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宁

摘 要：丁道衡边地纪行的文章共六篇，全部写于民国时期，涉及蒙新、绥远、西康三地。尽管六篇行纪都是科学考查中形成的文化“副产品”，但是囊括的自然文化信息十分宏富，不仅展示了作者亲历目击的自然风貌、物产气候、人文地理、边民生计、民族习性、宗教生活景象，而且饱含着作者“爱国若命”的赤子情怀，彰显着叙说者“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表达了作者对民族深陷外侵内扰时国人如何共克时艰以及边地何能长治久安等问题的思考和展望。

关键词：丁道衡 民国时期 边地民族风情 赤子情怀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0）03-87-93

丁道衡（1899—1955）是我國现代著名教育家、地质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是贵州九三学社建设和发展史上的“第一人”，也一度担任过贵州大学的掌门人，堪称一代“科学大师、民主先贤、学术精英、业界楷模”。1

丁道衡出生于贵州平远（今织金县）的一户书香门第、官宦之家，十七岁入贵阳模范中学（今贵阳一中）读书，二十六岁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因品学兼优而留校任教，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远赴德国留学并获博士学位。丁道衡自小受到家族先辈尤其是叔祖父丁宝桢和祖父丁梅村的影响，幼年时期多次随在外省为官的长辈远游，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感受了风情各异的民族文化，从而萌发了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和远大抱负。在从事矿产资源调查和地质研究的岁月里，丁道衡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或扎根于荒无人烟的西北大漠，或跋涉于西南边陲的崇山峻岭，为世人留下了为数较多的记录不同自然风貌、不同民族习俗、不同区域物象的考察纪行日志。既然“游记可以很好地揭示其撰写者的精神和心理架构”2，那么，透过这些笔力遒劲又充盈着人间烟火味的考察纪行，既可以洞见作者当年跋山涉水的艰辛，也可感触边地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还可以窥见作者夹杂着个人感情的文化见解。这些源于人文体验与心灵感知的珍贵文献，对于掌握多彩的民族风情，获取地方性知识，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丁道衡把实地考察视为科学研究的第一要务，认为那是获得第一手材料和科学实据的必经之途。早在1925年4月，时为北京大学大三本科生的他，就获得了由李四光教授亲自带队指导的“地质旅行”机会，赴山西太原等四地进行为期两周的实地考查。丁道衡为此撰写了《地质系三年级山西旅行报告》一文，刊登在了《北京大学日刊》上。作者在文中结合自身所读地质专业，着力强调了不盲从教条、唯崇信真理的重要性。“地质之学，注重实地调查，平日所习，不过书中知识，于地形（tectonic）、地史（stratigraphy）之情形，仅见诸成著，不知身历目睹之亲切受益”1。无疑，如此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求知求是态度，体现了南宋诗人陆游所倡导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精神，这种把书本知识与田野体验自觉融会的意识，将“形上”和“形下”有机统一的态度，至今昭示着后世，启迪着当下。

在出国深造前，已留北大担任助教的他，又受邀参加了1927年5月至1930年8月的中国-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这次历时三载的科考，行程数万里，跨越了从内蒙古到新疆北部四百万平方公里的区域。丁道衡所著的《蒙新探险的生涯》一文，以一个内地汉人的审视角度，将西陲边地的物象风貌和民族风韵，用奇幻的文字和雄健有力的笔调进行了书写表达。“在考察途中，他们顶风沙雨雪、冒严寒酷暑，涉大漠、爬高山，风餐露宿，历时三年，出色完成了西北科学考察的任务”2。学成归国后，他又于1939年9月参加了“川康科学考察团”，不畏川康地区山高严寒、空气稀薄的恶劣环境，深入海拔超过四千米的理化县（现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率先研究了西南地区铝土矿，其间还历经了被土匪洗劫一空和同行被打等事。3

通过两次时间较长、空间跨度大的考察，丁道衡不仅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科研数据，而且闲暇之余，他还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温情而理性的笔触，描摹了边地的民生、民情和民俗，其文字中饱含着原始而雄浑的生命力和炽热的爱国情怀。

