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彪

李遇春，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2016年度青年长江学者，教育部2009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兼任华中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新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新文学评论》执行主编、武汉市作协副主席等职。著有《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至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等八部学术著作和文学评论集。主编《中国新文学批评文库》《中国现代作家旧体诗丛》等多种丛书。

李遇春教授是我的老师。负笈江城春六度，从跨专业的“野狐禅”到现当代文学的硕士、博士，全赖李遇春教授引导与教诲。无论问津道学还是为人处事，那种恳诚精进、周严不苟的精神给予我极大的裨益。六年的耳濡目染与反复研读中也多少窥得李遇春教授学术堂奥的吉光片羽。本文即据自己所知点滴为李遇春教授的文学批评之路作一素描。按当下流行的代际划分，李遇春教授属于70后批评家。他有着那代批评家开放兼容的学术视野、专业系统的学术训练等特征，也有着独特的批评之路与鲜明的学术气质。他从结着文学姻缘的乡镇少年到管理专业的“门外汉”再到专业文学批评家的身份转变;秉持着传统创造性转换的学术理路，以实证的学院派批评在当代小说与旧体诗词研究上取得的成绩;博闻强记的储备、洞隐烛微的视野与思理绵密的文风，如此种种，不仅为当代文学作家、学者所赞赏，也令古代文学研究界印象深刻。

一.乡镇少年的文学姻缘

李遇春教授生于1972年，湖北新洲人。新洲旧属黄冈，山围水绕，地处南北东西之交，既为吴、楚、中原文明的叠合处，又得佛教禅宗的浸染，有着深厚的文化文学传统。这里是子路问津的南游边界，屈原行吟的楚国故地，东坡长赋的贬谪之处，李贽著说的讲学之所，也是孕育了四祖、五祖、六祖的佛教禅宗祖庭。近代以来，黄冈一带更是英才辈出，黄冈熊十力，蕲春黄侃、胡风，黄梅汤用彤、废名，浠水闻一多皆一时之选。耕读相传，血脉不断;流风所及，文教大张。

传统往往以隐秘的、无意识的方式对人产生影响。据李遇春教授说，他出生的村子“先生湾”即是因孔子南游所到之处而命名的，四大书院之一的问津书院也坐落在离家不远的邻镇。少年正是在传统浸染中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说起来我从小就喜欢文学，在我家乡那个叫作‘先生湾的村庄里一直都很受老辈人的赞许，我是从民间乡村流传下来的古典文学传统，如章回小说、历史评书中接受的最早的文学启蒙教育。”①从“之乎者也”无韵古文到“平仄押韵”的古典诗词，从“且听下回分解”的章回体小说到“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历史评书，李遇春教授都如痴如醉，沉迷其中。他对诗词与小说的信手拈来都是那时打下的基础。吃饭闲谈时，李遇春教授还时常回忆起当年省吃俭用攒钱买书，在放牛的河湾里、自己的小小阁楼里痴迷看书的情景。班里私下传看的书，也大多是从李遇春教授之手开始的。书看多了，有时还会萌生自己绘绣像、编故事、写小说的愿望。当然，李遇春教授所欢喜读的除了古典文学外，还有金庸的武侠与鲁迅的杂文。这种雅好新旧的文学兴趣，也和后来文学研究中意欲重建传统与现代的血脉有着内在关联。

1990年，因着种种原因，李遇春教授入读湖北大学时并未选择中文系，而习了行政管理专业。他勤奋学习本专业政治、管理、心理、文化等诸多课程，还担任班长，热心班级集体活动与管理工作，且是小有名气的校园歌手。这段与文学并不相关的求学经历在其后的批评中打下了印记。当时行政管理系主任是由著名文艺理论家周勃先生兼任。周先生主讲“历代公文选读”的风采神姿以及殷勤勉励深造的恩情，给予李遇春教授后来跨专业考研极大的信心。之外，行政管理的专业学习与训练，不但锻炼了李遇春教授思理绵密的逻辑思维，也促使他特别注意从社会历史与精神心理来研究作家作品。

大学毕业后，李遇春教授被分配到武昌关山一家国有工厂的技校工作。语文、政治、管理等文科课程无所不教，做起了“万金油”的教书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大量的国企因效率低下、管理落后而破产重组，引起职工下岗潮。即使未破产的处境也十分糟糕，人心浮动看不到希望。在技校教书日渐困窘的处境下，李遇春教授心中沉寂的文学梦却在萌动。幸得当时技校校长李运挥先生的提点和鼓励，他决然报考中文系的研究生。备考复习是幸福的煎熬。顶着生活的压力，在工作之余熬夜将中文系本科四年要学的知识熟识让人焦虑，但向自己梦想一步步靠近又让人充满希望与喜悦。幸运的是，李遇春教授一考即中，人生命运在这里有了转折。回头看，这段经历给予李遇春教授的不仅仅是糟糕艰难的人生体验，更是一次淬炼、一种底色。惟经此，才能跨得过以后生活、工作与学术上的道道坎，才能对作品有同理同心的真切感受，文学的批评也才有力度、有温度。

