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海

(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250100 )

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列宁领导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开创性价值和奠基性意义，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它不仅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形态发展为实践形态，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动摇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根基，开辟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代，“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建成了一条……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1)《斯大林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6页。。正是在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深刻影响下，中国革命掀开了新篇章，开创了新局面。无论在思想指导、组织载体，还是在道路遵循、价值指向方面，中国革命都与十月革命的政治逻辑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是十月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发展。立足于十月革命的政治逻辑与时代价值，深入探讨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内在关联与影响机理，有助于辩证考察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历史与现实内在关联、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依存以及当代与未来逻辑贯通等问题，从而为当前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一、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深刻影响

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正是立足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方向指引与路径遵循，中国革命以新的组织形态、理论观点和政治实践的互动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政治格局和发展方向。

第一，在十月革命影响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南。鸦片战争失败后，为了救亡图存，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积极地向西方国家寻求富国强兵的思想武器。他们希望通过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把中国也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强国。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2)《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0页。。20世纪初期的中国，各种陈旧思想甚嚣尘上、充斥于耳，中国的先进分子正苦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而无法把握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以后，在相当长时期内，其影响主要限于欧洲。十月革命以前的中国，仅有梁启超、朱执信等人曾经对马克思主义作过一些零星介绍，但是影响极其有限。十月革命的爆发，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价值意义，引发了他们学习的愿望，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逐步明确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并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4)仝华：《以十月革命的“知运之鹃声唤醒读者”——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年第9期。。1918年，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介绍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李大钊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进行了系统介绍，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此后，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瞿秋白、陈独秀等人纷纷开始研究十月革命，学习并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在中国迅速兴起了学习、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热潮。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人们探索改造社会的正确途径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为中国革命实践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南。

第二，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壮大，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新的组织载体。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面对西方列强残酷的侵略，中国的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曾试图改造中国社会，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但最终都失败了。伴随着外国资本在华企业、早期官僚资本企业和民族资本企业的创办，中国无产阶级逐步成长起来。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国无产阶级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开始进行积极的革命斗争。但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中国的劳动运动，是在第一个阶段中发展，还脱不了旧行会和手艺组合的束缚。同时劳动阶级的奋斗还不过是为某种手艺或某工厂的特别状况的单独运动，并没有普遍性质的运动。工人的组织也不强固，组合的人数也不多”(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著：《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50页。。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中国无产阶级组织起来的愿望。正是看到俄国无产阶级组织起来的价值意义，看到布尔什维克党在领导十月革命中的伟大贡献，中国先进分子激发了学习十月革命、组建无产阶级政党的热情。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李大钊明确指出：“各国的C派(指共产党人——笔者注)朋友……必定一天比一天扩大。中国C派的朋友，那好不赶快组织一个大团体以与各国C派的朋友相呼应呢？”“中国……C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6)《李大钊文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44页。正是在十月革命的深刻影响以及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在中国的先进分子积极倡导、精心组织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7)《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4页。从此以后，中国革命有了新的组织载体，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以其自身理论上的创新发展和实践上的开拓进取，谱写了中国革命新的历史篇章。

第三，在十月革命影响下武装夺取政权方式的探索与明晰，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新的道路遵循。近代以来，面对国家危亡，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顽强、形式多样的抗争。帝国主义列强决不会自动放弃在中国攫取的特权，封建主义势力也决不会自动放弃自己控制的政权。只有革命，才是挽救国家危亡的唯一出路。但是，农民阶级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资产阶级领导的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最终都失败了。对武装夺取政权认识严重不足，革命的彻底性不够，是这些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孙中山在总结革命教训时指出：“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质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8)《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10页。而在十月革命中，“革命暴力就取得了辉煌的胜利”(9)《列宁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页。。十月革命的成功告诉中国人民，只有采取直接行动、武装夺取政权，才能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经济文化落后的近代中国与发生十月革命的俄国国情，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因而俄国通过武装夺取政权取得胜利的革命方式，对中国的先进分子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毛泽东指出：“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10)《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6页。，“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11)《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页。。无产阶级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通常要采取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也是十月革命的一条基本经验。正是在十月革命的深刻影响下，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在中国先进分子心中得以落地生根。王雪楠指出：“当年轻的革命者将‘夺取政权’作为‘改造中国’的首要目标时，‘俄国革命’终于成为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里程碑……这或许正是‘十月革命’对20年代中国的最重要‘参照’。”(12)王雪楠：《从“俄乱”到“俄式革命”——再论“十月革命”到中国的“参照”作用(1917—1921)》，《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2期。武装夺取政权方式的探索与明晰，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新的道路遵循。从此以后，中国革命实践走上了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征程。

