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军义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提要： 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论表现出与时代的强烈感应。每一阶段都提出了许多新概念、新范畴、新命题，也进行了相应的理论构建，它们不断将中国文论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境界。如何推进中国文学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建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文论话语体系，是一个具有承前启后的时代性命题。应在总结中国文论本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文论发展现状，以问题为导向，坚持“守正与创新”，从新时代文学理论创新发展的价值立场、文化基因、范式创造等方面进行探索，不断拓展中国文论发展新空间，才能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因此，“守正与创新”表达的不仅是一种价值观、方法论，也是推进中国文论持续健康发展的总思路。

学术生命的根基在于和时代的感应。20世纪以来中国文论的现代性发展与演变，先后受到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和人文科学三种元理论的影响。科学主义模式奠定中国文论的知识学结构，但其价值判断的缺失导致了意识形态对文学理论的政治化塑造。20世纪80年代关于马克思主义人文思想的大讨论，使马克思人文科学主义理想的终极价值既超越了科学主义的非价值立场，也超越了专制意识形态的价值范式[1]，成为引导和提升当代中国文论发展的价值基点。

新时期以来，随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和西方多种文艺思潮的涌入，中国文论出现了历史性危机。有学者认为造成当今文学理论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科学性的缺失[2]110。也有学者认为文学实践和文学理论的脱节也是造成这一危机的重要根源[3]。还有学者认为百年中国文论发展已形成“主体性的构建与消解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多元化格局”，未来中国文论应是一门“间性”学科，它包括“文本间性、主体间性、学科间性和文化间性等”[4]。进入新时代，多数学者总结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文论发展历程，将其划分为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三个阶段，认为它们有着各自的时代性特点[5]。更多学者认为未来中国文论发展需要“在自信与对话中构建当代中国文论”[6]，认为“文化自信与文化向心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进步的灵魂”，而中国文论的现代化建设对“重塑文化自信、促进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7]。陕西师范大学李西建教授还以“新时代与文学理论的知识创新”为大语境，在借鉴、吸收和总结以往学者关注问题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出版了《守持与创造——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与创新》，就如何发展新时代中国文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思考[8]333。这些探索积极回应了新时代如何创新发展中国文论、如何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现实问题等。

一

中国理论来自中国实践，随中国实践发展而发展。中国文论来自中国文学实践，在自身发展中发挥了指导中国文学实践的重要作用。从1919年开始到1949年，由于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性质，决定了特殊时期中国文论的艰难发展。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文论在积极引入前苏联文艺理论资源的同时，表现了对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资源的极大排斥。1953至1959年出版了季靡菲耶夫三卷本的《文学原理》。1954年将毕达可夫在北京大学、科尔尊在北京师范大学培训授课的讲稿分别以《文艺学引论》《文艺学概论》为书名出版。当时的文学理论培训课和这三本书，对新中国初期的文学理论建设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不仅填补了中国文论的空白，也提供了中国文论最初的框架。国内高校的许多老师就是按照这三本书的理论构架，结合中国文学实例，编写了中国的文学理论教材[9]。这为中国文学理论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也积累了经验。

