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璇

（淮南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南 232038）

近百年来，评论家从不同角对惠特曼倾注毕生心血创作的《草叶集》进行了诸多解析。学界普遍认为：被誉为美国诗歌“自由体之父” 的诗人惠特曼，用积极乐观、激昂豪迈的旋律，洗涮着当时美国文坛流行的、委婉低沉的感伤主义情调，在美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惠特曼因此被赋予美国民族身份的塑造者、 民族主义诗人、民主主义诗人等诸多桂冠。 评论界普遍认为：正是吟唱自然伟力、尊重个人情感、赞美自然生态的诗歌才使惠特曼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詹·埃·米勒教授曾说：“《草叶集》出版序言宣告了美国文学的独立。 ”［1］（P89）

这些“主义化”的阐释，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读者理解惠特曼的思想特质及其诗歌的某些精神，但却遮蔽了诗人真正的身份构成及其思想意识的复杂性；也在无意识间遮蔽了惠特曼真实全面的特质形象的同时，误读了其本来所具有的复杂的思想体系。

一、“创造性自我”与诗人身份

欲要探索惠特曼的真实身份和创作的主要意图，首先就有必要充分认识一下“自我”的复杂性。奥地利哲学家马赫认为：“自我”可以分化若干稳定的感性要素。 在文学作品中，即使是普通的事物也会成为自我感觉的折射。在《一封信》中，霍夫曼斯塔尔认为，与钱多斯无关紧要的物体也能反映出他的本质性的感觉，“一切都会成为我自白的容器。 ”［2］（P355）

此话旨在表明，虽然人们的自我特质有时可能会被无意识地遮蔽，但通过对诗人惠特曼精心创作的诗歌的分析，我们不难体悟到其内心真情。 伊格尔顿说道：“只有揭示其被遮蔽的生产过程，产生的可能条件，才能真正解读一种意识形态。 ”［3］

沙利文和阿德勒为代表的新精神分析学派的自我形成理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惠特曼的身份建构机制和思想意识体系。

沙利文借助生物学的共生共存原理、 组构原理，及其机能活动原理，得出了人只有在人际情境下才能生存和发展的结论。 他认为：人与其必要的生存环境相互作用下构成“人际场”，这个场通常处于不平衡状态，根源有二，由焦虑所导致的张力的存在即为其一。 自我有满足需要和安全需要，这些需要都是后天在发展中逐渐形成的。 安全的需要，主要是指心理上的逃避焦虑的需要。

这意味着，在和他人、社会交往场域中，自我的理想抱负和思想行为若得不到社会的赞许和承认就会产生焦虑。由于个体会想方设法逃避和克服焦虑，所以焦虑会成为塑造自我文化身份的动力。

阿德勒的理论贡献在于他把人从古典精神分析的泛性论中彻底解放出来，提出了“创造性自我”这一重要的性格构成理论。

对此，阿德勒曾这样分析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因为我们都发现我们自己所处的地位是我们希望加之改进的。 ”［4］（P50-51）

具有自卑情结的人会不惜以任何代价去寻求心理上的补偿，他们往往用一种虚假虚幻的优越感进行自我陶醉，或者转而寻求以某种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方式克服这种感觉。在克服自卑的过程中产生的创造型自我，会让人根据社会需要的价值观来重塑自我，这样，人的思维方式、认知感觉、行为内容不再是任意随意的，而是存在着很强的目标性。

沙利文和阿德勒两位精神学家都认为，自我的形成与个体在家庭和社会的经历密不可分，创造性人格是人们在认知世界、制定策略、建构自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中介。

阿德勒认为：“重要的是， 人是有自主性的，他能按照自己憧憬或虚构的目标有选择地看待生活中的这些经验。而这种选择性便是人与生俱来的创造性，它决定着每个人的发展。 ”［5］（P62）

