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卫平

(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116081 )

引言

新世纪已走过20年，这20年(2000—2019)的茅盾研究需要梳理。总结经验，不断自我反思，增强自省意识，为研究者提供数据，为下一步研究提供借鉴，是非常有意义的。业内人士一般认为，茅盾研究在经历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以后，到90年代“下滑”(1)沈冬芬在《一个时间问题献疑——从“茅盾学”大视野试谈茅盾研究起点的一点浅见》中说：“由于随之而来的茅盾运交华盖，茅盾研究下滑”。见中国茅盾研究会编：《茅盾研究》(第11辑)，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2012年，第632页。，到2000年前后“跌入低谷”(2)钟海波、李丹在《2000年春全国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中说：“与会代表对茅盾研究近年跌入低谷，形成共识，对此大家各抒己见。”见中国茅盾研究会编：《茅盾研究》(第8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444页。，到2014年依然“相对沉寂”(3)钟海波、冯超在《茅盾研究回顾与前瞻学术讨论会暨中国茅盾研究会理事会综述》中说：“本次会议(2014年7月在西安召开)对冲破当下茅盾研究相对沉寂的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0期。。这种看法实则似是而非、轻率武断。仅从公开出版的茅盾研究著作(包括研究资料、普及读物、年鉴、书系，以及众多的学术专著)来看，事实并非如此。21世纪以来的20年，研究茅盾的著作有着可观的数量和质量，呈现出多样性的态势，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当我们详细梳理新世纪20年茅盾研究著作以后，这种茅盾研究下滑的观点就不攻自破。

一、史料研究、文献整理成绩斐然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史料、文献、实证受到了研究者格外的重视——从“以论代史”到“论从史出”，从重方法到重资料，甚至有淡化思想，凸显学问的倾向，注重掌握丰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这是现当代文学研究创新突围的表现。这种状况在茅盾研究中也显现出来。一些基础性的文献整理、资料编辑、普及读物、年鉴、年谱、书系等均有新成果，可谓成绩斐然。

(一)茅盾作品包括翻译作品的出版

首先，是新版《茅盾全集》的编纂和出版。由茅盾之子韦韬授权，中国茅盾研究会原副会长、茅盾研究资深专家钟桂松担任主编的新版《茅盾全集》于2014年3月由黄山书社隆重推出。这是继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茅盾全集》之后又一套《茅盾全集》版本。新版《茅盾全集》在原版《茅盾全集》的基础上加工、补充而成，共42卷。与原版本相较，新版本增加了多幅珍贵照片；新收入了茅盾生前未正式发表的、没有收入原版本的笔记、手稿等；新收入了原版本没有收录的、茅盾在古籍注释方面的文章；新收入了原版本在当时因有顾虑而没有收录的茅盾在政治运动中违心所写的批判其他作家的文章；将原版本中同一专题的文章由分散编入改为集中编入；将原版本的“补遗”按内容和写作时间分别编入全集的各卷中；改正了原版本中的一些错漏。可以说，新版本是规模最大、收集最全的《茅盾全集》，为广大读者的阅读和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方便。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新版《茅盾全集》借鉴采用了老版的许多内容，其出版后记中也承认：“本版《茅盾全集》的很多工作都是在人民文学版《茅盾全集》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新版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应像老版那样在每一卷版权页标上该卷校注者和审稿人的名字”(4)魏建：《不求名利，只问耕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4月10日。。此外，钟桂松还编了《茅盾文集》(全10卷)，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

其次，2012年1月，桐乡市档案馆隆重推出《茅盾珍档手迹》，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由《走上岗位》《人民是不朽的》(翻译的苏联小说)《文论》《诗词》和《红学札记》等组成。该书作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全国重点档案编研出版项目，皇皇五大卷，精装设计，精美无比，实为珍藏强档。这项工程的完成，首先应感谢茅盾之子韦韬。他把家中尚存的珍贵的茅盾档案资料，经过整理，全部无偿捐给了家乡——桐乡市档案馆。档案馆研究人员根据这些资料，经过精心整理、研究、编纂，得以出版这套《茅盾珍档手迹》。全书用精美的钢笔字、精细的毛笔字隽秀书写，着实让人敬佩茅盾的书法功夫。该书出版后，反响强烈，先后有多篇介绍和评论文章发表，均给予高度评价。

再次，2005年10月，韦韬主编的《茅盾译文全集》(10卷)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茅盾从1917年到1949年在各类报刊上翻译发表的外国小说、诗歌、剧本、文论、政论文以及翻译出版的科普著作单行本等，成为研究茅盾翻译成就的重要文本。该书2013年5月再版。

(二)有关茅盾的回忆、文献、书信、资料的编辑出版

2001年8月，龚景兴编的《二十世纪茅盾研究目录汇编》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汇集了20世纪的茅盾研究目录。2004年1月，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编辑的《尘封的记忆——茅盾友朋手札》由文汇出版社出版，这是茅盾和朋友们的通信集。“该书共收从1959年到1980年21年间茅盾与49位友人的360余封信，计36万字。其中茅盾友人给茅盾的220余封通信是初次发表。为了便于读者对通信内容有清晰的了解，该书同时收录了茅盾致朋友的140余封信件。”(5)胡洪亮：《〈尘封的记忆——茅盾友朋手札〉出版》，中国茅盾研究会编：《茅盾研究》(第9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第320页。2004年2月，韦韬和陈小曼编著的《我的父亲茅盾》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从政治生涯、文学追求、亲情、友情等方面回忆和介绍了茅盾的一生，是了解茅盾、走近茅盾的好资料。2008年6月，韦韬和陈小曼著的《父亲茅盾的晚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该书着重叙写了茅盾一生的最后15年，即从“文革”爆发到1981年离世的经历，是研究茅盾晚年的日常生活和精神面貌的第一手资料。除文字叙述外，该书还配以众多珍贵的茅盾以及家人、亲友的工作照、生活照，以及茅盾的手迹、手稿，还有茅盾逝世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告别、悼念茅盾的照片，珍贵难得。2010年12月，由陈毛英、张蓉主编，西泠印社出版的《茅盾致陈瑜清书信》，收集了保存至今的68封书信。2014年7月，金韵琴编著的《茅盾晚年谈话录》由上海书店出版。该书的编著者是茅盾的内弟媳(也是著名茅盾研究者孔海珠的母亲)，她1975年在茅盾家中做客半年，与茅盾朝夕相处，谈话频繁。这本谈话录就是根据她所记的日记整理而成，还收有茅盾写给她的25封信以及孔海珠撰写的《我的母亲与〈茅盾谈话录〉》。这些都是研究茅盾晚年的重要文献资料。

