调”的循环往复。

有鉴于此，笔者立足社会发展变动不居这一根本特性，尝试将其本质细化为三重递进阶段：即“现代化”崛起为核心的初级本质、“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五位一体文明为载体的中级本质和以“个人—社会”协调共进为目标的高级本质。而每一阶段的本质都是彼时社会中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事物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因此，对不同背景下发展本质的追寻应秉持三项原则：(1)坚持将以人为中心视作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价值追求，从人类整体性观点审视和分析相互间的共同利益。(2)灵活辩证地使用全球化视野探讨社会问题的转化。既要突破“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误区束缚，又要防止故步自封，而是将某一社会的综合蜕变理性放至世界性框架内考察。(3)坚持代际公平原则，聚焦可持续发展思维，扬弃传统社会体例中的沉疴，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共处。

三、“现代化”崛起：社会发展初级本质的表征

人类奋斗目标是致力于各自社会走向更高水平，现代化突出的自我维持和创新增长的机能为社会发展奠定物质、精神和制度基础，从多个角度反映出不同意识形态国家共同发展的初级本质。

(一)现代化的实证模式辨析

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实证主义(Positivism)取向对社会发展做出研究范例上的准确理论判断。“现代化”更多被视为一种独立于社会成员主观意识之外，被纯粹判定的“客观事实”，关注点汇集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的泛动力特征。如“社会唯实论(Social realism)”拥趸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观察总结“自杀”和“社会分层”等现象后，提出的“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和“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将社会分工认定为巩固社会秩序和刺激社会发展的核心介质。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指出，社会发展的意旨是“理性”助推下，从基于生活及自然感情之上的“共同体(community)”向基于个人有计划社会行动及其占有物合理交易之上的社会转化。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则将现代性概括为是一类社会生活或组织形式。前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事物及活动空间的把握受制于当事人是否“在场(presence)”；而现代性的出现改变了时空关系距离，人际互动不再受制于必然“在场”这一条件，“缺场(absence)”的联系也变得稀松平常[5]。由此产生四个构面的社会发展结果：资本主义经济(Capitalist economy)、劳动分工(Division of labor)、军事秩序(Military order)和民族国家体系(Nation-state system)。遵循此逻辑认同，马里奥·列维(Mario levy)详细地将现代与非现代化深层社会结构进行实证比较，认为现代社会具备八个特性：(1)各单位之间具有较高程度的专业化、功能分化和相互依存性；(2)伦理具有普遍主义性质；(3)国家权力虽然集中但不专制；(4)社会关系具有合理主义、普遍主义、功能有限和感情中立的特征；(5)拥有发达的交换媒介和市场；(6)拥有高度发达的科层制组织；(7)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功能持续减少；(8)商品和服务在城乡间自由且非单向的流动[6]。换言之，社会现代化某种程度上可以清晰地借助微观指标对子系统进行区块化分割。

上述各类关于现代化的理论阐释虽然坚持实证主义立场，但均缺乏具体的定量数理支撑，只是依靠某种客观的抽象概念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实现现代化，或者实现程度有多少。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经济统计模型的广泛开发和应用，学者才开始真正重视量化工具对社会发展的描述和预测功能。最著名的当属美国学者拉西特(B.Russett)的现代化指标体系，他从六十多个方面对包括发达和不发达在内的72个国家进行比较，发现当区域内人均年收入达到3000美元时，农、工、服务业占比依次大致为12%～15%、40%～45%和40%～50%；非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70%；受高等教育人口占同年龄组的比例为10%～15%；人均预期寿命达70岁以上等等特征[7]。这种结合数据分析现代化进展的思路日后被充分肯定且极大增加了实证主义研究现代化的证据固定。鉴于实证主义将现代化界定为认知社会结构的“社会事实(Social fact)”，那么不仅要将各项复杂的社会表征直观为可以量度、计算、比较的数字和符号，更要运用多元化视角凝练出数据背后的理论依据。

(二)社会现代化的内容建构

作为社会全方位发展的初级本质，现代化架构交织依存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大致可以细化为五维向度。