不同性格的人会形成不同模式的补偿措施，采取的措施不相同， 会形成与之相配的一套生活风格。 阿德勒描述了四种主要的生活风格：支配—统治型、索取型、回避型和社会利益型。由于本文关注的焦点是惠特曼，这里主要阐释与之相关的支配—统治型的生活方式。 阿德勒认为，这一类型的人通常有追求优越性的强大倾向，以减轻自己的焦虑和痛苦，不顾他人的利益关系，经常支配和统治别人，甚至不惜利用或伤害他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通过探究惠特曼艰辛的成长历程，人们不难发现，其自卑、焦虑、内省的性格倾向，源于当时社会化的形成过程。

惠特曼的祖辈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自幼家境贫寒的他只接受过几年的小学教育，后来不得已辍学，干过很多诸如学徒、木匠等廉价的工作。他想施展自己的才华和实现人生的抱负，却始终得不到命运之神的青睐。 他的性取向问题，也是他陷入危机的原因。 他深刻体会到：美国社会给他带来的不仅仅是肉体折磨的苦痛，更是冷漠、蔑视和无情的心灵创伤。

命运的多舛、世事的艰难，社会的动荡不安、人性的变化多端和政坛对他的排挤打压，使得他不得不寻找心理上的补偿，并极其渴望在人际场中获得他人的认可和赞许。当时，刚获独立的美国，从政治到文艺体系，都笼罩在欧洲文化传统的全面制约和奴役中。 作为诗人，想在当时的社会中发挥主导力量时的那种自卑感和无力感，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正如阿德勒说的:“没有人能长期忍受自卑之感,它一定会使他采取某种行动来解除自己的紧张状态。”［6］（P53）为了克服焦虑的侵袭，惠特曼通过重塑自我人格和构建本民族的独特思想文化体系，来振兴自我和强大美国， 并想以此获得社会对自己的认同。 他的核心主张——“泛神论”“自然”“民主神圣主义”等，一方面极力迎合当时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赢得成功人士的赞同；另一方面，又融入了诗人的自我个性， 以适应克服自卑和发展自我的需求，实现他的诗人领袖梦，并获得引导权和利益的双丰收。

二、惠特曼的现代身份主体的建构性策略

惠特曼为了克服自卑和焦虑形成了以支配——统治型为核心的“创造性自我”，并围绕此种自我身份设计出了一系列自我和民族发展的建构性、扩展性策略，并使其要素互相勾连，构成有机的整体系统。由于身处社会边缘，话语权又无从施展，所以建构全新的自我身份和美国国民身份，尤其是设计出不同寻常的现代精英的身份， 成了他的目标首选。围绕这一目标，惠特曼谋划出了以下策略：

策略一， 将自然的伟力注入到美国国民性中去。 诗人普遍对自然饱含深情。 惠特曼通常也被看作是浪漫主义诗人，但是他的自然观与其他诗人迥异。 大多数诗人在飞鸟游鱼、花朵果实、浮云瀑布、皓月繁星、风云波涛中涤荡心灵、扩大视野、陶冶情操，在自然的青春脉动、盎然生机、青春气息中清除精神上的迷惘痛苦、哀伤沉郁；惠特曼也歌颂自然，但他考虑的是如何使美国人通过吸收自然的伟力来激发他们的积极奋斗的勇气和热情。

诗人对“没有男子气，倒像阉鸡似的平庸的东西”（惠特曼语）深恶痛绝。他以机智的宣传、激昂的抒情、思辨的诗章强调美国民众一定要回到自然的怀抱，激发生命中潜在的欲望和激情。 诗人经常把博大的自然意象和自然中充满野性力量的动物作为他诗歌创作的主要资源:空旷辽阔的草原、高耸雄浑的大山、矫健翱翔的雄鹰等。这些雄奇险峻、广袤荒野的自然意象蕴含着悍野之性和阳刚之气。诗人希望美国民众从这些物象身上汲取坚韧不拔、勇于抗争的勇气，锤炼自我、至死不屈的毅力，挑战命运、用生命与命运抗争的精神。