(三)茅盾研究史、研究年鉴、书系等的出版

在2000年春季召开的全国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上，李继凯就呼唤《茅盾研究史》的写作，指出：“茅盾研究已有70多年的历史，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已取得相当可观的学术成果，形成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格局。但其中也存在着明显的遗憾，如迄今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完整和厚重的《茅盾研究史》。”(6)钟海波、李丹：《2000年春全国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中国茅盾研究会编：《茅盾研究》(第8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449页。李继凯的呼唤刚刚过去一年，钟桂松著的《二十世纪茅盾研究史》就问世了。这并不是因为钟桂松听到李继凯的呼唤后积极响应，而是在此之前就默默准备，用两年多时间撰写这部研究史，从而确保它在21世纪初问世。这是茅盾研究史的开山之作，尽管在此前已有邱文治、韩银庭编著的《茅盾研究六十年》(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但它还不是严格意义的研究史。因此，钟桂松的这部研究史具有首创之功。凭着他多年研究茅盾的功底和造诣，钟桂松清晰地描绘出20世纪近80年茅盾研究的发展历程、脉络和格局，分为7个阶段即7章进行描述和品评。资料的翔实、持论的公允、态度的温和是本书的特色。吴福辉在《序》中说：“研究史的写作，主要在于资料的翔实、全面和对资料评定眼光的准确、生动、犀利。两个方面缺一不可。”(7)钟桂松：《二十世纪茅盾研究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页。用这个标准衡量钟桂松的这部开山之作，实事求是地说，该书在资料方面做到了翔实，但在有些方面还不够全面，不够细致。对所论及的研究成果做到了理解、尊重、宽容，但评定的眼光还不够深邃、犀利，有关研究成果的缺点、局限分析不够，有的研究成果还有所遗漏。

地处茅盾家乡的浙江传媒学院高度重视茅盾研究，不仅于2015年1月成立了茅盾研究中心(校级科研机构)，凝聚了茅盾研究的新生力量，发表了许多令人欣喜的茅盾研究新成果，而且还积极策划、编撰了《茅盾研究年鉴》，迄今已出版了三卷，2012—2013年卷(张邦卫、赵思运、蔺春华主编，现代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2014—2015年卷(赵思运、蔺春华、张邦卫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2016—2017年卷(赵思运、蔺春华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这三卷年鉴很好地梳理了2012—2017这六年间茅盾研究的成果，并进行了精心的挑选、甄别，在体例上分为四编：大事记、重要论文、论著评介、论文摘要及索引(2014—2015年卷还有“茅盾文学奖研究”一编)，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为茅盾研究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功不可没。

2014年7月，由钱振纲、钟桂松主编的《茅盾研究八十年书系》在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出版。该书系收录了1931年以来已公开出版的茅盾研究著作46种，新出版的著作3种，即李继凯的《“师者”茅盾先生》、李广德的《茅盾及茅盾研究论》、崔瑛祜的《左翼文学论争中的茅盾》，共计49种。这是一套规模宏大的茅盾研究书系，虽不是茅盾研究著作的全部，但大体涵盖了截止到2008年的多数茅盾研究单行本。特别是初版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茅盾评传》和《茅盾论》等已较难寻找，因此，再版更显出它的价值和意义。

此外，还有金宏达主编、钱振纲编的《茅盾评说八十年》(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它可以和20世纪90年代初邱文治等编著的《茅盾研究60年》(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遥相呼应。这是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名家评说书系”之一种，体现了整套书博采史料、多元声音、反映学界风云、具有人文情怀的总体精神。该书分为“忆念”“钩沉”“争鸣”“论列”“研究综述”五个板块，此外，还有作为“附录”的茅盾传略和茅盾研究资料目录索引。全书力图把茅盾评说80年，浓缩在一本书中，具有一定的覆盖性。但由于篇幅的限制，很难在一本书里较为全面地反映80年茅盾研究的历史和研究成果，许多学者的高水平论文、专著都没能收入，留下了难以避免的遗憾。

二、普及读本、学术专著扎实推进

除茅盾作品、文献资料、年鉴书系的编辑出版外，茅盾研究著作的出版更是扎实推进。这是茅盾研究的重头戏，显示出很高的学术水准。据笔者统计，新世纪20年国内出版茅盾研究著作50多部(包括普及性的著作)。这个数字即使与新时期前20年相比也没有明显的下滑，应该仅次于鲁迅研究的著作，在“郭、巴、老、曹”研究著作之上。这些茅盾研究的著作，涉及茅盾生平、经历、思想、精神、人格、创作、批评、理论、研究史等方方面面。

