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胜 周 丹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是现实的运动过程，也是理论的生成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新成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取得新进展。历史和现实都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新的系统的理论概括，提炼更具标识性的概念范畴。因此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结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加快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

一、为何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1)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页。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也是“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从中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马克思出生在德国，马克思的思想诞生在欧洲，马克思的事业在中国得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最闪亮的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科学性、真理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证明共产主义理想与现实的科学性、真理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丰富成果，要求和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的诞生。

(一)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概念表达，强调的是“中国化”和“中国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中国”只是一个地域范畴。譬如，就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传入中国的历史来说，1899年2月马克思及其学说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最先引入中国。20世纪初，梁启超、马君武、朱执信等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把马克思主义持续引介到国内，但是发生的实际作用很有限。这些历史事实只表明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来到了中国，并不能表明“中国化”，也就不具备“中国性”。在五四运动中，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学习运动和宣传运动。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寻找“救亡和启蒙”的一部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带来新曙光，人们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之外看到了另一种社会解放的可能性。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指受俄国十月革命感召而信奉马克思主义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和实践探索，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端，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思想体系的开端。(2)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端问题，刘林元等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毛泽东哲学的产生为标志而诞生，以1930年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为开端，强调中国革命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原理相结合。刘林元、尚庆飞、李江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思想结晶》，《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作区分，关键在于是否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一段时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裂为所谓“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提出“政治淡出、学术凸显”，如此一来，就成了“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不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陆剑杰对此提出三点区分标准：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只当作学术来研究，而不结合中国实践、中国问题，这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结合中国自古代以来的优良哲学文化，不具有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精神性格，这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人民的实践智慧不予置理，不对这一实践智慧进行理论升华，这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具有深湛哲学修养的领导人和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家持续合作，共同创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3)陆剑杰：《掌握命运创造历史的哲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研究》，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年，第2-3页。譬如，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内涵、邓小平与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内涵、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早期传播、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张岱年的“综合创新论”、冯契的“智慧说”、李景源的“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等一系列重要论断，提出中国梦、“四个自信”“四个全面”“五位一体”、生态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重要概念，充满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成果。

(二)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总概念，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果为内容，构建知识化、系统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区别。汪信砚概括了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种错误观点：一是“异端”论，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端”，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二是“复制”论，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复制品”，是“非中国的”。(4)汪信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特性》，《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12期。对“异端”论和“复制”论的回应，就是要亮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身份，并且在学科的意义上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示区分。

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譬如，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事物的矛盾运动、认识的能动反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等等。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往是称作“马克思主义”，而不具备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具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涵，甚至有可能与马克思主义相左，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性”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理论，是对中国实践的理论表征，是对中国问题的理论回答。“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的思想场域是“西方的”，试图解决的是“西方的问题”，尽管它可能具有“世界性”的价值和意义，但显然不是从“中国”出发，以“中国”为归宿的。譬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哲学就难以解释中国城市不存在“贫民窟”的事实，因为它本身不以中国问题为真正的出发点，所以不能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对接中国现实。

(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当代发展形态看，唯独缺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中国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当代中国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中国形态的具体表述是什么？这是欠缺的。同时，结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表述，为了使之一致、匹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中国形态可以表述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概念表述的简洁性、流畅性和传播性来看，化繁就简，合并同类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适合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中国形态。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亟需概念化和体系化

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同时意味着要构建一套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汤一介晚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构建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体系？他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题是追求一种人生境界，而不是追求知识的体系化，这是优点，但缺点也很明显。(5)汤一介：《儒学十论及外五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5页。没有明确的概念系统，没有体系化的知识，很难广泛、快速传播，也就很难普遍化地被人们掌握和接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同样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果很多，然而缺少一个“标识性概念”，把它们统摄在一起，进而形成一套完整的概念体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来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果，属于同语反复，作为概念是不严谨的。因此，我们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来统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果，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表达，进而构建完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识体系。打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标识性概念，是很有必要的。