美国学者斯皮勒认为，海“一直出现在惠特曼较深沉的诗歌里，海的意象在这里成为主宰”［7］（P87）。惠特曼从小就喜欢从不同空间、不同角度观察大海，他笔下的大海多不是静止平和的，而是千姿百态的，有波涛汹涌的大海、有苍茫辽阔的海洋、有万丈深渊的大海……，波澜壮阔的海面象征着永不停息的生命流动。他在《纳韦辛克遐想》中表达了他之所以最喜欢看波涛汹涌的大海，是因为与此联系的是冲破了压抑和寂寞的人生窘态。 他在“凶猛的海浪、疾风咆哮、波涛鞭打”中，感受到的是生命不息的搏动，相信人们可由此获得铸就刚强有力、热烈奔放的人格力量。 在《为所有的海洋和船只歌唱》中，诗人描写了在浩瀚的大海中大船向前挺进的情景，号召身在生命旅途中遭遇风浪吹打等挫折的人们，满怀豪情地去克服重重苦难，继续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

惠特曼笔下的大海所表现的朝气，与肯定并张扬美国民众个性的价值取向相吻合，既是美国时代精神的折射，同时又表现着生命蓬勃之力的扩展和延伸。诗人借着美国利用海洋业扩展国际海洋贸易的实践来审视人性，这既响应了美国自独立战争以来所形成的在社会文化思潮中理解理性价值的做法，又能鼓舞国民建设现代美国的蓬勃热情。 诗人把原始之力，以及勃发的激情注入到对蕴含着无限生机的自然景物的描绘当中，他把博大粗犷且具青春色彩的自然景物和自己对塑造野心勃发的美国主体性的思索有机地融合起来。

策略二， 竭力歌颂自己的杰出和民众的可贵。在惠特曼看来，首先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合理性的存在。 所谓合理性的存在是指诗人钢铁般的意志、标高超脱的精神价值和时刻献身的理想，只有符合这个条件，才能升腾出和现实生活搏斗的坚实的主体力量。 因此，他时刻提醒自己不能放松琐屑的日常生活对他精神的侵蚀的警惕，只有经过自我洗礼和自我精神升华的过程，才能进一步地带领他人获得主体性的扩展。 其次，激发民众肯定自己存在的价值。 激发民众建设美国的潜力，愿意臣服于自己的引领， 以自己标高的主体性启发和带领芸芸众生，担当起为美国现代国家的塑造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曾建立起自己独特的泛神论观，并以美国社会和艺术作为强大的思想武器来构建美国的民族精神。遗憾的是，艰难卓绝的生存处境、坎坷曲折的人生道路并未能让诗人那崇高的社会理想得以实现，从而使其在精神上备受打击和折磨。 李野光认为，惠特曼由斯宾诺莎的泛神观点推演出“万物是神”的观点，由于“我”是宇宙间的一分子，从而得出“我即是神”的结论［1］（P96）。

综上所述，惠特曼还在其作品中植入了“力”的性质，因而具有全新的意义。 这一命题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满足了诗人为克服自卑而升腾的保护自我、 强大自我， 并证明自身尊严和价值的需求，这样，使其为自己命运和国家前途焦虑的时候，就有了坚强的支撑。 具有强烈神性意识的诗人，在美国建设时期，力图以自己主体的重塑和情感意志的完善来影响民众反抗英国并形成殖民统治和版图扩张理念。 在泛神论烛照下，他故意遮蔽了大量民众的窘迫生活，诗人正是通过描写他们和神性的交融而感到自我的崇高和伟大。 《自我之歌》 中的主人公，虽属底层贫民，却笃信自身是自然之神的尊重者和维护者，并由此心灵扩展至无限博大，既能展开奇妙的想象来解除现实生活中沉重的包袱，也能在大自然中沐浴神性，并由此得到人性的舒展和主体的自由。 如此看来，即使优胜劣汰的社会竞争法则会迫使底层民众深陷触目惊心的生存绝境，但在高贵的人格之神的指引下，人们依然能对外界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抵御和抗争，而由此获得沁入心脾的精神支柱。

