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殿玉

（中共韶关市委党校，广东 韶关 512026）

《淮南子》 是汉初集合诸子百家思想形成的独具时代魅力的一部著作。 关于《淮南子》的研究中，针对《淮南子》思想的学派性质和《淮南子》与先秦两汉诸子历史渊源的研究一直受到较多关注，但对《淮南子》中先秦学派划分的研究却不多。《淮南子》作为汉初思想的一次大集结，其作者本就来自不同的学术流派，其关于先秦诸子学派的划分有着自身的特色，对其研究可以更好地分析《淮南子》思想的学派性质以及其对待先秦诸子的态度，为今天的先秦诸子研究提供一些新思路。

一、战国时期的先秦诸子学派划分

先秦诸子学派的划分， 在战国时期已经开启。战国中晚期，天下统一趋势越来越明显，思想领域的统一也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同学者从自身角度对先秦诸子思想进行了初步总结。 《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韩非子》“显学”篇等对先秦诸子学派进行了初步划分，开启了先秦诸子学派划分的先河。 《淮南子》中关于先秦学派的划分，是对战国时期诸子学派划分的继承与发展。《淮南子》作为汉初的一部集成之作，同样十分关注现实的统治秩序，希望为当时的统治构建一整套思想体系。

《庄子》在“天下”篇中，首先提出了天下学术分裂的问题，认为天下学术“原于一”，“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1］(P1065)。同时分析了天下学术分裂的原因，“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1］(P1069)。 在论述天下学术由“原于一”到“天下裂”之后，对当时的学术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分类评论，主要分为墨翟、禽滑厘，宋妍、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惠施等六类。 《庄子·天下》是关于先秦学派划分的最早著作，所作的划分虽为一家之言， 但提出的天下学术由“原于一”到“天下裂”的发展演变过程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庄子·天下》论述了学术的发展过程，呈现了“道术将为天下裂”的现状。《荀子》的“非十二子”篇则主要论述了道术的分裂给当时的社会所带来的思想混乱，其追求“齐言行、一统类”。 《荀子》的“非十二子”篇，首先指出了道术分裂所产生的弊端，道术分裂，百家各执己说，导致天下人不知是非治乱，“假今之世，饰邪说，交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2］(P89)。“非十二子”篇主要批判了它嚣，魏牟，陈仲、史鰌，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等十二人，分为六大类。通过批判十二子，荀子提出了自己的学术主张，“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2］(P97)。 《荀子·非十二子》所针对的问题是现实世界的思想混乱， 希望通过“息十二子之说”，达到“齐言行、一统类”的目的，有着极强的现实主义色彩。

《韩非子》的“显学”篇，从儒墨两家入手，提出了判定学术价值的标准问题，“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3］(P457)“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儒墨中的不同流派都自称代表了儒和墨，然世人却无法抉择，实则是一种混乱。由此而上升为不同学派之间的选择问题，“自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争，而人主俱听之，故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 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3］(P458)。《韩非子》认为人主听取两种不同的意见，会导致言行的混乱，不利于现实社会的治理，故提出“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

《庄子·天下》提出学术的发展过程是由“原于一”到“天下裂”；《荀子·非十二子》提出学术混乱的后果，“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故要“息十二子之说”；《韩非子·显学》则提出了“谁使定世之学乎”的学术标准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实则是思想的统一问题，将现实的社会治理作为目的趋势愈来愈强。以上三篇关于先秦诸子学派的划分，一方面“对于先秦诸子百家之学的总结有着鲜明的现实性，‘救时’、 经世是它们的共同思想特点”［4］(P22)，它们都关注现实问题，希望为现实世界构建合理的思想体系； 另一方面“它们从儒、道、法各自的立场出发对先秦诸子百家之学所作的总结具有鲜明的学派性”［4］(P22)， 从自身的学术立场出发，抑人扬己，具有鲜明的学派立场，故包容性不足。

