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治军

(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453007 )

格非在新世纪出版的系列小说《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似乎换了另一种写法，大量的平铺直叙使作品呈现出简约之风。与其之前的先锋写作相比，《江南三部曲》更值得反复细读。在既有《江南三部曲》研究中，人们或者把它看成对理想主义者“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追求乌托邦的理想与实践”(1)熊修雨：《理想主义与人性建构——论“江南三部曲”中格非对乌托邦问题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的叙述，或者把它看成对“乡村女子秀米如何辗转奋争于乌托邦理想建构的身心历程及其传奇故事”(2)陈华文：《最是书香》，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11页。的讲述，或者把它看成对“知识分子乌托邦梦想的”“重述”(3)项静：《在结束的地方开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39页。，也就是说，《江南三部曲》是一部关于乌托邦的小说。然而，作家的意图似乎不限于此，格非认为：“文学在任何时代,都不仅仅是一个记录器,同时也是一种自觉反省的力量。”《江南三部曲》即是在一个并不复杂的叙事中进行历史思考的样本。对此，木叶认为格非的“乌托邦思考更多地体现在对百年知识分子的辗转及精神困境的持续探测”(4)木叶：《先锋之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45、147页。。张清华说得更清晰：“这一家族人物的命运似乎表明，历史并非像人们期望的那样，只要通过 ‘革命’的推动就一定能够‘进步’；而反过来，那些积极献身于历史进步的人们，也并非一定会在这变革中获得自身的解放和价值的实现。”(5)张清华：《春梦，革命，以及永恒的失败与虚无——从精神分析的方向论格非》，《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2期。批评家们看到了潜藏于文本之中的历史之思。鉴于此，本文拟从小说的叙事入手，从隐性进程中考察小说的失败叙事，小说的前两部在显性情节中植入一股失败叙事的暗流，直至第三部成为叙事的主流。以乌托邦理想为考察的立足点，小说的失败叙事有三种形态，而导致其失败的根源则在于，共同的思维方法和认知模式使小说人物不能把特定历史境遇中的理想再次对象化和历史化。

一、由隐而显的失败叙事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情节始终是叙事研究的中心。申丹认为在很多的叙事作品中都含有一种“隐性进程”的叙事，它是“一股自始至终在情节发展背后运行的强有力的叙事暗流”，和显性的情节“并列前行表达出两种不同的主题意义、两种相异的人物形象和两种互为对照的审美价值”，并继而指出，“在存在双重叙事进程的作品中，如果仅看情节发展，忽略隐性进程，就会片面理解甚或严重误解作品的主题意义、人物形象和审美技巧”(6)申丹：《隐性进程》，《外国文学》2019年第1期。。《江南三部曲》由先锋写作回归到传统叙事，却在传统叙事中植入了一股叙事暗流。从显性叙事来看，小说叙述的是一个具有血缘与地缘关系的家族史，陆侃的疯癫与离家出走，张季元反清被杀，花家舍土匪的火并，陆秀米的革命和革命失败后的“禁语”，构成“与时代梦想、社会剧变相互纠缠的传奇人生”(7)格非：《人面桃花》，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封底。。尤其是张季元与梅芸的情欲放纵，张季元对陆秀米的暗恋，陆秀米被劫持被强暴，花家舍土匪的恶行与内讧都让这一显性叙事进程充满了对性与暴力的书写。作者对性与暴力的书写是近乎冷漠的，也是缺乏道德评判的，这在致力于历史反思的格非那里存在着明显的叙事悖论。这一悖论的合理解释只能是，性与暴力书写并非小说的真正主题。

