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托妮·莫里森是迄今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裔美国女作家。《孩子的愤怒》是其2015年出版的第11部小说，小说通过多个叙述者的声音展现了黑人女孩布莱德在不断认识自我和调整自身与他人关系中实现个人价值的过程，塑造了一个逐步走向自信、自立又自强的当代黑人女性形象。本论文从黑人女性主义视角出发，解读布莱德在与母亲、社会和自己的关系中的自我成长过程，分析布莱德如何在人生不同阶段中探索自我身份，阐释这个黑人女孩的文学形象对当代黑人女性成长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孩子的愤怒》 托妮·莫里森 黑人女性主义 身份 成长

1.引言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是当代著名的非裔美国女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教授，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2012年被颁予总统自由勋章。她在小说中讲述美国非裔群体在历史中的遭遇、文化传统、身份迷失与自我探寻，同时以女性独特的细腻文笔给予读者对非裔女性成长更深刻的了解。其作品不仅仅是现代非裔人群在白人社会中的生活与心灵写照，更是为读者提供了深入思考当今文坛中“族裔”、“女性”、“成长”等话题的途径。《孩子的愤怒》是莫里森的第11部小说，也是最新的一部，于2015年4月出版。故事围绕黑人女孩布莱德的成长经历展开。这个“皮肤黑如午夜”的女孩自出生时便被肤色较浅的黑人母亲嫌弃，从而留下影响深远的自卑阴影;当她进入更加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她膨胀的自尊心在她试图帮助曾被她诬陷的索菲亚时遭受打击，她从同样经历苦难童年的小女孩雨的身上开始反观自己，最后在与男友消除误解、破镜重圆之时找到内心的平衡;布莱德也在调解自身关系中得以成长，当她成为母亲时，她对待工作、家庭和未来的新观點使她的形象成为坚强、独立、有责任心、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现代非裔女性的代表。

《孩子的愤怒》自出版以来受到国内外评论家和学者们的积极关注。国外最近的知名解读文章被收录在2017年出版的庆祝莫里森85岁寿辰的论文集《永恒的莫里森》（The Timeless ToniMorrison）中。国内的莫里森学者，如王守仁、吴新云等也曾发表一些评论文章。在2015年英文版出版时，出版社对小说名字做出了调整，以God Help the Child（《上帝拯救孩子》）的名字发表，而国内出版社继续沿用了原先的名字，也是莫里森本人更喜欢的名字，《孩子的愤怒》（The Wrath of the Child）作为中译版的题目。

黑人女性主义可以成为解读这部小说的一个视角。1977年美国学者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首次提出了“黑人女性主义”的观点，并用以分析莫里森小说《秀拉》（Sula）中女性角色受到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压迫。此后艾莉丝·沃克（Alice Walker）等黑人女性作家推动这一理论不断发展。与60年代盛行的以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主导的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不同的是，黑人女性主义将关注点放在所有社会中黑人女性所遭受的所有不公待遇，不仅仅是性别歧视，还有种族歧视、经济地位和社会阶级层面受到的不公待遇。与上世纪后半叶兴起的其他文学理论一样，黑人女性主义与时代环境息息相关，并在并在发展中呈现不同时代的特点。波特兰大学非裔研究教授金伯利·斯平格（Kimberly Springer）在《第三次黑人女性主义浪潮？》（“Third Wave Black Feminism？”）（2002）中指出：“当代非裔女性文学集中展现三类关系——与自身、与黑人女性的个人经历、与黑人男性。”莫里森正是通过展现主人公在不同阶段处理这些关系时不同的表现，来展现小说所描绘的背景下主人公走向心智成熟的时代意义。《孩子的愤怒》中布莱德便是当代非裔女性自我成长的理想典范，她在不断探索、调解、完善自身与各类关系中追求美好生活、实现个人价值。