秦统一天下之后，实现了“别黑白而定一尊”［5］(P255)，以法家思想为官方思想， 首次实现了思想的统一。秦以法家思想而得天下，但二世而亡，实则说明了仅靠法家思想不可能治理好天下。汉初以黄老道家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主导思想，但多种学术思潮已然产生，儒家思想冲击着黄老思想的主导地位。《淮南子》作为汉初的集成之作，延续了战国时期学派划分的问题， 希望为现实社会提供统一的思想，但却又有着自己的特色——《淮南子》 关于先秦诸子学派的划分以道家思想为主导，同时因作者来源的多元，关于先秦学派的划分极具包容性。

二、《淮南子》关于先秦诸子学派的划分

《淮南子》 关于先秦诸子学派的划分主要集中在“要略”篇中，但在其他篇中仍大量论述先秦诸子学派。 “要略”篇作为全书的序和提要，有着明显的道家色彩，兼容性略显不足。徐复观曾提出“研究此书的人，若专依赖《要略》作探索的导引，依然会堕入迷魂阵中，不易确切地把握到什么”［6］(P117)。所以在探析《淮南子》关于先秦诸子学派的论述时，不能仅仅局限于“要略”篇，而要从《淮南子》全书入手。

“要略”作为全书的序，明确提出了作书目的在于现实的社会治理。提出“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7］(P700)，故充分的吸收各种思想，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虽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观终始矣”［7］(P700)。“要略”篇主要论述了各家学派产生的时代形势，总结了太公之谋、儒者之学、墨家主张、《管子》之书、晏子之谏、纵横修短、刑名之书、商鞅之法等。“要略”篇提出太公之谋产生的条件为周文王“以卑弱制强暴，以为天下去残除贼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谋生焉”［7］(P708)；从历史背景出发，将儒家产生的原因总结为“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7］(P709)；论述墨家，则从儒墨关系入手，“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行夏政”［7］(P709)；《管子》之书产生的原因为“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7］(P710)；晏子之谏则是为了应对“齐景公内好声色，外好狗马，猎射亡归，好色无辨”［7］(P710)；纵横修短产生的时代背景为“晚世之时，六国诸侯……力征争权”［7］(P711)；刑名之书和商鞅之法则是韩秦为了应对现实的困境所采取的具体治理之术。 故《淮南子》论先秦诸子学派，从不同学派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出发，论述了不同学派产生的时代条件及所面临的问题，强调不同学派产生的时代性。

《淮南子》提出了不同学派因时而产生的特性，实则是为了强调自己学术的永恒性，显现出了道家学说在《淮南子》一书中的主导性。 “要略”在对诸子学说进行论述之后， 极尽褒赞了刘氏之书的完美：

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风，以储与扈冶。玄眇之中，精摇靡览，弃其畛挈，斟其淑静，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之物， 而不与世推移也。 故置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7］(P711)。

“要略”的作者认为《淮南子》的内容来源广，又能根据事理或具体的形势而采取具体的方法，同时探寻道德的根源，符合三王的风气，达到道的最佳状态。 其认为《淮南子》相对于先秦诸子学派，一方面避免了片面性，达到了“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之物”；另一方面则避免了时代性，达到永恒性——“而不与世推移也”， 这实则反映了“要略”篇为道家所主导。 同时“要略”篇作为《淮南子》的序，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现了道家学说在《淮南子》中的地位。

