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佩琦

摘 要：洪武年间制定和实施的土司制度和政策，在歷朝的政治实践中得到了有力的贯彻和延续，保证了明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管理，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隆庆年间，贵州土司安国亨因淫虐仇杀引起动乱，地方官剿抚失当，作为内阁大学士署吏部尚书的高拱及时改任巡抚，贯彻了祖训“不可因恶累善”“惠威并行”“抚之以安静，待之以诚意，谕之以道理”的原则，使事态迅速归于平静。

关键词：祖训 理念 实践 隆庆年间 高拱 贵州土司 安国亨

中图分类号：K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0）03-01-09

明朝建立以后，其统治向各边陲和少数民族地区全面推进，而其推进的方式，不仅仅依靠武力，而是恩威并用。武力是后盾，而有效的制度和政策则是其统治的支柱。明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因俗施治”，对前代的管理方式有继承也有发展。关于明朝的土司制度，前人早已多有论述。明太祖朱元璋不仅是这些制度制定实施的推动者，也是其理论的建立和阐述者。明代的土司制度及其实施，虽然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但要皆不脱离洪武时期奠定的基本框架。明代后继之君和执政官员，遵从祖训，继体守成，虽有变通而不离大法，虽有权宜而事有所宗。可以说，明代的土司制度是成功的、有效的，它维护了明朝的统一和地方的安定，促进了民族团结和地方的发展。隆庆年间内阁首辅高拱妥善处理贵州安国亨、安智仇杀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它充分说明了祖制的有效，也充分说明了高拱等一干人的机敏和权变。而这种恪守祖制又善于实施的做事方式，也正是明朝统治得以维持二百七十余年而大体稳定的原因。

在明朝的统治向少数民族地区推进和实施的过程中，朱元璋曾经多次阐明他的理念，提出过一系列主张，成为明朝土司政策的理论基础。比如洪武元年（1368）八月戊寅，湖广行省平章杨璟等自广西还朝，拜见皇帝朱元璋。朱元璋向他了解广西两江、黄岑二地的边务，杨璟说：“蛮夷之人，性习顽犷，散则为民，聚则为盗，难以文治，当临之以兵，彼始畏服。”朱元璋不以为然，他说：

蛮夷之人，性习虽殊，然其好生恶死之心，未尝不同。若抚之以安静，待之以诚意，谕之以道理，彼岂有不从化者哉？此所谓以不治治之，何事于兵也！1

又如，洪武二年（1369）七月丁未，中书省臣向朱元璋建议：“广西诸洞虽平，宜迁其人内地，可无边患。”太祖朱元璋说道：

溪洞傜僚杂处，其人不知理义，顺之则服，逆之则变，未可轻动。今惟以兵分守要害，以镇服之。俾之日渐教化，则自不为非。数年之后，皆为良民，何必迁也。1

又如，洪武十八年（1385）六月甲午，广西都司向朱元璋建议说：“频年傜寇窃发，皆因居近溪洞之民，与之相通，诱引为患。请先捕戮此辈，弃绝其党。”太祖朱元璋说：

溪洞之民，引诱傜僚为寇，此诚有之。然其间岂无良善？若一概捕戮，恐及无辜。大抵驭蛮夷之道，惟当安近以来远，不可因恶以累善。非实有左验，不宜捕戮。2

朱元璋处置边境民族的原则，大体有这样几项：其一，抚之以安静，待之以诚意，谕之以道理，以不治治之;其二，日渐教化，则自不为非;其三，安近来远，不可因恶累善;其四，非实有左验，不宜捕戮。

朱元璋的这些主张成为明朝民族政策的理论基础。同时，他的各项主张及做法则成为以后历代君臣必须遵从的祖训。

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位，标榜一遵祖宗旧制，在许多方面可以说得到乃父真传。其对民族地区的政策，必称效法太祖朱元璋。请以云南为例。永乐元年（1403）九月甲午，西平侯沐晟奏：“云南车里宣慰司土地官刀暹答令其下剽掠威远，虏其知州及民人以归。请发兵讨之。”对此，朱棣指示兵部臣，说道：