2.布莱德的童年创伤与自我认知

布莱德的自我身份认知最初源自母亲“甜心”对她的态度。在布莱德童年时与母亲的关系中，面对母亲统揽一切、严格管束的强权形象，布莱德始终扮演着胆小和被动的角色，而这种负面影响也一直持续到她成年时期。帕特丽夏·柯林斯（Patricia Collins）在《黑人女性与母亲》（“Black Women and Motherhood”）中解释道：黑人母亲之所以被贴上“坏母亲”的标签是因为——黑人女性通常被自己的性别身份制约着，因此“她们尝试对自己的儿子们‘去男性化，而对自己的女儿们‘去女性化”。母亲“甜心”在尝试隔绝布莱德与白人世界交流中，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她免受伤害，但同时她的压抑式教育方式也严重地挫败了布莱德作为一个女孩在成长中对爱和关注的渴望。因此，在孤立中默默成长的布莱德不仅仅依赖母亲的庇护，同时也被笼罩在畏惧母亲的阴影里，这种对母亲的矛盾情感塑造了她此后的性格。

布莱德童年时对他人关注近乎扭曲的渴求源自母亲长期的压抑式教育。在白人操控的冷漠又充满偏见的世界里，母亲将自己的保护欲和母爱深藏在“安全重于自尊”的压抑式教育理念之中。布莱德与母亲共同经历着苦难——种族歧视、性别劣势、不完整的家庭，而这些共同经历将她们团结到一起。母亲，深谙更多身为黑人在白人社会中要面对的痛苦与危险，本能地将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提升到高于其他任何事物的高度。“她的肤色是她背上永远也摆脱不掉的十字架。”（莫里森 2017：8）甜心剥夺女儿的尊严不是出于自私的厌恶女儿“午夜般漆黑”的肤色，而是她们所处的大环境使她们的肤色成为度量尊严唯一的尺度。当肤色已成为种族、性别、阶级压迫的最直接体现时，甜心坦白：“我得保护她（布莱德）……要是我没有把卢拉·安训练得服服帖帖，她就不会直到在见到白人男孩时要走到街对面去。”甜心教会了布莱德自我保护的最好方式便是消极躲避，而她的教育无疑是成功的。当布莱德面对街区里的犯罪事件或是学校霸凌时，她保持着沉默，就像对社会的阴暗面自觉建起了一道“免疫”，只因为顺从才能够自保。于是，在布莱德童年的认知中，怯懦、沉默、胆小都成为生存的必要品质。

与此同时，布莱德所承受的压抑也激发出一定的反叛意识，这通过她为了取悦母亲而在法庭上做伪证表达出来。在母亲刻意切断布莱德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后，布莱德与母亲的关系便变得格外重要，而这促使着布莱德不惜一切代价只为博得母亲的关注和爱护。违背母亲的“保持沉默”的忠告并勇敢地在法庭上作证成为布莱德自我意识觉醒的开端，即便成年后来她始终生活在这次不成熟又自私行为的阴影之中。尽管这次伪证使无辜的索菲亚在监狱里失去了生命里最美好的20年光阴，布莱德最初作证时并没有怀有恶意，她只是想“为了让我妈握我的手！”（莫里森2017：169）这的确为布莱德赢得了关注，并且让甜心相信“我给她上的那些课没有白费，最终她让我骄傲极了。”（46）这是布莱德第一次在与母亲的关系中占据主动地位。她尝试摆脱母亲强加给她的顺从又被动的形象，企图掌握对自己的身份与能力更深的了解，即便当时最令她宽慰的嘉奖仅仅局限于“甜心对待我的方式就像个妈妈一样。”（35）不考虑伪证给其他人造成的伤害，布莱德成功地通过主导与母亲的关系完成了自我意识觉醒，但母亲压抑式教育的影响依旧影响深远，作伪证的经历也成为布莱德成年后挥之不去的愧疚。