二.由阐释到实证的学院批评之路

1996年，李遇春教授来到风景如画的珞珈山，追随著名学者於可训先生攻读研究生。这是与文学结缘的青年正式踏入专业批评的时刻，那种欣喜可想而知。不过对于一个薄弱文史基础与空白学术训练的跨专业“门外汉”而言，站在琳琅满目的文学殿堂里却因茫然无知而无地自适。他在迷茫中偶然接触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后，便觉心有戚戚，仿佛捕捉住一束光，欣喜进入对精神分析学派的深度阅读与研究中。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弗洛姆等该派的理论著作，尼采、萨特、厨川白村等与文化心理相关的著作以及潘光旦、李长之等中国学者偏向精神分析的论著，都被李遇春教授如饥似渴的阅读着。李遇春教授之后追忆“由于喜欢弗洛伊德，那些年我几乎读遍了我在武大图书馆能找到的或者从武大集成旧书店能买到的所有深度心理学或文艺心理学派别的著作。”②於可训先生也曾风趣地说“他当时一头扎进理论里，我怎么拉都拉不出来”。

90年代中期，西方各色的文学理论在当代文学批评界依旧流行与受热捧。凭借理论的手术刀对作品作解剖与阐释是流行的做法。李遇春教授的文学批评也是以此为起点的。理论的研读很快转换为文学批评的生产力。《一个“联对梦”小说文本——無名氏的<北极风情画>与<塔里的女人>比较分析》（刊载于《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是最初的小试牛刀，而硕士学位论文《苦难的象征——张贤亮小说创作的深层心理探析》则是一个重要的成果。该文结合作家的创作心理与创作实践，以精神分析与神话原型相糅合的批评方法开拓了张贤亮研究的新空间。对精神分析学派的研读、梳理与体认是李遇春教授走向融合古今、汇通中西批评体系的第一块西方理论基石，也催生了他“三界说”文学观的雏形。“文学就在三界中。文学的上界是形而上的世界，是心灵世界，是精神世界，是净界。文学的下界是形而下的世界，是现实世界，是历史世界，是俗界。文学的中界是技术世界，是形式世界，是文体世界，它把上界与下界粘合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③这是将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糅合到传统儒释观念中的一个开放系统的文学观。不过，李遇春教授当时的文学批评还聚焦在文学的精神世界，对现实世界与技术世界关注不够。

硕士毕业后，李遇春教授继续师从於可训先生攻读博士。於先生引导他的研究由个体走向群体，同时关注作家心灵世界与历史、时代之间的互动。世纪之交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化转折之时。洪子诚、陈思和两先生相继推出独创性且影响至今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对“当代文学一体化”、“新文学整体观”及“审美再发现”等研究有着重要的示范效应。由此，李遇春教授选择二十世纪四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作为博士研究方向。他将此一时期的文学（“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视为系统的整体，试图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通过权力、主体、话语相结合的分析模型揭示出此一时期作家、作品与时代的复杂互动。在此目标下，李遇春教授从理论到作品都下了不少苦功夫。他拿起了之前的读书劲头，深度探究福柯及其相关的理论。从弗洛伊德到福柯，这并非拿来主义的理论游击，而是自觉地对自我理论建构的深化。

博士期间，李遇春教授“不仅在理论训练上自我塑造、在方法模型上自我构建，而且还有意地调整我的文学研究与哲学研究、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④这种自觉的调整最终催生出“心证”、“史证”、“形证”三证合一的新实证主义文学批评观。借用艾布拉姆斯文学四要素来说，大多数的文学批评都各执一端，李遇春教授意欲融汇贯通，合而为一。所谓“心证”即注重作家与读者要素，通过对创作与接受中的个体、民族、文化心理分析，阐释文学精神世界的生成与沟通;“史证”即知人论世与文史互证，将文学放置在产生它的背景中，从外部取证作社会历史分析;“形证”则是以文本为中心的审美形式分析，是文本的自我证词。博士论文《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是这种实证的学院派批评的第一个成果。在之后的当代小说批评实践中，从《西部作家精神档案》（商务印书馆2012）中对陈忠实、贾平凹等创作的流变、心理与形式的多重剖析，到《走向实证的文学批评》（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新世纪文学微观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中对以刘醒龙、晓苏为代表的湖北作家群与乔叶、魏微等70后作家的追踪或素描，这种批评方法逐渐成熟并显现它的效力。

三.中西古今与复兴传统

2002年博士毕业后，李遇春教授下了珞珈山，走上桂子山。华师文院有着深厚学术研究传统，这里是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与文学史撰写的发轫地，也是现代著名学者钱基博先生晚年授学之所。正是钱先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坚定了李遇春教授以旧体诗词为突破口，重建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古今维度的信心。他在04年前后跨界到旧体诗词被很多人认为是“唐突闯入”和“不务正业”。其实任何领域的开拓都是知识积累的自然延展，是有着外在学术机缘与内在治学理路的。