(一)普及著作不可小视

普及方面的著作既包括解读茅盾的作品，如潘艳等的《解读〈子夜〉》(京华出版社2001年)、孙中田等的《〈子夜〉导读》(中华书局2002年)、王科的《〈子夜〉全新解读》(东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程光炜的《解读茅盾经典》(山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孔令德的《茅盾乡土作品选析》(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等，也包括介绍茅盾各个历史时期生活、经历和家人的，如钟桂松的《与茅盾养春蚕》(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茅盾：行走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大象出版社2004年)、《茅盾和他的儿女》(东方出版社2007年)、《茅盾的青少年时代》(海燕出版社2013年)、蔡震的《茅盾的青少年时代》(河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陈小曼的《茅盾》(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沈卫威的《茅盾》(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新疆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茅盾在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王士杰的《乌镇·茅盾》(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等。这些著作，有的注重作品阐释，有的注重资料发掘，兼具学术性、通俗性、史料性，对于大众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了解茅盾、理解茅盾的作品起了重要作用。比如，王士杰的《乌镇·茅盾》以故乡、故居为支点，撑起茅盾的人生履历和身后的纪念，全书分为老家故居、乌镇的茅盾、时代的茅盾、永远的茅盾等四部分内容，线索清晰，图史互动，以简驭繁，雅俗共赏。

(二)生平、传记研究成果丰硕

21世纪以来，茅盾的生平、传记研究收获颇丰。先后有郑彭年的《文学巨匠茅盾》(新华出版社2001年)、钟桂松的《茅盾画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余连祥的《逃墨馆主——茅盾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钟桂松的《延安四年》(1942—1945)(大象出版社2009年)、刘屏的《茅盾画传》(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孙中田的《图本茅盾传》(长春出版社2011年)、钟桂松的《茅盾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商昌宝的《茅盾先生晚年》(河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钟桂松的《起步的十年——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2017年)等。余连祥的《逃墨馆主——茅盾传》是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之一种，用10章20万字的篇幅描述茅盾的一生，颇有新意。该书称传主为“逃墨馆主”，颇有意思，作者在第6章作了说明。它源自1931年1月，郑振铎将已完成的《子夜》部分篇章，以《夕阳》为题编入《小说月报》第23卷新年号，署名“逃墨馆主”。因“一·二八事变”爆发，商务印书馆被炸毁，新年号未能问世，《子夜》的连载计划也就落空。对于署名“逃墨馆主”，茅盾在回忆录中说：“孟子说过，天下之人，不归于杨，则归于墨。杨即杨朱，先秦诸子的一派，主张‘为我’……我用‘逃墨馆主’不是说要信仰杨朱的为我学说，而是用了杨字下的朱字，朱者赤也，表示我是倾向于赤化的。”(8)余连祥：《逃墨馆主——茅盾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7页。显然，“逃墨馆主”意在表明茅盾是“逃墨(黑)追红”的。作者用“古典化”和“平常心”塑造出一个真实可感的茅盾形象。通过充分占有史料，认真考证出传主一些尚未清楚的问题，不美化、也不亵渎传主。比如，充分占有史料，通过详细考辨，证实了茅盾是主动脱党的，从而推翻了以前的“叛党说”和“被动脱党说”。再比如，通过对秦德君回忆录的细读、辨析，参照韦韬、陈小曼的回忆文章，证实了秦德君的“莎乐美”情结。这些都是本书的新意所在。

孙中田的《图本茅盾传》和钟桂松的《茅盾评传》是两本厚重、扎实、丰满的茅盾传记。两位作者虽是属于两代学者，但都有30年以上的茅盾研究经历，在此前都有茅盾传记出版，都有丰富的资料占有。孙中田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茅盾研究的资深学者，国务院审批的博士生导师。他对茅盾及其创作有过深入的研究，本书用图文结合的方式记述了茅盾一生的光辉业绩和高风亮节，对茅盾重要作品的解说得体、到位，全书以厚重见长。钟桂松是茅盾家乡的研究者，对浙江山水、吴越文化有着深入的了解，在写作此书前，已经有十几部茅盾研究的著作问世，包括茅盾传记，这使他在有关茅盾生平、经历等文献、史料的占有和掌握上无与伦比，再加上他对浙江山水、历史、文化、人文了然于心，就使其《茅盾评传》的撰写具有了双重优势。这在本书的第一章“江山之助”中就鲜明地体现出来，“吴越文化的浸淫”“水乡乌镇的滋养”“平民大家庭”的环境、“以母亲为中心的女性世界”——这一节节的标题把读者带到了江南水乡，把传主置身于江浙的历史、文化和人文的语境中，验证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该书正是以史料的丰富、描述的细致取胜，篇幅也比《图本茅盾传》长。不少史实、史料、轶事、细节等都是其他版本的茅盾传(或评传)所没有的。在评价上，以客观、公允、宽容见长，只是在经典文本的介绍、解读和阐释上稍显不足。