随后中国文论的发展多受到特殊政治因素的影响，但也有对诸多本土经验的继承和发展。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双百方针”，即艺术问题的百花齐放和学术问题的百家争鸣[10]54，它直接推动了当时中国文学、中国文论的新发展。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就中国诗的发展提出，一是民歌，二是古典的出路，并表达了“形式是民歌，内容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的创作观点[11]343-344。1962年，中共中央转批了文化部党组与全国文联党组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它对20世纪60年代初的文艺繁荣有很好的推动作用。1964年，毛泽东还对中央音乐学院学生来信进行了批示，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发展方针，借以克服以“古”或以“洋”为本的思想，明确要从“古”从“洋”中汲取营养，服务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这一时期还提出了“三结合”的创作方法，“三突出”的创作原则等，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国文论推向了“左”的发展。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中国文论是在曲折中发展，有移植、有继承，也有沉淀、有发展，它们都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相吻合，将不同资源有效纳入中国的文学理论话语框架中，成为推动中国文论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工作重心实现了转移，中国文论积极与世界接轨和融合，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文学理论内容、形式及学科规范。1978年关于“形象思维”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形成了中国文论发展的新开端。1980年，《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调整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基础上，确立了文学的“二为”方向，该文章对未来中国文学发展有极大的决定性意义。20世纪80年代相继出现的“美学热”讨论、“方法论”探索、“文学主体性”研究，形成了“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文学理论共识，它不但深化了“文学是人学”的基本观念，也实现了文学基本观念的新突破，直接推动了文学研究从外部转向内部，从客体转向主体的重大变化。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党在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宣布实行“市场经济”，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将中国文学、中国文论的发展带入一个新环境。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思维模式下，中国的美学、文学、文论等都被推向了社会的边缘。1993年，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师生对话而引发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一直持续到1996年，最终形成“新理性精神文论”[12]。这一观念在20世纪90年代一直都有较大影响。同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和深入，西方各种文论、美学著作大量译入中国，各种文艺思潮也蜂拥而至，在中国学界一度产生了“影响之焦虑”，其典型的表现便是“中国文论的失语症”[13]现象。这一话题在当时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又引发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等问题的学界大讨论[14]。可以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开一代思想风气的时代，20世纪90年代是走向学术与学术史研究的时代，而中国文论的学科规范也在各种问题的争论中逐渐完善起来。

进入21世纪，文学出现了各种“跨界”与“扩容”的新转向，市场和网络对中国文学、文论也形成了强烈冲击。在“全球化”时代，“与世界接轨”已成为一个时期中国学界的普遍共识。2000年，中外文论会的主题是“文艺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中华美学会2002年的主题是“美学与文化：东方与西方”。2005年的主题是“‘美学在中国’与‘中国美学’”。2006年的主题是“美学与多元文化对话”。凡此话题都强调了中国与世界的对话，中国学界开始从对西方的“接受”转向了“创造”，他们重视发掘世界中的“中国性”和中国的“世界性”，在坚持文化多元背景下，强调在与世界的对话与交流中发现和发展中国的特色。在本质上，这种“多元对话”是20世纪60年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的一种深化与发展。纵观中国文论发展过程，“接受的不同层次的资源、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循环、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关系的变化”始终是贯穿中国文论的三个话题[15]。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学理论建设与中国的社会发展具有同构性，它既有曲折的发展历程，但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中国文论的持续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党的十九大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它意味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6]10。“新时代”为中国文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与发展平台，它意味着中国学界需要着力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传播中国价值等。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建设任务已明确提上工作日程。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为未来中国文学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2016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做了重要讲话，为未来中国文艺工作提供了行动纲领。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为未来中国社会科学提供了发展方向。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在与社科界、文艺界政协委员交流时还特别强调：“希望大家能深刻反映70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能深刻解读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要讲清楚历史性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更要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17]凡此系列讲话都有重要的价值引领功能，是指导未来中国文学、中国文论、中国学术研究和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是我们建设新时代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

二

“新时代与文学理论的知识创新”是中国文论面向未来发展的历史性课题，它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新时代”确立了“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为当前及未来我国文化建设与思想创造赋予了新的目标任务与时代内涵，也为未来中国文论的知识生产与创新确立了“时代坐标与科学依据”。新时代的文学理论研究不仅要总结中国文学的经验，发现中国文论知识生产与自我建构的能力，更要贯通古今、汇通中西，吸收多方资源，丰富和发展中国的文学理论，最终要形成有中国经验、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作为人文学科最重要的知识形态之一，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与创新的最大价值是对“意义的确立和发现”，它是一种“完善存在、守护真善美价值”的思想创造，它可以进行“本体创新”。在当代中国社会整体转型大背景下，新时代为当前中国文论的知识生产与创新提供了“思想基石的意义和价值引领的作用”，它要求新时代的研究者要有正确的“文化立场与价值向度”，要善于“捕捉与提炼问题”，要不断提升“阐释与评估现实效果”的能力，坚持“守正与创新”。