检索《全国报刊索引》发现，丁道衡有关边地考察纪行文章共六篇。刊发时间和所载刊物先后为：（1）《蒙古新疆人民生活状况》（《女师大学术季刊》1930年第四期，第1～5页）;（2）《蒙新探险的生涯（在北平女师院演讲）》（《女师大学术季刊》1930年第一卷第四期，第1～10页）;（3）《蒙新探险生涯（丁道衡在女师院讲演）》 （《时报》1930年10月8日第三版）;（4）《蒙新人民生活之状况：丁道衡先生讲演》（《文治中学半月刊》1931年六月，第55～62页）;（5）《最近游绥的见闻》（《西北研究（北平）》1932年第六期，第109～116页）;（6）《佛教在西康》（《新评论》1941年第三卷第五至六期，第14～17页）。上述六篇边地考察纪行，都是作者科学考察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副产品”，是作者现场观察、生命体验和搜奇探险后的见闻心影集成。就内容与特征言，前四篇文稿讲述的是同一主题，都源于1927年至1930年参与的那次历时三年的“西北科学考察”活动，因此具有明显的同质化特征，尤其是第一篇和第四篇、第二篇和第三篇基本观点大致相似，不同处主要表现在后篇往往是前篇的拓展版或升华版，逻辑结构更为明晰，叙事风格更为清新，所述内容更为充实，主观印象和回忆感想色彩更为浓郁。

《蒙古新疆人民生活状况》一文，是丁道衡根据在文治中学演讲的内容提炼而成。是关于蒙古、新疆人民生活境况全方位考察的报告，涉及气候地貌、生活方式、民族性格、女性境况、食物结构、婚姻制度、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内容，信息量极大，文笔优美流畅，逻辑思路清晰。文章开篇便渐次深入地阐明了蒙古独特的气候地貌，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方式，以及该生计模式下的家庭内部性别分工等情况：蒙古地方，天气寒冷，戈壁沙漠居多，不宜耕种，但是水草很是丰富，适于游牧，所以他们都是以游牧为生活的，他们男女老幼，都是很勤苦的工作，吃闲饭的很少，尤其以女子工作的时间最多。那边的女子，没有像我们内地的小姐太太式的，都是以主妇兼做家庭间一切琐碎的事情，他们的食料，以乳为重要食品，辅以米面等类。1由于乳制品乃游牧民族食物的主要来源，牧民往往“以母羊、母牛、母马为食料仓府”，挤奶庖食等家务劳动完全是女性的责任，男子则专管牧畜及对外一切事务。因此，在作者看来，这样的生计模式不仅形成了“女主内”“男主外”的家庭内部分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助推了某些富裕大家庭中“一夫多妻”婚姻制的产生，因为如此可使更多勤苦耐劳妇女进入家庭，以分担繁重家务。

在论析了家庭结构后，作者进而就蒙古人的社会组织与宗教生活进行了探释，指出蒙古部落不是以家庭为基础单位，而是以苏木（庙宇）为单位的。换言之，“说有多少苏木，就是说有多少部落了”。就治理体系言，喇嘛既控制和管理着苏木，也统治着部落的所有人和一切事，因此，“蒙古人对于喇嘛非常信仰，一家里如果有两个儿子，定把聪明的一个施给庙里去当喇嘛，喇嘛终日诵经，鸣钟，击鼓的大做法事，他们的衣食住等等，均由人民供给，但不能娶妻生子。”2一旦成为喇嘛，将终身信守不娶，人们为何还对该阶层趋之若鹜呢？丁道衡认为，由于喇嘛位尊权高，还充当着医者的重要身份，因此备受推崇。“蒙古没有医生，有病的时候，只有去求喇嘛治病”。文中记述蒙古人的葬俗有别于内地：“不是土葬，也不是火葬，他们是腹葬，就是葬在豺狼的腹里，当他们家长或其他人死后，就把尸首放在狼群出入的地方摆着，过后几天去瞧，被狼吃了没有，如果吃了，那末就以为死者升到天国去了，如果没有被吃，就以为他罪恶太大，狼都不肯吃了”。3据此，丁道衡认为蒙古民族的生活方式，同其栖居的自然环境相互制约。

随后，丁道衡讲述了与蒙古牧民经济运作相关的物资生产、使用、处理、分配模式，以及产品购售买卖行为。据他观察，蒙古人常同毗邻的汉人交易商品，“大多数是以货换牲畜皮毛，现钱交易的少，而且赊期居多，譬如说春冬季将货物放给蒙古人，到夏秋的时候去收去〔取〕换得的牲畜”。作者继而就蒙古人“为何从不赖债”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大胆猜测，认为“（蒙古人）譬如说你给他们赊款同他们谈交情，在交换上便可得到很大的便宜，他们虽然实质上吃亏，心里上却高兴，若果你马上要兑现交易，他便觉得你瞧不起他，不放心他，以后的买卖就不好做了”。4显然，如此地评断观点有着一定的先入之见，存在着把少数民族同胞率直的民族性格误读为“虚荣心很大”的不实之处。