钟桂松的《起步的十年——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和商昌宝的《茅盾先生晚年》各自选取了茅盾一生中的早期和晚期展开研究，都有着不平常的意义和价值。茅盾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是钟桂松几十年来一直在思考的课题，商务印书馆的十年是茅盾一生起步的十年。正如钟桂松在本书的《自序》中所言：“商务印书馆，在茅盾一生中至关重要。没有商务印书馆这个平台，就没有革命家沈雁冰，也没有文学巨匠茅盾，更没有他为中国革命和人类文化做出的重大贡献。没有商务印书馆工作和学习的十年，就无法想象后来的沈雁冰(茅盾)。”该书在茅盾入职上海商务印书馆100年之际，由商务印书馆(北京)出版具有特别的纪念意义。《茅盾先生晚年》是河北出版传媒集团策划的“名人晚年书系”之一，商昌宝是茅盾研究的青年学者，后起之秀，近几年多有茅盾研究的文章见诸报刊。这本书，按照作者的立意，主要不在续写茅盾传记(晚年)，而是对茅盾的晚年进行分析、评论和反思。所以，它没有按照时间的顺序，编年式地描述茅盾晚年的经历和所走过的道路，而是选取几个时间节点，抓住几个实例和关键问题，如1949年元旦、思想改造的轨迹、在政治风浪中的表现、难以为继的创作、亲苏、反美等，由此透视他作为文化部长、政协副主席这样一个公权力者以及新文学家、文化精英等身份的深层心理。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其中可能涉及到的批评甚至讥讽，也不是针对其个人道德、品格的成见，而是一个共和国的普通公民针对昔日的‘公仆’、公众人物给予民主的监督和评议，或者也可说是对其进行一种‘长焦距’的‘历史透视’。”(9)商昌宝：《茅盾先生晚年》，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11页。作者在描述历史事实过程中的评议和历史透视，不时地彰显作者的思想锋芒，这也许是本书的精彩处。但批评性的反思甚至反讽未能做到“了解之同情”(10)魏建：《郭沫若“两极评价”的再思考》，《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三)整体研究、综合研究大气厚重

首先，这在山东学者的研究中鲜明、突出地体现出来。丁尔纲的《茅盾：翰墨人生八十秋》(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是一部带有传记性质的整体研究、综合研究的力作。该书既“穷本溯源”了茅盾的国学、西学、传统、现代等思想文化渊源，又追踪、论述了茅盾从旧中国到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生经历和文学活动。丁尔纲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茅盾研究的资深先辈学者，曾参与发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茅盾研究会等。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多部茅盾研究专著问世，其中，41万字的《茅盾的艺术世界》和66万字的《茅盾评传》都堪称茅盾研究的“扛鼎”式的鸿篇巨制。翟德耀也是茅盾研究的前辈学者。他的《走近茅盾》(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虽然是一本学术论文合集，但正如朱德发所评，该著“紧紧围绕几个专题展开”，是“一本有份量的书。”书中的研究涉及茅盾早期的新女性观、婚恋观、在妇女解放运动中的理论贡献以及作品中时代女性的文化、心理透视；茅盾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观、早期译介外国文学的特点、与列夫·托尔斯泰的关系；茅盾与新文学的民族化建设；茅盾的散文与历史小说创作等诸多问题。该书微观、中观、宏观研究兼而有之，充分体现了研究者取精用宏、求真务实的精神。朱德发在序言中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本书在总体上“显示出相当高的学术水准、新颖的思想风貌和明睿的智慧风采以及锐意求新而又严谨扎实的治学作风”。(11)朱德发：《〈走近茅盾〉：一本有份量的书》，《东岳论丛》2001年第5期。书中的文章当初在学术刊物发表时，在茅研界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反响，其中多篇荣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该书出版后，有多篇书评予以肯定。2014年，翟德耀又在《走近茅盾》的基础上，完成了作为《文苑踏青》三部曲之一的《茅盾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篇幅由原来的22万增至35万字。该书由6个专题组成，既有茅盾总论、茅盾文学思想论，也有茅盾创作论、茅盾研究论，延续了《走近茅盾》的稳健扎实、圆熟老道的文格和文风，被评论者称为“厚重之作”。朱德发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资深学者，德高望重，卓有成就，在茅盾研究方面也多有建树。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与翟德耀等合作出版了《茅盾前期文学思想散论》。新世纪以来，他的《世界化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穿越现代文学多维时空》(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对茅盾研究多有涉及，比如，高度评价茅盾在民族化、现代化这两大中国文学坐标上所作出的独特贡献，是高屋建瓴的力作。上述成果，后来均被收录于10卷本《朱德发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的第1卷和第7卷中。

其次，桑逢康的《大家茅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看似传记，实则是文学巨匠茅盾的创作论、作品论。桑逢康是现代作家传记写作的高手，曾写过《郁达夫传——感伤的旅行》《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郭沫若全传之一)》《现代文学大师品评》，都是力作，影响颇大。他的《大家茅盾》是作者1992年出版的《茅盾的小说艺术》(北岳文艺出版社)的扩大、充实，作了增、改、删，变成了新版的《大家茅盾》。全书以50万字的篇幅，对茅盾的小说、散文、剧本作了全景式描绘，重在作品分析，并较多引用原文，通过对作品具体细致的分析，使茅盾的艺术成就、风格特点清晰呈现在读者面前，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真正的、当之无愧的文学大师的精神风貌和人格魅力。书中还说明茅盾等新文学作家所选取和采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一种很好的创作方法，曾经创造过辉煌的业绩，至今并未过时。这一点更具有当代意义。

蔺春华、赵思运等著的《21世纪语境下茅盾的多维透视》(现代出版社2014年版)，是浙江传媒学院茅盾研究中心和桐乡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联合编撰的“茅盾研究丛书”之一。它是一部由多人完成、涉及多个领域、体现多维透视的综合研究成果。全书分为四编：茅盾的人格解析、茅盾的艺术成就、茅盾的学术贡献、茅盾文学奖研究。作者站在新世纪高度，就这四个主题展开深入、细致的解析，体现了多维性和丰富性。第一编将茅盾放在广阔的政治舞台，从文学与政治间的挣扎、与王蒙进行比较、晚年心境的揭示、对鲁迅的误读等方面，完成对茅盾精神人格的阐释，不为贤者讳；第二编通过对《蚀》《野蔷薇》《农村三部曲》《林家铺子》《子夜》等作品的各自新颖角度与方法的解说，体现茅盾小说创作的艺术成就，是对老课题的新解说；第三编“茅盾的学术贡献”；通过典型个案论及了茅盾的古典文学研究、对《楚辞》的神话学阐释以及现代戏剧批评观；第四编对茅盾文学奖历年的获奖情况、获奖作品以及作家、媒体等作了论述。总之，书中内容较为丰富，体现多维。但作为论文集性质的专著，特别是由多人完成，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缺乏体系性、内容的连贯性和内在的逻辑性，尽管编成四个板块，而实际内容还是显得“散”，缺乏整体的学术思想和统一的学术见解。