“守正与创新”就是对“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中那些具有奠基性和思想性含量的价值要素的继承和创新”，它包含着人类“文化进步与思想创造的辩证法及基本原则”。进入新时代，我们要着力在文学理论面临的新问题上下功夫，特别要在人文取向、价值选择、范式创造、空间拓展及传统文论话语重构等方面进行“守正与创新”，探索中国文论发展中的守持、传承以及更深层的变革与创新等，从不同时代、不同角度、不同领域进行总结研究。如此，“守正与创新”呈现的就是一种思想理论的创构，它朴实、精炼、醒目，能为新时代中国文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一种思想遵循。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价值立场，特别需要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价值进行传承和发展。价值不仅代表了人类文化结构中最深层、最核心的要素，也决定着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和目标，能从更根本方面推动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历史已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是指导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理论。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比今天其他理论阐释模式更具语义的优先权”[18]146。作为马克思整体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历史发展中已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它鲜明的价值立场内在的规定了其文艺理论的实践品格，表现出对文学社会性、生产性、审美性、人民性、对话性等的重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的“人文意义”还与中国传统思想有发展目标上的会通之处。崇尚和谐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价值诉求[8]120-123。《国语·郑语》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19]488的观点。《道德经》有“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20]232的观念。《礼记·中庸》强调：“中也者，天地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21]1-2另有“天人合一”“物我一体”“心物合一”等观点也都表达了中国文化将追求“和谐”作为理想目标。马克思著作中没有直接提出“和谐”概念，但他却注意到共产主义社会所必然具有的和谐性质。如他提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必然与自然界保持密切的交往关系。人的实践活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22]162-163，人所创造的“美”是人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而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时代，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人之间应是一种新型的、对立统一的和谐关系，如此才能实现人与社会的自我解放等。以上表述不同，但都包含了以实践为扭结点，以“和谐”为旨归的精神要义。这种会通的文化思想有利于促成人类精神和谐状态与审美共同体的形成，也有利于推动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融合。毛泽东也曾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习与实践要有中国的特点，要表现出中国的特性[23]534，如此才是真正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到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方法论的运用和发挥，都创造了极具时代特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新时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与创新发展确立了具有连贯性、一致性的价值立场与创造方向。

要坚持文学理论创新发展中的人文取向，持续推动“文学是人学”观念的创新性发展。文学创造与人类的精神信仰、理想追求、心灵情感、人生意义等有密切联系，它表现为作者通过文学对社会生活进行话语阐释，创造出能够超越时空的文学作品，从而落实文学塑造人、营养人、改造人的社会作用。“文化自觉”是文学创造的基础，而“价值选择”“思想创造”“观念创造”则是文学创造和文学理论创新发展的重要维度。经验证明，“价值选择”是文学创造的深层需要，也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重要基石，它涉及文学理论发展的立场问题。“思想生产”是文学作为阐释话语的基本规定，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重要途径，它涉及文学经验的理论升华。“观念创造”则是西方各种文学实践的现代启示，它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与创新的特质与核心。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正全面快速发展，且日渐成为世界创新发展的中心。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中国文学在记录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同时，更要创造出中国人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精神需要。中国文学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经验，弘扬中国精神的同时，必将对新时代中国的文学理论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文学理论在坚守正确价值立场的基础上，重视对中国文学本土经验的理论提升，以满足广大人民新的精神需要，从而推动中国文论的知识生产与思想创造。

要坚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沉淀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也代表着中华民族最独特的精神标识，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营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传统儒家、道家文化思想，不仅生产了中国传统文论的基本知识，也创造了中国传统文论的思想形态，“诗言志”说、“兴观群怨”说、“虚静”说、“诗缘情”说、“发愤著书”说、“意象”说、“文以载道”说、“童心”说、“性灵”说、“情景”说、“意境”说等，这些传统的概念、范畴、命题等既是中华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也是不同时代文学经验的理论总结。它们有丰富的意蕴，深刻的道理，有跨越时代的文化价值，能够在不同时代条件下焕发新的意义。在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社会变革中，许多旧概念、旧范畴、旧命题因为不能真正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也就不能有效应对现实文学实践提出的新问题，从而造成中国传统文论话语价值的不断消解和遮蔽，但它们所包蕴的中华文化精神依然有现实意义。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对知识与意义的双重追求，对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性思考，对人生与社会的终极性关怀，对自由与超越的无限性向往等，这使中国传统文论话语本身就包含了多层次、多视角、多领域的现代转化可能。“新时代”为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现代转化提供了新的更高的更好的历史平台。作为历史的阐释者和价值的发明者，新时代的学者更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结合新时代的文学经验，不断自我超越，努力创造出更多有时代精神和历史意蕴的新概念、新命题、新理论等，实现传统文论价值的现代转化与创新发展，这也是我们接续传统、对话世界的重要路径。

