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进

(甘肃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 730070)

提要：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概念因为跨越许多学科、包容很多知识、涵盖很多领域需要深入研究。在“思”的框架里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历史上，基于人是意识的存在物，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看作是一个观念机制的构建，是中华民族伟大实践不可缺少的理念，来自人性本源、美的建构和思想力量的合成。通过这种辩证的“思”，扩展和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解，彰显蕴含其中的深厚的文明内涵。人性之“思”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气质之性和天地之性结合、气和道相互贯通、“两不立则一不可见”的意蕴。美学之“思”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原型和范式差异的美，通过陶冶心灵，塑造人格，净化情感，使现实世界充满美感，体现主客体统一的审美快乐。哲学之“思”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公共性，是语言哲学、意识形态的认知性建构。这些“思”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绚烂的历史和现实的世界。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是学界使用频次颇高的研究概念，是一个在媒体网络随处可见的“其来也几微易简、其究也广大坚固”[1]107的中国特色鲜明、中国气质充溢的流行话语。“思”的框架，就是“思”的视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为视域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解读效果。实践证明，采用什么样的视域，不仅是一个研究方法的问题，而且是决定研究的广度、深度和创新的关键。在“思”的框架里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味着本论文的视域就是把研究对象置于“思”的背景之中，考察对象与“思”的关系，深入认识研究对象的丰富内涵和深远意义。人性之“思”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实践性生存方式的实践类特性和社会存在的现实规定性。美学之“思”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华民族现实关系中的感性与理性、个人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美寻找最为切实的立足点。哲学之“思”以哲学为“背景知识”和“概念框架”的“洞察力”，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的广度、深度、力度。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思”不是单一的“思”，而是多样的“思”，是合成的“思”，即辩证的“思”，是以“概念”“范畴”“理念”的解读方式，扩展和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解，彰显蕴含其中深厚深刻的文明内涵，是恩格斯指出的“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2]的展现。通过这样的“思”，我们就可以进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这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活动不仅是外部世界的投影，而且是与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紧密联系的中华民族主观能动性、历史创造自觉性和改变世界的实践精神的合力构成。

一、为什么要在“思”的框架里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近年来呈现出兴盛的景象。学者们以不同的知识背景、不同的学术视角、不同的话语方式深入阐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重要作用，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厚底蕴、深远意义以及历史现实的价值取向。概括起来说，大致包括以下几种观点：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历史、心理、社会、制度、政治、文化等六种意识构成[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属性和现实生成的基本规律[4]。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多样性的发展路径[5]，可以通过“表达性语言”和“根本性对话”构建[6]。不能忽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是诸多要素的结合[7]。各个学科都应为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学理支撑[8]。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五通”：心通、情通、语通、文通、政通[9]。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更高面向的守望相助[10]。上述有代表性的论述的确从许多方面丰富和拓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空间，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跨越许多学科、包容很多知识、涵盖很多领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纷繁复杂，不管专家学者怎么引经据典，或者旁征博引，努力自成一家之言，讲述其中的微言大义，好像总是无法把这个概念解释得很全面，很周详。这是什么原因呢？恩格斯晚年提出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论”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恩格斯指出：“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11]恩格斯告诉我们，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是一种多因素结合和多种力量互相促进的关系，每一个因素都会对最终的结果产生或大或小、或轻或重的影响。就“思”的框架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来看，恩格斯的“合力论”要求我们要注重一种合成的研究，不仅要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物质因素、经济因素、地域因素，而且还要注重研究这些因素的“思”的构成，不要忽视精神的作用。基于人是意识的存在物，就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看作是一个观念机制的构建，是中华民族伟大实践的不可缺少的理念，来自人性本源、美的建构和思想力量的合成。海德格尔对哲学的一个认识，也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他认为:“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这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问题。”[12]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在”就是已经被讲述出来的部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无”就是还没有被讲述或者讲述的不够的部分。我们通过“在”“无”这些哲学术语在“思”的出场里，就可以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在”和“无”结合起来，表现出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概念，是一个蕴含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智慧的“思”的与中华民族联系最广泛、最深刻、最原始的概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联系最广泛，乃是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涉及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每一个家庭，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无一例外都在其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联系的最深刻，乃是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反映了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文化的脉络和状况。我们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里看到的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形成发展繁荣的拓荒史、奋斗史和崛起史，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的汇集。这里的每一个要素都有丰富独特的意蕴，足以构成一部完整的历史教科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具有深沉的历史底蕴、久远的年代印记，而且具有一个观念的继承和发展的历史，经历了从萌芽到定型的原生化和再生化过程。因而在“思”的框架里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可以关注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活动所包含、所呈现出来的丰富内涵和深远意义，就可以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现出一个新的思想空间，展现出一个完整辩证的历史和现实结合的图景。