兵易动难安，一或轻举，伤人必多。且人有不善，以理告谕，未必不从，然后加兵则亦有辞。昔皇考之世，思伦发为其下所逐，初但遣人谕之，彼怙终不悛，乃发兵殄之，此成法也。今始遣使赐赉诸夷，而遽继以兵，自此何以取信？且闻车里已纳上咸远印信，是悔祸之心已萌。可令云南都司移文谕之。若能格心向化，不必发兵。3

于是，九月丁酉日，又敕令沐晟说：

兵，重事也，危道也，不若且令云南都司移文谕之。如此格心向化，即兵可止;若谕之不悛，加兵未晚。尔其训练将士以候。4

再以麓川平缅宣慰司为例。永乐二年（1404）四月癸未，麓川平缅诸宣慰司并木邦、孟养二府土官俱遣人朝贡方物。平缅宣慰使司所遣使者奏：“孟养、木邦数侵其地。”于是负责管理土司的礼部官员建议：“宜以孟养、木邦贡使付法司正其罪。庶蛮夷知惧，不敢侵越邻境。”朱棣指示说：

蛮夷相攻夺，自昔有之。执一二罪人，未足以革其俗。且事曲直未明，而遽罪其朝贡之使，祇沮远人向化之心。可令西平侯遣人谕之。5

又如永乐四年（1405），朱棣得到兵部尚书金忠等奏报，说：“湖广洪州泊里蛮夷长官司所属蛮民吴兰、吴广、吴塘华等，以妖言聚众为乱，攻劫其旁近人民。有司招谕不服，请发兵剿之。”朱棣说：“蛮夷作乱，固当诛，但兵行不免伤其良善，其令湖广三司再遣人招谕，服则宥之。”地方三司，依令而行，果然，到十月癸卯湖广都司报告说：“兰等闻命，皆已从化。”朱棣又说：

蛮夷之人以杀戮为生业，岂知有礼义？故圣人以不治之，非大逆拒命，岂可辄动官军？驭夷之道，既服，舍之可也。1

朱棣的此类言论和处置之法，可谓与乃父朱元璋提出的原则完全一致。而后世对朱棣的指示条则，也视为必须遵从的祖制。

然而，祖训在，典章制度的规定在，并不一定能保证把地方事务处理好，贪功失误，怠惰废事，主观激乱，各种情况都常有发生，故而民族地方治理的关键在于得人。明朝民族政策和土司制度得以落实，靠的是朝廷和地方的能臣。嘉靖末、隆庆年间的内阁大学士、首辅高拱，就是一位治世能臣。其对土司事务的处置，堪称贯彻祖制，权变运筹，既有宏观的把握，又有深入调查和悉心的指导，对后世是有借鉴意义的。现以其处理贵州土司安国亨、安智仇杀事件为例，透视明代民族地方治理的理念及实践情况。

一、土司安国亨、安智仇杀事件的缘起

朱元璋起兵与群雄相角逐，在打败了陈友谅之后不久，地处西南的思南宣慰司、思州宣抚司率先归附。朱元璋令其“以故官世守之”，即仍然担任元朝所授之官职，继续掌管当地。其时在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明朝还没有建立。这种任用土著首领，世代相袭，不改变原有管理模式的方法，即所谓土司制度。明朝在西南大部分民族地区，继续采用这种方法实行对其地的统治。

其后，永乐十一年（1413）分思南、思州为八府四州，设立贵州布政使司，其下分隶七十五长官司，由中央户部管理。而又设贵州都指挥使司，领十八卫，其下辖七个长官司，由兵部管理。府以下参用土官。其后，府并为四，州并为六，长官司或分或合，厘革不一。2