第四，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社会主义奋斗目标的选择与确立，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新的价值指向。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对国家未来出路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最终都失败了。这些探索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没能从社会制度层面思考国家未来的出路，因而没能把人民群众这个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真正动员起来。十月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阵线，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成功告诉中国人民，无产阶级政党带领人民群众完全可以建立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崭新社会制度。正是十月革命的爆发，使得中国的先进分子产生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热切向往；正是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以平等态度对待中国，极大地增强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吸引力。李大钊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13)《李大钊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73页。，社会主义运动如同“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4)《李大钊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02-603页。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思想界迅速产生了一批赞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开始在中国形成一股有相当影响力的思想潮流。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这是一个完全新式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毛泽东根据中国具体国情，明确提出了先进行民主主义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设想。“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15)《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1页。社会主义奋斗目标的选择与确立，为中国革命实践提供了新的价值指向。从此以后，中国革命朝着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的社会主义方向阔步前进。

二、十月革命影响下的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

作为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的继续，中国革命实践尽管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民族性”特征，但其正确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东方大国如何开展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以其独创性的经验和理论原则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规律性认识。

第一，无产阶级革命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是适应社会发展与历史进步永恒主题的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贯穿于每一个社会形态的始末，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性矛盾。人类社会之所以能不断向前发展，主要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既不同于封建社会，也有别于资本主义社会，蕴含着特殊的社会矛盾和革命要求。在近代中国诸多社会矛盾中，占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这就决定了近代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从根本上推翻反动腐朽的政治上层建筑，变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十月革命影响下的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是在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以及组织等相关因素合力下生成的时代产物。在本质上，它是中国无产阶级面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造成的深重生存危机的现实境遇，针对挽救国家危亡、推动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时代课题，坚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下实现自身解放的革命化的积极回应。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深刻表明：无产阶级革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创立社会主义制度、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和主要杠杆。这就要求我们，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价值意义，要放在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历史演进中加以审视，要放在无产阶级解放面临的现实境遇的广阔视域中加以考量，要放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总体布局中加以把握。

第二，无产阶级革命是一项包括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文化革命在内的系统性工程，是一场十分复杂的整体性革命。“一般的革命——推翻现政权和废除旧关系——是政治行动。但是，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动，因为它需要破坏和废除旧的东西。”(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5页。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首先取决于是否取得了国家政权。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5页。。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彻底打碎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类型的新国家机器。需要指出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既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又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实现彻底的决裂、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还要同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其中，政治革命是核心，经济革命是根本，思想革命是关键。十月革命影响下的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在本质上，都是解决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课题和阶段性任务。可以说，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文化革命的互动发展与良性运转，构成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整体架构。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深刻表明：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是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思想革命共同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这就要求我们，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成果的巩固与进一步拓展问题，必须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协同发展方面下功夫、做文章、求实效。

第三，无产阶级革命离不开无产阶级政党的主体自觉，客观上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增强对革命规律的认识水平和遵循能力。恩格斯曾经指出：“无产阶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92页。我们说，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是单纯的经济过程，并不是似乎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高度这个革命就自然会发生了；这个革命是不是发生、能不能胜利，还取决于阶级力量对比的状况”(19)沙健孙：《列宁论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和社会历史条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年第4期。，还必须要有革命的主观条件的成熟。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的中国革命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面对“使命担当”与“能力不足”之间的突出矛盾，高度重视自身建设。“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20)《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57页。正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从而提升了把握革命规律的能力，增强了遵循革命规律的过硬本领。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深刻表明：不断增强对革命规律的认识水平和遵循能力，这是无产阶级政党能够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之道，也是其能够领导革命成功、引领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这就要求我们，对于提升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领导能力问题，要从理论层面加以系统说明，从战略高度加以科学定位，从未来发展加以整体规划，从而真正达成科学认识规律和自觉运用规律两个方面能力的有机衔接与内在统一。

第四，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起点，只有充分吸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文明成果为自己服务，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彰显自己的优越性与生命力。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的文化成果，这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必然代替”与“必然利用”的关系。十月革命后，列宁反复强调，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引进外国先进的机器设备，充分利用外资，大胆利用外国专家等。他认为不向资本主义学习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21)《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52页。。他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只有利用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才能建立起来。“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22)《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92页。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进程中，曾经遭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着干”思维方式的严重冲击；痛定思痛，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面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共处的新常态，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必须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是内在统一的新思路，从而迎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中国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深刻表明：在“一球两制”的现实境遇中，社会主义国家要在善于学习、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成果方面下功夫、出实招，这是事关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学习、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问题，要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中去考察，要放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内在关联中去理解，要放在维护社会主义安全的战略高度去认识，要放在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要求中去深化。