在《草叶集》中，惠特曼如椽之笔勾勒出以主体姿态挺立于世、自信骄傲、生机勃勃的美国人形象。犹疑怯懦、温顺羞惭性格的自我形象，被意志坚强、顶天立地的“大我”形象所代替，而这种凛然卓立的“大我”则成为惠特曼诗歌精神的重要标志之一。具有勃发激情和意志的现代思维形态的美国人，勇于打破传统政治文化模式的束缚，以清醒明智的独立思考来担当建设美国的责任和义务，并能把个体生命引入到民族精神的伟大复兴中去。

惠特曼在诗歌中展现的个体结合自然的巨大能量，加之以无畏的勇气、恣意的心态、勃发的英姿宣告自己现代主体意识的独立、人格的解放。 诗人在诗歌中用个体所具有的巨大无比的创造力，来暗示美国个体所潜藏的人格魅力、创造潜力，并兼有致力于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决心和毅力。 一方面，诗人以“人即是神”渲染自己和众人一样的伟大，以免招致别人的质疑和批判。 另一方面，他还可以避免上层社会对自己的鄙视——因为大家都具有神性，所以大家的潜质和才能是一样的。 在此，我们不妨采用奥地利批判哲学家马赫的理论来评论惠特曼泛神论的自我思想：“‘自我’是一个名称，不过是一个幻象。 它是我们实际上需要的一个权宜之计，是用来组合我们想象的。 ”［8］（P190）

策略三，遮蔽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 随着美国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科技的进步和军力的提升，大大拓展了美国民众的视野。 惠特曼试图点燃民众征服外部世界、攫取财富、扩大版图的主体征服欲望。诗人在《草叶集》中刻意为读者塑造了民众尊崇的伟人形象，凸显了伟人的爱国热情以及他们建立民主自由的美国新大陆的坚定信念，重构了伟人的欲望特征和政治抱负。 在《献给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格兰特将军之死》《法兰西》《与祖先们一起》《哥伦布的一个思想》等诗中，惠特曼纵情表达了他所推崇的哥伦布、 拿破仑为了国家的构建和壮大而甘愿奉献自我的思想信念， 不惜拔高了哥伦布作为美洲大陆的发现者和探索者的精神意志，旨在故意忽略在殖民扩张意识之下所做出的不人道行为。

诗人在作品中竭力宣扬了哥伦布作为美洲大陆的发现者和探索者的精神意志，故意忽视了哥伦布在四次西航的冒险经历中对当地土著人大量的掠夺、屠杀、压迫等非人道的罪孽。哥伦布用自己对现代科学知识和先进武器的掌握和占用嘲笑并威胁手无寸铁的土著人， 给土著人灌输驯服听命的意识，使其对自己逆来顺受、卑恭屈节、俯首听命，“他们生性胆怯，故极易奴役使，令其耕地、建城及承担一切劳役［9］（P97）。 凡此种种都是被惠特曼竭力忽视的。

惠特曼坚信这些名人可以充当自己和其他民众的心灵使者和精神导师，使后者获得内心启迪和精神引导，并让美国民众感到与其说诗人塑造的为美国民主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名人们是尽职尽责、恪尽职守的爱国精神的代言人，不如说他们是为美国本土扩展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殉道者，铭刻在心的是权威领袖们为底层民众争取平等主义权利而做出自我牺牲的伟大形象和高尚品德。惠特曼通过故意遮蔽历史人物真实形象来启发民众，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美国现代价值的重要载体和版图扩张理念的承担者， 并通过对主体欲望的重构，激励他们认识到具有强大力量的自己，完全可以鼓足勇气冲破种种局限，从传统价值体系的奴役和压迫中挣脱出来，把自己认定的所谓美国先进的现代思想作为推动人性解放和社会进步的历史动力。