首先，经济现代化是先决前提。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为居民收入提质增速、生活方式变更转型、消费格局升级重塑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更是工、农和服务业结构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广大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层次的提升对供给侧整体质量要求愈发严格，经济结构优化迫在眉睫。根据“配第(Petty)—克拉克(Clark)”定理，伴随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增长，全社会产业结构调整是必然涌动态势，起初是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并占据绝大比例，最终在结构合理的产业分布上是质量效益最佳的第三产业比例最高[8]。这也表明，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工业和服务业应当占有相对优势，或者说附加值高且可循环的资本占据产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其次，政治现代化是制度保证。它包含民主化和法制化两大历程。前者指大众对社会生活的普遍参与；后者指建立健全法律制度，减少外部变动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现代化的政治体系应当覆盖三个方面：一是威权合理化(Rationalization of authority)，即以单一、世俗、全国性的政治权威取代宗教、家庭和种族的政治权威，使政府成为人的产物来维护社会秩序。二是结构离异化(Structural dissociation)，即划分的政治职能由新建的专业化结构来执行，使各级行政机构依靠能力、实绩而非先赋因素变得更加细致且规范系统明确。三是参政扩大化(Expansion of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即增加所有集团和个体参政的广泛性和规模，使人民意志在政治表达中更加充沛。

再次，文化现代化是价值驱动，集中表现为精神生活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与理性化(rationalization)。按照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理解，所谓世俗化是人们反对宗教迷信和意识形态的依附性，相信科技创新可以改造世界，对新事物采取开放的态度。而理性化是人们观念和行为动机不再受宗教或感情因素支配，而是遵循普遍自由原则的社会组织和科学机构自主从事现实的活动。效率、利益、程序渐渐成为支配社会行动的最高原则[9]。两者有助于使人摆脱蒙昧，共同促成科学繁荣和现代化道德体系的确立。

复次，结构现代化是质量体现。包括：(1)个体角色分化。一方面，随着劳动分工细化，人们在不同场合所扮演社会角色分离，不必像过往在特定场合同时承担多种角色的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人际互动愈发是特定角色上的交换，依照角色规范在理性基础上实现角色的社会功能。(2)社会组织分化。即承担多种功能的单一组织向承担单一功能的多种组织转化。大量职能从传统“一肩挑”的组织中剥离，形成高度专门化和功能单一化的高效科层制集体。(3)社会地位分化。多元化的社会分层体系有益于社会成员通过各自专属角色获得层差性社会地位，地位配置的灵活性和可获取性刺激各类资源在全社会的自由调动和有效使用。

最后，人的现代化是终极归宿。这主要着眼于两点：一是，人们的主观态度应具有与宿命论相对立的效能感，乐于接受社会革新，愿意尝试新的生活经历，尊重各种不同的开放性意见，积极更迭知识和信息；二是，客观行为无论在公共抑或私人生活里都趋向计划性，个体重视专门技术和公正的分配，从而主动接受高等教育并培养职业技能。人是社会发展的最基本要素，其素质直接决定现代化的式样、性质和速度。一个国家或社会可以从外部引进科学技术、管理方法、教育制度，但若缺乏能够执行和消化吸收这些“硬件”的人，实现现代化无疑举步维艰。

(三)社会现代化的本质特征阐释

现代化是一场翻天覆地的性质嬗变，与“前现代”社会相比，其基本特征在多元化基础上又平添一重进阶色彩，集中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本体递进程度持续深化。以工业和信息革命为载体的现代化俨然构成不可逆的历史趋势。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生产力徘徊在较低水平，渴望通过各种现代性因素推动本国或地区内各项事业加速发展。与此同时，发达国家近年来也陷入“过度”现代化的消极泥淖，同样需要不断自我调适，解决旧有问题，再融入下一轮的发展潮流之中。

第二，“传统—现代”理性化的批判继承。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在现代化结构体系中被某种程度曲解。实际上，“传统”内部包含本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不同条件下由多个群体贡献的智力成果。一方面，它是见证民族历史发展的精华和积淀；另一方面，也应正视现实环境变化使其部分内容丧失时代价值，须立足当下发展阶段需求重新评判和审视。社会发展的任何传统既是过往阶段的延续，又是对之前阶段的合理扬弃。