三、十月革命影响下的中国革命的当代启示

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的中国革命实践，不仅以其独创性经验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规律性认识，而且蕴含其中的关于推动社会革命的“内在规定性”也对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必须坚持运用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我们知道，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表现，是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行动指南。当然，“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4页。。作为指导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需要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的“物质武器”，需要在无产阶级斗争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发展，否则，它就不会变成伟大的物质力量。在领导俄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是列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许多重要话语及思想，创新了马克思主义”(24)俞良早：《十月革命后列宁创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话语和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创立了列宁主义，成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行动指南。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25)《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20页。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运用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新的实践。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引起了中国人的思想变化，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为主动；正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从根本上保障了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发挥了先进战士的作用；正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路线，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如同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26)《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0页。。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走向胜利的行动指南。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这是一项永恒的时代课题。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坚持，但不能僵化，要发展，要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的精神旗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列宁明确强调：“我们认为革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毫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保证，是一条通向胜利的康庄大道。”(27)《列宁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57页。列宁领导十月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只有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政党，才能由自在的阶级变为一个自为的阶级，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才能集中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和经验，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保证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最终获得胜利。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深刻阐述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价值意义。在毛泽东看来，“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28)《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57页。。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学说运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实际，高度重视党的全面领导，积极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有力地提升了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精诚团结、浴血奋战、艰苦奋斗，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从而深刻地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地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实现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法宝，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要坚定走中国道路，把14亿人口凝聚成中国力量，焕发出中国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就要继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化了党的领导，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同志在深刻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后指出：“只要我们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就不难发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脑子要特别清醒、眼睛要特别明亮、立场要特别坚定，绝不能有任何含糊和动摇。”(2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0页。

第三，必须坚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要争得自身解放，就必须坚持敢于斗争的精神，用暴力革命方式，武装夺取政权。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35页。。列宁强调：“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31)《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7页。列宁领导十月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坚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在《新纪元》一文中，李大钊明确强调：“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血……好比作一场大洪水——诺阿以后最大的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32)《李大钊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06-608页。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毛泽东坚持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结合近代中国国情，明确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明确强调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重要性。“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33)《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10页。。需要明确的是，一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对于中国革命的价值意义，这是对十月革命精神的坚持；另一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重点和突破口放在了农村，而不是城市，这是结合中国实际对十月革命精神的发展。“它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增添了新内容，使其关于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在中国获得新突破，开出了鲜艳之花，结出了丰硕之果。”(34)赵明义等：《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48页。正是坚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形成了一整套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人民战争理论和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进行了艰苦卓绝、义无反顾的斗争，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坚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这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法宝，也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条件支撑。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既肩负着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使命，又面临着改革发展稳定的艰巨繁重任务，既需要抓住和利用好难得的历史机遇，又需要应对一系列现实的重大风险考验。在这种背景下，只有坚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才能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确保党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确保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第四，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价值指向。我们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主旨和终极诉求。马克思指出：“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的政权了。”(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75页。列宁强调，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不仅在于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而且在于“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36)《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34页。。1917年十月革命的爆发，使得中国的先进分子产生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热切向往，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最初人们对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正如瞿秋白指出的，“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37)《瞿秋白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6页。。面对当时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行会)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潮杂陈的境遇，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反复的比较、探求，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奋斗目标的思想，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坚持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观点和主张。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就是人民群众的路线，群众观点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因此说，“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38)《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4页。。正是选择和明确了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社会主义价值指向，中国革命才有了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中国革命才有了坚不可摧的强大后盾，中国革命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崭新变化。人民至上，就是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造福人民。我们说，坚持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价值指向，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宗旨的时代彰显，也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法宝，还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大逻辑。“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3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0页。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民幸福作为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的最终价值指向，促使人民拥有更充实的获得感、更有保障的幸福感、更可持续的安全感。

四、余论

我们说，无产阶级革命没有一成不变的万能模式可供“照抄”“照搬”，必然带有“地域性”“民族性”特点。无产阶级革命模式之所以具有多样性，是由各个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具体条件决定的，包括生产力发展水平、思想文化传统、革命动力的构成、革命方式的选择以及无产阶级政党成熟程度等。这些条件在各个国家的差异性，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模式的多样性。中国革命实践活动所呈现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都是由其产生、发展和发挥作用的“时”“空”条件决定的，蕴含着具体的社会历史规定性。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深刻表明：革命运动的民族(区域)性与时代特性的深度融合，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活动的共性；革命实践经验与革命运动理念的动态对接，构成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内在机理。这就要求我们，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道路问题，要着眼于无产阶级革命现实境遇的考量，着眼于无产阶级革命思想资源的挖掘，着眼于无产阶级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从而真正实现科学理论与本国国情的现实对接与互动发展。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以来，不断遭到诘难、歪曲和攻击。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进一步引发了关于十月革命的种种质疑。但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决不能遮蔽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不发达国家首先实现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开创了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模式”，“为各国劳动人民开创了如何依据本国国情探索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为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开创了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时代化、本土化和大众化的新范例”。(40)高放：《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一国首胜》，《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了十月革命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价值意义，才高高举起了十月革命的旗帜；正是中国共产党人高举十月革命的伟大旗帜，才保证了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大力弘扬十月革命精神，才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真正坚持十月革命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月革命道路的延续，也是对十月革命道路的创新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深刻彰显着十月革命的当代价值与时代光辉。对此，吴恩远指出：“中国在苏东剧变情况下把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将会更加显示出来。单此一点，十月革命也功莫大焉。”(41)吴恩远：《苏联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4页。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出现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人要大力弘扬十月革命秉持的勇于突破前人的创新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按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重在实效性的根本要求，从战略高度加以精心谋划，从理论上加以深入阐释，在实践中加以有效展开，通过获取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各种理论、实践和方法资源，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从而为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全面复兴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