(五)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现实需要

一方面，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关系看，历史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从理论大厦的构造看，没有系统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奠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是不牢靠的，特别在哲学社会科学“西方化”比较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可能会导致方向性错误。另一方面，从知识体系和“三大体系”的关系看：(1)知识体系是学科体系的前提。任何一门学科体系，都以拥有一套完备的知识体系为前提。与学科体系密不可分的教材体系同样如此，没有好的知识体系作支撑，想建设好的教材体系是不可能的。(2)知识体系是学术体系的载体。当前学术讨论、学术研究的种种乱象，譬如“西方化”“美国化”“个人化”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只有以规范化的知识体系为基础，规范化的学术体系才有可能建构。(3)知识体系为话语体系提供规范性内容。话语体系和话语传播，一是要“大声对外说”，二是要概念清晰、聚焦。知识体系具有系统性、稳定性、可复制性特点，能够为话语体系提供优质、有效、可反复传播的内容。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亟需且必要，它关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构建，关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关乎中国的前途和未来。

二、何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

何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何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的第一前提。要回答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是什么的问题，首先要弄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命题是什么。陆剑杰在《掌握命运创造历史的哲学》中把“中国的命运看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的表达方式，并且认为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问题”(6)陆剑杰：《掌握命运创造历史的哲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研究》，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年，第235页。。换言之，关于“中国的命运”的哲学思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命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造围绕“中国的命运”展开，它是中国近现代实践中主客体关系的集中表现。正如冯契所说：“中国近代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了时代的中心问题。”(7)《冯契文集》(第1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页。“中国向何处去”是中国的学问的第一问题。“‘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即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中国近现代的中心问题。近百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求解这一问题，而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建构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8)汪信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哲学研究》2018年第1期。汪信砚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为“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以哲学的理论形态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综合学界的研究成果和认识，我们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表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由此展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性质是实践的，而不是抽象思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如此，理论是否成立、是否成功，实践最有说服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抽象思辨的理论，它来自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总结，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客观反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实践新发展的理论表征。2019年，中国GDP接近10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GDP增速保持6.1%，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30%左右。步伐稳健，势态良好，未来已然可期。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党中央统筹调度全国医疗资源，各地各部门协调联动，勠力同心，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成果，书写了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斗争的中国篇章。无论是创造成绩还是应对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展现出无比强大的先进性、优越性。可以说，现实所展示的远比理论精彩，面对日新月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应发挥更有效更强大的理论作用。然而就目前的实际情况看，理论创新尚不尽如人意，理论的有效供给尚显不足。也正因为如此，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尤为迫切和必要。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必须从哲学的高度系统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并且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阐述，系统回答“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人类向何处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些重大理论问题都作出了科学论断，提出了研究内容，指明了研究方向。譬如，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的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9)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5-26页。具体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同时，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其深刻的哲学依据。再如，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的问题，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六个得来”，即“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九十多年的实践中得来”；“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在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得来”；“在对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10)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4-25页。

客观来讲，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思想、西方理论、西方概念大量涌入中国，对我们“开眼看世界”、增进文明交流互鉴是有帮助的。但是，一个不能回避、不能忽视的问题是这套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是以“西方”为主体、以“西方”为本位的，“西方中心论”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反映尤为突出。在以西方哲学作为参照系之前，中国思想既没有被命名为“哲学”也没有被定位为“中国”。当前“中国哲学”的身份疑问是以西方哲学作为参照系造成的。回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以“西方”为标准削足适履，以“西方”解释中国，显然是不合适的。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尚能提出：“以中国为方法，就是以世界为目的。”(11)[日本]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30页。数量庞大的中国学者群难道都缺乏这种理论勇气与信心吗？特别是对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来说，“中国性”和“社会主义性”是理论属性，要以“我”为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三、如何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