3.布莱德的创伤修复与自我完善

进入成年时期，布莱德拥有了更广阔的社交领域。脱离开甜心的保护和限制，布莱德可以在处理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行驶更多的自由。但在取得对他人和自己更深层的了解之前，布莱德必定需要经历一些挫折。黑人女性主义通常在一个“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框架下讨论女性的成长经历，即将种族、性别、年龄、社会阶层等一系列因素联系在一起谈论其的共同影响。在更复杂的交际过程中，布莱德也受到了更多因素的影响，从而她也有了更多认识和提升自我的契机和动因。法国女性主义者德·波伏娃曾在《歧义伦理学》（“The Ethics of Ambiguity”， 1948）中提出“自由的学徒期”（“apprenticeship of freedom”）这一观点，即女性处理社会关系的能力和心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她們通过与社会交流而不断学习更好地行驶自由意志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的。帮助索菲的企图失败标志着布莱德膨胀的自尊心受到第一次打击;与小女孩雨的相遇启发布莱德理解其他人的苦难经历;发现男友布克的笔记使得布莱德重新审视自己。布莱德的自我完善是一个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寻找自我的过程。

布莱德独立后的第一次心理上的挫败来自索菲亚的暴力态度。布莱德试图弥补童年时的伪证给索菲亚带去的创伤，却遭到索菲亚的暴力拒绝。此时的布莱德刚刚脱离母亲的控制，刚刚从“自由”中尝到甜头，心比天高的年轻人心态使得她的信心也极度膨胀，改掉了只属于童年的名字“卢拉·安”，只穿彰显个性的白色衣服，在化妆品行业中成为领军人物，她的自尊在幻想中开始膨胀，逐渐成为自大。她蔑视刚刚出狱的索菲亚，挑剔她的吃相难看，屈尊俯就地送给索菲亚的“仁慈”的礼物也被她叫做“逃难背包”（refugee bag）。而背包中的物品是布莱德为了满足膨胀的自大所想象出来的，并不是一个脱离社会20年的女人切实需要的——这个奢华的路易·威登背包里，布莱德放进一套最新出品的化妆品，三千美元的航空公司礼券和五千美元钞票——这些“必需品”实际上是布莱德认为在她自己的生活中最不可替代的事物：美丽的外貌、旅行的自由和金钱的富足。“一旦孩子逃离了童年时期的精神重压，这个受害者便会很轻易地被虚幻的新成就蒙蔽双眼。”（Lassri&Shahar 2012）。布莱德便是在初入社会时被金钱世界的物质诱惑蒙蔽双眼——在她批评他人的拜金主义时，自己也陷入 “价格越高，品质越好”的自负中去。（莫里森 2017：16）刚刚觉醒的自信走向了自大的极端，布莱德把自己禁锢在自我的小世界中，即使遭受索菲亚的暴打也拒绝反思自身的不足，而是一味地指责索菲亚不知感恩。在这一阶段，布莱德已经有自主的意识去积极弥补童年时的创伤，可是膨胀的自尊又是她无法正视自己的不足，因此只会失败。

布莱德自我认知的转变从遇见小女孩雨开始。她在与自己经历相似的雨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她开始学会反思，学会接受自己的不足，并开始接受其他人的不完美。布莱德与雨的初次见面是在布莱德在追寻男友的路上发生的车祸现场。布莱德虽然此时已经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坚强的成功女性，但听见雨与养母的对话时她心里依旧变得柔软。

“她为什么这么黑？”

“跟你为什么这么白一个道理。”

“哦。这么说跟我的小猫一样？”

“没错，是天生的。”（莫里森 2017：94-95）

从小缺少关爱和理解的布莱德，遇见好心的一家人时第一反应依旧是畏惧和抵触，认为白人家庭一定对自己充满恶意。但当她第一次感受到家庭的温情时，她开始将自己的童年与之联系起来，并与同样经历苦难的小女孩雨建立了一段深厚的感情。当这个“从来没有把时间浪费在伤心上”的坚强女孩打动布莱德时，布莱德“感受到了一种朋友间的轻松氛围。”（115）白人女孩雨可以视作为布莱德的孪生角色：雨所倾诉的苦难与布莱德童年时的遭遇十分相似——被从未谋面的父亲抛弃，接受来自母亲的冷漠与暴力，自己决绝地逃离家庭再不回头。逐渐意识到雨便是童年时的自己，布莱德开始倾听和试图理解他人的想法;这个孪生角色被赋予了与布莱德相反的白色皮肤，布莱德也渐渐开始明白，苦难的童年并不是当事者能够自由选择的，而是普遍存在、不可避免的。由此，倾听和理解他人成为布莱德开始客观地了解自己的重要桥梁。