策略四，把民主平等神圣化。 这是为克服自卑和焦虑而构建的一种话语策略。当时美国存在着世俗自由派、改革自由派、特权保守派、自由保守派等众多利益集团间的不断博弈。以杰克逊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高扬民主大旗，获得了最重要的社会资本。为争取底层民众这个弱势群体的支持和赢得以杰克逊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的赏识，惠特曼将民主平等神圣化。 在《草叶集》中，惠特曼很少描写野蛮荒芜、严寒残酷的环境对平民肉体的摧残和精神的折磨。 在《我听见美洲在歌唱》《欢乐之歌》《我自己的歌》《向世界致敬》《拓荒人，啊，拓荒人》《大斧之歌》等诗歌中，平民在惠特曼的诗歌中具备如下一些心理特征：第一，生活在充满民主气息的社会环境中，平民其身体和精神因受到领袖们推崇的治国精神的滋润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舒展。诗人在诗篇中拔高了平民的认知程度，使得很多平民感受到了社会上的现代化建设的风气，他们为生活在用美国现代价值观念铸造的生存空间而感到由衷的自信和自豪，并用自己蓬勃的精神与难以承受的苦难抗争。诗人为有的平民因生活的极度穷困而过早地去世感到震撼，并为这些被贵族阶层所唾弃的平民献上了自己的祝福之歌。大多数平民因此看到了自己的希望所在，并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憧憬，因此他们强烈地拥护美国现代民主制度的实施和运行。

诗人经常饱含深情地描写和赞美那些从事各种职业的健壮朴实的劳动者，认为他们作为人生智慧的拥有者、时代风气的宣扬者和新型社会的开拓者，在名人的指引下，幸福美满地过着自强自立、自尊自主的生活并憧憬着对外部世界的开拓。诗人正是企图以这种话语策略来抚慰并祛除平民的生存焦虑， 用一种精神的优势力量来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

三、惠特曼诗歌中的扩张性策略

惠特曼围绕主体性重建这一核心利益构建的强国策略，可以分为建构性和扩展性两类。 各种策略相辅相成，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 在完成对身份主体建构的基础上，如何扩展本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成为惠特曼的首要任务。围绕这一目标，惠特曼建构了神圣的美国精神和“他者化”等扩张策略。

策略一，渲染不断扩展的民族性格。 在诗人看来，麻木苟且的存活着的国民在不断的游走时才能去反思，去审视，品味现在，丈量和探求未来，唯有如此，方可获得勃勃生机。

在《草叶集》中，诗人赋予主人公不倦行走的意志和品格。 在《大路之歌》的开篇，惠特曼热情歌颂道:“从这时候开始我要命令自己摆脱羁绊和想象中的界线，去我愿意去的地方，完全而绝对地成为我自己的主人。 一切对于我都是没空的走啊！ 带着力量、自由、大地、暴风雨。 健康、勇敢、快乐、自尊、好奇、走啊！从一切的法规走出来！从你们的法规中，啊，你们这些盲目的没有灵魂的神父……。 ”［10］（P317）在《在美国到处旅行》《大路之歌》《有个天天向前走的孩子》《向印度航行》等诗篇中，我们不难得知，主人公在游走的过程中融入了诗人的深切体验，主人公在流浪中表示出对既定传统规范的厌恶和激烈的反叛，用路上所感受到的新的思想观念和生活养料丰富自己的情感和情操。主人公在游走中还不断扩展自己心理上的自由度和主体意识，无视路途中的狂风恶浪和奋力拼搏直达希望目标的坚强意志，昭示着只有在现实环境的不断磨砺下， 苟且退让、懒惰犹疑的因素才能被流浪中游走的能量所消灭，激励着主人公不断检验自我意识的存在，并以有限的存在去追求无限与永恒的生命意义。 在游走中，对身体的历练和精神的洗礼促进主人公加快建构合理的现代个体主体性的现代化步伐。主人公对美国版图的扩张意识得以进一步觉醒，并为自身所处的美国有丰富博大的资源而感到由衷的欣喜，深为自己是美国的一员而感到由衷的自豪，坚定呵护自己国家的扩展理念、为争取自我权利而斗争的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策略二，美国精神神圣化。惠特曼认为，美国对内要团结和依靠本国人民，建立内蕴民族尊严的自由的国度；对外要做其他国家的领袖，要把本国的精神拓展到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领域，共同打造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新世界。