接着，文章转入对新疆地区相关情况的论述。对于广袤区域内的民族复杂性，丁道衡以“新疆的人种是复杂的”一言以蔽之。随后，在就各主要民族的族名及分布地域稍加介绍后，着力对聚居于天山山脉内的旧吐尔扈特蒙古族支系的演变历史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解读：“他们的种族，有汉人的血统在内，他们的祖先，是汉人的公主下嫁给蒙古的单于所生的这位太子长成后，他想谋篡他蒙古哥哥的王位，不幸被发觉了，就遣到俄罗斯一个蒙古部落去避难，护从他的有四个汉人，同若干蒙古人，到了那里，俄国的蒙古王子，就把他招了驸马，这样的繁殖起来，一直到了清朝，他们才受封，迁到新疆来。”5不难看出，作者有关天山山脉蒙古人演化史的历史记忆叙述，采用了传说加转述的形式，体现出了一种文学故事的叙事特征，真实与否则不得而知。

在综述了迪化（乌鲁木齐旧称）、古城子（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城）及伊犁三地的基本状况后，作者就新疆人民当时的经济物质生活情状做了如是总结：“新疆牲畜的事业，自以蒙古、哈萨为其干部，因为他们都是山居，精于牧畜，大山里面又有极大的草厂，所以牲畜甚是繁殖，除供本省食用之外，大多数销于俄国，小部分销于印度、阿富汗等处，他们都很富足，生活都很容易。”1进而，作者对新疆和蒙古两地人民的文明程度进行了对比，认为前者总体上高于后者，原因大概在于前者接近俄国，容易开化。另一方面，又择取蒙新两地的哈萨克和蒙古两族，就彼此间的文化风俗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哈萨的风俗，同蒙古大不相同，蒙古是喇嘛教佛教，哈萨是回回教，回教人不吃他教人宰杀的东西，所以回回在山里面，在哈萨地方，可以过门大嚼，一到蒙古地方，便观望不前了”2。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演讲结束前，还就如何进一步改善新疆人民的生活质量，增进他们的幸福感和国家认同感，进行了认真思考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新疆人种虽很复杂，若果在上者能够改良他们的生活，增进他们的幸福，输入中国的文化，必不难将他们团结起来，执干戈以卫国家”。3

《蒙新探险的生涯（在北平女师院演讲） 》一文，也载于1930年同期的《女师大学术季刊》上，作者在文中对考察的具体细节和经过信息进行了全面补充说明，因此篇幅上较前一篇增加了一倍。文章开篇便就“蒙新探险生涯”为何不同于一般的探险加以说明。本次探险表现出的“异”，既在于它的性质有别于普通意义上的“探险”，“探险二字用在中国的蒙古、新疆等处，似乎不很合宜，因为这些地方，既没有两极那样的冰天雪地，又没有非洲澳洲那样的毒蛇猛兽，说不上什么险”，又在于考察队所选择的方法同常人的方式背道而驰，“我们因为要作一种科学考查的旅行，所取的方法，与一班〔般〕的旅行不同，不同之点，可分为三项，（一）昼行，（二）不走大路，（三）不怕损失”。4

遍览全文，作者在记述遭遇劫匪、蒙古人民宗教禁忌及新疆民风异俗方面，花了不少心力，也投入了大量笔墨。“蒙古人民的宗教观念甚深，迷信尤其利害，而且这么大的科学团，又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在蒙古走，所以他们对于我们的举动，都持一种怀疑态度”。5作者通过蒙古人如何担心外人触动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老包”或拿走“镇山之宝”，来证明蒙古人如何迷信。当讲述到新疆境内的科考过程时，作者着重就“入乡问俗”获得的若干地方民俗进行了描述，“我们在路上便知道关于新疆的若干事，什么抓饭，哈密瓜，吐鲁番葡萄，猎鹰抓兔，缠头偎郎，种种好听的名词，所以一到哈密，便先吃了哈密瓜，其次就去观猎，一到吐鲁番，就去叫人偎郎。偎郎即是缠头的一种跳舞，有四五个人奏着他的乐器，两个人对跳起来”。6如此惟妙惟肖的叙事情节，具有非常强的可读性甚至民俗研究意义，即便今日对民俗或民族研究界的学者言，依然颇具参考价值。