第三，系统内部耦合关系紧密度强化。各项现代化因素之间彼此联系共同推动社会发展，它是社会诸多领域点滴改变相互联动扩散后，最终产生的巨大社会变革力量，是系统内部量变引起的质变。如果某个方面(不限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启动了现代化步伐，就会促进其他方面受到影响进而卷入现代化进程。当然，鉴于起始条件、内外环境等方面的不同，各个子系统的现代化在启蒙时间和发展速度上都会迥然相异。

第四，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内蕴互融。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从世界体系角度把国家间关系作为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研究的焦点。他指出，现代化并非孤立地出现于单个国家，而是以一种世界性的体系出现，由核心(core)、边陲(periphery)、半边陲(Semi-periphery)三重部分联结而成的整体结构：核心的特征是输出制造业产品；边陲的特征是输出农业初级产品、工业原料和自然资源；半边陲则是输出“边陲产品”到核心地区，又从核心地区输出“核心产品”到边陲地区。正是其“沟通者”角色链接了整个世界体系内的现代性因素边际间流动[10]。现代化在全球性拉动下将各个国家和区域都拉入大变革中，并将它们捏合为对细微变化所能共同感知的应激体。不可否认，现代化浪潮滥觞西欧之后才蔓延至全球，欧美多国成为“领先者”和“佼佼者”。这使得很多学者有意无意地将西方现代化模式“吹捧”为所有国家的“典范”，认为一切社会无论历史起点和发展现状有多大不同，都可以按照西方“脚本”走向现代化之路。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必须尊重前现代时期中的社会结构、文化范式、内外环境等个性基本国情，绝不可能照搬某种“普遍意志(General will)”达成本土社会现代化。

第五，贡献与争议的矛盾统一。无论作为理论研究的话语谱系抑或社会实践的参照依据，现代化自诞生之初便遭受指摘：一方面，它帮助人们从固化的思想理念、生产力枷锁中“抽身”，推动多领域的转型与重构；另一方面，又反促人类生活环境由先前的“自然环境(Natural environment)”转变为某种被制造出来的功利性“人造环境(Artificial environment)”，成为“原问题(Original problem)”的风险点。乔治·卢卡奇(Gyorgy Lukacs)曾列出一个现代化公式法则，“现代进步=技术引起社会财富(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加强”[11]。毋庸置疑，现代化是推进国家和民族向前发展、总体进步、合乎理性、难以逆转的时空观念，但某种程度上也建筑了一个“铁笼”，造成人们生活意义终结和情感枢纽式微。

四、“五位一体”文明互融：社会发展中级本质的意涵

文明转型是一个失调与协调、冲突与融合、嬗变与重构的矛盾化解过程，它几乎与社会发展同步而生，但又必须超越现代化初级本质去寻找匹配本国、本社会下一步发展的社会价值体例。

(一)筑建“和谐文明”的理论省思

文明概念肇始于拉丁语的“Civitas”一词，用来表示城市和城邦，与之对应的是“Civilis”(民事的、公民的)和“Civis”(公民，与Citizen同义)。长久以来对于文明的考察片面等同为某种文化现象或成果，寓于各种文化范畴而无法独立。直至爱德华·泰勒(Edward Tulor)在《原始文化》一书中首次给予现代意义上的界定，“所谓文明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和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习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综合体”[12]。到了20世纪，其内涵解读渐趋多角度，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持整体论指出，“文明乃是社会整体，它们凌驾于局部而相依为命，在系统中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各种因素始终保持着非常美妙的平衡关系”[13]。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文明是一个放大化的文化实体，乡村、宗教、种族群体都在文化异质性上产生出独特的文明”[14]。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则定义“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以上的理论发展脉络表明：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破译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文明之谜。首先是实践性。人们通过各类活动创造和运用工具改变历史进程和生活环境，形成了区分与动物世界不同的人类文明。其次是社会性。文明是“泛对象化”的全社会文明，个体无法脱离诸类共(个)性要素而进行独身性的虚拟交往。最后是时代性。文明既是历史背景的现实映射，又是特定时空区域中孵化而成，集聚自己时代中的丰硕精华。