事实上，在显性情节的背后，小说隐含着较少正面叙述的理想内容。它聚焦于理想实践过程和结果，凸显了小说的“失败”主题，延续了《欲望的旗帜》以来的“失败者的坚持”(8)季晔倩：《失败者的坚持———从〈欲望的旗帜〉到〈春尽江南〉》,《名作欣赏》2012年第27期。，叙述了“失败的人，人生的失败”(9)胡伟：《失败的人，人生的失败——读格非〈春尽江南〉》，《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8期。，是一部“失败者之书”(10)刘新林：《失败者之书——从〈春尽江南〉说开去》，《文学报》2012年5月17日。。首先，从叙事节奏上看，《人面桃花》似乎有一个叙事的“败笔”。小说采用全知视角和顺时序的传统叙事方法，用占全文四分之一的篇幅来讲述陆侃和张季元的故事。相比陆秀米，他们只能算得上是次要人物，擅长故事营造的格非完全有能力把他们的故事植于陆秀米的叙事之中，从而使整篇叙事显得更精炼紧凑，也让故事的进程变得富于变化，但作者让他们最先出场，让读者知晓他们的故事之后再去阅读陆秀米的传奇，显然看中的不是它的故事维度，而是其功能指向，具体来说，就是陆侃的离家出走和张季元的反清失败起到为小说铺垫失败基调的功能。以他们不同形式的理想失败开篇，就像是在提示读者，失败几乎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历史宿命，随后出场的人物尽管都演绎了不同形式的传奇人生，但结局却似乎都不那么完美。其次，作者采用叙事延宕或叙事中断等策略，让陆秀米的人生叙事变得不完整、不顺畅。譬如，陆秀米在花家舍亲眼目睹土匪之间内讧的叙事较为完整，可随后陆秀米如何生下儿子？如何从土匪马弁那里逃脱？如何到了日本，并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如何又回到普济？这些信息，作者都没有交待，是小说叙事的永久性缺失。到了陆秀米革命的部分，叙事又显得散乱繁复，“小东西”的命运、丁树则的登门训导、长洲老婆子的上门寻仇、老夫人的死、大金牙的被杀等叙述挤占了很大空间，只留下最终起义失败的结局。这样一来，在陆秀米的人生中，除了花家舍的覆灭和起义的失败之外，其他叙事或者零散或者缺失。从第一部全篇的叙事进程来看，陆秀米是对陆侃与张季元失败的延续，小说以她和陆侃等人的人生故事，勾勒出了一个关于理想失败的叙事轮廓。

《江南三部曲》的第二部是《山河入梦》。如果不是《人面桃花》最后寥寥数语的交代，如果不是小说里仅有的几处对谭功达身世的回忆，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看成毫不相干的两部小说，让它们成为一个整体的仍然是隐性进程的失败叙事。作为显性情节，小说始终围绕谭功达与白小娴、姚佩佩的情感纠葛，以及和县领导班子成员费尽心机的权力之争展开，“寓言般地呈现了个体在时代剧变中的曲折命运与精神求索”。谭功达日常生活里对情感的反应是迟钝的，这表现在与白小娴的恋爱中，谭功达满怀希望：“这时候，我若冲上去一把将她抱住，死不松手，她会不会闹将起来呢？”他根本不知道白小娴始终都是在敷衍行事。她之所以能来相亲，全部都是她叔叔白庭禹强迫的缘故。这也体现在与姚佩佩的接触中，谭功达始终是被动的，姚佩佩为了观察他的心思，便挑起了谭功达所买的泥人话题，“谭县长，听人说您上次在集市上，给我买了件什么礼物，怎么这么长时间，也没见你送给我呀？”谭功达却没有觉察到她的情感波动，连想都没想就说：“剩下的那只好的，还在我家中床头柜上摆着呢。”(11)格非：《山河入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封底、第90、182页。这个“既愚钝又善良”的谭功达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他一直“执着于自己内心的理想世界”(12)格非、王小王：《用文学的方式记录人类的心灵史——与格非谈他的长篇新作〈山河入梦〉》，《作家》2007年第2期。——“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桃源盛景”(13)格非：《山河入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4页。。这些对于白小娴、姚佩佩来说，显然是遥远而又毫无意义的，但从张季元、陆秀米的视角来看，谭功达的想法却是对其先人理想不折不扣的延续和继承。