至于同年载于《时报》上的《蒙新探险生涯》一文，则是丁道衡受北平女子师范学院所邀，再次就“西北科学考察”历程发表演讲的内容节录。但就文体风格言，《时报》所刊内容，全文按照事件发生先后的时序进行叙述，将考察故事分为六个章节进行讲述，即“此行旨趣”、“旅行方法”（晝行，行大道，不怕牺牲）、“土匪觊觎”（组织卫队、轮流警备）、“蒙人迷信”（怕人触动‘老包、拿走‘镇山之宝）、“蒙人美德”（避债不赖债、父死子孙偿）、“行戈壁中”（额清纳河到哈密、戈壁中挣扎、粮尽食骆驼）六个板块，彼此连贯，一气呵成。较之于前篇《蒙新探险的生涯》，尽管篇幅上有所缩减，但是讲述者经过对情节的进一步提炼优化，从而使情节更加紧凑，表述更加精炼，层次更加分明，尤其是对蒙古人的迷信加以适度的艺术性、想象性修饰和对蒙古人的美德进行具象式渲染后，文章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也由此大增。

1932年3月，因工作需要，丁道衡展开了一次往返北平、绥远间的短暂旅行，写成了《最近游绥的见闻》，并发表在了《西北研究（北平）》上。这篇长达八页的见闻录，信息量极其宏富，知识面颇为广阔，塞北气息、经贸形势、建筑风格、民族特性、生活起居、市井风貌、宗教习俗、乡村治理、内外蒙古关系等相关知识充盈其间。文中以较大篇幅论述了绥远商人的生存境况：“在贝勒庙的东边，约一里，有三四十家做买卖的，鸡鸣犬吠之声相闻，形成一个小小的村落，据说从前蒙古人不让在其地建筑房屋，几年努力的结果，已得到允许，不过每年须向王爷缴纳地租，及营业税若干，大约买卖大的，每年须纳二三百两银子，小的几两至几十两不等。”1

随后，作者对暂居绥远的商人群像进行了刻画，讲述了他们生活的诸多不易和艰辛。入微的观察，细腻的描绘，精彩的文字，读罢令人不得不为作者的非凡笔力所折服。

他们与蒙古人的交易，大半是赊期，三四月间出去放账，六七月间便去收取兑换得来的牲畜皮毛了。凡是在蒙古做买卖的，都要在王爷府领票，且只能在其旗内通行，一过了界，又得领取他旗的票了。……他们除了纳税之外，还得分担差事，譬如遇有公事，要草料马匹骆驼的时候，就按户分派，有马骆驼的出马骆驼，有草料的出草料，一个养马的商人告诉我说：派马还不要紧，最苦的是马匹到别处去了，不论三天五天的路程，还得自己去牵了回来，蒙古人是只管取不管还的。这样一来，谁敢养马骆驼呢！所以在那里的商人，都是养牛，因为牛走得慢，拉车还用得着，别的差事就轮不到，而且奶是最好的饮料，粪是最好的燃料，尤是住户所需要的东西。在那里的手艺人也不少，如鞋匠铜铁匠裁缝等类，不过手艺既劣价钱又贵罢了。在那里居住的商人，还得遵守一条禁令，就是不得随带家眷及容留女人，违者重罚不贷。这条禁令不知是因为附近庙宇的关系，恐渎犯了神灵呢？还是免去商人就地繁殖起来？尚待详细的研究了。2

尤其是论及到该地的庙宇与喇嘛盛景时，作者展开了更为详尽地描述：“那里的庙宇，在一土坡上水抱山环，倒也形胜，而且建筑极是辉煌，大的小的，不下二三百所，喇嘛也有好几百人，香烟袅绕佛号喧扬，红僧白马，出入其间，另有一番气象。离庙十几里地，方有人家，唯穷人居多，半是依庙宇为生活的。”3全文既荡漾着扑面而来的生命气息，更饱含着真挚而浓烈的爱国情怀。特别是在论及日侵俄扰边患不断的时局，面对“列强”威慑和侵凌，作者提出了国人理应众志成城，共克时艰，探寻中华振兴良策的主张，甚至发出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值此国艰，何得缄默”4的呼号。在文末，作者再次指出，“这次游绥，由各方面看来，绥远在军事上边防上商务上农业上地位都是重要的，我希望绥远当局本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努力做去，并且祝他们最后的成功”5。拳拳之心，殷殷之情，跃然纸上。