综上所论，笔者相信“和谐文明”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重重解析后才能清楚阐明其本质。其一，和谐的文明是“人文化”的过程。它发端于“人造”的各项行动，虽依赖于一定的意识形态，但究其本质是超越自然而凝结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性和文化性，是属于人类社会的存在。其二，和谐的文明是“价值尺度”的集合。虽然杂糅了部分消极内容，但其中大多数仍具有积极特征，不仅是合乎人性的文化理念，更是社会发展挣脱野蛮的重要标识。其三，和谐的文明是“生活化”的场域。它涵盖了一系列以生活性规范、条件和关系为首的交往方式。离开了最普遍的物质生活，文明就失去了扎根个(群)体生活质量和发育程度的实体范围。

(二)“美美与共”：“西方文明中心论”语境悖论的破除

几千年的人类文明走过了原始、农业和工业三个文明形态，正处于后工业转型期的知识文明时期。与之匹配的主体属性也途经“原始愚昧性”“古典依附性”和“近代自主性”三种状态并向着“自由全面性”行进。故此，对社会发展中级本质的讨论应当凝聚在现代化初级本质之上，继而筑构百花齐放式的文明包容性。但是，由于“早发展”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领域的“领头羊”位置，就势抢夺了文明体系权力中的“话语制高点”，试图在全世界推广雷同其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事实上，以西方为中心的文明观能否概括所有国家、区域和民族的发展特性，历来都是商榷的焦点。特别在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通过包装的“民主化”来满足自身对霸权主义的追逐，导致文明一度产生三方面的异化。

其一，“高唱”唯心主义论调。西方中心认识论将文明看成是理性的永恒进步，忽视其中可能存在的糟粕和滞后。历史观上更是将文明狭隘地视为历史的“终结”和“循环”。这种唯心取向割裂了人类文明与物质社会关系间的互构，忽略人民群众是各种文明的创造者，与唯物史观坚持“文明是实践的事，是社会的素质”的基本原则相背离。其二，刻意粉饰缺陷。西方社会中同样存在大量因文明调适失败而引起的社会矛盾，但出于维护资本主义的绝对地位，各国时常掩盖问题而放大成就，不仅“安抚”本国民众的恐慌心理，更“诱惑”他国仿照其模式，甚至是转嫁本体危机，以达成全球利益的最大化。其三，强权色彩浓厚。恩格斯说过，“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同它希望达到或佯言达到的相反”[15]，习惯于将文明作为一种“软手段”渗透到不同社会，塑造出符合评判标准的“共同价值”，通过理论模型将其主宰世界的强势目标潜移默化地遍布开来。

人类社会的高级文明不是依靠某一类通用模板就能实现的。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当今世界，尚未有一种思想或意识形态能够明确地、圆满地、有说服力地回答我们所面临的不同文明之间应该如何相处的问题……要更好地寻求解决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在更高层次上重新构建自我和他人文明的认识，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16]沿袭此理路，要想探求一条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高度谐序的文明之路就必须打破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捆绑，无障碍地通往符合本民族、本土化的社会发展深层本质。

(三)多领域文明互洽的核心架构

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文明结构应该覆盖物质、政治、精神、社会和生态五个维度且彼此融合为一个整体。

首先，物质文明是基本前提。它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物质成果的总和，表明人类物质生活的进步状况，体现为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的有机统一。其丰富程度直接定义人类在改造自然过程中获得的自由空间。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文明既是对过往阶段发展成果的凝结，又是对现实社会生产力的高度概括。其次，精神文明是价值先导。它是人类改造主客观双重世界过程中积累的精神成果(观念信仰、风俗习惯、价值情感)的总和，反映全体社会成员智慧和道德的层级。精神文明自身建设与进步会创造良好稳定的社会风气与环境，为升级全社会的文明程度提供理念引导、文化动力和智力支持。再次，政治文明是坚实保证。它是人类政治生活的民主状态和政治发展取得的制度性成果之和。理想的政治环境必须满足一些评价指标：(1)有关民主、自由、法治等现代政治意识和政治观念已经在社会中达到广泛共识，并成为指导人们从事政治活动、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2)各级政府结构及其功能的专门化以及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3)社会政治诉求表达渠道的多元化和稳定化。复次，社会文明是强力支撑。它取决于不同社会中政治体制性质和意识形态属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中国社会长期是一种追求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性质文明形态。它有助于在发展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补齐社会建设短板。最后，生态文明是深层要求。它是以人与外部环境及自然资源的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和日常生活实践导向。如果说农业文明是“黄色文明”，工业文明是“黑色文明”，那么生态文明就是一种“绿色文明”。高质量的社会绝不只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充分发展，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重塑，更是通向生态文明强国的必经之路。上述五种文明相互作用、互通联动是促进社会发展本质由初级向中级进阶的“加速剂”。