我们在研究《淮南子》中先秦诸子学派时，不能仅限于“要略”，通览全书方能发现其包容性。《淮南子》作为一本集成之作，虽以道家思想为主导，却借鉴吸收了各家的思想，在高诱注的叙目中就对此有所论述，“于是遂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然其大较归之於道”［7］(P2)。在汉初，因为秦朝的灭亡，诸子之学又出现了逐渐复兴的趋势，但主要以儒、道、法为主，原因则在于此三家思想的实用性，“诸子百家虽然纷纷扬扬，但真正具有足够实力影响一朝一代之政局，或者构成一时政局之纲领的也就只有儒道法三家”［8］(P382)。《史记》 从时间发展的维度对此进行论述，“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5］(P3319)。 但因秦王朝因素，法家思想则逐渐隐于儒道之中。有学者曾指出，“汉初群臣好黄老，究其实乃好有法术刑名之实，而无申韩之名的东西”［9］(P26)。所以“在《淮南子》成书前，学术发展的势态表现为从先秦的百家争鸣进到汉初的道儒两家争胜，其他各家积极向二者靠拢”［10］(P155)。 故在《淮南子》中，一方面以道家思想为主导对各家思想进行批判（以儒墨为主）；另一方面又大量借鉴儒、法等各家思想，这与战国时期的先秦诸子学派划分相比，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

《淮南子》以道家立场对百家之学进行了批判，认为只有合于道才是完美的。《俶真》从作用方面对百家之学进行了批评，“百家异说，各有所出，若夫墨、杨、申、商之于治道，犹盖之无一橑，而轮之无一辐，有之可以备数，无之未有害於用也；己自以为独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7］(P55)，认为诸子百家学说不同，但都有产生的原因，像墨翟、杨朱、申不害、商鞅等人关于治国的理论，有一定的作用，但没有了也不会影响使用。如果自以为离开自己的学说就不行，那就是不理解天地万物的规律。 《俶真》有着极强的道家立场， 认为百家学说虽有一定用处，但“其与道相去亦远矣”［7］(P56)。 《齐俗》则认为百家学说虽然旨趣不同，但都合于道，“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体也”［7］(P363)。

《淮南子》在书中批判了各家学说，但因时代原因，对儒家的批判较多。因为《淮南子》对儒、墨关系的认知为“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7］(P709)，故在批评儒家时，多儒、墨并举。《淮南子》对儒家的批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首先，认为儒、墨思想不合于道。《俶真》中提出了儒、墨产生的原因“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於是博学以疑圣，华诬以胁众，弦歌鼓舞，缘饰《诗》、《书》，以买名誉于天下”［7］(P66)，受他们的影响，导致了“百姓曼衍於淫荒之陂， 而失其大宗之本”［7］(P67)。 对于这种现象，《俶真》认为在于儒、墨不合于道，“孔、墨之弟子，皆以仁义之术教导於世，然而不免於儡。身犹不能行也，又况所教乎？ 是何则？ 其道外也”［7］(P71)。 其次，认为儒、墨思想迫性拂情。《齐俗》中提出“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终始，而务以行相反之制”［7］(P356)。 《精神》 中则具体论证了这种行为的后果，“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乐而闭其所乐，是犹决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夫颜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学也。然颜渊夭死，季路菹于卫，子夏失明，冉伯牛为厉”［7］(P241)，而原因在于“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7］(P241)。最后，认为儒墨思想不合于世。《人间》中认为仁义是人们所仰慕推崇的，若不合时宜而去行仁义，则会受害。“仁者，百姓之所慕也；义者，众庶之所高也。……知仁义而不知世变者也。……徐偃王为义而灭，燕子哙行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削，代君为墨而残。 灭亡削残，暴乱之所致也，而四君独以仁义儒墨而亡者，遭时之务异也。非仁义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则为之擒矣”［7］(P620)。