《佛教在西康》乃是丁道衡边地游记的压轴之作，彼此交叉互渗了心理学、地理学、社会学、民族学、哲学、历史学等学科知识。文章尽管篇幅不长，却饱含人文气息，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就结构言，全文由“引言”“西康天然环境与人民的生活”“佛教传入西康的简略经过”“佛教在西康的现状”“佛教对西康现时的影响”及“最后的几句话”六部分组成，既检视了西康佛教传播的“前世今生”，又探析了佛教兴盛背后的地理环境与民族文化成因，立意深远，论证通彻。

文章首先指出了佛教于西康的至关重要性，“佛教在西康影响的大是无可否认的。有人竟以为在西康除了宗教无文化，除了宗教无政治;要治理西康只有假之宗教一途，至少要提倡宗教，皈依喇嘛，方能够抚绥康民安定边疆”1。在挖掘和剖析佛教在康区如此兴盛的原因时，作者认为当地苦寒恶劣的地理环境，一方面限制了人民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佛教隆盛的結果。“人民既受这种环境的限制，又没有克服困难的能力，除少数特殊阶级的人外，一般都甚寒苦。大半以牧畜为生活，牛羊为食料，羊皮为袄，牛毛为篷，过他们游牧生涯。又以文化落后，医药不良，故身体虽然强壮，而疾病的流传甚广，平均寿数只在四十左右;抢劫与仇杀的风气盛行，故家家有朝不保夕的恐慌。在这种种压迫下面，人们自然要求一种安慰，尤其是精神的安慰。我以为佛教能在西康或其他地方流行，这实在是一个重要的原由”2。如此论断，无疑具有宗教社会学的立场和理趣。

在余下的篇幅里，作者进一步论析了康地佛教的流布现状和现时影响。以“佛教对西康现时的影响”为例，作者认为康地佛教的当下发展，正处于一种日渐式微的状态。“就整个看来，似乎是日在没落中”。“它衰弱的征象”，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戒律的废弛（喇嘛人数虽多，但除少数外，终日哂嘻无所事事）;二是教化不够，不能依法力行（大多数僧众对于佛经要义不甚了解，也无法了解，依法力行成了无本之木的空头口号）。

在文章末尾“最后的几句话”里，作者继而申论道：“佛教在现时西康，实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不惟它本身发生了若干流弊，急待改革;而且以时轮的流转，环境的变迁，对于人们精神上的指导，似已失去从前的尊严。它的地位虽因他种条件，仍居重要，但它的影响，好坏的分量，须详加估计，这对于治边不可不注意。”3全文所透露的忧患意识和现实情怀，至今仍然具有强烈的鞭策和教益作用。当然，如此的品性人格和宏远志向，同丁道衡终生秉持的思想信念完全一致。正如他勉励学生勤学所言：“学习的目的为了求得真理，谋求福利，以尽个人应尽的责任。”4

综上所述，丁道衡关于边地纪行的六篇文章，时间全都集中于民国时期，空间分别指向了蒙古新疆（西北边陲）、绥远（塞外）、西康（西南内地）三地。毋庸讳言，由于受到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诸如外来者的猎奇视角、非本民族的文化身份、跨专业的知识素养、走马观花式的观察经验、非原型在场的叙事手法等，从而使这些科考“副产品”或浓或淡地显现出了观感者自己的文化心理与价值秩序，尤其在对时称“缠民”的维吾尔族的族性和文化描述和论断中，存在着明显的主观认识，认为“缠民”“惰性甚深”5“进取心很薄弱”“缠民妇女的虚荣心及挥霍性，据我看来，比何处都大”6，等等。如此的先入之见，往往是文化外来者无法以纯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去审视和体认“族内人”文化的通病。换句话说，“旅行家往往是带着自己的文化视野去‘发现世界的，‘眼后的既定观念决定了‘眼前所看到的东西”7。

然而，瑕不掩瑜。六篇文章其囊括的自然文化信息十分宏富，既展示了他所处时代和特定空间下的自然风貌、物产气候、人文地理、边民生计、民族习性、宗教生活景象，更于字里行间承载着丁道衡“爱国若命”的赤子情怀，彰显着叙说者“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表达了对于中华民族深陷外侵内扰之时，国人如何共克时艰以及边地何能长治久安等救国图强良策的思考和展望，是当时边地考察的学术佳作。

责任编辑：黄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