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青

(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510631 )

引言：文本阐释与自我阐释之形成

儒学的基本言说方式是阐释，孔子的“述而不作”说已经为后世儒家作出了选择。先秦儒家通过阐释两周贵族的“王官之学”而建立儒学，两汉以后的儒家通过阐释经过先秦儒家整理和阐释过的“王官之学”建立经学，从而形成了被后世称为“汉学”的经典阐释传统，并且一直延绵不绝，直至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被后世称为“宋学”的新的阐释模式出现，这才有了“汉学”“宋学”两种阐释模式并驾齐驱的局面。(1)在清儒所谓“汉学”与“两汉经学”并非可以互换的概念。“两汉经学”是大一统政治格局中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士人阶层和君主集团协商的产物，有着强烈的政治性与功用性；“汉学”则主要是指一种以章句训诂为基本手段的经典阐释方法。同样，“宋学”也不等于“宋代儒学”或“道学”“宋明理学”等。“汉学”“宋学”之所以成为两种不同的经典阐释模式，根本上乃是因为二者有着不同的阐释目的：“汉学”旨在追问经典文本之“真”，“宋学”旨在发明经典文本之“用”，可谓大异其趣。宋代儒者志向高、气魄大，一流人物都有成圣成贤的自我期许，原来那种“我注六经”式的“汉学”阐释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于是就有以探讨“心性义理”为基本旨趣的“宋学”应时而生了。如果章句训诂之学或云传注之学力求按照文本固有的语言逻辑复现经典意义，那么“发明本心”的心性之学则力求依据阐释者自身本自具足的心性逻辑重构经典意义，如果说前者可以称之为“文本阐释”，那么后者就可以称之为“自我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