五、“个人—社会”协调互构：社会发展高级本质的厘定

人的自由、全面、充分发展立足于社会现代化和文明进化双重本质之上，是调解未来中国内生性矛盾的终极归属，也是实现“个人—社会”协调互构的高级本质。

(一)主体性禁锢：现代化发展的操控桎梏

现代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提升物质生活水平的核心内核，但其过程中任由各要素禀赋自由发育、组合、调配等结构性矛盾生发，极易引起“人—物”主被动关系的失控和非人性压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肯定资本主义现代力量在解放精神、促进生产力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担忧追求速率、崇拜效益引发的利己主义、极权主义和消费主义纵使人们体验了更好生活，却阻碍了全体公民进一步质的发展。“由此便出现一种单向度的思维和行动逻辑：凡是内容超越既定话语和行为领域的观念、愿望和目标，不是受到排斥就是退化，人们用于成为和保持自身的独立地盘正被各种模式所侵犯和削弱，最终变成了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17]现代化发展蕴含使人失去否定性、思考性和创造性的非议到了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处更加强烈，“原本属于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非市场和非商品化的活动被现代化的市场机制和科层化权力侵蚀殆尽”[18]。不难发现，最初为达到有效率运作而使用的“货币”和“技术”正在扩散至各项活动之中，对待周围的人和物采取像商品一样的态度，只重感性取舍不作深层反思，人们沦陷于一种“意义—自由”双重丧失的“生活世界殖民化(Colonization of Life-world)”境地。

笔者此处无意贬低现代化之于社会转型升级的巨大价值，但其惯用“主客二分”态度生硬地将社会发展本质内涵“变更”为凌驾个人主体性之上的首要任务。发展的对象归根结底是活生生的、需求各异的人，以及彼此间的经济活动、政治表达和文化传承，这些都是实施行为的人在共时性空间中履行交互关系的连锁结果。社会发展是为“人”服务，而不是本末倒置地为所谓“速度”“水平”和“规模”服务。故而，其高级本质更应是现代化孕育成熟后，将人与社会协调共进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此把握个人、群体乃至整个人类通往自由的前进路向。

(二)“个人—社会”发展关系的历史演进及内在规定

人的发展包含能力素质、个性塑造、劳动关系等多方面自由而全面的进步。它是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和最高标准。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从人的发展角度提出经典的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即“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生产能力只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共同社会财富生产能力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19]。可见，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逻辑经历从“人的依赖”到“物的依赖”再到“自由发展”的演进。与之对应，人与社会的关系也由单向依附到商品交换呈现的普遍独立再到二者携手互动并进。

之所以将“个人—社会”协调互构界定为社会发展的高级本质正是基于三点论据。第一，人的存在是社会历史产生的前提要求，为社会发展奠定成员根基。人是各种历史的“剧作者”，没有人的生命形式，社会活动就会丧失书写主体，也无法突破阶段性瓶颈而创造新的历史现实。可以说，人是前一历史阶段的“继承者”，又是下一历史进程的“开启者”。第二，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进步的绝对支柱。一方面，人的发展是激发社会发展的动因，是一切社会事实的发起者，为满足多层次需求而承担起广泛的社会实践；另一方面，人的发展又是补充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它既是个人体力与脑力能力的双重提升，又是人际互动间社会关系网络的搭建和拓展。两者大多数情况下是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形成“个人—社会”资本积淀和社会生产力持续向前两大良性结果。第三，“个人—社会”发展处于有机统一的关系区间。近现代大工业生产为进一步挖掘人们改造世界的潜能提供了客观条件，促使个(群)体能够在不耽延物质资料迸发的同时，有更多精力去从事科技和艺术等方面工作；而人们主观能动性不断升级开辟出的社会发展新领域又会反过来带动诸如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象征资本的流动与增殖，丰富全社会内部多元资本量级。