二、以人性之“思”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性意蕴

我们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位中华民族成员的共同意识，是因为这个意识经过漫长的历史年代，代代相传，凝聚为中华民族的本性。这是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实践，是中华民族实践的内在法则，与中华民族的实践交融贯通在一起，表现为中华民族实践的内容、方式、机制，从而进一步决定这个实践的发展方向和表现形式。正是通过这个不中断的实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深入人心，万古不移。所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华民族的本性不过是中华民族实践的结果、思维的结果的表现形式而已，“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进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13]519。这个实践也可以看作是随着人性之“思”的深入对人的本质的占有过程。马克思认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表现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4]123。出于对人的命运和人的价值的关注，通过以人性之“思”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华民族的本性就会发现随着人性之“思”的深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本性和思维本性也得到彰显。这就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的这种本性超越时空的局限而成为一种普遍性。这个普遍性就是马克思提出的人的“类本质”“类特性”“社会关系的总和”[14]95。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的本性，表明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精神的展开，中华民族创造历史的主体性地位和自觉活动也日趋活跃，这就提醒我们不能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的创造性的自觉活动分开，不能忽视中华民族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的能动性、自觉性和创造性。因为“历史什么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15]这种对中华民族本性的一种理性思考和自觉实践，是中华民族在不断的自我觉醒中的一种从现实到理想的构建和培育。如果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性作为马克思提出的“类本质”“类特性”“人的本质”认识和理解，那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不是先天、抽象的存在，而是长期反复实践的结果和产物。荀子的“性伪之分”“化性起伪”尽管指出人性在“伪”的向度内可以调整和改变，但是其核心重点是强调仁义礼智的教化作用，分清楚“性”和“伪”的界限和本质，客观上为人性善恶的探索和思考提供了一个实践精神的视域。张载的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的“思”对于我们从本性上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无裨益。张载的贡献在于以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人的本性，把人作为天人互动关系中的一个特定的存在对待。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气质之性和天地之性结合的本性

朱熹指出：“天地间只是一个道理，性便是理。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只缘气质之禀各有清浊。”[16]程颐认为：“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17]张载认为:“形而后有气质之性。”[1]108-109还认为:“善反之天地之性存焉。”[1]108-109张载不仅把气质之性看成后天形成的，而且把天地之性也看成是能够获取的。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前人对人性的一成不变的看法，体现了人性论的唯物主义认识方法，为人性的认识和理解注入新的活力。张载认为:“人之刚柔、缓急，有才与不才，气之偏也。”[18]这就是说人性是好还是不好，是善还是恶都是后天养成的。这个养成的关键是气。张载认为宇宙就是气构成，人也是气构成。

我们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天地之性，与日月共存，与天地同行。但是，这不意味着每个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理解把握都是一样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需要通过气质之性建立的天地之性。因为气质之性在每个人那里是不一样的，是每个人的独特阅历、知识背景、受教育程度、所处环境的产物，很难强求一律。但是，这个气质之性的差异性和个别性不能成为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借口。中华民族的每个民族、每个成员都必须建立整齐划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天地之性。质和气必须互相配合的，才能构成一种完整性和整体性。张载与程颐和程颢不同之处就在于把气质之性与才与不才联系起来，而没有与人性联系起来。在张载看来，生存的本性，圣贤与下愚都是一样的，仁义礼智信的道理，圣贤与下愚也都是需要的。所以，人生的修养决定人性。张载把人性分为形而上和形而下，认为形而上秉承太和之气，形而下秉承浊气。张载在这里告诉我们要注意发挥形而上的人的主体性对形而下的客体性的支配和主导作用，在与形而下的冲突中生成人的主体性。这是对人本身修养反思的命题，要人们注意精神建构的力量和作用，防止和克服人的形而下化，弘扬人的主体作用。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每一个成员的第一需要就是衣食住行这个基本需要。但是，追求自给自足的丰衣足食并不是中华民族唯一的本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性是以形而上支配形而下，以仁义礼智信掌控身体的各种需要，表现人性的完美和人性的完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性就是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结合。气质之性表明中华民族是热爱生活、脚踏实地的，天地之性表明中华民族是追求精神与物质的统一性，具有独特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爱好。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气和道相互贯通的本性