当布莱德怀着接受和理解的心态去追寻离她而去的男友布克时，她开始以开放的心态主动去了解自己不曾真正了解的布克。布克离开时只抛下了一句“你不是我想要的女人”。这在一开始激怒了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布莱德，而当经历了一系列既是空间层面又是精神层面的寻找之旅后，布莱德开始了解布克细腻的心思，童年失去弟弟给他造成的伤害，也开始满满接受布克对自己“自私”“自大”“生活在幻想中”的指控。在布克的姨妈家，布莱德第一次见到了布克的七页随想笔记，而这是长久以来布莱德第一次看见男友的笔记，第一次不带偏见地探究男友内心的想法。她终于解开了之前困惑她许久的谜题——男友离开后，她的内心饱经折磨，偏执地要向男友讨个说法，却到头来忽然意识到“这是我的事，不是他的。是我自己的！”（莫里森2017：168）布克的七页意识流式的笔记是对布莱德性格上的缺点毫不留情面的批判，不添加标点，不区分字母大小写。第二页的笔记中写到：“她的想象切割刮擦着骨头却从未触及骨髓”。（164）这些潦草的手写文字表露出布克最真实的情感，引发布莱德对自己深入骨髓的平静反思。只有经历了初步的自我意识探索、自尊膨胀为自负、狂妄的内心遭受打击、渐渐回归内心平衡这一系列波澜起伏，此时的布莱德才有能力直面布克的批评时不再愤怒，而是转而探视自己的内心，主动理解布克的苦楚。久别重逢之后布莱德变得更加成熟，更加理解他人也了解自己，她终于敢于说出自己的恐惧和压抑了许久的心理负担。当布克回到她的生命中，一切归于平静，“她感觉全身焕然一新，无比轻松，充满力量……她觉得自己有如重获新生”。（179）

4.布莱德的新身份及对自我的新认识

“正是通过生儿育女，女人完整实现她的生理命运;这就是她的‘自然使命。”（德·波伏瓦 2011：303）当黑人母亲成为研究对象时，她们必须付出更多努力来完成这份使命。在这个白人统治的世界中，布莱德必须肩负起更多的责任为自己的孩子树立起一个面对不公待遇时有尊严又能保护好自己的榜样。面对与布克和即将出生的孩子，布莱德对未来幸福的家庭生活充满希望。母亲的新身份使她开始积极探索自身与孩子、伴侣、母亲、朋友、她自己和社会的种种新关系;她在抚平伤痛回忆时渐渐原谅母亲;在重新计划自己的职业时许诺一个充满爱的未来给自己的家庭。布莱德的个人成长过程并不仅仅展现了当代黑人女性的探索自我、学会承担责任的理想榜样，更是为所有遭受不公的少数群体描画出一个让人心怀希望的美丽愿景。

责任感和希望是布莱德成为母亲后最先获得的精神力量，二者都是伴随着布莱德母亲身份的逐渐确立而不断增强的。此时布莱德需要照顾的对象已经不仅仅是自己本身，她的爱、责任与期望开始转移到爱人和未来的孩子身上。这个推己及人的过程是布莱德在主动建立与他人的友好关系从而发挥自身价值的过程。在与爱人共同照顾受伤的姨妈时，布莱德的个人力量已升华为两个人的共同努力，“他们像一对真正的夫妻那样分工合作，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帮助另一个人。”（莫里森2017：185）共同的努力和期望将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当布莱德的个人价值融入充满爱的家庭中去时，她变得更加自信、勇敢和乐观。