如果说在《人面桃花》《山河入梦》中，作者有意放弃对人物性格的丰满性描绘，限制情节向“传奇”方向发展，目的是为了揭示理想失败的主题，那么到了第三部《春尽江南》，小说的主题则发生了变化，理想精神退去之后的结果成了它的新主题。如果说前两部小说的隐性进程围绕主人公的“失败”展开，那么在《春尽江南》中，这种失败叙事则作为显性情节，演化成了“个体人生在社会剧变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和精神困境”。面对现实问题，谭端午是无能为力的，而在“精神困境”之中，他则“习惯了从堆积如山的书卷和纸张中散发出来的霉味”。一到下雨天，当他透过资料科办公室的南窗，眺望着院墙外那片荒草丛生的滩涂，眺望那条乌黑发亮、臭气逼人的古运河，以及河中劈波斩浪的船只，他都能感觉到一种死水微澜的浮靡之美。(14)格非：《春尽江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封底、第44页。

谭端午调到地方志办公室，他的妻子讽刺他“正在那个小楼里一点点地烂掉”，可是他却已然遁入那“寂寞而自在的时光”。在“成功”人士庞家玉的眼中，在地方志工作就是人生失败的象征。而在心中已经不能激起任何微澜的谭端午那里，“发霉”的工作正好为他远离那些所谓的成功生活提供了借口，也只有在这样的生活中，他的精神虚空才能获得暂时的慰藉。这说明精神梦魇者谭端午心中仍残存着一种理想，他和绿珠关于“乌托邦”的争吵，他在花家舍学术会议上主动的自我疏离，都是其理想精神依存的某种印记。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春尽江南》“将感伤的审美格调，从叙事语调的层面沉淀到人物的生命肌理之中，以乌托邦的凭吊，映射了某种事关理想和慰藉的人文主义情怀”(15)洪治纲：《乌托邦的凭吊——论格非的长篇小说〈春尽江南〉》，《南方文坛》2012年第2期。。崇高变得平庸，激情成了放纵，革命成了与酒吧女子的暧昧，但“事关理想”的人文情怀并没有完全缺失。由此来看，把理想精神隐藏于内心的谭端午，与他的祖辈、父辈之间保留着似断还连的精神血脉，尽管这是一个失败的血脉。

综上所述，《江南三部曲》采用了两种叙事动力。前两篇小说中的失败叙事以隐性进程的形式演进，到了《春尽江南》，个体的精神困境成为主要的情节故事，但“精神困境”之所以会成为问题，主要还是借了个体内心理想精神不息这条隐性叙事衬托的原因。当然，小说的显性情节是重要的，但是要想达到“用具有穿透力的思考和叙事”来呈现“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内在精神的衍变轨迹”(16)格非：《春尽江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封底。，仅依靠这一条情节线索显然是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隐性进程的使用是必然的，不同层面的失败叙事不仅为作者思考历史提供了最佳的观察视点，而且借着“所有的成功者都是肤浅的，只有失败者肩负着反思的重任”(17)格非、张清华：《如何书写文化与精神意义上的当代——关于〈春尽江南〉的对话》,《南方文坛》2012年第2期。的责任伦理，作品便进入一个非同寻常的反思领域。