再次，王嘉良的《理性审视：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中的茅盾》(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是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作者历时5年，完成了这部32万字的精品力作，无疑是新世纪茅盾研究的重要收获。该书有作者自己特定的研究视角，即围绕对茅盾的“误读”引发深度思考，将茅盾置于20世纪中国复杂的文化语境中进行审视和分析。这在作者看来至关重要，因为“作家评价的历时性差异，常常来自不同时期文学或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亦受制于人们审视文学问题采取不同的评判标准”，“以往对茅盾的评价出现强烈反差，一个显在的事实是偏离历史文化语境，割裂历史，孤立地、抽象地谈论文学问题和学术问题”。(12)王嘉良：《理性审视：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中的茅盾》，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2、3页。这就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全书以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为切入点，以对茅盾进行正本清源式的阐释为突破点，以还原一个真实的、复杂的茅盾为落脚点。作者用理性审视的态度，重新审视了茅盾的文化选择、政治态度、文学观念、创作方法、文学范型、作品类型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通过作者的深层次解说，厘清了被历史表象遮蔽的许多复杂现象、重要问题。这种还原式的阐释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此外，还要说到钟桂松的新著《茅盾：却忆清凉山下路》(黄山书社2018年版)。这是作者近年来茅盾研究最新成果的结集，其内容诚如作者在“序”中所说，“涉及茅盾人生道路的起起伏伏，也涉及茅盾一生交往的方方面面”，还有茅盾在日本、在延安、在桂林的经历，以及茅盾的家世研究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人和事。该书资料翔实而丰赡，读来既增长知识，又拓宽视野。

(四)艺术研究凸显本体

从写作艺术、艺术美学、审美理论、创作风格等艺术和美学层面研究茅盾，新世纪以来也有重要收获，它更能凸显文学研究的本体特征和文学特性。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陈桂良的《茅盾写作艺术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曹万生的《茅盾艺术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华龄出版社2004年)、王嘉良的《艺术范型与审美品性——论茅盾的创作艺术与审美理论建构》(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庄钟庆的《茅盾的文学风格》(泰国留中大学出版社2011年)等。《茅盾写作艺术论》系裴显生主编的“21世纪写作学文库”之一种，从写作学、文章学视角把握文学大师茅盾的写作实践和写作艺术，给读者展示了文章大家的完整形象和独特意义。这是以往研究中所少有的。《茅盾艺术美学》是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理性·社会·客体——茅盾艺术美学论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的修订再版。当年的初版本由叶子铭作序，并给予高度评价。今天看来，修订本依然是填补茅盾美学思想研究空白之作，仍然后无来者。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共12章，全面论述了茅盾美学思想的基本框架、理论贡献、得失长短，发人所未发，道人所未道，有创见，有批评，不为贤者讳。修订本除修订外，还增加了上篇的第四章“茅盾与中西文化及当代中国：艺术美现实论”，突出茅盾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艺术范型与审美品性——论茅盾的创作艺术与审美理论建构》是王嘉良的力作。在专著方面，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就出版过《茅盾小说论》《茅盾与20世纪中国文化》(主编并撰述)《诗情传达和审美构造》等。进入21世纪，先后有《艺术范型与审美品性——论茅盾的创作艺术与审美理论建构》《理性审视：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中的茅盾》等著作，前者分为“艺术范型”和“审美理论建构”两大方面，分别从理性化叙事、经济视角、现实主义创作范式、社会剖析范型以及由此形成的“茅盾传统”进行了深刻论述，揭示了它对中国新文学的“范式”“范型”意义以及深远影响，这正是茅盾创作的价值所在，也是本书的认识高度所在。在此基础上，作者又分别从审美创造论、审美批评论、创作主体论、文学思潮论、小说、散文美学论，以及文化思想渊源展开整合性论述，试图揭示茅盾创作范型的理论支撑，从而厘清茅盾在现实主义审美理论建构方面的贡献。这样，本书就具有创作研究、理论研究双重价值。庄钟庆也是新时期茅盾研究的重量级学者，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茅盾的创作历程》《茅盾的文论历程》《茅盾史实发微》，奠定了其在茅盾研究史上的杰出地位。新世纪的这本《茅盾的文学风格》，分“作品篇”“文论篇”“源流篇”，阐述了茅盾作品、文论的风貌和风格。