(三)“个体—社会”全面协同发展的当代启示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人类社会高级发展描绘了清晰蓝图。诚然，现阶段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暂时无法即刻实现此宏伟目标，但对于解决当前社会的部分难题仍有众多启发。

其一，为厘清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指明正确路向。人们通过劳动实践的开发，不断弱化生产力与人的需要间的矛盾烈度。现今我国人民群众的需求发生巨大转变，不只关注基础性物质生活的丰沛，而且看重更高标准的“美好生活”。随着生产力上扬，人们对于除经济之外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因素愈发看重，希望达到身心健康的深度交融。其二，突出人在社会中的核心地位便于矫正“物化(Materialization)”现象。在社会发展早期，私有制形式使劳动者与生产本身产生异化，混淆了劳动者与商品间的关系，令商品和货币反过来奴役和摆布人类。人的物化现象随之迅速渗入日常生活，人不仅被当成生产机器，同样被视为消费机器。最常见的就是劳动者常态化加班和商家臆造的消费幻境。要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终极目标，必须从指导思想上率先确定人与社会恰当的主客属性，让两者保持一种相辅相成的和谐关系。其三，强化人的能力和社会分工以改善人的发展等级。无论是资本主义抑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只要还处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发展第二阶段(对物的依赖)，受到商品经济辐射影响，为了生活人们就不得不从事大量谋生型工作，相对固化和机械化的劳动分工和生活样态势必束缚人性自由全面的发展。因而，从扩展人的劳动之外的时空边界入手，有助于解决当前国民发展不充分问题。其四，着力加大文化建设以缓解民众精神困顿。在马克思的理解中，人的需要被划分为自然、社会和精神三个递进层次，且人的精神需要是“需要体”至为关键的构成部分。然而，当下人们寓身于生产和交换组成的人际关系网络被烙下商品经济印记，易于被物质利益所左右，精神生活陷入焦虑和迷失。特别是“西风东渐”后良莠不齐的价值观陆续涌入国门，与传统价值理念发生激荡碰撞，“信仰危机”“道德彷徨”等困境很大程度上阻碍人们全面健康发展。这就亟需在全社会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榜样力量，以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提升全民精神境界和道德素养。

六、余论：社会发展多维本质的内在统一

总体而言，社会发展的初、中或高级本质，尽管代表不同阶段的时代特征，但都是“历史—逻辑—现实”三者内在的有机统一。

首先，唯物史观超越旧式唯心史观，没有继续停留在“精神”层面上认知社会发展，而是透过表象揭示社会历史深处“动力的动力”。它认为人类社会是一种历史的存在，社会发展本质运动与历史向前方向一致，虽然在过程中会出现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甚至暂时的停滞、倒退)，但如同历史一般，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其次，正是因为社会发展各级本质都是在相对独立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所以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并随着进程深化而迭次晋级。这就需要在分析每个维度的社会发展本质时，立足看似相互分离但却紧密联系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建设逻辑，系统揭示发展过程的历史规律性，保持逻辑理念与客观历史发展相一致。最后，社会发展本质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力量的总和。一方面，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现实基本矛盾，它贯穿社会发展始终，规定社会发展基本性质和趋势。长期以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一切冲突的根源”，决定着社会中其他矛盾的存在和运行。而持续提升的生产力水平更是助推社会发展本质向上晋级的决定力量和根本尺度。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的人是促进社会本质发展的实际主体。要阐述清楚发展本质的阶段内涵，必须全面和具体地考察人及其活动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

概而言之，社会发展本质具有明显的层次递进性和阶段继承性，不同阶段的本质都是对当时社会历史的现实反映，并随着社会发育程度完善呈现逐级上升的趋势。因而，力求保证社会发展进阶平稳顺畅而选择的方式、方法及道路应当着眼于本国、本民族和本阶段的现实条件，既要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又要兼顾自然和社会的统一，还要保持合主体目的性与客体规律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