二、基于乌托邦理想的失败叙事

格非小说中的人物不乏失败者，《迷舟》中的萧旅长，《青黄》中的“我”，《敌人》中的赵少忠，《欲望的旗帜》中的曾山、张末，等等，都可归入失败者的形象系列。《江南三部曲》中的陆秀米、谭功达等人物的出现自然是对这一系列形象的承继，但也有新的延伸。意识到“我愿意代表的，或许仅仅是失败者而已”(18)格非：《创作谈》，《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11年第6期。的作者的自觉，体悟到“只有意识到痛苦和绝望，才能去发现人生的真谛”(19)格非、王小王：《用文学的方式记录人类的心灵史——与格非谈他的长篇新作〈山河入梦〉》，《作家》2007年第2期。的作者的思考，以及“透过物质层面去观察精神史的吉光片羽”(20)格非、张清华：《如何书写文化与精神意义上的当代——关于〈春尽江南〉的对话》,《南方文坛》2012年第2期。的作者的期待等丰富内涵的积极介入，均让这些新的失败者拥有了与以前不同的特点。

首先，横向移植乌托邦思想的探索。张季元是中国近代的革命者，他的思想中弥漫着浓郁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在未来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也是自由的”。在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现代理性和进步史观的存在，尤其是对未来的构想。他相信理想不仅会在一定的条件下成为现实，而且还能有效地解决许多现实问题。然而，张季元的革命最终失败了，他和薛举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陆秀米是普济的职业革命家，深受其父陆侃的影响：“她想把普济的人都变成同一个人，穿同样的颜色、样式的衣裳；村里每户人家的房子都一样，大小、格式都一样。村里所有的地不归任何人所有，但同时又属于每一个人。全村的人一起下地干活，一起吃饭，一起熄灯睡觉，每个人的财产都一样多，照到屋子里的阳光一样多，落到每户人家屋顶上的雨雪一样多，每个人笑容都一样多，甚至就连做的梦都是一样的。”(21)格非：《人面桃花》，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41、234页。为此，她不惜变卖地产来实践其理想，如亲任校长兴办教育，成立地方自治会，成立育婴室、书籍堂、疗养所、养老院，还卖家产、购武器、兴义旗，等等。遗憾的是，陆秀米造福家乡的种种努力最后以彻底的失败告终：没人把自家的孩子送到育婴室，也没人去她的新医院就诊。后来的反清起义也“胎死腹中”，她自己则被监禁起来。作为陆侃的后人，谭功达的心中也有一个桃花源情结，他希望在梅城的规划中，不仅有鲜花、行人和汽车，还有一个可以“将梅城县的每一个村庄都连接起来”(22)格非：《山河入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12页。的风雨长廊。而在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谭功达敢于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并突破重重阻力，建大坝、修水库、试验沼气、规划梅城。可叹的是，巨大的洪水冲垮了新建的普济大坝，淹没了两个乡村的土地，造成了多人的伤亡，谭功达被免去所有职务，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失败者。

张季元、陆秀米、谭功达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不同的革命历程和社会建设实践，但他们的失败又均源于共同的理想。张季元从国外无政府主义那里翻译了他的革命理论，陆秀米从日本引入了她的社会救助模式，谭功达从苏联经验中复制了他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模板，这些理论、模式、模板实质上都是西方乌托邦思想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翻版，都想建设一个消灭剥削、消灭贫困、人人劳动、平等互助、物质丰富、财富公有的理想王国。不论是从柏拉图到17世纪的古典时期的实践乌托邦，还是启蒙以降的空间乌托邦，都是不及物的，都没有过真正实现的历史经验，但乌托邦思想又是一种人类应该如此的理想状态，“如果要从我们的世界中彻底消除超越现实的元素，那就会把我们引向一个‘如实’的状态，这最终将意味着人类意志的腐烂。……随着乌托邦思想被放弃，人类将失去创造历史的意志，并由此失去理解历史的能力。”(23)[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李步楼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07-308页。陆秀米们正是不愿“失去创造历史的意志”，他们才像唐·吉诃德一样把西方的乌托邦思想横向移植到现代化转型中的中国。他们虽然失败了，但在其失败中，我们分明感受到了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先进知识分子的拳拳之心。