嘉靖末年，贵州水西土官安万钟应袭宣慰使职，因骄纵杀人，被左右所杀。以无子，其从弟安万镒应袭职，但却由一个庶族幼子安万钧冒充为安万钟的弟弟袭了职，这就引起了安氏土司内部的仇杀。朝廷捕杀了杀死安万钟的凶手，处罚了肇事者，而以安萬镒袭职。不久，安万镒死，而其子万阿写年幼，就由平乱有功的安万铨“借袭”其职。3后来，阿写年长，改名安仁，正式袭职。不久，安仁死，安仁的儿子安国亨袭职。事情就发生在安国亨身上。史载：

子国亨袭。淫虐，乃以事杀万铨之子信。信兄智与其母别居于安顺州，闻之，因告国亨反。巡抚王诤遽请发兵诛国亨，智遂为总兵安大朝画策，且约输兵粮数万。及师至陆广河，智粮不至。诤乃令人谕国亨，而止大朝毋进。兵已渡河，为国亨所败。4

抚臣以叛逆闻，动兵征剿弗获，且将成乱。5

时在隆庆四年二月6。

按明人王圻的说法，当时贵州土司“虽授官给印，直名羁之，不能令也。恣杀戮，服食僭拟，自专无上”。1明朝对这里的管理带有羁縻性质，对他们的约束是有限的，所以在处理土司的问题上，需要格外小心谨慎，准确拿捏分寸尺度。土司首领之间以恩怨相互仇杀，本经常发生，巡抚不问根由，贸然介入，支持一方，显然已属躁进。如果官军侥幸胜利，或许可以维持短期平静。而此次官军介入惨遭失败，致使局面难以收拾。另一方面，安国亨虽然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毕竟还要听命于朝廷，从根本上难与官府抗衡，因此心存恐惧，担心朝廷发大兵征讨，于是“遣使哀辞乞降”，而“朝廷未之许”2。安国亨无以自明，朝廷则没有台阶下，必须以征剿挽回权威和颜面。对峙之局无解，一场征战似乎不可避免。

二、明辨事件缘起，朝廷不能充当土司内斗中某派的工具

隆庆四年（1570），一度被废职的高拱被召还，再次进入内阁，并兼理吏部，旋晋少师建极殿大学士。3作为内阁辅臣，署吏部尚书，对于这场发生在遥远边陲的动乱，他说“予深念之”。他将如何处置此事？

由于攻打安国亨失败，巡抚贵州右佥都御史王诤上章自劾，王诤、安大朝皆被罢官。要处理此事，首先要有一个有能力的人接替王诤担任巡抚。高拱选中了太仆少卿阮文中，认为他“沉毅，可以属事”，推荐其为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兼督湖北川东军务，被批准任命4。阮文中赴任之前来问计，高拱对他说：“所为用君贵州者，为处安国亨是也，君必勉之。”高拱向阮文中面授机宜，而首先要厘清的就是事件的本质，他说：

吾闻安国亨本为群奸拨置，宣淫播虐，遂仇杀安信，以至信母疏穷、兄安智怀恨报复，相仇杀无已。其交恶互讦，皆仇口诬词，不足凭。乃安智不能胜国亨，抚台欲为智伸，意固善，然却为智所欺。而拥兵居省，又为智所绐，而谋动干戈则多矣。国亨不服拘提，乃见抚台右智而疑畏不敢出也。5

高拱非常睿智地分析了事发当地的实际情况，的确要比身临其境的官员高明得多。

首先，安国亨的劣迹朝廷久已有闻，向朝廷投诉的另一方，以其对朝廷的亲近，自然更易获得同情和支持。然而，在相互仇杀中，彼此攻击之词，难免过分。这些“仇口诬词”不足凭信，只要深思一下就可以判定。其次，官府要缉拿安国亨，安国亨不出，其原因在于“疑畏”，在于他认为抚台偏袒安智。这也是容易推断得出的。这些都是高拱的过人之处。但笔者认为，高拱作为明朝的高官，必然对明朝的土司政策更加明了，理解更加深刻，也对历年处置土司事宜的得失知之更深。明太祖朱元璋早就对如何处置土司之间的争斗提出了具体政策，也留下了先例。