在《百老汇大街上的一支壮丽的行列》中，惠特曼这样写道：“外观壮丽的曼哈顿呦！我的美利坚伙伴呦！ 毕竟，东方人向我们走来了。 //向我们，我的城市，这儿我们的大理石和钢铁的高髻美人们相对罗列着，只能在这当中的空间行走，今天我们地球对面的人来了。 //因为不仅仅那些使节或来自岛国的晒黑了的日本人，//还有灵巧而沉默的印度人也出现了，亚细亚出现了，那些过去了的，死了的，那充满奇迹和寓言的黑沉沉的日夜之交，那些包藏着的神秘，古老而无名的扰攘的人群，//那北方，酷热的南方，东部亚述，希伯来人，古代人，巨大而荒废了的城市，悄悄行进的现在，所有这些以及别的都在那壮观的行列之中。 //中国的达官，农夫，商人，机械工和渔民等，//伟大的诗人和英雄，武士，皇室贵胄等， 一切一切都成群地来了，//从四面八方，从阿尔泰山，一路拥挤，从西藏，从中国的蜿蜒潜力的四大河流，从南方各个半岛和次大陆的岛屿，从马来西亚，这些，以及它们所属的一切，都明显的来到我眼前，为我所攫有，同时我也被它们攫有。 ”［10］（P35）惠特曼强化了对自由价值理念的拥有，使得美国获得了精神上的优势，并迫不及待地和日本、印度、中国等古老的东方国家携手，以美国先进的文化理念为世界制定目标， 标榜要为世界人民的未来创造一个由美国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主导的世界大同般的王国。 在《从巴们诺克开始》《向世界致敬》等诗篇中， 诗人的美国主导别国的理念也可见一斑。 诗人构建出三个层次不同、性质各异的空间，开启了自我与他者、中心与外部的关系。

处于这个空间的中心和内核， 是理性理智的、科学发达的、具有鲜活的创造活力和独具特色的领袖魅力的美国。 惠特曼不仅对自然风光、田园情趣和乡土人生的眷念缠绵之意不绝如缕，他还打破了传统视角，对城市生活的丰富性、深刻性、多维性、复杂性有着独特到位的把握。 在诗歌《自己之歌》中， 诗人不无骄傲地炫耀了自己的城市人身份，并提到“我漫游了许多地方，爱好热闹的街道”，“我”在城市中也可以无拘无束地展现天性，也可以自由自在地体会喧嚣的城市气息，并愿意自己和城市融为一体。 在《曼哈顿塔》《摆过布鲁克林渡口》《船的城市》《狂欢的城市》《向世界致敬》等诗歌中，惠特曼从城市成员的体验出发对城市进行观察和描摹。惠特曼所着力描写的另外一个对象，就是被朝气蓬勃的城市所孕育的能量激发出来的人们的蓬勃激情。诗人竭力展现城市可以为人们提供各种便利的生活条件、发展机会和现代生活享受，人们的情绪得到了充分的宣泄，人的心智变得更加敏锐。《曼哈顿塔》一诗展示了一幅幅气势磅礴的被自然景观包围的城市景象，被潮水拥抱的现代城市造就出民众心灵萌动、朝气十足的跃动状态，个体的青春朝气和城市给予人们的诗意感受息息相关，他们不再寻找出世的归隐之途，而是提升适宜心灵发展、事业发达的城市生活的价值，美国民众也可以在城市生活中尽情袒露自己的灵魂，他们的生活和事业如日中天，对居所美国有很深的文化认同感。 城市所散发的青春蓬勃之气有时可以促使他们的生命处于向周边不停的扩张探索的状态，诗人遮蔽了城市自身发展的矛盾和悖论以及对乡村的蚕食，遮蔽了城市的人有时不是和平共处而是充满了冷漠麻木、隔膜疏远，遮蔽了城市中居民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发生严重的裂变并逐渐失去精神上的生态平衡，从而加剧了人性的扭曲和人们之间关系的异化。诗人尽情描写美国民众如何因为生活在有很强的经济、科技和思想优势的美国而感到惬意愉快，其间无不透露出一种强烈的文化认同感，以及对周边疆土的不断觊觎。