其次，纵向继承桃花源精神的失落。花家舍是《江南三部曲》中的一片神奇土地，无论是近代还是当代，这里似乎都能成为一个将要实现的大同之地。花家舍能有如此成就与两个人物分不开：近代的王观澄和当代的郭从年。王观澄原是同治六年进士，点过翰林院，中年后辞官，把花家舍经营成一方世外之地：“桑竹美池，涉步成趣；黄发垂髫，怡然自乐；春阳召我以烟景，秋霜遗我以菊蟹。舟摇轻飏，风飘吹衣，天地圆融，四时无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洵然有尧舜之风。就连家家户户所晒到的阳光都一样多。每当春和景明，细雨如酥，桃李争艳之时，连蜜蜂都会迷了路。”(24)格非：《人面桃花》，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15页。王观澄身处内忧外患的危亡时代，先进知识分子都在积极设计着拯救国家的理想方案，以桃花源理想为核心的大同思想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种方案。从旧文人走过来的王观澄自然成了大同思想的追求者和实践者，这让桃花源理想在近代有了某种隐喻的意义。郭从年原是38军的副师长，解放后无意仕途，“只身一人回到花家舍，做起了‘山大王’”，把这里经营得有模有样：“村子里每一个住户的房子都是一样的：一律的粉墙黛瓦，一式的木门花窗，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有一个竹篱围成的庭院，篱笆上爬满了藤蔓植物，远远望去，有些像忍冬，又有些像蔷薇。连庭院的大小和格局都一模一样。一条砖木结构的风雨长廊沿着山坡往上延伸，通往山顶的一座高大的烟囱。”(25)格非：《山河入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94页。

可极具吊诡色彩的是，王观澄治下的花家舍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土匪窝子，如此令人钦羡的生活最终变得烟消云散，王观澄也于一场内讧中死于非命。郭从年管理下的花家舍似乎比王观澄的大同世界更进一步地走向了现实，但花家舍公社的建设却是以人性的丢失为代价的。郭从年把一切都置于严厉的监督与管控之下，他成立了如卡夫卡“城堡”式的“101机构”，他在“每一个交通要道，包括广场、学校和邮局，都设立了铁匦”(26)格非：《山河入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58页。，每个人都在检举他人，却同时也被他人检举，形成了一种神秘、恐怖的专制氛围。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它造就的是整个社会成了一个看似和谐的监狱，幸福背后是严重的不自由及人性异化。”(27)姚晓雷：《误历史乎？误文学乎？——格非〈人面桃花〉等三部曲中乌托邦之殇》，《文艺研究》2014年第4期。以社会富足、共有共治、自由自在为理想的大同社会不知不觉中走向了它的反面。

再次，理想精神退藏于心的现实妥协。谭端午是上海某师范院校的硕士研究生。他心气高，有抱负，在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取得第一却未被录取，便赌气放弃导师提供的上海工作，“不食周粟，不接嗟来之食，拂袖而去”。然而，就业并非易事，无论是“四处投递简历”，还是参加“用人单位的招聘会”，他“都没有获得面试的机会”。最后，当得知“没人愿意去”的鹤浦矿山机械厂招人时，他“心里纵有一百个不愿意，也只得答应试试看”。这应该算是谭端午研究生毕业后的再次受挫，如果说第一次受挫尚未触及到他的人生自信的话，那么去矿山机械厂就业则无疑给他带来莫大的失望，“百感交集之中，亲人般的情愫，哽在他的喉头”。更糟糕的是，矿山机械厂的工作并不适合谭端午，也或许是他认为秘书工作并非其理想所在，“他来到的这个鬼地方，似乎并不是就业，简直就是被劫持，跟蹲监狱没什么本质的差别”。于是，他决定重新换岗，在朋友的帮助下，调到了地方志办公室工作。尽管地方志办公室也并非理想之地，但不断受到现实打击之后的谭端午还是接受了这个“既不重要又非完全不重要的单位”。艰难的就业之旅使谭端午在现实的逼仄下一步步放弃抱负，直到在某一天明白“到了今天，诗歌和玩弄它们的人，一起变成了多余的东西”(28)格非：《春尽江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8、28、44、121页。，他便在现实面前妥协。他心中尽管还残存一点诗意，但却早已没有了远方。他虽然也会偶尔听听音乐，向妻子炫耀一下对于“牺牲”的解读，但遇到更多的则是“疑惑”。他的“疑惑”，倒不是源于这种被称作雾霾的东西如何有毒，而是所有的人对它安之若素。仿佛它不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新生事物；仿佛它不是对自然的一种凌辱，而就是自然本身；仿佛它未曾与暗夜共生合谋，沆瀣一气，未曾让阳光衰老，让时间停止；仿佛，它既非警告，亦非寓言。(29)格非：《春尽江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48页。