洪武初年，水西宣慰司的土官宣慰霭翠与宣慰宋蒙古歹一同归附。霭翠位居各宣慰之上，与朝廷关系特别亲近。但是，当霭翠提出要求，要朝廷出兵为他讨伐陇居部落时，却遭到了明太祖朱元璋的断然拒绝。朱元璋说：“中国之兵，岂外夷报怨之具。”1在地方部族之间发生冲突时，朝廷应持公平中立的态度，不能站在哪一边，朝廷不能以武力支持任何一方。朝廷站在高处，才能驾驭双方;朝廷支持一方，必然陷入矛盾之中。显然，像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高拱是清楚的。太祖朱元璋的成功管理土司事例，必然成为他的榜样。所以他十分清醒地说，“抚台欲为智伸”，是“为智所欺”，决不能为安智所利用。

三、罪其本罪，当无不服

明朝一些官员，常把土司的问题简单化，凡有争斗动乱都称之为反，称为叛逆;对一切所谓反叛都以武力镇压。高拱则要求仔细区分具体情况，不轻易下“反叛”的断语。他进一步对阮文中说：“夫叛逆者，谓敢犯朝廷，背去而为乱者也。”不能把彝族部落之间的相互征杀看成叛乱，也不能把被拘提者不束手就擒看成是抗命。如果朝廷处事不公，偏袒一方，另一方的违拗就是可以理解的，就不同于叛逆。如果不分青红皂白，“而今必以叛逆论之，亦甚矣”。2

高拱一再耐心地叮嘱阮文中：

君行矣，宜廉得其实，而虚心平气处之。若果如愚所闻，则当去其叛逆之名，而只穷究其仇杀与夫违拗之罪，则彼当必出身听理。一出身听理，而无叛逆之情自可见。于是只以其本罪罪之，当无不服。斯方为国法之正，天理之公也。3

然而，阮文中并不能完全按照高拱的嘱托去做。即使他经过调查，证实确如高拱所言，安国亨并非叛逆，但身处事发现场，受到习惯势力的包围，“狃于浮议”，仍无法摆脱“浮议”的牵制，因此在给高拱的报告中“不敢突变前说，语多依违”。高拱只好再次写信谆谆训示：

若民彝异类，顺逆殊途。虽有衅隙，本非叛逆之实，则人臣当自为处分，而不可过言于君父之前。何者？君父天下之主，威在必伸，一有叛逆，便当扑灭。可但已乎？而乃事非其真，钉入其罪，过以言之，则将如何处也？安氏之乱，本是安国亨、安智彝族自相仇杀，此乃彼之家事，非有犯于我者，何以谓之叛逆？而前此抚臣乃遽以叛逆奏之，君父在上，既闻叛逆之说，则法所必行，岂容轻贷？而安国亨本无叛逆之实，乃祸在不测，且图苟全，地方官更不复原其情，遂至激而成变，乃又即以为叛逆之证，可恨也。4

地方官处理不当，把自己激成的事变当作叛乱，是不可原谅的。高拱既而说：“以朝廷之力，即族灭安氏何难者？顾事非其实，而徒勒兵于远，非所以驭彝狄而安中国也。”5“驭彝狄而安中国”，要在于罚当其罪，不能轻易用兵。

