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旭

在《淮南子》学史上，韩国和日本一样，是亚洲地区中国之外最重要、也最具代表性的国家。整体而言，韩国学界的《淮南子》研究要逊色于日本，其产生的具有国际影响的学者及论著较少，但韩国学者对《淮南子》思想文化内涵的学术认识深度值得肯定，在很大程度上，或可称之为“异国知音”。

从事《淮南子》研究的韩国学者主要有两类：一是在中国攻读博士学位或在中国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者，二是在韩国进行研究与发表成果者。其中前一类研究者更易于为中国学界所了解。

以《〈淮南子〉与汉初庄学》为博士论文选题的有北京大学的朴胜显。他在上世纪90年代较早地注意到淮南王刘安与《淮南子》在中国庄学史上的特殊价值及意义，并结合先秦时期、魏晋时期的庄学发展进行比较研究。朴胜显的博士论文深化了《庄子》、《淮南子》两书内在关联性的学术认识。

在中国学术期刊上发表《淮南子》研究论文者有朴文铉、闵惠兰、金容燮、李成九等人。朴文铉在《〈淮南子〉与墨子的政治思想》中，关注到先秦墨家政治学说对《淮南子》的历史影响，初步探讨了二者之间存在的深刻复杂的思想渊源关系。闵惠兰在《〈淮南子〉与楚乐舞》中，结合《淮南子》中有关乐舞艺术的内容，发掘阐述了作为楚文化重要载体的《淮南子》与楚乐舞之间可能存在的历史关联。金容燮在《〈淮南子〉思想的基本逻辑》中，从思想整体出发着重剖析了《淮南子》一书的内在逻辑、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并对其理论特征有着深入揭示。李成九通过比较、分析秦始皇刻石与《淮南子》中的泰山记事，探讨了秦汉时期“泰山观”的流变发展，认为秦始皇刻石与《淮南子》的“泰山观”存在着明显差异，但《淮南子》将泰山视为九州的中心则受到秦始皇泰山封禅神话的影响。以上四位韩国学者的研究视角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涉及《淮南子》与先秦诸子思想、《淮南子》乐舞艺术思想、《淮南子》理论体系及特征、《淮南子》“泰山观”等多方面的内容，均体现出一定的学术深度，从中也可看出韩国学者对中国学界《淮南子》研究情况的熟稔把握。

值得着重指出的是，金容燮对《淮南子》理论体系的学术探讨，切合实际，把握准确，见识精当。他认为：“《淮南子》吸收道家、儒家、法家的思想是根据自己的主体意识有批判、有选择地进行了综合和吸收。即，它对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去粗取精、协调综合，强化了自身逻辑的一致性”，“《淮南子》吸收、综合诸子哲学的理论根据是‘道事观以及相应的‘历史观，这种综合叫做‘依据道事观进行的批判性的综合”，由此“证明《淮南子》具有一贯的思想视野、统一的思想立场和严密的哲学逻辑体系”。金容燮的看法切中了《淮南子》理论体系的肯綮，并非随人脚踵之言，体现出深刻的学术洞察力，别具只眼，不落窠臼。

安宗洙、尹智媛、朴文贤、郑英熙、郑宇真等人，在韩国国内从事《淮南子》研究，并分别在相关的韩国学术期刊或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成果。安宗洙具体讨论了《淮南子》“自然观”的丰富蕴涵；尹智媛对《淮南子》的“君臣观”“人学思想”及《淮南子》与道家的思想关系有着专题研讨；朴文贤论述了《淮南子》对道家无为思想的历史认同和继承；郑英熙探讨了《淮南子》的自然生态思想，并对其人格教育价值有所阐发；郑宇真围绕道家虚静思想、政治秩序思想，分别论析了《淮南子》的道家人性论、治国论。此外，还有韩国学者对《淮南子》与《庄子》的宇宙论、《淮南子》中的儒家思想等议题有所研究。

和专题研究《淮南子》有所不同的是，一些韩国学者在相关论著中对《淮南子》一书有较为重要的涉及，如：许南春对韩国、中国、日本的巨人女性神话的比较研究，便重点考察了《淮南子·览冥》所记载的女娲神话，将其纳入东亚地区创世神话的分析行列里对待；徐大錫考察东亚英雄神话同样重视了《淮南子》的史料价值；河永三以甲骨文的“贞”和金文的“真”字作为基础，剖析了中国早期对真理概念的认识演变，进而证明“贞”“真”为同源字，在其研究中也使用了《淮南子》中的《真》、《本经》及东汉高诱注的文献史料；南相淑对韩国律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进行述论时，介绍了韩国学者有关《淮南子》乐律学研究的成果；方善柱研讨“昆仑天山”与“太阳神‘舜”的过程里密切关注到了《淮南子·地形》中的“昆仑山”史料；崔德卿在发掘阐述秦汉时代山林树泽的保护与时令思想蕴涵的过程中，多次提及《淮南子》“四时之禁”“禁伐树木”的生态理念；崔晚洵、崔仙任围绕名医许浚所著韩国最具代表性的医学典籍《东医宝鉴》来讨论朝鲜养生观之成立问题时，提及许浚对《淮南子》一书的重视与引用。以上这些韩国学者虽非专治《淮南子》者，其所著亦非专论《淮南子》之作，但从他们的相关成果中却可发现开展《淮南子》研究的新线索、新空间，以及深入比较研讨中、韩两国《淮南子学》发展的特点。

总体而论，《淮南子》一书在韩国学界受到重视，已积累了一些具有深度的学术成果，值得中国学界了解与借鉴。但就目前情况来说，中、韩两国学界关于《淮南子》研究的跨国性交流、互动及合作仍然十分有限，尚处于“各自为战”的学术状态，这很不利于两国学者对相互研究成果的及时介绍和充分利用（相比较而言，韩国学者对中国学界《淮南子》研究成果的了解与把握要远胜于中国对韩国学界的认识深度，并且韩国学者的国际性视野在一定程度上也优于中国学者）。尤需着重指出的是，有关韩国学界《淮南子》学史的梳理与研究，长期以来也未能得到两国学者应有的重视，专题性、系统性成果仍付之阙如。推动中、韩学界在《淮南子》学研究领域展开更为密切的学术交流，互补共进，是绝代奇书、旷代道典《淮南子》在21世纪走向世界性发展的迫切需求和重要表现，亟待两国学者从现实出发，把握时机，积极促进，有所作为！

（作者：安徽省淮南市安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邮编232001）