这是谭端午精神困境的真实写照。他一直在守着妥协的边界，既“拒绝跟随这个时代一同前进”(30)格非：《春尽江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07页。，也不让现实再侵入哪怕一步，他的思考虽然没有间断，但与年轻时充满理想的豪情相比，此时的思考已仅仅是“思考”，它只停留在谭端午瞬间的反应中，却很少再去触动现实的边界，更没有了实践的价值。

综上所述，中国知识分子近百年的理想实践不断遭遇失败，但失败的内容并不相同。张季元、陆秀米的理想实践是基于拯救近代中国国家危机的现代尝试，他们敢于从平常人中脱颖而出，甘愿为改变社会牺牲一切，所以，他们的失败在更大程度上是不愿“失去创造历史的意志”的失败。王观澄、郭从年的理想实践是基于中国传统桃花源思想的现代尝试，他们在花家舍的试验其外表上似乎已有大同社会的影子，但是在其内里则或者失于利益之争，或者失于人性的沦丧，均表明这是一场似是而非的理想试验。谭端午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无法在日益发展的当代社会中施展抱负，他不得不将理想退藏于心，以“拒绝跟随这个时代一同前进”的姿态，来表达对现实的某种忧虑。

三、无法让理想“对象化”和“历史化”的认知结构

理想需要坚守，历史需要回顾，失败需要反思。《江南三部曲》是一部跨越百年的家族史，是一部众多人物都不约而同地坚守与追求的精神史，是一部理想实践的失败史。种种理想实践为何会走向失败？我们可以从陆秀米的实践展开讨论。

陆秀米的理想实践最初是从成立自治会开始的。很快，她就成立了普济地方自治会。那时的皂龙寺已经修葺一新，加固了墙体，刷了石灰，更换了椽梁和屋瓦，又在两边新盖了几间厢房。秀米和翠莲都已经搬到了寺庙中居住。他们在那座诺大的庙宇中设立了育婴堂、书籍室、疗病所和养老院。秀米和她的那些手下，整天关在庙中开会。按照她庞大的计划，他们还准备修建一道水渠，将长江和普济所有的农田连接在一起；开办食堂，让全村的男女老幼都坐在一起吃饭；她打算设立名目繁多的部门，甚至还包括了殡仪馆和监狱。(31)格非：《人面桃花》，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93页。