对于安国亨的“拘提不肯出”，阮文中判断为叛逆，已经是一种错误判断，而以叛乱之名上书给了皇帝，并且请求派发兵粮进行征剿，就会造成错误导向。高拱指出了这一错误的后果：如果接受阮文中的说法，把安国亨当成叛逆，朝廷就绝无宽容之理，必须要发兵征剿。既然朝廷发兵，安国亨也就别无选择只能与朝廷对抗，真的成为叛逆。如此弄假成真，双方就都没有退路了。如何才能还原事实真相，使双方回到正确的轨道，高拱在内阁急得团团转，“环床而走”，同事看他急成这样，问他为什么“环床而走”？他回答说：“思贵州本耳。”是为来自贵州的奏本而发愁。对贵州的奏本进退两难，“欲从之，则非计;欲无从，则失威”。从之的结果是“黩兵轻杀”“于义何居”;不从的结果是“示弱损威”“其体不可”。如何解开这一局死棋？高拱想出了一个缓冲的办法，让决断推迟。他提议派一个得力的人作为“勘官”前往调查，“果无叛逆实，则只治其本罪;果有叛逆实，即发兵屠戮未晚”1，尽管高拱已经胸有成竹，但为了说服阮文中，也避免朝廷仓促决策，必须有一个说辞，使巡抚阮文中和土司安国亨双方都有一个台阶下。高拱把兵部职方郎中召来，告之如此如此，由兵部提请皇帝批准，派吏科给事中贾三近前往贵州勘察，同时再次写信给阮文中：“愚熟观其动静，似是服罪为真，非敢负固者，顾吾所以处之何如耳。”“若以吾中国百姓之财，中国百姓之力，而剿一自相仇杀、无敢犯我之土彝，诚不敢以为然也”2。

这是一招活棋，事情果然出现转机。

皇帝下令，特差吏科给事中贾三近“衔命会勘”“先声所至，逆首破胆”， 朝廷将派遣特差的消息刚一传到贵州，其威力就开始发酵了，结果诸土司“畏威怀德，向化输忱，不烦兵戈自尔帖服”，争斗双方都纷纷有所表现。安国亨大为高兴，说：“吾生矣，夫吾岂叛逆者耶？然所以不出听理者，恐军门诱我出杀我也。今既有旨勘，则吾系听勘人，军门必不敢杀我，吾乃可出听理，明吾非叛逆也。”3安国亨从名副叛逆的罪人，变成了等候调查处理的当事人，他有机会把事情说清楚。安国亨逢人就为自己表白一番：“吾岂叛逆者耶？”。

此前，阮文中责令安国亨：其一，献出拨置人犯;其二，照彝俗，输银赔偿安信等人命;其三，分地安插疏穷母子;其四，剥夺宣慰职衔，与男权替;其五，从重处罚，以惩其恶。

见到此令，安国亨母子仍拥兵不出，因为担心按叛逆治罪。及至朝廷派遣特差即将到达的消息传来，安国亨才俯首听命：交出人犯;赔偿各项罚银四万一千两;保证不再构兵仇杀;愿革管事，令男安民权理公务;安置疏穷、安智母子。此时，朝廷派遣的勘官吏科给事中贾三近还没有到达贵州，闻知事情已经解决，就于中途被召还了4。明朝人在评论这件事时说到：“隆庆间，贵州宣慰司安国亨与安智仇杀，钦差吏科给事中贾三近讯勘。当其时，四川、贵州岂无抚臣？而动遣部科者，以公论出自朝廷也。”5派遣勘官，在当时不仅仅起到了缓冲作用，还展示了最高层关注的姿态，显示了最高的公平和权威。

阮文中将事态进程奏报朝廷：“该臣钦承明旨，参以部咨，行之多官，酌乎舆论，反覆两酋颠未，事果出于有因。毒祖属诸暧昧，杀叔起于谗疑，拜将封官，既无事证可指;斩关掠地，又无行迹可稽。拒敌损兵，供自畏死激成。而首恶已献，纳银罚治，皆照彝俗价赎。而群犯就擒，继恩、国贞释自拘囚而无恙，知未怙终。安智、疏穷插之原囤而有归，可因解原忿。即今遵此五章，尚可宽其一死。”根据阮文中的奏报，下兵部提出最终处理意见，皇帝下旨：“安国亨凶恶干纪，本当动兵剿戮，既投见服罪，遵奉约束，并禄氏等都且饶他一死。安国亨着革了任闲住，令伊子安民代管宣慰事。安智也着伊子安国贞代充头目。如再违法构乱，定行剿治不饶。”6