与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保守僵化的认识论、反映论不一样，气和道贯通的思想充分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人生的主观能动性的统一。孟子提出的“浩然正气”指的就是人生境界的最高修养，养气的方法就是孟子指出的“配义与道”，这样就能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19]76气和道的关系，在宋明理学中得到充分明确的阐述，朱熹指出：“阴阳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刚柔成质，地道之所以立也；仁义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19]108-109在张载看来，道就是气，气就是道。两者的区别是道是气的本源，气是道的表现，道是抽象的气，气是具体的道。蕴含在这个气中的道则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始终如一，一以贯之。不论气怎样变化，道都是稳定的。张载认为:“散殊而可象为气，清通而不可象为神。”[1]5张载把道所凝聚的气的最本质、最精华的部分称之为神。这个神不是别的就是气的形与理的本性的结合，也可以说是气和道的结合。有了这个神，气的形就是对道的表现，气的象就是对道的反映。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历史的表现，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这个中华民族的形神兼备的理念深深植根在中华民族的心里，成为时光无法磨灭、艰难困苦无法摧毁的明灯。世界上本来没有所谓的神的存在，但是，每个人心中却可以存在一个向往和崇拜的“神”。这个“神”不是供奉在庙宇的香火缭绕的偶像，而是一个永恒的观念、坚持的精神和不能动摇的信念，这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性。这个本性被中华民族的学问聚集起来，被中华民族的智慧涵养包含，被一颗赤诚的仁心守护守望，被博大的胸怀孕育培植，贯穿天地之大气，融合民族之不灭的真理，凝聚中华民族的理想志向，对活着的人是最高尚的精神追求，对死去的人又是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中国古代圣贤所谓“清极则神”[1]16就是这种精神状态的反映，即:把一种理想志向坚持到底的精神。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两不立则一不可见”的本性

“两不立则一不可见”是张载在其代表作《正蒙》一书中提出的重要命题，试图表明天地、阴阳，高下、黑暗和光明等总是如影随形，不可分开，道就是阴阳两者没有独立分开的结合。道是看不见的，只有阳阳两气分开才能看见道。道这个“一”反映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性上，就是每个人都必须以刚柔立本，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天地大义。这就是易经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深刻含义。易经所谓“阴阳不测谓之神”，就是阴阳是没有定体，因时而动，乘势而起。这种无法预知的变化就是神。但是，这不意味着世界只有多，没有一，只有偶然性，没有必然性。天地再大，万事万物再多，也可以化繁为简，化多为少。“天道”这个真理不会因为万事万物变化而被改变。人通过感受“天道”与天相通，保存知天尽性的太和之气，获得“思”的真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天地之气是无处不有的，而且也是天地之气的凝聚。人的本性与天道的这个交汇之处的节点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天为道，在人为性，不管世界怎么变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中华民族的本性都是永存的。所以，张载认为:“气与志，天与人，有交胜之理。”[1]20王夫之认为张载的意思是气和志都是先天存在的，也是后天形成的，气和志的结合才能体现天人互相结合的合一功效。如果人的内心世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足够强大，就可以做到人定胜天，如果人的内心世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极为弱小，就会天定胜人。所以，人的“志”是一种积极力量，一旦形成就会产生实际的效果。这里的关键是宋明理学家提出的一个“御”字，即把气和志的结合的方向把握好，使其凝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本性的大气和大志，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性之不可动摇。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两不立则一不可见”的本性，就是天道和人道的紧密结合的“天人合一”的本性。孟子的仁义礼智是“天之所于我者”，已经把天赋予了一个“人道”的义理，“上下与天地同流”更是表现了“天人合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性。张载的这种将“天道”与“人道”结合的人的本性的思想，反映的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天道”与“人道”结合的本性。在《天道篇》中，张载开宗明义指出：“天道四时行，百物通，无非至教，圣人之动，无非至德，夫何言哉。”[1]27在张载看来，天道本身没有蕴含人道，只是规律规则的表现，但是天道对人道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由此看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性不仅需要大家表现，更需要一批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圣人”的榜样供大家学习效仿。