《淮南子》虽在一些篇目中对儒家进行了批判，但在另一些篇目中，则大力褒赞孔子以及仁义思想。《淮南子》对孔子的认识能力非常推崇，赞扬“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远，通于论者也”［7］(P347)，认为孔子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推测未发生的事情，“见者可以论未发也，而观小节可以知大体矣”［7］(P453)，“纣为象箸而箕子叽，鲁以偶人葬而孔子叹，见所始则知所终……圣人见其所生， 则知其所归矣”［7］(P339)等。 《淮南子》 赞扬孔子的治理能力，“孔子为鲁司寇，道不拾遗， 市买不豫贾，田渔皆让长，而斑白不戴负，非法之所能致也”［7］(P669)，认为孔子治理鲁国的成果不是法令所能促成的。《淮南子》对孔子的个人品行也是十分推崇的，“故三后之后， 无不王者，有阴德也。 周室衰，礼义废，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导于世。 其后嗣至今不绝者，有隐行也”［7］(P596)，认为孔子像三位君王一样，积有阴德，故继嗣绵延不绝。同时《淮南子》褒赞儒家的仁义思想，认为治理社会的根本是仁义，而非法度，“治之所以为本者，仁义也；所以为末者，法度也”［7］(P691)。故《淮南子》中对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和仁义思想都极为赞扬，有着明显的儒家立场。

《淮南子》关于先秦诸子学派的划分，延续了战国时期学派划分的特色， 注重现实社会的治理，提出“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7］(P427)，关于诸子学派的划分，论述了不同学派产生所面临的形势，因道家立场，故对其他学派进行了批判，但因作为集成之作及作者来源的多元性，所以仍大量的借鉴吸收不同学派的思想，具有包容性。

三、《淮南子》关于先秦诸子学派划分的意义

从学术史角度看，战国时期关于先秦诸子学派的划分，多因人而论，扬己抑人，并不能准确的探析不同学派产生的原因。我们今天关于先秦诸子学派的认知大多受《史记·太史公序》的影响，其明确提出了以“家”来概括不同学派，同时对不同学派的宗旨进行了概括，有利于后人对先秦学术的认知。 但《史记·太史公序》有着明显的道家立场，且为一人所作，成一家之言，并不能客观的反映先秦诸子学派的本来面貌。《淮南子》延续了战国时期因人而论的特点，没有明确的学派划分，对不同学派的宗旨也未进行准确定义，所以有学者指出“仍然没有表现出明确学派意识，没有给后人划定一个先秦学术的基本图景”［11］，故以往在学术史的论述中对《淮南子》的评价不高。 但《淮南子》对不同学派产生的社会形势进行了论述，“诸家之学，《汉志》 谓皆出王官；《淮南要略》则以为起于救时之弊，盖一言其因，一言其缘也”［12］，故《淮南子》在关于先秦诸子学派的研究中具有着独特的地位。

《淮南子》在学术史上的价值，也随着《淮南子》研究的深入而逐渐被人们所接受，《淮南子》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淮南子》 在哲学史学史上也有贡献。 《荀子》书中的《非十二子》、《解蔽》，《庄子·天下》，《吕氏春秋·不二》，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和《淮南子》书中的《要略》，都对先秦的文化史作了评述，评论的角度和范围各有不同，都有很高的史料和理论价值”［10］(P281)。 《淮南子》虽没有明显的学派意识，也没有概括出不同学派的宗旨，但对于先秦诸子产生原因的论述，是其他学派划分方式忽视外在社会形势变化的补救，“自庄、 荀以下评骘诸子，皆比较其异同得失，独《淮南》则尚论诸家学说发生之所由来， 大指谓皆起于时势之需求而救其偏弊，其言盖含有相当之真理”［13］(P2)。 另一方面，《淮南子》的作者本就来自于不同的学派， 兼顾了各家思想，同时其成书于儒术独尊以前， 具有更多的学术自由，更能反映先秦诸子学派思想的本来面貌。

《淮南子》相对于战国时期的学派划分以及《史记·太史公序》，其一方面论述了先秦诸子学派产生的社会形势， 更有利于探寻不同学派产生的原因；另一方面，其作者本就来自于不同的学派，减少了扬己抑人的成分，更具包容性，能够更清晰的反映不同学派的特色。 故《淮南子》中关于先秦诸子学派的划分， 对于今天的先秦诸子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