新时代的中国已经变得更加自信和开放，它为中国文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更坚实的社会基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目标和大视域下，它需要有更多学者在更高层次上，坚守中华文化本体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进行多元文化的汇通与融合。因此，中国文学理论的“守正”，既是对以往各种优秀研究成果的传承，也意味着对过去诸多具有根基性、价值性的观念、思想和理论的再创造。

三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新时代不仅表现为一种独特的“中国问题”，也表达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关注。“守正与创新”提出的问题并非只局限于当代中国文论的发展问题，它也是面向世界文学理论提出的一种“中国理念”，要求中国文论的知识生产与创新要积极融入时代潮流，推动中国学术的连续性、创造性发展和学科的自我完善与生长，从而铸就中国文论的时代精神。

面向现实的问题意识。文学是时代问题的回声，文学理论是不同时代文学经验的理论升华，它有强烈的实践性、价值性和时代性品格。21世纪以来，“消费时代”“理论之后”“文化创意”等社会思潮对文学理论发展又提出了新问题、新选择和新挑战。面对如何解决中国文论发展的诸种问题和困境，新时代的“时代精神”已为中国的文学实践与文学理论提供了重要支撑。如此，“精神重构”就是当代中国文学和理论创新的基点，而文学理论的创新更需要当代文学精神的重塑。20世纪是中西文化剧烈冲突和碰撞的世纪，在中国学者学习借鉴西方知识话语的过程中，各种新概念、新命题、新理论等的不断移入，使中国文论的学科知识、体系建设、话语创造等在不同历史阶段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20世纪末出现的“失语症”“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①等现象，标志着中国学者对近代以来中国文论发展历史与现状的焦虑和反思。在“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时代，文学理论面临着一个更加客观的“复杂多元的文化语境”。在“消费时代”，“消费既是一种社会总体的价值趋向”，也是当代人在潜意识中自觉认同的一种“愿望和行为”，它构建了文学理论发展的新场域。在“理论之后”，“大理论”逐渐消退，“小理论”不断孵化，跨界和跨学科研究已成为文学理论发展的新特征。“文化创意”所引发的“审美观念变革”对文学理论发展也提出了新要求。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现实，文学理论更需要回归本位，需要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统一，需要重新凝练文学理论的时代新问题、新对象和研究新方法等。

面向未来的世界视野。历史证明，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都是不同民族智慧的结晶，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不同文明之间是平等的、包容的，“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24]。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者在对西方诸多文明思想的学习借鉴中，推动了中国文论的发展。随着西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西方学术语境也不断出现新变，它直接影响了中国文论的发展变化。20世纪中后期出现的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身体转向等，就直接促成了中国文论的新转向和新发展。在诸多新变中，西方的“空间”理论有潜在的发展空间，它将会成为未来各种社会理论的思想资源和逻辑基石。因为“空间”思维不仅会改变传统的“时间”思维，还会为人类反思历史提供新角度，而“空间”理论所蕴藏的文化价值也会影响和改变传统文学理论的诸种观念。有学者认为，这种“空间转向不仅在较长时期内构成西方学界人文研究的重要话题和论域”，它也必将极大推动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变革。“空间”甚至已标示出“一种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与创造的新的方向和领域”，它需要引起当代学者的特别关注。对“空间”问题的关注是全球化时代思考人类命运及全球文化的一个关键，也是构建当代学术思想体系的重要一环，这将为学界研究和阐释世界提供一种新视角。