三、以美之“思”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美学意蕴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美不仅表现为经过不同主体审美心理加工成为各美其美的主观感悟、个人体验和自由想象，具有原型和范式差异的美，而且表现为陶冶心灵、塑造人格、净化情感、满足人的审美需要，使现实世界充满美感，体现主客体统一的审美快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明显带有中华民族人文精神和审美意识的深刻印记，指向追求没有止境的美的崇高境界。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看作是生活和工作的美学，是与生活和工作互相结合交融在一起的美学。它不仅贴近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而且又对每一个人提供人生的终极关怀，使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体现特殊的意义和特殊的价值，所指向的完善的境界虽然人们“可以越来越接近它们，但却永远不能完全达到”[1]49以致使每一个人感觉到他们在追求这一理想目标实现的时候仿佛永远跋涉在路途中。包含着如此丰富的美学意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只有通过美之“思”的探究才能把握和认识。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崇高美与整体美的统一

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美，还不能就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而止步，更重要的是寻找一个每个人普遍认可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崇高美与整体美相统一的审美标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审美范本和审美原型从每个人自己的经验中产生出来，是完全的个人的审美活动。这就意味着，一定要通过崇高美与整体美相统一的审美标准把每个人在经验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审美范本和审美原型提炼和概括出来，使之表象为中华民族的审美范本和审美原型。每个人的中华民族意识的审美原型和审美范本只是个人的美、个别的美，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审美原型和审美范本才是崇高的美、整体的美，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崇高美与整体美的统一。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崇高的美，就在于我们的认识能力、思维能力和追溯历史的能力都不能将这个美的所有意蕴充分挖掘和表现出来。康德认为，我们的感觉能力不能达到一个对于我们来说是规律的观念，这个感觉就是崇高。在社会和自然界存在的所有表象无论多么富丽堂皇、高大雄伟，与我们观念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比都不知道要小多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几个观念、几个原理或者几个定义和判断就能够穷尽其博大精深的内容。当我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崇高美进行审美判断时，的确在情感上带着愉快和不愉快的特征，因为不能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崇高美一览无余，所以难免产生不愉快的情绪。但是，因为发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崇高美，又产生愉快的情绪。这两种情绪就是美学上的不合目的的合目的性的体现，表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美的复杂性特征。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华民族的崇高美符合中华民族关于整体美的观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美是一个整体美的构建。这个整体的美就是康德指出的“在全体中而不是在个体中的存在的观念”[20]。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整体美，不仅仅因为我们有美的鉴赏能力，还因为我们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里看见了中华民族现实与理想统一的美。在这个现实和理想的美里面，我们一方面看见了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繁荣昌盛，表现获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快感；一方面，我们又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个整体的美欣赏，以一种包容性和无偏狭性的心理进入这种整体美带来的纯粹的美感之中。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美感与快感的统一

我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美学认识和理解不仅来自历史文化、逻辑思维和实践话语，而且来自审美的需求和审美的兴趣。审美是主客观的结合，如果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在客观上引起我们的快感，而且在主观上引起我们的美感，那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能够使我们达到快感和美感的统一。基于认识的维度去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基于情感的维度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两种对美的体验和感受。当这两种审美汇聚起来就会形成我们对美的特殊的判断力，通过这个判断力，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博大精深完全与主体的情感相关联，引起我们心里充溢着审美快乐。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入进行，我们越来越感受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真正的美不是在我们感觉世界的外面，而是在我们的感觉世界的里面。我们把那些在感觉之外的合目的性称之为外在的合目的性，把那些在感觉之内的合目的性称之为内在的合目的性。外在的合目的性只是一种对于人来说的工具的有用性，能够给我们带来快感，而不能带来美感。内在的合目的性因为符合我们对美的评判标准，是我们美感的源泉，让我们感到审美的愉快。这种内在的合目的性因为符合我们内心世界形成的美的标准，我们才会认为是美的。正因为我们看到的、感觉到的事物与我们心中的那个美的标准相一致，我们才能够感觉那个事物是美的，我们也才能形成审美的判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引起我们的审美动机，让我们感到审美的愉快，是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美作为中华民族美的最高范本、最高鉴赏原型和范式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美的观念美的追求。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目的美与手段美的结合