阮文中大功告成。兵部叙功：“巡抚都御史阮文中开五事以责成，致二凶之詟服。多言指授虽出诸黄阁之臣，百尔经营，实竭其赤心之义，并其馀官舍人等，通宜分别赏赉。”皇帝下旨：“重赏文中，余各赏有差。”1《国榷》隆庆五年十月辛丑记载：“贵州宣慰司土舍安国亨降。执献其党。上官其子及安智子国贞。”谈迁在评论这件事时说道：

夷俗仇杀，尺一可解。辄叛坐之，出于倖功。万一豕突，惟力之是视，黔无幸矣。新郑当事，单于解辫，土司革心。亦宁得易言制胜乎。2

因为对事实判断准确得当，使复杂的矛盾冲突凭一纸文书就得以解决了。不赖武力而使土司心悦诚服，高拱对安国亨事件的处置，实在是一件值得盛赞的事。

四、改土归流，需要条件和时机

一般认为，改土归流标志着中央政权对地方管理的加强。但如果時机不成熟，不恰当地改土归流，可能适得其反。在安国亨事件中，安智为取得朝廷支持，借重朝廷打击仇家安国亨，甚至要求将安国亨改土归流。土司本不纳入朝廷官员序列，在本地管理上高度自治，享有很多特权。改土归流，意味着土司的许多权力利益的丧失。安智是想借此剥夺安国亨的权力，以朝廷约束对方。所以，即使在安国亨已经认罪认罚之后，安智还是坚持要求杀死安国亨母子，将地方改土归流。无疑，在他们看来，朝廷是希望改土归流的，因而以此迎合当事者急功近利的心理，对朝廷施以诱惑。

显然，安智身边有高参，从中挑拨策划。这被阮文中识破，他处置了“拨置之人”，安智才表示服罪。但是，当事件过去一个多月后，又有安智和疏穷的奏疏送到京城，奏疏一方面为自己申辩，另一方面还要求改土归流。这在京城引起了议论纷纷。高拱感到此事蹊跷：贵州距京师数千里之遥，信件怎么能在一个月内得以往还？他猜测一定有安智的人暗住京师，潜为谋划。于是他下令通政司逮捕投送奏疏之人，送交法司加以审问。果然，他们供出，有两个被罢职潜逃投靠安智的人，携带重金，久住京师，为安智串通谋事。那份奏疏就是他们写的，而安智并不知道此事。这两个人被处以充军，逐出京师，议论才得以平息。

高拱身处决策地位，有长远的思考，才能不为近功小利所诱惑，也才能悉心访查，洞烛阴谋。改土归流，是民族地区管理方式的一种选择，但并不是唯一选择。在条件不成熟时因改土归流而造成的纷乱并不罕见。在一些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就是最好的管理方式。

五、德威兼用，感心摄暴

明朝在其版图之内，从来就是恩威并施的。洪武七年（1374）七月，有御史自广西还，向太祖朱元璋进献《平蛮六策》，内有“立威”一策。太祖览毕，谕之曰：

汝策甚善，但立威之说，亦有偏耳。夫中国之于蛮夷，在制驭之何如。盖蛮夷非威不畏，非惠不怀。然一于威则不能感其心，一于惠则不能慑其暴。惟威惠并行，此驭蛮夷之道也。古人有言：以怀德畏威为强。政以此耳。3

在贵州地区，一直有一股“巨寇”万余人，以者念为首，“僭号称王，设官拜将，宫室服用，拟诸乘舆”。他们时时发兵到安顺一带抢掠，当地“民彝”“患苦垂三十馀年”。对这一长期为患，与明朝相对立的势力，刚刚成功处理了安国亨事件的阮文中，“欲发其事，剿除之”。阮写信给内阁大学士署吏部尚书高拱，商议如何办理。高拱的回答很干脆：