面向文学理论自身的范式变革。文学理论的范式转换既是社会实践自我革新的必然结果，也是理论自身生长的必然需求。“范式”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它包含了“符号概括”“模型”“价值”和“范例”等基本构成要素[25]152-160，它涵盖了科学活动展开的思想观念和方法、重要的研究问题和解答、专门的表达术语和概念，以及特有的操作技巧、工具等，它是特定时代知识系统赖以成立的根本的话语关联体。这种“关联体”能够为特定时代的知识生产提供总背景、总动因、总框架及总标准等。“新时代”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关联体”的最高表达，它从更根本方面确立了这一时期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与创新的总平台，包括时代问题、思想基石、价值标准甚至相应的研究方法等。有学者认为，“范式”是涉及理论创造“更为基础和内在的规律及原则”，“中国化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形成，似乎更应该找到属于自己的理论范式”[8]320。文学理论范式革新不仅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西方的“范式”理论研究对当代中国文论建设有重要借鉴作用，但中国的文学理论范式创新还需要坚持“科学性”“人文性”和“实践性”，如此才能凸显中国文论的时代特色。“新的历史条件、新的人文环境和新的文学现实，要求文学重新面对范式转换和话语重建的历史任务。”[26]而当前流行的“审美阐释范式”既是对目前文化研究泛化的一种反思，也是对文艺审美自律的一种有意识突破，但它绝不是一种简单的折中或调和，而是一种“承续、坚守和借鉴基础上的创造性生成”[27]22-23。

“创新”是一个民族不断凸显其生机与力量的重要途径。“守正与创新”为新时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建设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总遵循，即坚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价值立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换，对西方先进文化积极吸纳，回归文学本位，重构文学理论和日常生活的联系，在历史意识与问题意识相互统一的基础上，通过多元对话，促进文学理论范式的自我变革和转型，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的审美阐释理论范式，达到传承中国经验、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的总目标。

四

“新时代”刚刚开启，多种文化相互交融、多元知识相互交织，文学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还在途中，新时代的研究者应在传承和保有传统的基础上，更注重中国文论的“资源整理”“问题凝练”“批评实践”，以推动中国文论的创新性发展。事实上，“守正与创新”构建的并不是一套普遍性的理论体系，表达的也并不是一种永恒不变的价值理念，而是在各种历史经验和文学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向世界提出了新时代中国文论建设与发展的总要求。

要重视新时代文学理论建设中的“中国问题”意识。20世纪以来，中国文论通过对西方学术思想的移植和假借，多是从一种模式转换为另一种模式，生产了当时中国文论的新知识、新理论。不过，因为中国本土文化语境和中国文学经验的总体缺失，各种新知识、新理论的价值本质也就难以完全呈现，从而影响了当时中国文论的创新性发展。另外，我国的文学理论建设在随社会变革而转变的同时，有较浓的政治色彩，其学理价值容易被遮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者很难真正从文学问题出发，创造与之相应的理论知识，他们在用政治话语阐释文学问题时，也就难以形成自己的观点、原理和流派等。如此，重视和发掘文学中的“中国问题”和“中国问题”中的文学，是创造新时代中国文论新概念、新范畴、新原理的重要基础。

要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文学理论建设中的价值转化。中国悠久的文化历史，丰富的文化资源是构成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当代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朱立元强调，中国的文学理论建设要从时代和现实出发，加大对中西文学经典的研究，要对其做出有时代新意的阐释，才能发挥其不朽的生命力[28]。我国历史上创造并积累了丰厚的文学、文论“经典”，它们是中华民族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在中国文化建设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内蕴着新时代中国文论创新发展需要的多种资源。因此，新时代的学者需要对各种文化“经典”进行新阐释，发掘其内在的文化价值，使之成为创造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重要资源。

要重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成果的价值引领作用。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它充满了理论的预见性和与时俱进的现实品格。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也创造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不仅是思想体系、政治理论和工具，它也是人类“表达、交流、展示价值观、主体性和认同性的重要方式”[29]。毛泽东的“延安文艺讲话”，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习近平的“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上述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既反映了不同时期国家的意识形态要求，也是不同时期中国文学经验的阶段性总结，它对不同时期的中国文学、中国文论、中国学术发挥了重大价值引领作用。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系列讲话，奠定了新时代我国文学理论创新发展的价值规范，已成为我国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导向航标”[30]，是指导我国未来文学、文论建设发展的行动纲领。