策略三，将黑人性格驯良化。 惠特曼对于黑人持有非常复杂的态度，认为黑人似乎是介于敌人和朋友之间的边缘人。 在惠特曼眼中，作为特殊的异乡人的黑人既有人性的邪恶因子，又有兽类的狡猾性；既有秩序的不稳固性，又有内心的脆弱性。惠特曼曾经对黑人发起的社会暴动感到担忧和焦虑，在《通信集》 中， 诗人曾这样写道：“华盛顿到处是黑人，黑人们从各地如潮涌来。 我真不敢肯定将来会怎样，但觉得北方现在就像人抽彩中了一头大象一样。 ”［11］（P49）诗人不断思索着怎样以美国为中心向周边地带探索、丈量，而庞大的非洲既可以充当美国的黑人劳动力市场，也可以为美国活动范围的扩大和空间的扩展做出贡献。 在《自己之歌》中，惠特曼表面上是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关注作为被侵犯者、被掠夺者、被排斥者、被打击者的奴隶的生存欲望、行为习惯、审美情感、主观欲望和精神创伤。 若仔细考察他的有关所谓同情非洲黑人的诗作，不难发现黑人经常被设计为孱弱无力的弱者形象，美国被父性化，用坚强的臂膀保护这些弱者。 惠特曼欲借此表明，若要解除黑人被折磨和被掠夺这些非人的惨况， 就要靠抒情主人公这样热情而不失刚毅、勤奋而不失真诚、朴素而不失大度的美国白人的保护和解救。惠特曼此类诗作中的所谓国际主义自由精神的勃兴，突出了美国的引导功能，强调其他国家要与充满活力、蓬勃发展的美国相连接，保持美国民众的民族精神的优越感。 在惠特曼看来，只有美国白人甚至殖民者的宽容仁厚， 才可能使得他们有发展自我的空间， 在世界格局中占有自己的一席藏身之所，或发展之地；而黑人奴隶对白人主子的感激涕零， 对白人的马首是瞻和誓死效忠是合情合理的。惠特曼通过这种空间的精心架构，使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不平等权力的支配关系被悄然合情化了。

策略四，将他国“他者化”。 惠特曼曾经表示他对中国、印度等东方文化很感兴趣。 中国的江河山岳、古庙皇宫、城市百姓、孔子名字都曾出现在他的诗歌中。 一般来说，西方国家的文学家凭着自己的主观臆测， 要么以鄙夷的笔调描写白人以外的民族， 其他国家只是符号化或者脸谱化的类型国家，缺乏真实具体的文化内涵；要么以东方主义态度把异族大加排斥。

惠特曼的诗歌也不例外，在他看来，以亚洲为代表的、缺乏活力的、停滞不前的外圈，需要加以启蒙、约束和规训才能摆脱愚昧麻木的精神状态。 在《向世界致敬》中，诗人写道：“我看见那土耳其人在吸鸦片，我看见基瓦和赫拉特市场上的那些别具风格的人群，你们这些用上颚发音的霍屯督人! 你们这些头发卷曲的游牧部落! 你们这些面目形同高深莫测、令人难忘的野兽一样的人类”［12］（P49）。 这样的划分，大体迎合了19 世纪文化传播主义的理论，此理论反应了世界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内层是理性、智慧、科学、有前途的；外层则是本能自发的，毫无理智的。外层是世界的边缘，具有创造力的思想、人员和商品是从内层向外层逐渐传播的。 ”［13］（P1403）惠特曼建构的正是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文化操控的三维空间，体现了殖民政治的谋划意识。如此一来，他作为殖民主义者所隐含着的攻克欲、权力欲和占有欲暴露无遗。