在钱先生著作的影响外，李遇春教授跨界（或兼顾）到旧体诗词还有着其他因素。首先，他早年受古典文化熏染，对传统文学尤其是诗词的喜爱与熟稔使其对现当代旧体诗词有天然的认同感。其次，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在激进与保守、传统与现代的论争中走向分化。虽然他当时拥抱现代，渴慕西方理论，但对新保守主义并不反感，尤其是林毓生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对其影响很大。再次，因着福柯的影响，他特别关注被压抑、边缘化的话语实践。旧体诗词正是这样一个范本。最后，直接的促因来自於可训先生。於先生蔼蔼学者风范与深厚的古典学养给予他持久的濡染与熏陶。而04年协助於先生编撰《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则是触发点。当时李遇春教授提议编选时增入一些名家的旧体诗词作品以丰富和拓展编年史的内涵与边界，最后虽囿于体例而舍弃，却引发其开展现当代旧体诗词编年史及研究的课题。

如果说博士论文是李遇春教授意欲打破现代与当代壁垒的初步尝试，那么以朴学的实证精神来研究现当代旧体诗词则是修复传统与现代断裂的一次迂回攻坚。李遇春教授介入到旧体诗词研究的方式是低调朴实的。他不发空论、不作辩解，从一本本的诗词集收罗和一个个典型诗人的个案研究做起。为体会创作甘苦、理解诗心词境，李遇春教授也开始勤恳习作旧体诗词。如此，研究结出了扎实的成果：《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华中师范大学，2010）。作为当代旧体诗词研究领域的开创性成果，此书通过对郭沫若、沈从文、胡风、聂绀弩、何其芳等十二位典型诗人当代诗词创作的深入剖析，以点带面，透视当代旧体诗词的整体风貌。不过随着研究愈深入、视界愈开阔，浩瀚驳杂的史料与无际无底的空间也时常让李遇春教授心兴望洋之叹。不过，他还是勉力从诸多方面推动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的立体化。一是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及编撰。十五年来，李遇春教授孜孜于各种诗词文献的收罗，目前有两万余卷，其中甘苦惟自知。近年来，在文献收集的基础上，李遇春教授又带领团队投入到二十卷本《现代旧体诗词编年史》的编撰工作中。二是研究的深入。李遇春教授自身及引导学生从个人、家族、流派、地域、时代等多维视角对现当代旧体诗词进行深入研究。三是为舊体诗词经典化的助力。李遇春教授主编《现代中国诗词经典》《21世纪新锐吟家诗词编年》《中国现代作家旧体诗丛》等丛书，甄选名家好手的旧体诗词，推动现当代旧体诗词的普及化与经典化。四是研究空间的开拓。李遇春教授在其主持的《新文学评论》上开设“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专栏，为旧体诗词研究、创作的交流开辟空间。

李遇春教授跨界对旧体诗词的研究并非舍此就彼，而是坚持“两条腿走路”。旧体诗词的研究心得也反促他对当代小说批评进行再反思。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应是在传统文体在外来影响下自我改良的“创旧”与新文学创造性汲取传统资源的“创新”之间的相向而行。当代小说的批评除了关注西方各种理论、思潮、创作的影响，也要特别注重作家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传统的史传、传奇、笔记、评书、说话、地方志等方面获取的资源。从对贾平凹、韩少功、迟子建、格非、朱山坡、成一、欧阳黔森等对传统资源接续的个案分析，到“传奇”与中国当代小说文体演变趋势、现代小说创作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等宏观梳理，当代小说隐藏的古今维度在李遇春教授的研究中逐渐彰显。

从中西古今维度对现当代小说与旧体诗词的创造性转换研究，启发了李遇春教授以“文艺复兴”的范式来重构“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形象。因为中西古今是背景资源，创造性转换是方法途径，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才是目标与归宿。其实，中国的文艺复兴并非新话题，胡适、李长之、顾毓琇等前辈学人都有述及。李遇春教授正是在前人基础上体认到“百年来的现代中国文学（包含旧体诗词、通俗小说、网络文学在内）进程，正是一场尚未终结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⑤反观李遇春教授的文学批评之路，从阐释到实证，从中西古今到创造性转换，不也正是一场在自我蜕变与传统追寻中的复兴之旅吗？我期待着李遇春教授更多涅槃重生的新著！

注 释

①张冀：《行走在文学的新旧之间——李遇春访谈录》，《创作与评论》2014年10月，总第199期。

②李遇春：《新世纪文学微观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

③李遇春：《我的文学观》，《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3期。

④李遇春：《新世纪文学微观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0页。

⑤李遇春：《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87页。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