此贼称乱既久，朝廷弗得知。君乃欲发其事而剿除之，可谓忠矣。调度既周，方略既定，便当举事，吾其佐君成之。1

在朝廷的支持下，阮文中发兵征剿，擒拿了寇首者念，斩之。“平其馀党，扫其巢穴，土地悉归州卫版图，深山穷谷无复逋逃渊薮”。结果，“圣武布昭，天威远震”，明军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同时，这种对叛逆的坚决打击，“彝首旁观，亦皆震慑”。所谓恩威并施，武力打击可以扫除叛逆，也可以震慑潜在的可能出现的叛逆，使局势保持平静。而怀柔施惠，也是在强有力的武力为后盾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的。

在高拱的统筹和指挥下，安氏的争斗得以平息，多年的寇患也被铲除。可以说是恩威并施了。高拱说，贵州平静了，“可免百万生灵之命”“俾王化宣流万里之外”“自是境土谧宁，生民安业，兵无征戍之苦，官免奔命之劳，上下恬熙，与中华埒矣”2。

《明史》载：“国亨事起于隆庆四年，至万历五年乃已。”3《明史》又载：“国亨既革任，日遣人至京纳赂，为起复地。十三年，播州宣慰杨应龙以献大木得赐飞鱼服，国亨亦请以大木进，乞还给冠带诰封如播例。既而木竟不至，乃诿罪于木商。上怒，命夺所赉。国亨请补贡以明不欺，上仍如所请。”4后来，安国亨恢复了宣慰使之职，直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国亨子疆臣袭职。那应当是后话了。不管怎么说，这些都证明当年安国亨并没有叛逆。高拱等人对他的处置是正确的。

六、世事练达，机宜权变

高拱等人处理安国亨事件的经过极其精彩。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悉心领会祖训所规定的明朝对土司的基本政策，在多变的情况下头脑清醒，坚守祖训而又灵活有度。高拱邃密的洞察力和高超的领导能力令人印象深刻。在整个事件中，高拱不仅要维护明朝的制度，还要对付官员们的陋習。防止他们的欺蔽，防止他们隐瞒于己不利的实情，也要防止他们贪功好事，为制造业绩，惟恐天下不乱，甚至不惜扩大事态的劣性。高拱批评说：“人臣务为欺蔽者，地方有事匿不以闻。乃生事倖功者又以小为大，以虚为实;始则甚言之，以为邀功张本，终则激成之，以实己之前说。”5他嘱咐即将承担重任的阮文中，说：“今之仕者，每好于前官事务有增加，以见风采。此乃小丈夫事，非有道所为。君其图之矣。”6官僚队伍中的这种劣行，不是在处理土司事务时才发生的，但是以这种方式去处理土司事务，是绝对会坏事的。老于官场的首辅兼掌吏部的高拱，对官僚们的丑态再清楚不过了。他在长期从政中对此习闻习知，对官员们的惯常行为了如指掌。

另外，高拱对万里之外彝情的判断，对土司之间关系的分析处理，则反映出他练达世事洞悉人情的能力。比如，他认为土司之间的互相攻击“皆仇口诬词”，不能作为处置的凭据。比如，他断定国亨之“不服拘提”，是因为抚台偏袒一方“而疑畏不敢出”， 地方官以此认定其违法抗命， 是“更不复原其情”。高拱要求，凡断事须设身处地，凡度人要以理以情。最难得的是，他要求官员既要照章办事，严防欺蔽，又不能谨慎裹足，拘谨琐碎。前述，他对阮文中说，有些事“人臣当自为处分，而不可过言于君父之前”，也就是说，作为衔负钦命的抚按官，能自己处理的就自己处理了，不要什么都奏报给皇帝。当报则报，不当报则不报，也不是奏报得越细越好、越及时越好。一定要分清事理、成算在握，需要做最后决断时，才可以奏报。否则，把皇帝推到前台，迫使他过早作出决定，一旦令下就无回旋余地了。这些都反映出高拱善于统筹全局、机宜权变的能力，也说明他敢于担当的缜密和果断。高拱不愧治世能臣，岂兢兢小吏可同日而语耶。史家称“拱练习政体，负经济才”1，诚哉斯言。

责任编辑：王尧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