要重视中国文学本土经验的理论提升与总结。理论是来源于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理论指导下的实践。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在西方文艺思想影响下取得了很大发展。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白话文写作，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一直到当下，各种新文体的普遍流行，不同时代的作家、作品层出不穷，既创造了流光溢彩的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史，积累了丰富的文学经验，也创造了许多中国文论的新概念、新范畴、新命题等，但其中却很少有原创性的文学理论概念、范畴，也没有真正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新时代已为当代学者提供了重新发掘和整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经验的价值立场和研究范式，也对当代学者的思想创造和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此才能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新知识、新思想与新体系等。

要重视对西方先进文学理论思想的学习和借鉴。新时代的文学理论发展要有全球眼光，要学习和借鉴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的文学经验和理论知识，用“拿来主义”的方式创造民族的学术高地。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在借鉴西方诸种学说的基础上，创造了有现代学科意识的中国文论。中国文学观念先后经历了民国时期的“文学概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文艺学”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理论”[31]等。借鉴日本文论家本田久雄的《文学概论》体系，田汉编写了《文学概论》(1927年出版)，创造了中国文论的最初框架。在借鉴前苏联文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上，以群主编了《文学的基本原理》(1963至1964年出版)，蔡仪主编了《文学概论》(1979年出版)，他们突破前苏联的文学本质论、构成论、发展论，补充了创作论和接受论，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在继承和吸收以往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经验和文学理论研究新成果的基础上，童庆炳编写了《文学理论教程》(1992年、1998年、2004年、2008年、2015年先后修订出版)，构建了以文学活动论、创作论、作品论、接受论、本质论为核心的文学理论体系，成为目前影响最大的文学理论教材。21世纪以来，在西方“文学观念论”②影响下，南帆编写了《文学理论新读本》(2002年出版)，王一川编写了《文学理论》(2003年出版)，陶东风编写了《文学理论基本问题》(2004年出版)，他们试图从不同角度探索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这为新时代中国文论的发展积累了经验，也为新时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借鉴。

结 语

有学者总结，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主要问题是学科独立性日渐缺失，缺少明确的研究对象、稳定的研究方法和最基本的研究问题。文学理论的原创性明显不足，多是对已有思想理论的接着说，缺乏问题意识与深度思考。文学理论构建的逻辑性、系统性不足，难以从一个逻辑起点对文学问题进行系统言说。文学理论建设的历史维度总体缺失，对历史事实尊重不足，主观臆想严重，导致文学理论建构的基础不牢。文学理论的建设脱离了中国语境，在跟随西方文学理论的过程中，忽视了中国固有审美文化传统以及中国文学理论的固有问题。文学理论对现实问题回应不足，对具体文学问题不能有效阐释，通过移植或假借西方文论话语而创造出的概念术语多晦涩难懂，难以实现理论之间及理论与文学之间的对话[32]60-70。面对当前中国文论发展的多种问题，“守正与创新”既是对现实诸种文学理论问题的一次总回答，也是对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建设的一种思想创构。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近代以来中国文论的发展与演变，我们看到了每一时期产生的新概念、新命题以及相应的理论论争，将中国的文学理论逐渐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境界，这是中国社会实践不断革新的要求，也是理论自我生长的必然结果。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论的发展已形成一种基本共识，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就必须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依托，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成就为基础，吸收世界先进文论研究成果，重视中国文学实践经验总结，如此才能接续传统、对话世界，走向未来。本文认为，这种共识的达成，是未来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一种总趋势，也是“守正与创新”思想理念的别一种表达。

注 释：

①1996年10月在西安召开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会议，在当时引发了学界的激烈论争，事实上，这种论争是传统思想与现代社会碰撞之后的一次文化自我调节。

②20世纪末，美国文论家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1998年出版)的译入和传播，对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中国文学理论从“文学本质论”转向“文学观念论”，随之出现了以南帆、王一川、陶东风为代表的文学理论新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