现实生活中，一些事物因为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就让我们产生美感，一些事物因为是目的本身才令我们产生美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我们实现目的的不可缺少的手段，也是我们追求的崇高目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所以是手段美与目的美的统一，就在于不论是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手段使用还是作为目的使用，都蕴含着美的东西在其中。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身就是一个美的概念、美的范本。就其是美的形式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之美和现实之美的反映。就其美的内容方面看，中华民族的气质和精神、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家国情怀、爱国壮举、为民为国的奉献、教人从善成才的家教家德家风、德才兼备立德树人的淳朴民风等等，皆成为中华民族内容美的内涵要素。对这种美的欣赏有时候要突出工具性的美，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们交往交流的方式方法，是我们激励自己为国家民族奋斗的一面旗帜。对这种美的欣赏有时候要突出目的性的美。我们的奋斗和努力，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一个目的，即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为了这个目的，其他都可以成为手段。正因为这个目的崇高伟大，为实现这个目的手段，即便是以个人牺牲的方式出现，也展现了美的崇高性。我们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手段美和目的美的统一，是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式和内容相统一来说的。作为形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手段是一种具有外观形象的表征，无论这个外观形象是来自历史的遗传还是来着现实的构建，我们只要一看见，内心就会涌起家国情怀的自豪和骄傲。在内容阶段，我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审美判断不是基于任何利害关系的考量，也不是基于每个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基于使中华民族全体成员都感到愉快的美感。这种美感来自人人都能够接受、都能够认同的美的普遍性。这种内容阶段的美感不是形式阶段的审美能够表现的。在形式美的阶段，每个人的审美判断只是根据每个人的爱好兴趣，局限性非常明显。如果把形式美看作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唯一美就可能导致一些人把自己居住的地域、自己所在的民族、自己拥有的所有的东西都视作唯一的美。这种对美的分裂的审美观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美会产生消极影响，造成形式与内容的对立。在形式美方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对美的形式的看法，都依靠这个看法形成审美判断。在内容美方面，每一个人的审美判断不仅仅基于个人的认识和感受，而且基于其他人的认识和感受，彼此之间在取得共识的时候，就会在一个规范指导下形成共识，达成默契。康德把这种审美称之为“共同的效性”[21]。这种在客观上能够反映事物规律的具有普遍性的审美判断，对于所有人来说具有主观判断的有效性。这个“共同的效性”摆脱了个人的偏见成见和一己之私利，成为带有普遍性的共同认识，这已经不是哪几个人说美就是美，而是大家都说美才是美。这个美不是主观的随意性决定的，是客观的必然性所决定。构成我们心目中的美的审美对象能够获得自己的美的价值和美的意义就是因为它们体现了目的美与手段美的结合。中华民族的地域中的自然风光虽然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但因与中华民族的存在和繁衍生息紧密相关、不可分割，就能够产生合目的的自由美，这种美带给我们无穷无尽的美的享受，浸润我们的心灵，陶冶我们的情操。

四、以哲学之“思”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哲学品格意蕴

“哲学以追求智慧为指向。”[22]智慧的最大特点就是同时以真善美为探究对象，通过认识的沉淀积累，凝结开掘出来比事实层面更为深沉、更为丰富的价值涵义，从而超越某一个具体门类的知识、某个具体领域的话语，而从整体上、本源上去把握事物的面貌，与包含其中的深层次的本真问题相关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蕴含的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实践范式突破了形而上学的局限，克服了思维模式的弊端，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强调世界的物质性和规律的必然性，而且强调人在社会中的能动性和主动性，注重人的价值、人的解放和自由人联合体的建立。哲学之“思”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该具有的哲学意蕴超越经验视域的个别性、特殊性而进入思维领域的普遍性，由“器”进“道”，达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性思考和理论性的把握，既能够强化形式层面的概念活动，也防止实质层面智慧之思的弱化，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一种思想的叙事，实现“概念运作”与“智慧追求”的统一。以哲学之“思”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要不吝于使用抽象的概念，这是哲学之“思”的重要特点。哲学之“思”的概念，是抽象与经验的结合，虽然来自经验，又是对经验的升华和提炼，是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工具。黑格尔对此有过精彩表述：“现在有一种自然的哲学思维，自认为不屑于使用概念，而由于缺乏概念，就自称是一种直观的和诗意的思维”，由此形成的是“既不是诗又不是哲学的虚构”[23]。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公共性意蕴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公共性意蕴就是哲学之“思”中的普遍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某个民族、某个人的意识，是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意识，具有明显的公共性特征。“个人的主体性和自由原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个人与共同体的分裂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困境。”[24]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康德和黑格尔都对现代社会的这个基本困境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虽然是辩证的、积极的，但是碍于他们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对于解决现代性困境并没有产生实际的作用。他们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解决问题，其根本的哲学旨趣是去构建脱离社会和个人的先验的唯心论体系。