这些公共设施是普济此前所不曾有过的东西，也是陆秀米之前不曾经历过的东西。陆秀米努力使它们在家乡变成现实，但“育婴堂”“书籍室”“疗病所”“养老院”究竟为何物，普济人并不理解，也不接受，甚至在这些公共事物面前表现出冷漠的态度。这其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陆秀米在对新社会图景认知上不成熟的一面，也就是说，只把作为结果的各类公共设施当作西方现代思想的物化形式本身来对待，似乎有简单化和片面化的倾向。具体来说，陆秀米并没有将这种从日本引入的现代思想，加以适当的“对象化”“历史化”和“语境化”，所以，这种生活图景没有内化为普济人的精神自觉。换言之，对普济人来说，这些现代的公共设施无疑是一堆令人惊奇的“怪物”，是与“我”无关的他者存在。由此可见，对陆秀米来说的这种“日本的”想象式的生活图景，还不具备在普济(甚或江南、中国)存在和生长的历史条件。卡尔·曼海姆认为每一种乌托邦思想的缘起都有滋养其自身的历史土壤，这意味着每一种乌托邦思想的兴起其实都包含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它们是为了解决那些现实情境的问题才出现的。每一种乌托邦思想在提供其历史有效性的同时，也同时体现着它的局限性。对于近代中国革命者来说，这种甄别能力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它意味着对西方思想的借鉴，必须从自己的问题语境出发，必须充分考虑到所鉴思想的局限性，必须将西方的思想置于当下中国的语境之中。只有如此，被再次对象化和历史化之后的西方思想，才可能具有在中国语境中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否则，就很容易陷入鲁迅所言“根史实而见于西方者不得已，横取而施之中国则非也”(32)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7页。的历史困境之中。

陆秀米没有对西方思想做到熟稔的程度，似乎情有可原，可对生长于斯的家乡普济的现状也未达到熟悉的程度，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正是由于她对龙庆棠百变身份的一无所知，直接导致了其革命的失败。龙庆棠是“候补知州”，又是“清帮头目徐宝山手下的安清道友会的头目，长期以来，一直把持着镇江、扬州的私盐和妓院”(33)格非：《人面桃花》，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46页。。辛亥革命时，他又参加革命，被任命为“梅城地方共进会的会长”。就是他，不仅骗取了陆秀米家中的187亩田地，还向清廷出卖了她的革命身份，而带领官兵抓捕她的人正是龙庆棠的儿子。陆秀米与他频繁交往，却既不知他的社会根底，也不知他的丑陋人性，甚至她的仆人保琛不断提醒，也未能影响她对龙庆棠的信任。这一方面映衬出清廷的凶险，另一方面也说明陆秀米对革命的复杂性、艰苦性的估计严重不足，以至于在革命中犯了与上述简单化地看待西方思想相类似的错误。以此观之，陆秀米的失败是一种必然的失败，而且是一种全方位的失败，这是她不熟悉普济的现状、没有把公共设施的建设与普济的现实相结合而导致的失败，也是她对革命的艰苦性未能做出明确的研判、轻信龙庆棠而导致的失败。

犯类似错误的并非陆秀米一人，张季元基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革命、王观澄基于桃花源理想的花家舍、谭功达基于苏联农庄的社会主义建设等种种失败，没有一个不与实践主体对理想的片面化、简单化理解有关。再以谭功达为例，他把社会主义建设狭隘地理解为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农庄，他在梅城的建设同样犯了“水土不服”的病症。谭功达盲目相信苏联模式，只是出于一厢情愿的想象，只是想尽快把这一“空中楼阁”式的生活图景变成现实，但是他对梅城的现状却缺乏充分认识。譬如，财政是否紧缺、发电机组供货是否正常、村民们对待堤坝建设是否存在不满情绪、领导班子成员是否团结等问题，他从来没有进行过认真调研。尤其在普济水库的修建上，议案虽已提出，但“大会小会开过十多次，响应的人寥寥无几”。许多人都正式或侧面地提醒他，他却置若罔闻。主管水利的副县长赵焕章正面提出反对意见：“眼下连年饥荒，县财政入不敷出。刚刚上马的铜管厂、水泥厂都濒临倒闭，河道要疏浚，灾民要救济，军烈属要抚恤，学校要新建，教师要工资。这大坝一修，少不得要淹掉几个村庄，移民安置费从哪里来？”他的老战友钱大钧曾给予善意的暗示：“那不是一个便宜的买卖。伤筋动骨，吉凶难测，万一弄出个三长两短，只怕是不好收场。”他的老上级聂竹风也对这件事情“极感踌躇”，即使在答应支持之后，也不忘劝导他说“凡事可缓不可急”，并明确告知：“万一弄他个坝塌堤崩，水淹七军，咱们先小人后君子，你可不能指望我再来帮你擦这烂屁股。”(34)格非：《山河入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2、12、13、14页。所以，谭功达的乌托邦想象最终和普济水库一起崩溃了，崩溃得那么干脆，那么彻底。