经过仔细考察，你就会发现美国繁荣的时间和惠特曼笔下的美国的繁荣时间迥然不同。诗人是在十九世纪中期美国社会危机重重的时候写成《草叶集》，为何诗人在这样道德严重失范的时间里，尽力展现神圣精神的美国人带领他国共同建设世界呢？综观美国历史不难得知， 这个似乎是时间上的错位， 却暴露了诗人的自我个体的想象和政治谋略。诗歌中的美国空间构建已经设计完毕，是让美国发挥带领作用和展示其现代主导国家威力的时候了。诗歌展示了美国如何通过对亚洲人的训导而完成美国在海外扩张的“天职”，又是如何巩固了其所形塑的现代主体。 由此可见，惠特曼正是以殖民主义的空间划分为突破口，来实现其诗学精神和殖民政治的统一的。

四、结语

学界普遍认为，浪漫主义诗人通常藐视并强烈抵制社会既定的礼法规范，强调以个人情感的释放和个性自由的弘扬作为衡量社会是否具有现代文明价值的标准。 威尔·杜兰对浪漫主义运动曾做过精辟的论述：“浪漫运动是何意？ 感觉对理性之反叛；本能对理智之反叛；情感对判断之反叛；个人对社会之反叛；想象对真实之反叛；传奇对历史之反叛；宗教对科学之反叛；神秘主义对仪式之反叛；诗与诗的散文对散文与散文的诗之反叛；新歌德对新古典艺术之反叛；女性对男性之反叛；浪漫的爱情对实利的婚姻之反叛；自然与自然物对文明与技巧之反叛；情绪表达对习俗限制之反叛；个人自由对社会秩序之反叛；个人对抗国家――简言之，19 世纪对18 世纪之反叛，或更精确地说，乃是1760 至1859 年对1648 至1760 年之反叛。 ”［12］（P49）

综上论述可知，惠特曼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浪漫主义者，他虽然没有书写系统的建设现代美国民族主义国家的话语，但是从他的诗歌及其所折射的诗学精神中， 我们还是能够梳理出他的思想体系的。他是以创造自我为中心，发展出一套现代身份主体的建构性策略。 首先是思辨色彩的浓度增加，这是由所谓的民主自由为基础所推演的政治观，由此进而拓展海外发展空间。 诗人在其诗歌创作中，充分利用了哲学、文学、历史、政治话语等各种合力，并附着了强烈的情绪化色彩，因此具备了更强的说服力；第二，惠特曼把作品定位为美国文艺复兴的思想高度和精神高度，拔高美国时代精神和人们的生命状态，完成那个特定时代人们对未来黄金时代憧憬的对接，因而具备了极强的吸引力；第三，诗人盛赞伟人们为本国建设而苦心经营和艰苦奋斗的丰功伟绩，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对弱小民族的侵略历史和淡化了殖民色彩， 因此富有极大的思想鼓动性；第四， 惠特曼在现代主体哲学上有了独特的发现，他所创建出的一座以美国现代人格为主体性的大厦， 为美国生存空间的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五，诗人对美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有敏锐的洞察和独特的把握度。其诗歌精神是以美国为世界格局的主导，自诩美国有支配资源、组织生产、引领他者的知识、权力和资本，并时常为美国版图扩大沉思着、探寻着、探测着，不惜一切代价来发展美国民众的主体性。诗人在诗歌中有时把别的国家的一切自然风景和人文景观都化为对美国可资利用的潜在资源，意欲建构世界的殖民空间和精英主义的秩序格局。某种程度上来说，惠特曼的诗歌是诗人为美国版图扩张而悉心设计的产物，起到了帝国主义为实现殖民扩张而进行文化谋略的政治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