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立足时代和社会，将哲学旨趣投射到现实生活中，创建了与德国古典哲学关注点相反的实践哲学体系。马克思正是从哲学角度的公共利益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对人性、人格的分裂，构建社会的价值共识和人性人格世界的统一性，“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13]164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不一样，不把建构人与社会的现代性社会关系在哲学层面进行，而是放在时代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层面上进行。因此，马克思的构建不仅具有理论的创造性，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鲜明特征，不仅能够统一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促进中华民族的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而且在实践层面上能够更好地推进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所以具有理论性和现实性的双向互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着眼于新时代生产方式变革基础之上的中华民族社会关系的建构。中华民族在自己的国度里，从事着共同生产。马克思指出：“共同生产，作为生产的基础的共同性是前提。单个人的劳动一开始就被设定为社会劳动。”[13]66这种共同生产把分散在各个地区、各个民族中的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都组织联合起来，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同奋斗。共同生产、共同奋斗实际上就是把社会生产当作共同的财富，把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当作共同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公共性的理论意义是把中华民族每个民族、每个个人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的基本方式，都纳入一个平等自由调节和睦的共同体中，使每个民族、每个人的发展和进步不仅不会像资本主义的共同体那样是瓦解社会的破坏力量，而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的力量。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结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被迫的和不自愿的，是完全自愿的，不是出于生存策略的考虑。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各民族共存共享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和人之间不是互为手段，而是互为目的。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语言哲学的建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身就是一种语言哲学意蕴的建构。这种建构实际上就是共同话语的传播。语言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而且是一个承载着特定内容的载体，表达着特定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和权力关系。“语言的利益相关性使得语言具备了传播和实现意识形态的功能，因此语言与意识形态发生复杂的交织关系，成为了意识形态得以可能的重要机理。”[25]

语言的指称功能表明，语言可以把世界上存在的千差万别、不同性质和形态的所有事物都进行分门别类的划分和区分，在词语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中展示社会和自然的不同风格、不同情调。语言的保存功能表明，语言是传递文明、传播文化、消除古今中外历史沟壑的重要载体。从语言中，我们可以翻阅从来没有经历的历史文化、重要历史和现实事件，追寻伟人的踪迹，找回遗落在记忆之外的各种反映历史和时代的记录。所以，语言不仅仅是词语的汇集、语法的锻造和语音的发出，而且是人们应对思想和实践世界中遇到的问题和矛盾的思想和实际相结合的解决方式。

对于作为意识形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作为中华民族思维方式、实践方式和话语建构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现形式，语言的自身只有与作为使用语言的主体相结合，才能获得生命力和容身的广阔空间。语言的利益相关性最突出表现为语言具有明显的共同化功能和反思化功能。所谓共同化功能是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普遍的、共同的语言。中华民族的语言越是共同化，带有所有人都能够说清楚、听明白的特征，做到词语规范，语法标准，发音准确，这个语言才能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所谓语言的反思性功能指语言不仅仅由外显出来的词语、语法和语音等构成，而且语言通过形成观念，可以供人们在实践世界里思考解决问题。语言服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运行机制就表现在语言可以离开现实世界构建一个观念世界，让观念出场，不让观念之外的现实出场。这样的好处是语言可以把普遍利益观念化，人们不必亲自到场，就可以在头脑中以观念的方式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观念化的认识完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习和理解。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在语言的这种普遍形式之下无声无息地传播开来。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识形态认知意蕴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写进《党章》，是党和国家意志的表现，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对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成员都适用。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民族、每一成员都必须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自己的思维方式、生存方式和为人处世的准则。鲍金认为，社会成员对意识形态的态度至少有四种类型：认同型、拒斥型、疏离型、犬儒型[25]。