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关于如何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有两条不同的路径：一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范式进行；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和哲学形态，它所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景，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理论框架是中国近现代哲学，它所突出的是中国哲学和中国社会的背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范式书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当前的主流形式。譬如，黄楠森、庄福龄、林利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个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范式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继承性、发展性，对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这种范式重“传统”而弱“中国性”，没有以系统化的“中国性”哲学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内涵，“没有把它当作中国哲学的一种特殊形态”(12)何萍：《如何书写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3期。。只有第一种范式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没有第二种范式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对于全面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来说，是欠缺的、不完整的。当我们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在中国近现代哲学中去思考，突出对“中国问题”(如“中国向何处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探索，以此书写“中国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同何萍的观点，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按照上述逻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知识谱系也会有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陆剑杰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他以“中国的命运”为主题梳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出如下划分：(1)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端：以李大钊为首倡、瞿秋白等为后继的“窃火”；(2)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孕育：以毛泽东为代表、鲁迅等参与的“探索”；(3)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以毛泽东为首席、与李达、艾思奇等合作的“创造”；(4)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转型：由毛泽东发端、邓小平领率、众多哲学家参与的“革新”；(5)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体系：由冯契带头、一批哲学工作者继续其努力的“学理化”。(13)陆剑杰：《掌握命运创造历史的哲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研究》第一章“连续的哲学共同体——革命家与学术家一身二任与合作创造”，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年。与传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方式不同，他侧重“中国性”的问题意识，故涵盖的内容和代表人物更广，具有更强的开放性、包容性。事实上也应该如此。譬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六个得来”的哲学阐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这必然涉及中华文明传统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渊源)问题，以此为出发点，包括冯友兰、贺麟等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看法也应纳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范畴并予以研究。一旦打开这个视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以往的基础上将更加“豁然开朗”。

回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表征”这一主题，理论和现实双重发问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且是“中国的”。就具体的研究而言，学术界理论界对“中国性”也是有自觉的。随着改革开放以及与此相伴随的中国日益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既需要对中国历史和现实实践活动以及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度把握，也需要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深入解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返本开新’，同时也需要与包括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其他学术思潮深入广泛的对话与融合。哲学范式转换与创新最为根本的目标和方向是建构中华民族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14)孙正聿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哲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1页。。我们认为，“中华民族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学科的意义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中、西、马”大融合为基础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表征。这也正如任平所讲，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不同文明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主义之间三重对话的结果。(15)任平：《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坐标与原则》，《江海学刊》2018年第1期。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与哲学史的纵向打开方式同步，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还可以从实践领域的横向打开方式切入。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16)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22页。从部门哲学角度看，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价值)哲学、社会哲学、生态哲学等方兴未艾，正好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五大建设”一一对应。这不是巧合，恰好表明思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同构关系。因此，应立足新时代新实践，从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价值)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等方面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

从部门哲学入手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必须始终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表征”这一主题展开。我们不能抽象地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需要落实到具体实践和具体内容。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哲学表征，它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不是其他什么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一度很流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也一度很有市场。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保持战略定力，运用唯物辩证法，避免陷入“非左即右”的两极思维，带领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特别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西方深陷“泥潭”不能自拔，而中国“风景这边独好”，更加凸显“中国特色”的先进性、优越性。以此观之，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任重道远。同理，我们得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哲学表征，它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不是其他什么“宪政民主”；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价值)哲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哲学表征，它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和价值观，不是其他什么“普世价值”；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表征，它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不是其他什么“小政府大社会”；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哲学表征，它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不是其他什么生态模式；等等。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性”和“社会主义性”不仅体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中，而且体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部门哲学中。

四、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已经100多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已经80多年。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是一致的。什么时候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中国化搞得好，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就能取得成功；什么时候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中国化搞得糟，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抬头，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就可能走弯路。总的来看，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取得伟大成就，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功不可没，而且自身也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概念体系。在新时代，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恰逢其时，意义重大。

第一，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筑牢理论基础。哲学是一切学问的最高概括，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离不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三大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三大体系”，离不开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体系”。知识体系是“三大体系”的基础，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体系”，离不开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理论的基础，只有构建结构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中国理论才能行稳致远。

第二，科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和成功密码。理论必须与现实相符合，真实地反映现实。“现实是本质与实存或内与外所直接形成的统一。现实事物的表现就是现实事物本身。”(17)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95页。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行”，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到中国现实中去，给予系统性解答。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18)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页。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要全面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性”和“社会主义性”，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原理”。

第三，澄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涵和思想边界，批判和纠正错误思想，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然而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高级黑”“低级红”的现象时有发生。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本身，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本身的研究不足，导致社会上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譬如，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在实际工作中流于形式，等等。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明确亮出观点、主张；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增强学理性、系统性，以理服人，激浊扬清，有利于批判各种错误思潮，真正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主动权和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