(五)比较研究成绩不菲

这个阶段的比较研究主要涉及茅盾与鲁迅、老舍、沈从文、郑振铎、瞿秋白的比较等；也有将“鲁郭茅巴老曹”这六位作家放在一起进行描述的；还有的将茅盾放在中国左翼文学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中进行审视等。李继凯的《全人视境中的观照——鲁迅与茅盾比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是一部有份量的著作，是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几经修改而成，鲁迅研究名家王富仁为之作序并给予充分肯定，孔范今、吴小美、黄曼君、刘纳等现代文学研究资深专家也都给予高度评价。该书采用“全人视境和全人比较”的方法，回避“酷评”，选择“慎评”，从“全人研究”走向“全人比较研究”，对鲁迅和茅盾进行相当全面深入的考察、比较和评析，突出比较研究的全面性，认为鲁迅是新型文化的开路派、前卫派，茅盾是新型文化的建构派、稳健派。书中还批评了当今流行文化对鲁迅、茅盾及文化精英的“围剿”或消解，揭示了鲁、茅“沉重型”的人生样态及其当代意义。王德威的《写实主义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是论述20世纪30年代写实主义三位代表作家的著作。全书包括“概论”和“结论”共八章，有两章集中探讨茅盾，研究茅盾“历史的建构与虚构”“茅盾的小说政治学”等问题。对茅盾及其小说多有拷问和反驳的口吻，虽有一些见解，但较难做到公平公正。作为西方汉学家，其基本倾向与夏志清的观点有渊源联系。程光炜的《文化的轨迹——“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先后有两个版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两者的区别是：前者的起讫时间是1949—1976年，后者是1949—1981年，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的修订再版。程光炜是论著等身的重量级专家，对现代文学研究、当代文学研究均有建树，成果甚丰，影响巨大。这本著作是他思考、回答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之间如何转型的结晶。在他看来，眼下许多中国当代文学史，显然没有把“鲁郭茅巴老曹”等文学大师在当代的思想、文学活动和研究情况考虑在内，给予一定的笔墨，这就使上述的转型有某种突兀之感。这样，本书向人们讲述了这六位经典作家在1949年以后的人生境遇、接受、经历的复杂、难言和曲折。作者有意避开写大论文、作大学问的严正、庄重，而是从一个个具体的时间节点和细部切入，试图触摸历史的原形态。鲁迅的堂吉诃德式困境、郭沫若的歌德之道路、茅盾、老舍的现实主义之困境、巴金、曹禺的激情主义之受阻等都是通过小故事、小事例呈现出来的，具有以小见大的功效。阎浩岗的《茅盾丁玲小说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看似两位作家的比较，实则是两位作家研究的合集。不过，在“上编”“茅盾小说研究”板块中，贯穿了鲜明的比较意识，几乎每一章都是在比照中研究茅盾，比如茅盾与沈从文创作方法之比较、社会剖析派与西方的渊源、《虹》与《青春之歌》的互文性比较、茅盾与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贫困叙事、与20世纪中国土地革命叙事等。该书视野开阔，角度出新，创新观点迭出。李明的《茅盾与中国左翼文学论稿(1930—1936)》(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将茅盾放在中国左翼文学中，详尽论证了茅盾与左翼文学的关系、对左翼文学的贡献。将茅盾放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格局中进行审视，是周景雷著作的特点。周景雷的《茅盾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展而成，近30万字。作者把茅盾放在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在与现实主义、左翼文学、乃至与中外文化渊源的联系中来考察和研究茅盾，从而探讨茅盾的独特性。书中还具体比较了茅盾与鲁迅、茅盾与瞿秋白、茅盾与郑振铎等。该书是一部将微观与宏观研究结合得较好、具有历史感、具有覆盖面、有份量的专著。

(六)其他专著可圈可点

在一些具体研究领域，也有可圈可点的专著。在茅盾小说研究方面，陈建华的《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是一部别具一格、令人耳目一新的专著。这可能源自作者既是复旦大学的博士，也是哈佛大学的博士，还在香港的大学任教，因此，其研究的路数与大陆迥然有别。正如该书的内容简介所言，该书对茅盾的早期小说《蚀》《虹》以及《创造》等短篇进行研究，通过文本细读与复杂历史脉络的联结，着重分析女性形象塑造与进化史观、叙事结构的关系，从革命与都市、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妇女解放与性别政治等视角对作品及其女性形象作出新的诠释。文本细读与跨学科批评的结合是本书的突出特点，指出了茅盾在时代女性形象塑造上的“陌生化”成就及其渊源，读来饶有兴味。梁竞男、康新慧的《茅盾小说历史叙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是梁竞男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的结项成果，全书35万字，张中良作序。这部著作的特色在于，力图在历史主义的视域下来解读茅盾小说与国民革命、“五卅”运动、“八·一三”事变、政治分野、文化视域等的密切关联，在这样的背景下，对茅盾的一部部长篇小说作了深入的分析，从而揭示出茅盾小说的历史价值。这一点，在以往评价中并未得到深刻揭示。李城希的《〈子夜〉的艺术世界及周边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是继20世纪90年代孙中田的《〈子夜〉的艺术世界》之后又一部专门研究《子夜》的专著。全书四章，25万字，曹顺庆、王保生分别作序。其中，前言和第四章的主体内容作为两篇文章均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第一章探讨了《子夜》的多重文化主题以及审美意义的开放性、形象群及其形象构成、形象群的来源、塑造方法、艺术意义等问题；第二章研究的是《子夜》的细节及细小问题，如吴老太爷之死、阿萱的形象、交际花的身体表现等；第三章探讨的是《子夜》与通俗文学的关系。认为《子夜》从审美表现内容到人物形象再到意识结构与通俗文学如《海上花列传》之间有着明显的相通之处，并作了详细的列举。在作者看来，《子夜》与黑幕、侦探、才子佳人等通俗文学作品都有密切关系。这是更为新颖的看法，以往似乎没有过，的确是新鲜的。不过，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些牵强，值得讨论和争鸣。