在几位主人公中，谭端午似乎是一个特例。对谭端午的考察应同样放在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那是一个重提启蒙、重视理性的时代，是一个在中国大地已经吹响实现四个现代化号角的时代，这一深刻的历史命题不仅凝聚了那代青年知识分子的责任心，培养了他们对现代理性的亲切感，更形成了他们围绕现代理性去建构人生意义的认知方式，如“我长大了要当……”的豪言壮语，就是这一认知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体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成为我国主要的经济形态，并连同其他相关经济关系也发生较大变化时，80年代语境中的现代理性便开始受到种种质疑，尤其当市场经济也被解释为是现代理性的一部分时，那些曾以80年代思想为起点的人们如何能立即接受！谭端午从对市场经济的怀疑走向对理性精神的怀疑，他在情绪“完全失控”中和导师发生“激烈的争吵”正是这种怀疑的症候表现，而对理性精神的怀疑也让他最终走向了自我隔绝。谭端午与陆秀米、谭功达走的是完全不同的失败之路，他们对理想的态度也不尽相同。陆秀米们对理想孜孜以求，谭端午则放逐理想否定理性，但他们在不同的失败路径中却似乎有着共同的根源。他们都没有追问其乌托邦思想产生的历史境遇，也没有把这特定历史境遇中产生的理论——包括它的历史有效性和局限性——置于当下的现实，没有让这种理论成为被“我”观照过和反思过的理论，没有让其重新历史化和对象化。

综上所述，从张季元、陆秀米到谭功达、谭端午，小说众多人物不同的失败中隐含着共同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这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虽然培养出了中国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现代意识、自我意识和责任意识，但也不可避免地遮蔽了他们的知识视野，以至于他们无法掌握所借鉴理想的整体意蕴，也很少调研自己所处语境的现实情况，从而成为众多人物各种理想实践失败的认知因素。作者曾说：“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反省，不光是社会、历史，还有我们自身的生活及其意义。”(35)格非、张清华：《如何书写文化与精神意义上的当代——关于〈春尽江南〉的对话》,《南方文坛》2012年第2期。对上述知识分子认知模式的考察，或许也是反思“我们自身的生活及其意义”的一部分内容吧。

结语

江南的意蕴是丰富和多元的。它自古就是中国的富庶之乡，但与此同时，它还是承载着中国文明历史的文化之乡，还是当时代变迁之际，“文化意义上的‘地’使得此地之‘人’始终秉承着浓厚的优越感和历史记忆”(36)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1页。的记忆之乡。格非曾说，相较于“乌托邦三部曲”，他更愿意用“江南三部曲”的标题，恐怕正与江南这一名词自身所包含的深刻意蕴相关。《江南三部曲》是一部反思之作，它的思考是多元的：或者是江南百年的历史，或者是知识分子的百年命运，等等。借由人物的失败人生，思考百年来知识分子的认知局限虽不是新命题，但意义非凡。

考虑到近代中西文化交融渗透这一背景，知识分子新的认知结构并不容易建构。张季元、陆秀米和谭功达等人的种种实践，之所以会遭遇种种挫折，主要是因为：对外，他们未能认真研究西方现代思想以及其发生、发展的各种历史要素；对内，他们未能详细了解致使中国落后的各种历史之因与客观要素。谭端午所遭遇的精神困境表明，当代知识状况依然没有脱离这一脉络，所以，对认知结构的揭示不仅是对知识分子精神发展问题的重新思考，同时也涉及到当代精神如何拯救的问题。以此来看《江南三部曲》，这或许是其另一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