哲学之“思”就是要探讨意识形态如何被接受的认知问题，引导人们形成对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改变对意识形态的拒斥型、疏离型、犬儒型态度。如果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被认同，那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人们来说就失去意义。任何意识形态都有自己的行动逻辑，就是在提出之初，因为与之前的意识形态相比，群众基础更加广泛、与时代结合的紧密、分析阐述表达更为犀利唤起社会成员的觉醒，产生轰动效应。但是，这个意识形态产生的初期阶段结束后，社会成员就会冷静下来，认真思考，提出疑问，这种认同态度的分化，并不意味着这种意识形态的生命已经出现问题，而是社会成员的差异性、分化性开始显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对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效度。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以官方的身份出现在各民族面前，而且以文化的形式向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每一个成员扩展，与之结合，进入大家共同的社会心理中，潜移默化地表现在人们的日常思维和交往互动方式而不为人们察觉。上述现象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果被彻底拒斥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也违反意识形态的生成逻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为是各民族都能够接受的意识形态，所以不存在不被认知的情况。人们很容易接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许是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和未必意识到就在行为中表现出来。哲学之“思”的重点就是要思考建立怎样的认知条件才能保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广泛接受和深入认同。

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意识形态最重要的认知条件是思维条件的观念特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借助这些条件和特征的存在，才能在观念层面把每个民族、各个社会成员的特殊利益表达为中华民族的普遍利益，即“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13]162。因此，就要将思考的焦点凝聚在建立人们普遍的意识结构，引导中华民族各个民族和各个成员，遵循必要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建构必要的合乎中华民族传统习惯的知识结构，表现具有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的某些必然显现的象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意识形态的这些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特征，既是人们日常交往交流交融难以避免的思维方式，也是产生意识形态的思维载体，有助于作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各种关系和各种现象的客观把握和本质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条件并不是一个难以达到的高不可测的空间，也不是少数人拥有的特权，是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每一个成员都应该拥有的财富，

从哲学之“思”的层面上，倡导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抽象思维，是为了使各个民族、社会全体成员能够以普遍、稳定的思维方式和话语实践面对自己别人，达成大同小异的共识，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度认同。在普遍性水平上，人的活动才可以朝向认同发展。

五、结 语

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是一个各民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学习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总是以不同的方式认识和理解。作为具有生命和理性的存在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处于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中需要“思”给予关注，使其通过“思”成为充满生命活力的现实。本文选取的文化、美学和哲学等具有代表性的“思”都具有不同的涵义、不同的思维特点和实践范式。“思”不是一个画地为牢、自我封闭的界线，也不是一个漫无边界、随心所欲的发声，是反映中华民族精神历程、文明进步、时代真理的“辩证哲学”，是对中华民族“思想的内涵逻辑”和“历史的内涵逻辑”的深刻把握。“这些体系的边界是由一个自足的民族共同体的观念所确定的。”[26]这里的每一个“思”的方式都具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只有在确立合理的维度和向度内，它们才能成为有价值、有意义的发挥积极作用的“思”。因此，追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发展进程可以看到，一方面，正是基于“思”的承载者的有目的、有意志、有情感的人的参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够呈现如此丰富多彩的内涵和纷繁复杂的表现形式，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中华民族自由活泼精神的伟力创造，成为汇集各民族优势的不同凡响的伟大事业。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思”的框架里并不因各民族的存在和每个人具有追求自由的倾向而变得散乱和没有价值。恰恰相反，中华民族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能够通过“思”这种特殊形式的反思与探索，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博大精深和历史走向，进而选择最能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的前进方向和实现途径，使一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历史成为一部中华民族弃恶扬善、告别愚昧、走向文明的历史。人在观念世界的活动比在实践世界的活动更要丰富多彩和无拘无束。如果不从观念世界出发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何以可能，仅仅从实践世界研究这个问题，就有可能把人的精神世界看成是一个被现实问题纠缠的机械的直观和感性世界，而不是一个被人的主动性、自觉性占领的属人的实践世界。人的社会本质包含了人的观念存在。在“思”的框架中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要把观念看作是对存在的反映，把存在看成是观念的形成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于社会这个统一体的每一个部分中，反映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和发展的规律。在人们的实践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成观念世界的统一性和历史现实结合的关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