在茅盾的文学批评研究方面，周兴华的《茅盾文学批评的“矛盾”变奏》(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是新世纪以来研究茅盾文学批评的重要著作，是作者博士论文的扩充。在以前，研究茅盾文学批评的专著已有庄钟庆的《茅盾的文论历程》、丁亚平的《一个批评家的心路历程》等，前者侧重纵论，后者侧重心路历程的探索。周兴华的这本论著则着重探讨茅盾文学批评中的“矛盾”现象，上编“同体异象”，纵向考察“矛盾”的表征，包括功利之“重”，学理之“轻”、前后不一、厚此薄彼、“门内”与“门外”、两极言说等。中编“内外冲突”，探讨茅盾文学批评的“显”与“隐”、复调意味的言说、意义的强调与美的缺失、理性的困惑与矛盾的表达等。下编“前因后果”，分析“矛盾”的成因与价值重估，重点是对茅盾文学批评中“矛盾”的发生学分析。书中还认为，茅盾的文学批评经历了“用心摸索渐入艺术之门”到“倒退走向艺术门外”的历程，以进入左联为界，后期的“艺术感悟能力日渐退化”。这种对茅盾文学批评的过低评价、否定评价使不少评论者“不敢苟同”“不可思议”甚至认为是“痴人说梦”。(13)沈冬芬：《近六七年来茅盾研究(论著部分)述评》，中国茅盾研究会编：《茅盾研究》(第12辑)，新加坡市：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社，2013年，第273-286页。

在茅盾人格研究方面，丁尔纲、李庶长合著的《茅盾人格》(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是这方面唯一的著作。作为茅盾研究的两位先辈学者，他们怀着对茅盾的敬意、甚至崇拜，述说茅盾的人格魅力。全书共七章，分别从茅盾人格的形成以及思想品格、道德品格、政治品格、创作品格、学术品格、编辑家评论家品格展开具体论述。从具体的章节看，有些内容是否属于人格的范畴似乎大可商榷，作者将茅盾在政治、创作、评论、学术等方面的所有的正面的品格、特点、表现都放在“人格”的框架下，也就把“人格”的内涵泛化了。当然，如果不这样综合、泛化，也较难构成专著的规模和格局。

三、自我省思与创新突破

通过以上对新世纪20年茅盾研究著作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茅盾研究成果并不少，此外还有这里没有总结的大量的茅盾研究论文。从中可以看出茅盾研究并不是“相对沉寂”，也不是“下滑”，更不是“跌入低谷”，而是平稳、持续地发展，这正是学术研究的常态，没有人为的制造热点，没有“放卫星”，没有“酷评”和“恶搞”，而都是以“慎评”的态度作各自的学术研究。虽然它在学界的影响力弱了，但这也许正是茅盾研究的常态体现。人们往往怀念20世纪八九十年代茅盾研究的轰轰烈烈，但那有特定的时代原因和时间节点。1981年茅盾逝世，“盖棺定论”提到日程，而党和国家的最高规格、最隆重的悼念和高度评价直接推动茅盾研究的成长和对茅盾文学业绩的崇高评价，茅盾研究出现了高峰和辉煌。然而，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任何一个学术研究对象都不可能总是处在高峰或辉煌，而是起伏消长，呈现的是一条曲线。新世纪20年的茅盾研究，虽构不成高峰，但从学术著作到科研立项，从普及读物到研究资料，这个时段的茅盾研究，可以说是沉稳扎实的时段，是视野开阔、多方透视、多元发展的时段。其中，不乏严厉的批评，也不乏学术新见。不管是赞扬，还是批评，都是本着探讨和解决学术问题，即使是严厉的批评，也都是摆事实，讲道理，力图给自己的观点找到根据，从而使自己的看法能够自圆其说。比如，关于茅盾文学批评的“矛盾”变奏、关于茅盾晚年的尴尬、独立思考的缺失、“正能量”的缺乏、《子夜》与《海上花列传》的明显相通、与才子佳人、黑幕、侦探小说的密切关联等。这些观点，我们可能不赞同，不认可，但不能不允许它们存在，只要它们不是恶意的诋毁和人身攻击，就应该尊重、珍视，这是应有的学术气度和胸怀，也是对学者创造性劳动的尊重。

从新世纪20年的茅盾研究著作中，我们欣喜地看到：老学者笔耕不辍，像孙中田、丁尔纲、王嘉良、钟桂松、李继凯等资深学者都有可观的、令人赞赏的茅盾研究专著，既实现了对茅盾研究的创新突破，也完成了对自我的挑战超越；青年学者成长起来，像商昌宝、梁竞男、李城希等都是茅盾研究的新秀，显示出茅盾研究后继有人，也预示着茅盾研究的发展后劲。梳理近20年茅盾研究的著作，不能不特别提及茅盾研究的资深学者、著名茅盾研究家钟桂松。多年来，他勤奋刻苦，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茅盾研究著作20部，其中21世纪以来就有14部，令人叹为观止。这些著作既有学术性的，也有普及性的，还有学术性和普及性兼而有之、紧密结合的，涉及茅盾生活和创作的方方面面。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业绩。钟桂松可谓茅盾研究史上的“劳动模范”。这些著作几乎每一部都有丰富的史料作支撑，很多史料在当时以至后来都是鲜为人知的。不少著作具有填补空白性，比如《二十世纪茅盾研究史》《悠悠岁月——茅盾与共和国领袖交往实录》《起步的十年——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等，具有开创之功。

应该说，21世纪以来的学术生态并不令人满意，甚至存在严重的问题。比如，项目化驱动，使研究课题越来越走向宏观、宏大，大而化之，甚至空洞无物。同时，项目化追求和驱动，也迫使研究者从选题到观点刻意求新，为创新而创新。一方面，这使有些研究貌似创新，实则缺乏学理依据和研究价值。这种学术生态，不利于像茅盾研究这样传统老课题的发展和推进。另一方面，由于传统老课题、名家、名著的研究较难出新，也迫使研究者在选题上不得不从本学科的中心滑向边缘，于是，悬置名家，搁浅经典，研究的陌生化、边缘化、碎片化自然显露出来。这也不利于茅盾研究的发展。在这样的学术生态下，茅盾研究能取得如上成绩，着实难能可贵，我们应该珍视。