改善对母亲“甜心”态度是布莱德成为母亲后的另一转变。当布莱德开始扮演母亲的角色，面对自己的母亲曾面对过的难题时，她便开始渐渐体谅母亲的困境。布莱德开始逐渐原谅母亲曾经采取的冷淡又严厉的教育方式，并开始承担自己对母亲的责任。虽然她依旧回避着与母亲过于紧密的联系，但她一手策划了母亲的安逸生活，让母亲住在舒适的养老院中，时不时写信给母亲，每月还会寄去一笔钱。共同的母亲身份和养育孩子的经历将母亲和女儿联系在一起，对下一辈人的期待也在祖孙三代人身上传递下去。在不断改善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中，布莱德对母亲与孩子的关系有着更加积极乐观的理解，这不仅体现在她与未出生的孩子身上，同时也体现在她与母亲更加和谐的关系中。

布莱德对职业的新态度和新规划也体现着她对新身份的考量。职场上的成功不再是她所追求的唯一目标，而成为辅助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如果职场代表着她的个人意识，那么重新寻找职业与家庭的平衡的过程就是布莱德重新审视和探索自我、家庭与社会关系的过程。家庭使成为母亲的布莱德积极地以身作则，爱护和关心家庭其他成员的责任，使自己的小家庭成为一个内部和谐美满，对外团结一致的小集体。“家庭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共同体：它在此之外，与其他社会单位沟通。”（德·波伏瓦 2011：359）布莱德首先将自身融入家庭中，之后将家庭融入到社会中。这个过程并不是抹杀自己的独立与个性，而是让个人的力量借助家庭的形式在更广阔的领域里发挥更多社会作用。伴随着她对自身、家庭以及社会的认识不断加深，她也将更好地扮演女主人、工作者、母亲、妻子、女儿的社会角色，成为独立的现代非裔美国女性的理想形象，并将她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态度以家庭和时代精神的方式传递给社会上更广阔的人群。

5.结语

小说《孩子的愤怒》展现主人公布莱德逐步成长为一名自强、独立的当代女性的全过程，彰显出当代文学中自我主导的黑人女性力量，使主人公的成长经历成为当代黑人女性人物的典范。莫里森在展现布莱德不断探索人际关系与调整自我认知的曲折过程中，使布莱德从性别、种族、阶级等压迫中解脱出来，让她的人生价值不仅仅与书中其他人物的命运紧密相连，更是超脱文本成为所有当代非裔女性的觉醒、探索与自我实现的典型代表。在黑人女性主义视角下，布莱德的经历不仅展现着黑人女性人物所面临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童年创伤等问题“在肤色转向中得到了改善”（王守仁、吴新云 2016），更是寄托着莫里森对当代黑人女性的乐观愿景——黑人女性唯有透彻地理解自身，并在不断探索中逐步完善自己，才能够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推动社会向着更加平等的未来迈进。

参考文献

[1]Collins， P. 2005. Black women and motherhood [A].inS. Hardy& C. Wiedmer. Motherhood and Space： Configurations of the Maternal through Politics， Home， and the Body [C]. New York &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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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assri， D.& G.Shahar. 2012. Self-criticism mediates the link between childhood emotional maltreatment and young adults romantic relationships [J].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3）：  289-311.

[4]Springer， K.2002. Third Wave Black Feminism？[OL].https：//www.journals.uchicago.edu/doi/pdfplus/10.1086/339 63610/04/2019

[5]托妮·莫里森.2017.刘昱含译.孩子的愤怒[M].海口：海口出版社.

[6]王守仁、吴新云.2016.走出童年創伤的阴影，获得心灵的自由和安宁——读莫里森新作《上帝救助孩子》[J].当代外国文学（1）：107-113.

[7]西蒙娜·德·波伏瓦.2011.郑克鲁译.第二性 II[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介绍：黄馨文，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2019级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美国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