总结过去，是为了现在和将来的发展。看到不足，才能更好地前行。新世纪以来茅盾研究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仍有值得思考、值得研究的问题和空间。应该说，像茅盾这样的作家研究，和鲁迅研究类似的是渐次走向“高原”，面对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研究者“影响的焦虑”将愈加强烈和明显，创新和突破将变得越来越艰难，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使研究冷清、成果减少也属正常现象。但这不能成为满足现状的理由，因为创新是学术的生命，研究、探索未知仍然是学者的责任和使命。研究道路虽越走越艰难，甚至窄化，但仍需奋力前行，仍需创新开拓。

茅盾研究的新发展、新开拓，从专著方面来说，我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对茅盾所开创的现实主义理论和创作以及所形成的艺术范型、范式和人们对它的接受和影响值得进一步梳理。以往，王嘉良、李标晶、王中忱、汪亚明等学者对此已多有研究，但仍需继续拓展。要以回到基础、回到原点、不忘初心的姿态对茅盾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独特内涵、特征、价值、意义、影响究竟怎样进行还原式的、实证式的研究。人们说，现实主义是开放的，是说不尽的，无论中西；现实主义也是有多种品格、多种风格的，无论古今。那么，茅盾的现实主义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是可以穷尽的，还是说不完的？是过时的，还是经典的？他的现实主义和中外其他作家的现实主义究竟有怎样的联系和区别？近几年，在文学理论和批评界有一种重估现实主义的鲜明倾向，人们重估《创业史》和《平凡的世界》的现实主义的胜利，呼吁要重建这种现实主义文学精神。那么，茅盾的现实主义在我们重建现实主义的路上有没有启示和借鉴意义？是不是前车之鉴？这些都需要在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大格局中，在与现代、当代文学的联系中好好地辨析一番，总结一番。

第二，对茅盾翻译研究尚需突破。茅盾不仅是作家、理论家、社会活动家，而且还是翻译家，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上均有建树，洋洋10卷本的《茅盾译文全集》就是明证。其内容异常丰富，有中短篇小说、散文、剧本、诗歌、文论、政论、科普著作等，译文所涉及的国别有美国、俄国等30多个国家的100多名作家。就总量来说，《茅盾译文全集》与《鲁迅译文全集》大体相当。鲁迅研究家王得后说，研究鲁迅的人是非读《鲁迅译文全集》不可的，因为鲁迅一生致力于翻译。同理，研究茅盾的人也应读茅盾译文，因为茅盾一贯重视翻译，在翻译理论、翻译思想上有颇多建树，如关于直译、转译、复译，关于翻译的标准、原则、方法等都有精辟的论述。以往，我们对茅盾翻译理论的研究，对茅盾翻译特点和成就的总结已取得了一些成绩，主要体现在研究论文上，但从专著层面系统、全方位地梳理还是个空缺。比如，茅盾学习和精通外语的情况、茅盾翻译文类的系统梳理、涉及的国家、民族、语种的情况、翻译选择的用意和目的、翻译文本的特点、效果和影响力如何，等等。期待着这方面研究专著的问世。

第三，茅盾年谱、研究年鉴、研究史的编撰还可加强。几年前，钟桂松在文中就曾提出“希望有一部完备的《茅盾年谱》”，虽然“现有万树玉本、查国华本、唐金海本，这些‘年谱’对推动茅盾研究都有积极贡献，有开创、开拓之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史料的出现，在时间上和内容上有不少地方需要增补”。(14)钟桂松：《关于茅盾和茅盾研究的几个问题》，《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笔者完全赞同。虽然唐金海、刘长鼎主编的《茅盾年谱》在篇幅上已达136万字，但由于编撰较早(20世纪90年代中期)，内容驳杂，撰写仓促，错误较多，再加上近20多年新资料、史料的发掘，的确应该修订、补充。这是一项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也是需要认真和体现真功夫的研究工作。我们欣喜地看到，蔺春华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茅盾年谱长编》已成功获批，不久，这部新的年谱长卷就可问世。茅盾研究年鉴的编撰，浙江传媒学院的学者已有了良好的开端，希望向前追溯，向后延伸，形成完整的年鉴体系。茅盾研究史的编撰，目前虽有邱文治的《茅盾研究六十年》和钟桂松的《二十世纪茅盾研究史》，且后者是具有开创性的著作，但都属“初论之书”，应该在钟桂松的《二十世纪茅盾研究史》的基础上，编撰出新的茅盾研究史来，将新近20年的研究纳入其中。研究史和文学史一样，可以有多种，可以有不同观点、不同体例、不同侧重的研究史，这样，才能呈现出茅盾研究的全貌，这也是需要花大气力的，来不得投机取巧。

第四，茅盾的接受、传播史的研究也有可为。在接受、传播学的视域下搜集、整理相关史料，包括茅盾作品的版本、版次、印刷数量、改编、大众接受及其形式、海外翻译、收藏，等等。这方面既包括内地的接受、传播史，也包括在中国的港澳台地区和东西方各国的接受、传播史，将历时研究和共时研究结合起来，可以写出有价值、有意义的著作来。

结语

新时期以来，茅盾研究40年，可以说，前20年轰轰烈烈，有热点，有争论，也有酷评和轰动效应。后20年扎扎实实，研究渐趋沉稳。从热闹到沉静，正反映了茅盾研究以及其他许多研究领域的正常学术历程和发展走势。从这个意义上说，茅盾研究的发展态势，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晴雨表，一个典型个案。新世纪20年的茅盾研究，与其说是“相对沉寂”，不如说是常态发展。通过上面的梳理和分析，我们获得了充分的理由和例证；在这20年，新、老学者笔耕不辍，普及、提高并行不悖，史料研究和学理阐释并驾齐驱，共同营造了茅盾研究的新格局。研究的不足和尚需拓展的空间仍将激励研究者继续探索、孜孜不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